摘要:《耶路撒冷》和《北上》是70后作家徐则臣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两部作品故事发生的背景均为江苏淮安的运河沿岸,“运河”意象在徐则臣笔下有着多重的象征内涵和文化意蕴:作为路的运河,联通着历史与当下,勾连古今人事,承载着无数乡民“到世界去”的朴素愿景;作为指南针的运河,不仅指示着世界的方向,更标示出一种“向世界”的精神力量;作为镜子的运河,映照着个人的内心波澜,展现着时代的风云变幻,承接历史,面向当下,迎接未来;作为文化密码的运河,哺育着两岸庞大的乡土中国,也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运河”;象征;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上》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9-0121-04
21世纪是缺乏文学主潮的时代,因而批评家们基于战略性的考量,以代际来作为划分作家和作品的依托,类似“70后作家”这样的名称便应运而生,徐则臣就是这个群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这位70后作家的两个写作地标,一是成长故乡花街,二是奋斗漂泊的异地北京。在花街和北京的对位中,徐则臣反复确认了其写作的当下性和现实关怀,他也因“花街系列”“京漂系列”成为高产作家的代言人。他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王城如海》为我们展现了当今时代北京“都市边缘人”的生存困境,而2018年最新发表的长篇小说《北上》则延续了其“花街系列”的创作题材,和该系列中另一部作品《耶路撒冷》共同构成其小说的高峰。正如作者在书的封面上写的那样,《耶路撒冷》所描绘的是70后的成长史,一代人的心灵史;而《北上》则着眼于一条河流及其背后所挖掘的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两部小说发生背景均为江苏省淮安市京杭运河及沿岸的花街,因此“运河”意象便成为所有人事的亲历和见证,也蕴含着更为多样的内涵。
在《耶路撒冷》的开篇,运河就作为水路成为主人公初平阳判断火车停车位置的依据。在火车的窗户前,他“看见一条河贴着铁路向前流……在河流与铁路中间,生长了一丛丛芦苇”,在车厢里乘客们惊恐的注视下,他跳窗而逃,大喊“我回家啦”,这是熟谙运河水系带给他的自信心和归属感。除此之外,“运河”意象在小说中仿佛一条线,将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几十年来来去去的人生经历串联起来。初平阳、易长安、杨杰、秦福小等一系列的人物,都在这运河边出生、成长,运河不断流淌,默默见证了他们匆匆的背影和复杂的心境。因此在徐则臣笔下,运河绝不仅仅是作为水路运输的途径而存在,更有着深层的象征意蕴值得思考与探究。
而在最新出版的《北上》中,运河便成为整部小说人物和情节的承载。这部小说以京杭大运河的流动变迁为经,以几代人的命运纠葛为纬,在中西两种文化纵横百年的历史轨迹中,串联起一幅视野宏大、细节丰沛的运河图卷。在徐则臣的书写中,一条河代表着历史,象征着过往,只有它活起来,一段历史才有了溯流而上的可能。作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它同时将两条线索展开布局,将1900年运河上发生的故事和如今后代重新相遇的情节巧妙融合,使其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意味。作者在小说中所定位的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的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它更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它甚至就意味着你的一辈子”。由此可以看出,《耶路撒冷》和《北上》中,“运河”意象都有着更为多重的象征内涵。
一、作为路的运河
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北上》,运河首先是作为道路而存在的,徐则臣没有否定运河这一最基本的功能。在《北上》中,小波罗、谢平遥一行人是通过运河一路溯流北上,故事在大水汤汤中才逐一展开;而在《耶路撒冷》中,主人公初平阳也是通过运河辨认出火车停靠的位置和故乡的方向,运河可以到达铁路延伸不到的地方。在作者笔下,作为路的运河,一端连着故乡,一端连着远方;一端连着当下,一端连着过往。
《耶路撒冷》中的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初平阳、伪证制造者易长安、成功水晶商人杨杰、电梯工匠秦福小……每一位出走之人,都是从运河上离开,从运河的一端驶向远方的另一个终点,然后再从这条河上逐一归来,回到故乡花街。这部作品核心表述的问题与理念是“到世界去”,傻子铜钱尚有这样的冲动,虽然他所谓的世界只是“远的几年不回一趟家的地方”,但我们应当承认:这个观念与希冀成为运河沿岸乡土中国百姓最为重要的追求,而运河就成为他们通向世界的必经之路。运河从温婉的江南水乡一路流向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一座多少人一生都未曾到达甚至不敢妄想的城市。他们想象北京的方式,只能通过仅有的媒体广播和回乡者的叙述,因而作为路的运河是他们的命与守护。在徐则臣的笔下,花街的百姓面对去过北京的人是尊崇的,是敬畏的,米店老板孟弯弯老婆尖声一句“呀,北京人儿回来了”蕴含多么复杂的情绪。从江南运河一路到达北京通惠河,一段又一段运河作为水路,寄寓着水乡人“到世界去”的无限期许。同样,对于那些已经在北京扎根的“初平阳们”而言,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可以确认的空间,北京已然成为他们生活的当下世界,故乡则成为他们在面临生存困窘与精神困境时获得抚慰的地方。无论是底层青年谱系中的都市边緣人,还是可以掌控并支配一定社会资源的事业有成之人,都或多或少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创伤,运河就成为他们的回乡之路,也是使其心安的依凭。
除此之外,作为路的运河还是历史的记录者,因为一条运河,从历史走来,向未来奔去,永不停息。在徐则臣的描摹中,首先,运河是国家政治新闻传播的渠道和通路。《北上》中无论是义和团的轰轰烈烈,还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的消息,亦或是废除漕运的通知,都好似运河之水一般从京城奔涌向南方,每一次帝都的动静,都通过运河传到一路溯流北上的游船之上,再看运河沿岸也就随之风云际幻。其次,作者将运河视作一个时代历史发展趋势的见证人。在邵星池和父亲邵秉义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船夫也不得不承认,如今的漕运如大厦将倾,颓败之势不可逆转,“跟他第一次看见船、跟他第一次跟父亲跑船、跟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成为船老大时比……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确是越发地稀薄了”。邵星池也不是没有为船运事业而努力奋斗过,只不过“生意越来越小,货物也越来越低端,利润越来越小”,失败也就成为了注定的宿命,运河就成为这时代趋势的见证者。在船停靠在高邮镇后,船老大坚决返航,作者点明原因:船夫们“一辈子就挣一条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一辈子就什么都没了”。这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当时义和团发展态势的迅猛,小波罗成为威胁,时代的声响都被运河容纳。
综上所述,“时间性”就很明显成为《北上》的基本组构方式,从1900年到2014年,这114年既是大运河从“停漕运”到“申遗”成功的历史,更是一部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的转型史,而这种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价值时间”的转型,即从古典的东方价值时间向现代的西方价值时间的转型。因而我们认为,关于运河的叙事实际上是关于时间的叙事,是关于现代性展开和生成的叙事。
以上就是“运河”意象的第一重内涵——路。作为路的运河,联通着历史与当下,勾连古今人事,承载着无数乡民“到世界去”的朴素愿景。
二、作为指南针的运河
在徐则臣的小说叙述中,运河绝不仅仅只扮演着上下千百公里水路的角色,它更是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引你走向更广大的远方。这奔腾不息的运河水在作者笔下充溢着一种更为内在和深切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年轻人的敢闯敢拼、勇往直前和不安于现状。
《耶路撒冷》开篇不久便呈现出第一对矛盾:小何要去新建的御码头风光带工作,成为一名正式船工,他不甘于岸边的清贫孤苦,因而坚决迈出老何为他安排的圈子。与此相对立,老何在守旧思想的主导下,对于“扮清朝人,穿死人的衣服”坚决不能接受,他认为自己“这辈子做自己还没做出个味儿来”,更别提演别人。徐则臣对小何的闯荡精神是给予肯定的,他认为这是运河将年轻人的目光指向世界的展现。无独有偶,初平阳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师范大学教书,稳定的工作及与生活令人羡慕。如果他按部就班,人生便会如此安逸。但是故土的运河为他指示着机遇与挑战,哺育了他的坚定和毅力,他毅然辞去工作,而到北京大学为考取社会学博士而做准备。这是对自我舒适区的否定、对世界的质疑,是时刻与自己和世界的较劲,是不肯妥协、不肯服输的精神。然而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他的女友在父母的胁迫下选择了放弃,他自己的信念也因时间的推移和迟来的结果而产生了动摇,他选择了归乡。
作者在这里暗含着这样的问题与思考:对于身心双重漂泊者而言,哪里是可依赖的精神皈依?小说为我们展示出了答案——自己的故乡,纵使“此心安处是吾乡”,但倘使用心观照记忆深处的来路,便可发现故乡才是自己真正的身心家园。正如初平阳的选择,回乡不是退缩,而是为了更好的重新开始。不断否定自己、质疑自己,却又一次次披荆斩棘地重新上路,徐则臣总能通过这样的方法赋予人物以独特的张力,而人物性格的形成无一不和运河息息相关,正如该书的封面所言“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作为指南针的运河承载着作者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
相比之下,《北上》则呈现不同的风貌,运河指示下的小波罗、谢平遥等人少了一份纠结和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不问前程和不畏险恶。这种逆流而上的精神是谢平遥在明知漕运现状后仍热情似火地赶赴就任,就算“大清朝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干点实事,也绝不是漕运总督府”,依然无所畏惧,一身热血前去报到;这种逆流而上的精神也是谢望和坚定不移地将《大河潭》纪录片制作出来,是他日复一日对孙宴临的寻觅。徐则臣在作品中将这种精神塑造的异常坚决和确凿,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和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河指示着世界的方向,他们在运河中更坚定地向世界进发。
综上所述,作为指南针的运河,不仅指示着世界的方向,更标示出一种“向世界”的精神力量。
三、作为镜子的运河
在前文中已经探讨过,当运河包含着“路”和“指南针”这两种象征性内涵或者作为这两种角色时,“运河”意象便构筑了“到世界去”的话题。它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也培育了他们的勇敢和毅力。然而,当我们再一次细读文本时会发现,“到世界去”并不完全等同于“到远方去”,不是简单地意味着“离开故乡”,因为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始终只是作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当下世界的远景中存在,“去耶路撒冷”一直都只停留在主人公初平阳的计划之中,到结尾也没有踏上这条路,相反,他和所有的伙伴都守在故乡花街。那真正的“到世界去”背后又有怎样的内涵便是很值得深思的内容。其实在作品中,读者可以很明显地感知到,徐则臣是将运河作为镜子来叙述的。在《耶路撒冷》中,运河映照着7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史和心灵史,影射着初平阳与伙伴们的信仰与救赎;而在《北上》中,运河则映照着更宏大、更广阔的不同文明形态里的人,呈现着他们相对立而又统一的行为,却又不仅仅是呈现,而是定格和放大。作为镜子的运河是历史、是文化,是充满了生命性和主观性的活体。
作为镜子的运河,首先映照出的是人的命运和宿命。《耶路撒冷》中所有人物的悲欢离合都和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初平阳的归家要通过运河的标志,这是唯一依据;秦福小之所以不惜一切买下大和堂,是因为那里的二层推开窗便可以看到运河,天赐和天送都对运河喜爱又痴狂;易培卿坚决不搬家,不是为了索取更高额的赔偿费,而是为了还这运河一片真诚清净,从而以一己之力抗争为了一个莫须有的妓女建立纪念馆的无理之举。由此可见,运河沿岸百姓的行为和抉择都和运河息息相关,运河映照出来的,是他们的当下和未来。谈到运河对于人的命运的反映和观照,无论是小说中那个从未出现过却又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景天赐,还是秦福小在孤儿院遇到的那个和天赐出奇相似的天送,他们的命运似乎是冥冥之中有所注定,怎样摆脱最终都无法和运河相剥离。天赐从一个机灵聪明的孩子,因为一道巨大无比的闪电的攻击,变为伤人伤己的恶魔,这是运河所见证的宿命;秦福小在孤儿院里陪杨杰夫妇选看领养的孩子,作者在作品中特意安排了一个和天赐长相极其相似的天送出场,难道这不是命运的安排吗?作者有意识地将所有人的命运都和运河联系在一起,通过运河或平静如镜,或汹涌澎湃的水面将沿岸花街百姓的思想、行动和人生都一一影射出来,真可谓是匠心独运。
除此之外,运河更能映照出的是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而这种历程在《耶路撒冷》中则表现为自我救赎的成长之路。翻开小说的目录,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作品是以景天赐为核心的一个前后对称的叙述模式。景天赐是秦福小的弟弟,是初平阳、易长安、杨杰童年共同的玩伴,他在十二岁的夜晚割腕自杀,从此这场“意外”便成为这几个人心中在此后几十年都无法逾越的一道坎。究其原因,是他们都觉得天赐的死和自己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易长安为了在游泳竞争中获胜,怂恿天赐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还跳入运河,最终导致天赐被巨大闪电击中,从此开始伤人伤己;杨杰为了自我炫耀和所谓的“面子”将手术医生姑妈送给他的刀片当作青龙偃月刀送给天赐,这直接成为天赐自杀的工具;秦福小因为内心不满和嫉妒天赐“夺”走她的爱和姓氏,在面对弟弟左腕渗出的鲜血时,忘记甚至放弃了呼喊;而事发时刻就站在旁边的初平陽因惊吓过度已然不知所措,进而无动于衷。面对着心中浓郁的负罪感,他们选择了逃避。因此,徐则臣所提出的“到世界去”的命题更深层次的意味首要就是逃离,逃离开故乡,去往陌生的城市;仿佛逃离开内心的谴责,逃离开噩梦。
然而,纵使他们小心翼翼不敢去触碰这如伤疤一般的回忆,负罪感却并没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而有丝毫的减弱。它像幽灵一般潜伏在深处,一旦稍加放松,就反复侵入他们的回忆,甚至天赐的死“经过无数梦境的增补和修复,超越了现场真实”。偌大的北京城,不论怎样的生计困境他们都能悉数克服,但这愈加严重的罪恶感使得他们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情感性困境”之中。纵然时光的年轮一直向前,他们从花街少年成长为王城漂泊者;纵然他们各自有所成就,甚至在各自的领域风生水起,然而从天赐自杀之日起,他们就步入了这样的困境无法排解。这无关乎他们定居的地方,也无关乎他们的工作、金钱、能力,不安在世界之外依然无法解除。终于,他们选择了回乡,这是徐则臣“到世界去”命题更为深入的一重意味。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回故乡之路’同样也是‘到世界去’的一部分,乃至更高层面上的‘到世界去’……于坚守故乡者而言,世界在故乡之外;对身居世界的游子,故乡可能就成为真正的世界”。徐则臣在作品中逐步将“到世界去”进行了置换,“世界”绝不仅仅是外界,也不仅仅是大都市,更准确说来是能够让自己心安的地方。无论是初平阳、易长安,还是杨杰、秦福小,他们离乡出走的目的是为了心安,而漂泊许久的结果却是愈加慌乱。
因此,最终初平阳选择了到耶路撒冷继续出走,但他到小说结束时都在故乡,从未踏上去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归根结底,作者还是要让他履行作者“到世界去”的宗旨——归乡。和初平阳相比,秦福小则通过更深的人性拷问完成自我救赎,她放下沉重的精神桎梏,带着自己收养的、长相酷似天赐的天送回家,终于获得了心安。而杨杰通过水晶挂件和“兄弟·花街斜教堂修缮基金”,易长安通过往初平阳、秦福小、杨杰卡上各转了一笔钱,两人也各自心安。综上所述,在徐则臣的叙述语体之中,空间意义上的“出走”被置换成心理意义上的“回归”,“到世界去”其实是回归内心的安定。这不息的运河,是他们心安的源头,也是他们心定的见证和映照。
和《耶路撒冷》相比,《北上》中的运河则映照出更为宏阔的时代背景,映照出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现代转型中,不同文明形态的交织碰撞和社会生活风貌变迁。在小说开篇的扉页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这实则暗示了小说情节构造的方式——就像邵家的罗盘串联起几大家族的兴衰往事一般,几代人之间都因过往的老物件而产生关联,而这种关联则要追溯到1900年的运河之上。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的铁蹄踏上了中国的大地,古老中国自身的发展秩序被打破,和列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不同文明形态在这片土地上交汇融合,中国被迫开启了现代转型的历程。步入近代的泱泱中华开始寻求文化认同和归属,千百年的京杭运河便承担起这样的职责。在古老的共同体瓦解之后,大运河作为文化符号之一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粘合的作用。在这里,大运河超越了河流,见证了历史,成为文化主体确认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通过运河的映照,我们才看得见自己的根基,看得见自己的文化流脉。作为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大运河千百年来滋养着一个历史文明悠久的国度,培育着一代代在这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华夏子民。再次,在徐则臣的笔触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映射出当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和社会风貌。虽然未曾摆脱被侵略的结局,但中国文化既没有没落而走向单边的西方主义,也没有夸张成为自恋的中国主义。因此,作为镜子的运河,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宏大背景中,呈现出了文化性的和日常生活化的特质。
作为镜子的运河,映照着个人的内心波澜,展现着时代的风云变幻,承接历史,面向当下,迎接未来,这是徐则臣在“运河”意象中所包罗的最为深刻和丰富的意蕴。
四、作为文化密码的运河
无论是作为路、作为指南针,还是作为镜子,“运河”意象在徐则臣笔下都包含着浓郁的文化的意味。它就像某种文化密码一般,破解它既需要东方的智慧,亦需要西方的思维。因为在这流淌了千百年的运河之中,蕴蓄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因子,也承担着西洋现代文明的浸润。
(一)寻根文化的展现
《耶路撒冷》也好,《北上》也罢,“运河”“花街”和“北京”都成为徐则臣作品中最为常见的生活场景。若从故乡的角度理解,前两者是“根”之所在,而“北京”则是年轻人出走奋斗、漂泊的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交织与对峙,是徐则臣小说的基本元素。《耶路撒冷》中的所有人物角色都回到了运河边上,都回到了故乡。不管走到哪里,他们始终都拥有着对于“根基”的关心与追寻,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运河作为文化密码对于乡土中国文化的承载。
中国人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百姓而言,“根”的意识是最为强烈的。“认祖归宗”“寻根问祖”等成语都是很明显的例证。在《北上》中,邵秉义坚持要让邵星池在船上举办婚礼,虽然他们已经在陆地上很好的小区买下新房,但是老船夫认为“生在船上,睁开眼睛看见的是船”,“根”就在船上,“不是什么小区几号楼”,寻根文化就在这言语中体现地淋漓尽致。西方心理学家荣格曾提出“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泱泱华夏民族在几千年来宗法制礼乐文化的洗礼之下,在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寻根意识自然更为浓烈和根深蒂固,运河也就成为这一文化样态的最好承载。
(二)西方文化的融合
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通过《耶路撒冷》封面上的“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略感知一二。那个从未到达却不断出现的耶路撒冷究竟意味着什么?运河又为何能连通乡土的世界和遥远的西方?这都是值得思考的。在作者笔下,“耶路撒冷”绝不仅仅是美好的语音和韵律感,也绝不单单代表一座城市,它更多的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历史符号,是一种精神力量和灵魂力量——罪感文化。在徐则臣的叙述中,运河成为西方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催化剂,它仿佛从远方的世界将这样一种思维意识带入乡土中国。与中国的“乐感文化”不同,《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是《圣经》所宣扬和践行的罪感意识——人生而有罪,要进行救赎与回归。因而当我们纵观初平阳、易长安、秦福小和杨杰回家之后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在进行自我灵魂的救赎。小说中“耶路撒冷”的起源,是秦奶奶的虔诚与信仰,是塞谬尔和顾念章教授的故事,它们和初平阳一行人心中的忏悔意识无缝契合,才使得这四个字有了新鲜的、更深层次的内在意味。“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地名,不再是宗教性的代名词,而是心靈的重塑。其实,作品中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耶路撒冷”,拥有“到世界去”的梦想与希望。“到世界去”是精神与心灵的突围,“耶路撒冷”则是一种内心的笃定,这是西方文化的象征,也是中西文化的交融。
作为文化密码的运河,哺育着两岸庞大的乡土中国,也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徐则臣.耶路撒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2]徐则臣.北上[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3]徐则臣.到世界去——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何锐.把脉70后:新锐小说作家评析[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6]洪治纲.心灵的见证[M].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09.
[7]李艳爽.“城与人”的重构——徐则臣小说中的北京书写[J].安阳工学院学报,2017(4).
[8]杨希帅.个人在场的信仰与充满荒原意识的救赎——论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兼及一种代际意识写作[J].汕头大学学报,2018(10).
[9]王振军.一代人的灵魂救赎与自我成长——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J].齐鲁学刊,2018(5).
[10]徐芳,刘华阳.诠释与重建一代人灵魂的救赎与回归——解读徐则臣的《耶路撒冷》[J].小说评论,2015(6).
[11]王晓梦.在路上:无尽的生命行走——论徐则臣小说的漂泊意识[J].南方文坛,2017(5).
[12]游迎亚.到世界去——徐则臣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5(3).
作者简介:吴靖玮(1997—),男,汉族,山西文水人,单位為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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