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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现实，是因为不了解历史；不理解现实，是因为不理解历史。历史就像一面镜子，记录着人类社会的成功与失败、兴盛与衰退、辉煌与悲怆、交替与更新，更预示着人类的未来。“读史使人明智，鉴古方能知古今”。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们无不注重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从历史的兴衰演进中体会生存智慧，从历史人物的叱咤风云中感悟人生真谛和成功的哲学。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不仅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且隐藏着无数盛衰存亡的道理、得失成败的奥秘、可吸收借鉴的智慧。本期《醒狮国学》杂志深度专访台湾著名学者刘灿梁教授，让读者轻松获取领悟历史智慧的捷径，让历史智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让千古流传的历史智慧启迪我们今天的生活，成就卓越人生。
民族文化就是一种信仰
记者：感谢刘教授接受本刊的专访，今天聆听了您在醒狮国学院的精彩讲学，您讲到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听起来非常振奋人心，您能具体的为读者解读一下吗？
刘灿梁：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生活在这个族群中的所有人的共同文化信仰。这种文化信仰是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学习，才能逐步确立起来的。对民族文化信仰的教育和培养，是一个民族能够发展壮大的核心保障。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或消亡的基本标志。
我们中国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反对封建主义成了席卷全社会的狂潮。我们国人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也给中华传统文化贴上了“封建文化”的标签，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狂轰滥炸。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一种文化极左思潮猖獗横行。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统统归为腐朽和糟粕，一定要彻底铲除。他们完全不懂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和积淀，而形成的优秀文化体系。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期被封建主义所利用，但其主体和核心仍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精华，仍然要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而传承下去，并且是完全可以为新的社会、新的制度所继续利用的。
作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必须，也只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民族灵魂，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建立起对民族文化的信仰和忠诚。忠于自己的民族，信仰自己的民族文化，守护自己的民族灵魂，是每一个民族成员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超越政治和党派的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人责”。
中华民族要振兴，必然先振兴中华文化，要振兴民族文化，就要加强对全体人民进行民族文化信仰的宣传和教育。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自觉地培养自己对民族文化的信仰和忠诚，作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为传承、宏扬中华文化作出贡献。
记者：说的太好了！在民族文化传承，您认为大陆和台湾有什么不同吗？
刘灿梁：台湾相对大陆国学发展的会比较完整，但大陆也在逐渐重视，只是时间的问题，两地都会发展的很好。
国学不是文学而是经世之学
记者：当下，传统文化回归，国学热持续升温，请问刘教授您认为应该如何学习国学？
刘灿梁：现在大部分读者阅读古文经典，都只是片段，没有完整通读，其实诸子百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实用科学。国学不是风花雪夜，也不是文人的牢骚，也不是没事无病呻吟，最初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流传并奉为经典的都有它现实意义并指导的人们的生活。所以，学国学还要有这种精神，回归现实，改造现实，更好的生活。
记者：刘教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学国学，还是为了指导现实的生活，那么只有真正的理解经典的实质意义才能会应用，也就是理论的学习还是很重要的。
刘灿梁：是这样的！
记者：您曾在电视媒体上多次主讲国学与管理，我想这也是国学应用的重要落脚点，请刘教授为读者谈谈在国学与管理的理论学习层面，我们要侧重哪些呢？
刘灿梁：国学是一座管理文化的丰富宝藏，它的理论学习注意要侧重四个方面。
百家争鸣各有所重
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的治国之道与管理之道。中国是一个文化早熟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说。“九流”是指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九流”再加上属于文学范围的小说家，合称为“十家”。
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最主要的是五家，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管理之道。先秦以降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总结出了丰富多彩的治国之道。例如唐代史学家吴兢的《贞观政要》、宋代范祖禹的《帝学》、明代张居正的《帝鉴》以及历代的《名人家训》等，都含有极其丰富的管理智慧，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弘扬。
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含的管理思想
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含的管理思想。在中国历代文人学者的作品中，有不少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也有某些启示意义。如韩愈在《杂说》中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全集·文集》卷一）这里说的是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管理者要具备“识贤”的慧眼，方可发现“千里马”。杜牧在《阿房官赋》中认为，秦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是秦亡的根本原因。这里讲的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还是“群言堂”的作风问题。凡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的，不但使管理者”日益骄固”，而且也“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总有一天是要垮台的。
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亦指出：“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这里讲的是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统治者单凭手中的政治权力推行严刑峻法，单凭金钱实施物质刺激，只能暂时压服或收买民众，而不可能长久获取民心。要想得到“匹夫匹妇之心”，只有实施儒家的柔性管理和塑造企业家的人格魅力。明代洪应明撰写的《菜根谭》一书，也被日本企业家加以现代诠释，奉为现代企业管理的座右铭。 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
中国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国家，历代兵书极为丰富。以先秦为例，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载兵书就有53家，790篇，图43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六韬》和《司马法》等。兵战与商战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通之处，因为二者都是人类的不同竞争活动。所以，可以把兵书中的竞争智慧移植到商战中。中国最早将兵家智慧应用于商贾经营的是战国“善为商贾”的洛阳人白圭。他乐观时变，善于掌握气象规律，把握经营时机，在丰年时大量收贮粮食而在歉年出售，从中获取成倍利润。
在经营策略上，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在人格上，根据《孙子兵法》的人格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机敏灵活、善于应变）、“勇”（判断果决）、“仁”（取予适时，不一味与人争利）、“强”（意志坚定）四种人格要素。实践证明，白圭的经营术及其人格论是成功的。所以，白圭被历代商人推崇为治生祖师，成为商人效法的楷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家将《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等兵书原理自觉地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形成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中国古典小说和史书中的管理思想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现代管理者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管理艺术和用人智慧。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孙权和曹操在争斗中使用的多姿多彩的战略战术和管理艺术往往为现代企业家们所津津乐道。《红楼梦》第56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描写的是贾探春如何改革与管理大观园的故事。贾探春按照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管理原则，以“兴利节用为纲”“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实行自负盈亏的承包责任制。这一大观园改革方案出台后，纷纷要求承包。他们把自己所承包的东西视为“永远基业”，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劳动和照看，生恐有人糟蹋。他们“照顾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动”。
同时，按照薛宝钗的“小惠全大体”的管理思想，还对未承包者施以小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这是《红楼梦》中一个成功管理的典型。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诸葛亮生前因蒋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曾密奏后主刘禅日：“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蒋琬被刘禅任命为丞桕后，要想稳定军心、民心，重振蜀国，他不但要有正确的治国方略，还必须具有令臣民敬佩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形象。他执政后，许多老臣不服。东曹掾杨戏同琬议事，“时不应答”，态度傲慢无礼。有人借机挑拨二人关系，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蒋琬深知计较此事势必酿成门派斗争，于国不利。于是，他为杨戏辩解说：“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告诫大家以后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是非。而武将姜维则没有蒋琬那样的宽容气度，当杨戏“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时，他就找个借口把杨戏免为平民。督农杨敏在背后诋毁蒋琬，骂他“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指诸葛亮）”。
有人把此话告诉了蒋琬，主张惩办杨敏。他非但不怒，反而解释说：“吾实不如前人”，“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罪入狱，蒋琬并未借机报复，反而秉公处置，未判杨敏重刑。从蒋琬的宽容待人、立公处事中，我们看到管理者必须具备容人、容言、容事的宽容气质。只有对同事和下属宽容大度，才能获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以史为师
记者：很多人一直都有这样的误解，学历史没什么用，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所以想请刘教授为我们详细说一下，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
刘灿梁：我们学习也好做人也好，都要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中得到启示。看起来是大话，其实也不尽然。未来的路很长，谁也不知道你的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学习历史，其实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至今不曾中断的国家，其本质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一直传承至今。当一个外国人比中国人还熟悉中国历史的时候，是这个中国人的悲哀；当大多数的国人都不了解本国历史的时候是这个国家的悲哀。当日本人说钓鱼岛是日本的时候；当台独分子说台湾本来就是独立国家的时候；当韩国人说东北是韩国的时候，你一定很气愤，但是你不了解历史的话你也就只能气愤。当今世界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至今，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展现已经不仅仅局限GDP，更多的是你这个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什么？国民的素质，国家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等等。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的。我们学习历史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继承先人的文化并将其传承下去。
其次什么人学历史有用？每个人都有用。但是历史对每个人的作用有大小之分。领导者学历史作用比普通人作用更大，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普通人学历史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鉴古识今，少走弯路，这是有很强现实意义的。
学习历史的另一个现实意义是使人明智。历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修养，增长人的智慧，我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多学一点历史知识，对自己做人处事，对自己的素质发展和能力提高都是非常必要的。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都是必要的。
有人说历史学是一门跟不上时代的学科，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件事在下一秒都已经成为历史，因此我们的历史也都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是与时俱进的。
历史学科的另一个现实意义是解决人们的幸福感问题，解决人们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高科技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感，哪怕是再高级的电饭煲煮饭都煮不出“妈妈的味道”。
民族文化就是一种信仰
记者：感谢刘教授接受本刊的专访，今天聆听了您在醒狮国学院的精彩讲学，您讲到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听起来非常振奋人心，您能具体的为读者解读一下吗？
刘灿梁：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生活在这个族群中的所有人的共同文化信仰。这种文化信仰是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学习，才能逐步确立起来的。对民族文化信仰的教育和培养，是一个民族能够发展壮大的核心保障。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或消亡的基本标志。
我们中国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反对封建主义成了席卷全社会的狂潮。我们国人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也给中华传统文化贴上了“封建文化”的标签，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狂轰滥炸。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一种文化极左思潮猖獗横行。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统统归为腐朽和糟粕，一定要彻底铲除。他们完全不懂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和积淀，而形成的优秀文化体系。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期被封建主义所利用，但其主体和核心仍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精华，仍然要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而传承下去，并且是完全可以为新的社会、新的制度所继续利用的。
作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必须，也只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民族灵魂，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建立起对民族文化的信仰和忠诚。忠于自己的民族，信仰自己的民族文化，守护自己的民族灵魂，是每一个民族成员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超越政治和党派的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人责”。
中华民族要振兴，必然先振兴中华文化，要振兴民族文化，就要加强对全体人民进行民族文化信仰的宣传和教育。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自觉地培养自己对民族文化的信仰和忠诚，作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为传承、宏扬中华文化作出贡献。
记者：说的太好了！在民族文化传承，您认为大陆和台湾有什么不同吗？
刘灿梁：台湾相对大陆国学发展的会比较完整，但大陆也在逐渐重视，只是时间的问题，两地都会发展的很好。
国学不是文学而是经世之学
记者：当下，传统文化回归，国学热持续升温，请问刘教授您认为应该如何学习国学？
刘灿梁：现在大部分读者阅读古文经典，都只是片段，没有完整通读，其实诸子百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实用科学。国学不是风花雪夜，也不是文人的牢骚，也不是没事无病呻吟，最初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流传并奉为经典的都有它现实意义并指导的人们的生活。所以，学国学还要有这种精神，回归现实，改造现实，更好的生活。
记者：刘教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学国学，还是为了指导现实的生活，那么只有真正的理解经典的实质意义才能会应用，也就是理论的学习还是很重要的。
刘灿梁：是这样的！
记者：您曾在电视媒体上多次主讲国学与管理，我想这也是国学应用的重要落脚点，请刘教授为读者谈谈在国学与管理的理论学习层面，我们要侧重哪些呢？
刘灿梁：国学是一座管理文化的丰富宝藏，它的理论学习注意要侧重四个方面。
百家争鸣各有所重
中国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的治国之道与管理之道。中国是一个文化早熟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提出的“九流十家”之说。“九流”是指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九流”再加上属于文学范围的小说家，合称为“十家”。
从管理哲学上讲，百家之中最主要的是五家，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和管理之道。先秦以降的历代政治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总结出了丰富多彩的治国之道。例如唐代史学家吴兢的《贞观政要》、宋代范祖禹的《帝学》、明代张居正的《帝鉴》以及历代的《名人家训》等，都含有极其丰富的管理智慧，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弘扬。
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含的管理思想
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所蕴含的管理思想。在中国历代文人学者的作品中，有不少说理深邃的政论、奏议、书信、杂说，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也有某些启示意义。如韩愈在《杂说》中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全集·文集》卷一）这里说的是人力资源管理，要求管理者要具备“识贤”的慧眼，方可发现“千里马”。杜牧在《阿房官赋》中认为，秦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是秦亡的根本原因。这里讲的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还是“群言堂”的作风问题。凡是管理者采用“一言堂”的，不但使管理者”日益骄固”，而且也“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总有一天是要垮台的。
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亦指出：“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这里讲的是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统治者单凭手中的政治权力推行严刑峻法，单凭金钱实施物质刺激，只能暂时压服或收买民众，而不可能长久获取民心。要想得到“匹夫匹妇之心”，只有实施儒家的柔性管理和塑造企业家的人格魅力。明代洪应明撰写的《菜根谭》一书，也被日本企业家加以现代诠释，奉为现代企业管理的座右铭。 中国古代兵书中的管理之道
中国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国家，历代兵书极为丰富。以先秦为例，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载兵书就有53家，790篇，图43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六韬》和《司马法》等。兵战与商战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通之处，因为二者都是人类的不同竞争活动。所以，可以把兵书中的竞争智慧移植到商战中。中国最早将兵家智慧应用于商贾经营的是战国“善为商贾”的洛阳人白圭。他乐观时变，善于掌握气象规律，把握经营时机，在丰年时大量收贮粮食而在歉年出售，从中获取成倍利润。
在经营策略上，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在人格上，根据《孙子兵法》的人格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机敏灵活、善于应变）、“勇”（判断果决）、“仁”（取予适时，不一味与人争利）、“强”（意志坚定）四种人格要素。实践证明，白圭的经营术及其人格论是成功的。所以，白圭被历代商人推崇为治生祖师，成为商人效法的楷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家将《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等兵书原理自觉地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形成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中国古典小说和史书中的管理思想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现代管理者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管理艺术和用人智慧。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孙权和曹操在争斗中使用的多姿多彩的战略战术和管理艺术往往为现代企业家们所津津乐道。《红楼梦》第56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描写的是贾探春如何改革与管理大观园的故事。贾探春按照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管理原则，以“兴利节用为纲”“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实行自负盈亏的承包责任制。这一大观园改革方案出台后，纷纷要求承包。他们把自己所承包的东西视为“永远基业”，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劳动和照看，生恐有人糟蹋。他们“照顾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动”。
同时，按照薛宝钗的“小惠全大体”的管理思想，还对未承包者施以小利，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这是《红楼梦》中一个成功管理的典型。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诸葛亮生前因蒋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曾密奏后主刘禅日：“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蒋琬被刘禅任命为丞桕后，要想稳定军心、民心，重振蜀国，他不但要有正确的治国方略，还必须具有令臣民敬佩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形象。他执政后，许多老臣不服。东曹掾杨戏同琬议事，“时不应答”，态度傲慢无礼。有人借机挑拨二人关系，曰：“公与戏语而不见应，戏之慢上，不亦甚乎！”蒋琬深知计较此事势必酿成门派斗争，于国不利。于是，他为杨戏辩解说：“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告诫大家以后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是非。而武将姜维则没有蒋琬那样的宽容气度，当杨戏“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时，他就找个借口把杨戏免为平民。督农杨敏在背后诋毁蒋琬，骂他“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指诸葛亮）”。
有人把此话告诉了蒋琬，主张惩办杨敏。他非但不怒，反而解释说：“吾实不如前人”，“苟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后杨敏因罪入狱，蒋琬并未借机报复，反而秉公处置，未判杨敏重刑。从蒋琬的宽容待人、立公处事中，我们看到管理者必须具备容人、容言、容事的宽容气质。只有对同事和下属宽容大度，才能获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以史为师
记者：很多人一直都有这样的误解，学历史没什么用，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所以想请刘教授为我们详细说一下，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
刘灿梁：我们学习也好做人也好，都要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中得到启示。看起来是大话，其实也不尽然。未来的路很长，谁也不知道你的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学习历史，其实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历史至今不曾中断的国家，其本质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文化一直传承至今。当一个外国人比中国人还熟悉中国历史的时候，是这个中国人的悲哀；当大多数的国人都不了解本国历史的时候是这个国家的悲哀。当日本人说钓鱼岛是日本的时候；当台独分子说台湾本来就是独立国家的时候；当韩国人说东北是韩国的时候，你一定很气愤，但是你不了解历史的话你也就只能气愤。当今世界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至今，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展现已经不仅仅局限GDP，更多的是你这个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什么？国民的素质，国家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等等。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的。我们学习历史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继承先人的文化并将其传承下去。
其次什么人学历史有用？每个人都有用。但是历史对每个人的作用有大小之分。领导者学历史作用比普通人作用更大，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普通人学历史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鉴古识今，少走弯路，这是有很强现实意义的。
学习历史的另一个现实意义是使人明智。历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修养，增长人的智慧，我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多学一点历史知识，对自己做人处事，对自己的素质发展和能力提高都是非常必要的。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都是必要的。
有人说历史学是一门跟不上时代的学科，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件事在下一秒都已经成为历史，因此我们的历史也都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是与时俱进的。
历史学科的另一个现实意义是解决人们的幸福感问题，解决人们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高科技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感，哪怕是再高级的电饭煲煮饭都煮不出“妈妈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