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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从心底抵触买书的,但是一旦看见很多书,这种从心底发出的抵触在纸张面前显得非常薄弱。所以很多时候,在告诫自己不可买书的情况下,还是往往捧回一大堆书。
去年最后一次买书,已经是年末,十二月下旬,一口气抱回十二本。这可能是巧合,也是机缘,中国在计算时空的时候大多选择的是以十二为基数的,六十甲子,七十二地煞,十二生肖。一年十二个月,又在十二月末买回十二本书,算是对一年的情结吧。
这十二本书可以算得上是我精挑细选的,那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买完这些书之后,囊中的余额仅够公交车费,这是一种定数吧。我是个唯心主义者,当然这不是人们眼里一般的迷信。阎王叫你三更死,你就不能活过五更天。这是一种极致的哲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跟它媲美,无论是存在主义哲学还是古典主义哲学。
我一直相信科学以外的东西,并且认为文学艺术是一种科学无法解释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不受心灵控制,同时也是任何力量无法抑制的。如果真的想要一个合情合理的话,那我只能借助一句偈语:天机不可泄露。
让人吃惊的是,我居然看到了波斯诗人、天文学家莪默·伽亚谟的英译中文本。这个曾经参与修订穆斯林历法的数学家企图“缝补科学的天幕”。阴差阳错,没有想到让后人记住他的不是他历法的天幕,而是薄薄一册抒情诗《鲁拜集》。据说,再版的版本仅次于《圣经》,可惜的是,在中国我看到的《圣经》版本不计其数,而仅次于《圣经》的《鲁拜集》,我只看到这本英汉对照由美国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郭沫若汉译则是由中国社学科学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的插图珍藏本。
“朝昧的幻影破犹未曾/茅店内似有人的呼声/寺院都已扫净了内堂,托钵人何犹门外打盹?”现代化的书店里没人用竹制的扫把打扫,寒冷的冬天也没有人在门外打盹,我继续找书。
我继续在中国的边疆上流盲,我不是被人迫害的,所以不能用流亡这词。跟俄罗斯那些伟大的诗人们相比,我们的心灵一样是受到磨难而在废墟中翩翩起舞。
告诉我,谁没有离别的时候,请告诉我。
自屈原、李白、杜甫、荷马、奥德维和但丁以来,流亡就是文学的古老母题之一。也是古老的生命源泉,自我放逐也好,政治迫害也好,可以说罪恶的滋生是艺术的温床。
2006年,正好是帕斯捷尔纳克年的十六年后,我在书架上看到两本暗黑的书,一本是《追寻》,是帕斯捷尔纳克自传随笔集,里面有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写的《人与事》,也有他爱人吉娜伊达的口述回忆录,更有奥·伊文斯卡娅详细描叙了《日瓦戈医生》出版前后的风波。先不管这书翻译得怎么样,买下来再说。
花城出版社除了《追寻》这本书之外,同是一套丛书的另外一本是伊利亚·爱伦堡所撰的人物回忆录散文《人·岁月·生活》,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吉皮乌斯、蒲宁、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纳博科夫……栩栩如生的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在一起喝酒,一起诵诗……什么是生命?我想,这就是,生命应当抛弃那一具被称为尸体的肉体,何以永生?后人的凭吊就是他们生命的不朽。
生命的轮回就是人类的艺术,我买这些书是为了能更好地接近他们的灵魂。
二
对于世界通史,我相信自己还是非常想有所了解的,这当然不能说我想在这方面有相当的造诣,更不能从学术的定义来评断。我只是个人喜好,我记得我读书的生涯中,一向就是文科强于理科,应该说是远远优于吧。那时候的文科也不外乎语文啊,历史啊,政治啊,地理啊。背书,当然是我拿手的了。地理,我虽然很喜欢,也很想学好,可惜,那些经纬度的数字常常让我眼花缭乱,我现在还不能分清东南西北方向。在北方不懂这个东西南北的方位,问路也是白问,北方人不像我们南方一样前后左右的告诉你。所以,到了北方,我最怕的事情就是问路,问了也白问。
我对那些不存于世的人与事一直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常常借助一幅画,或者几个文字让那些模糊的事迹与人物在自己脑子里慢慢清晰出来,这是一种想象,我也乐于此。这就不可避免地让我对历史这门课程有着莫名的喜爱。历史课在毕业考试的时候,我以满分的成绩使当时的历史老师不得不遵守约定,把一本《徐志摩抒情精选与赏析》送给我。很可惜的是,这本书在读高中的时候被同学借走就杳无音信了。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同一版本的这本书了,直到现在。
当房龙这个带着中国意味的名字出现在书架上时,两本厚厚的米白色装帧的书摆在我面前——《人类的艺术》。这家伙与我背道而驰,人类怎么会是艺术呢?随便打开一看,文字我先没看,是那寥寥几笔的速写把我深深吸引住了。
再往回翻,细细一看目录,是一本专门描述艺术的大书,分两大类:绘画与音乐。房龙跟我一样,提起艺术来,除了原生态的自然艺术,先推埃及艺术。我一直认为毕加索是个窃贼,毕加索所谓的立体画派,我认为根本就是复制埃及古墓里的画版与壁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而已,我也没有必要撰文说明。
从埃及的辉煌下来,就是古巴比伦与东方艺术了,很可惜,作者房龙没到过中国,没能对中国艺术开开眼界,这不能不是他的一桩憾事。在艺术上,我们对很多消失的人类珍宝和未解之谜同样只能摇头叹息了,对前者无不感到惋惜的心痛,对后者只能是钦佩的叹息。
很多时候,在艺术领域,科学是无效的。任何一种学科都无法正确地解释这些玄机。无论你是对美术方面也好,还是对音乐方面也好,用科学能解释出金字塔的建立吗?用科学能解释复活岛上的巨石吗?用科学能解释出文艺复兴的精神吗?用科学能解释出一幅画面吗?用科学能解释出贝多芬、莫扎特、巴顿与肖邦吗?用科学能解释出乐谱的神奇吗?用科学能解释伤感的布鲁斯吗?答案很显然,不。
幸好,房龙只是自己随感了自己所了解的知识,没有用那些死板的、金科玉律口吻著述。要不然,单单凭几幅别开生面的速写,还是无法能让我动买这书的念头。不过,说实在话,有自己的想法真好,尤其是在创作中。 三
《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性,这个字,确实是不怎么好把握的,在很多人眼里,性就代表色情,色情就代表变态。变态也就是说是一种畸形的心理因素,不管怎么说,变态这个词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估计谁都无法忍受在大庭广众下被人质骂为“变态”。
这样一说,还真可以说是人格问题了。劳伦斯的话是那么俏皮又让人反思:“对某个人来说是色情的东西,在另外一个人眼里不过是天才的玩笑罢了。”我是非常不赞同荣格对性的阐释:“性是孤独科学家的愉快猎场。”性怎么啦,性是什么?著名的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先生,对不起,我要骂你,我这里要说你这句话简直是在放屁。你真变态!
性是什么?性不就是一种本能吗?非常自然需要舒放的本能,怎么到你眼里就成为什么孤独科学家的什么愉快的猎场了?估计荣格先生也一直是心术不正,只好用了这个专业术语来欺名盗世,为自己辩解。
在对性的阐释方面,我觉得马尔库塞说得最符合我的胃口——性欲因爱而获得了尊严。所以当书店里的小姑娘在小凳子上踮起脚,为我从书架的最上层拿《性·文明与荒谬》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一丝邪念,尽管书店里当时还有一个不小的活动,是一个导演在说当下电影的话题,活动参加的人不少。
当书店的小姑娘把书放在我手里的时候,我没有一点扭捏的动作,大大方方地打开书先看看。我有个习惯,买书之前必须先看看内容,先大概扫一遍,然后再作决定,即使不买,那本书我也能了知几分。
《性·文明与荒谬》是一个叫王溢嘉的台湾人所写,2004年九州出版社出版。只可惜在书里我没有看到王先生对性与文明与荒诞的冲突有着自己精彩的见解,仅仅是收集了一些历史资料罗列在一起,也仅仅是一本普及读物而已。这样的书仅是编辑而出,而不是自己书写。
说到性,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到日本人,很多很多人对日本性文化有着一致的看法——色情或者变态。特别是现在在网络上的一些电影,多数是日本人主人公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民族情怀,大家对日本还是有着深刻的仇恨,导致在精神上想强奸日本人的肉体。不过有一点,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民族,特别是文化方面。众所周知,日本是从中国唐代文化繁衍出来,可是从很多在关于文化方面,我们中国自己没有能保留下的,在人家的国度倒是完好地流传下来,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对待自己本身的文化方面。
日本的作家我所知有限,仅仅就是在德富芦花、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等少数几人。不过,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日本文化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所提供的背景是相当强大的,无论是孙中山也好,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郁达夫也好,徐志摩也好,李叔同、章太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那批主将,除了胡适是从美国归来的,其余都在日本留学。
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千年前中国的盛唐文化抚育了日本文化;上世纪初,他们也慷慨地回赠了我们。
说到文学,就不得不说诺贝尔文学奖,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后者估计国人比较熟悉,因为他曾经先后多次到过中国,并且中国社科院也曾邀请他来华。据说大江健三郎1960年来华,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另外还有当时中国著名的作家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赵树理等。1984年第二次访华,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
当然这些与我无关,就是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都与我无关:“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与我有关的是他的文字。
恰恰这个时候,我眼里出现了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宽松的纽带》,郑民钦翻译的,大江由佳里作的插图,海南出版社2004年出版。“宽松的纽带”几个字,乍一看有点像是徐悲鸿写的。
很多人都喜欢他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但我却喜欢他的随笔。因为很多时候,写小说是一个人才能的体现,这当然大多数体现在文字方面;但是随笔不一样,随笔是一个人智慧的影子,需要悟性。
就如大江健三郎在回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埃利·维泽的问题:我把“道德”这个词理解为“人生的意义”。
确实应当如此,特别是对一个写作者而言:道德确实应该是人生的意义。
四
如果说是一个诗人,在买书的过程中不买几本有关诗歌的书,那是万分难受的事情。这个心理的出现也许是对诗歌的一种尊敬,所以我自己很多时候都在写诗,或者说诗歌是我青年时期的回忆。
所以,我必要再买几本有关诗歌的书,才能甘心。顾城的遗书诗手稿《走了一万一千里路》我在北方某个书店无意见到,当时就非常想买,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我居然连买这本书的空隙都没有。与这本书擦肩而过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心底暗暗痛骂自己,为什么不先买书呢?
这本书是2005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所出,现在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手去摩挲。隔了四千里路,我与它再度相逢,这次,没有理由让我错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
或许这本书我买下会送人吧,顾城的书,很多时候被我当作礼物使用。包括《顾城的诗》《顾城诗全集》《顾城文集(一)》。最让人怀念的是在旧书摊所买盛景华书、湖南文艺出版社所出的《顾城朦胧诗佳作钢笔字帖》这本书,这本陪我在中国南北大地的铁轨上不知走了多少公里的书,最后还是不可避免无奈地送给了朋友。这本书,我已经找过多少书店与旧书摊,还是没能看到封皮。估计它已经漂洋过海在新西兰的小岛上陪伴顾城的灵魂吧。
诗人是属于一个民族的财富,更是世界的财富。那时候,我对国外诗歌不是很了解,刚进大学的时候波德莱尔的诗给我震撼的冲击,一看,又是法国人。我从波德莱尔开始,对法国诗歌产生相当强大的求知欲望,兰波、艾吕雅还有靠抽大麻获取灵感写诗的亨利·米修。去年五月初,我跟妻子关春梨在衡山大庙住的那段时间,她给我介绍了大量国外现代当今卓越的诗人。其中法国籍的这几个诗人是勒内·夏尔、伊凡·哥尔、博斯凯、博纳富瓦。
后来我在网上一看,果然造诣非凡。哥尔的那首《雨在碘的面具上面》使我现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记忆犹新——雨在那喉咙嘎嘎作响的时间上面/雨在忧郁的大提琴上面/雨从神们的悲剧制造厂/投递那极度痛苦的面具。
虽然通过翻译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一些原味,虽然我无法窥探诗人本身国度的语言与其语言中蕴涵的古老文化传统,但我还是丝毫没有犹豫地买下董继平翻译、湖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的《伊凡·哥尔诗选》,我现在将书里119页我最喜欢的诗完整地抄下:
神庙一片白色
神邸一片白色
沉默一片白色
然而一片黑暗的水在某处呼吸
又祈祷
我的呼吸一片白色
然而我的黑暗的血在某处呼吸
又祈祷
我拒绝对这首诗作任何评论,我也不是一个喜欢对诗作评论的人,诗就是诗,诗的本身就是诗,评论仅仅是她的附属,就像我们人类的衣服一样,可惜很多人往往看一个人是先看其衣着。
虽然不写评论,但理论知识多多少少还是需要的,于是在另外一个书架上我买了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所出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之一《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所著,徐文博翻译。焦虑,现在不仅仅是对诗歌说,更贴切人类的生活状态。
我们需要沉寂的生活,我们需要沉寂地写诗。王寅十年磨一剑的写诗历程让我有些感动,并且他那种有点神经质偏激的诗歌里,有一种沉寂而又爆发的力量。所以,2005年古吴轩出版社把他的一些随笔集中印在一起叫《刺破梦境》,摆在我眼前,我是找不到理由让它继续留在书架上等待另外一个人的目光。因为下一个看书者,不一定会买;因为下一个买书者,不一定是个诗人。
最后,临走之前再买一本商务印书馆在2000年所出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西利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唯心主义信奉者,我喜欢他那羚羊挂角般的意念——存在就是被感知。
责任编辑 白连春
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从心底抵触买书的,但是一旦看见很多书,这种从心底发出的抵触在纸张面前显得非常薄弱。所以很多时候,在告诫自己不可买书的情况下,还是往往捧回一大堆书。
去年最后一次买书,已经是年末,十二月下旬,一口气抱回十二本。这可能是巧合,也是机缘,中国在计算时空的时候大多选择的是以十二为基数的,六十甲子,七十二地煞,十二生肖。一年十二个月,又在十二月末买回十二本书,算是对一年的情结吧。
这十二本书可以算得上是我精挑细选的,那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买完这些书之后,囊中的余额仅够公交车费,这是一种定数吧。我是个唯心主义者,当然这不是人们眼里一般的迷信。阎王叫你三更死,你就不能活过五更天。这是一种极致的哲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跟它媲美,无论是存在主义哲学还是古典主义哲学。
我一直相信科学以外的东西,并且认为文学艺术是一种科学无法解释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不受心灵控制,同时也是任何力量无法抑制的。如果真的想要一个合情合理的话,那我只能借助一句偈语:天机不可泄露。
让人吃惊的是,我居然看到了波斯诗人、天文学家莪默·伽亚谟的英译中文本。这个曾经参与修订穆斯林历法的数学家企图“缝补科学的天幕”。阴差阳错,没有想到让后人记住他的不是他历法的天幕,而是薄薄一册抒情诗《鲁拜集》。据说,再版的版本仅次于《圣经》,可惜的是,在中国我看到的《圣经》版本不计其数,而仅次于《圣经》的《鲁拜集》,我只看到这本英汉对照由美国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郭沫若汉译则是由中国社学科学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的插图珍藏本。
“朝昧的幻影破犹未曾/茅店内似有人的呼声/寺院都已扫净了内堂,托钵人何犹门外打盹?”现代化的书店里没人用竹制的扫把打扫,寒冷的冬天也没有人在门外打盹,我继续找书。
我继续在中国的边疆上流盲,我不是被人迫害的,所以不能用流亡这词。跟俄罗斯那些伟大的诗人们相比,我们的心灵一样是受到磨难而在废墟中翩翩起舞。
告诉我,谁没有离别的时候,请告诉我。
自屈原、李白、杜甫、荷马、奥德维和但丁以来,流亡就是文学的古老母题之一。也是古老的生命源泉,自我放逐也好,政治迫害也好,可以说罪恶的滋生是艺术的温床。
2006年,正好是帕斯捷尔纳克年的十六年后,我在书架上看到两本暗黑的书,一本是《追寻》,是帕斯捷尔纳克自传随笔集,里面有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写的《人与事》,也有他爱人吉娜伊达的口述回忆录,更有奥·伊文斯卡娅详细描叙了《日瓦戈医生》出版前后的风波。先不管这书翻译得怎么样,买下来再说。
花城出版社除了《追寻》这本书之外,同是一套丛书的另外一本是伊利亚·爱伦堡所撰的人物回忆录散文《人·岁月·生活》,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吉皮乌斯、蒲宁、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纳博科夫……栩栩如生的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在一起喝酒,一起诵诗……什么是生命?我想,这就是,生命应当抛弃那一具被称为尸体的肉体,何以永生?后人的凭吊就是他们生命的不朽。
生命的轮回就是人类的艺术,我买这些书是为了能更好地接近他们的灵魂。
二
对于世界通史,我相信自己还是非常想有所了解的,这当然不能说我想在这方面有相当的造诣,更不能从学术的定义来评断。我只是个人喜好,我记得我读书的生涯中,一向就是文科强于理科,应该说是远远优于吧。那时候的文科也不外乎语文啊,历史啊,政治啊,地理啊。背书,当然是我拿手的了。地理,我虽然很喜欢,也很想学好,可惜,那些经纬度的数字常常让我眼花缭乱,我现在还不能分清东南西北方向。在北方不懂这个东西南北的方位,问路也是白问,北方人不像我们南方一样前后左右的告诉你。所以,到了北方,我最怕的事情就是问路,问了也白问。
我对那些不存于世的人与事一直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常常借助一幅画,或者几个文字让那些模糊的事迹与人物在自己脑子里慢慢清晰出来,这是一种想象,我也乐于此。这就不可避免地让我对历史这门课程有着莫名的喜爱。历史课在毕业考试的时候,我以满分的成绩使当时的历史老师不得不遵守约定,把一本《徐志摩抒情精选与赏析》送给我。很可惜的是,这本书在读高中的时候被同学借走就杳无音信了。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同一版本的这本书了,直到现在。
当房龙这个带着中国意味的名字出现在书架上时,两本厚厚的米白色装帧的书摆在我面前——《人类的艺术》。这家伙与我背道而驰,人类怎么会是艺术呢?随便打开一看,文字我先没看,是那寥寥几笔的速写把我深深吸引住了。
再往回翻,细细一看目录,是一本专门描述艺术的大书,分两大类:绘画与音乐。房龙跟我一样,提起艺术来,除了原生态的自然艺术,先推埃及艺术。我一直认为毕加索是个窃贼,毕加索所谓的立体画派,我认为根本就是复制埃及古墓里的画版与壁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而已,我也没有必要撰文说明。
从埃及的辉煌下来,就是古巴比伦与东方艺术了,很可惜,作者房龙没到过中国,没能对中国艺术开开眼界,这不能不是他的一桩憾事。在艺术上,我们对很多消失的人类珍宝和未解之谜同样只能摇头叹息了,对前者无不感到惋惜的心痛,对后者只能是钦佩的叹息。
很多时候,在艺术领域,科学是无效的。任何一种学科都无法正确地解释这些玄机。无论你是对美术方面也好,还是对音乐方面也好,用科学能解释出金字塔的建立吗?用科学能解释复活岛上的巨石吗?用科学能解释出文艺复兴的精神吗?用科学能解释出一幅画面吗?用科学能解释出贝多芬、莫扎特、巴顿与肖邦吗?用科学能解释出乐谱的神奇吗?用科学能解释伤感的布鲁斯吗?答案很显然,不。
幸好,房龙只是自己随感了自己所了解的知识,没有用那些死板的、金科玉律口吻著述。要不然,单单凭几幅别开生面的速写,还是无法能让我动买这书的念头。不过,说实在话,有自己的想法真好,尤其是在创作中。 三
《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性,这个字,确实是不怎么好把握的,在很多人眼里,性就代表色情,色情就代表变态。变态也就是说是一种畸形的心理因素,不管怎么说,变态这个词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估计谁都无法忍受在大庭广众下被人质骂为“变态”。
这样一说,还真可以说是人格问题了。劳伦斯的话是那么俏皮又让人反思:“对某个人来说是色情的东西,在另外一个人眼里不过是天才的玩笑罢了。”我是非常不赞同荣格对性的阐释:“性是孤独科学家的愉快猎场。”性怎么啦,性是什么?著名的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先生,对不起,我要骂你,我这里要说你这句话简直是在放屁。你真变态!
性是什么?性不就是一种本能吗?非常自然需要舒放的本能,怎么到你眼里就成为什么孤独科学家的什么愉快的猎场了?估计荣格先生也一直是心术不正,只好用了这个专业术语来欺名盗世,为自己辩解。
在对性的阐释方面,我觉得马尔库塞说得最符合我的胃口——性欲因爱而获得了尊严。所以当书店里的小姑娘在小凳子上踮起脚,为我从书架的最上层拿《性·文明与荒谬》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一丝邪念,尽管书店里当时还有一个不小的活动,是一个导演在说当下电影的话题,活动参加的人不少。
当书店的小姑娘把书放在我手里的时候,我没有一点扭捏的动作,大大方方地打开书先看看。我有个习惯,买书之前必须先看看内容,先大概扫一遍,然后再作决定,即使不买,那本书我也能了知几分。
《性·文明与荒谬》是一个叫王溢嘉的台湾人所写,2004年九州出版社出版。只可惜在书里我没有看到王先生对性与文明与荒诞的冲突有着自己精彩的见解,仅仅是收集了一些历史资料罗列在一起,也仅仅是一本普及读物而已。这样的书仅是编辑而出,而不是自己书写。
说到性,不少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到日本人,很多很多人对日本性文化有着一致的看法——色情或者变态。特别是现在在网络上的一些电影,多数是日本人主人公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民族情怀,大家对日本还是有着深刻的仇恨,导致在精神上想强奸日本人的肉体。不过有一点,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民族,特别是文化方面。众所周知,日本是从中国唐代文化繁衍出来,可是从很多在关于文化方面,我们中国自己没有能保留下的,在人家的国度倒是完好地流传下来,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对待自己本身的文化方面。
日本的作家我所知有限,仅仅就是在德富芦花、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等少数几人。不过,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日本文化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所提供的背景是相当强大的,无论是孙中山也好,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郁达夫也好,徐志摩也好,李叔同、章太炎、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那批主将,除了胡适是从美国归来的,其余都在日本留学。
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千年前中国的盛唐文化抚育了日本文化;上世纪初,他们也慷慨地回赠了我们。
说到文学,就不得不说诺贝尔文学奖,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后者估计国人比较熟悉,因为他曾经先后多次到过中国,并且中国社科院也曾邀请他来华。据说大江健三郎1960年来华,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另外还有当时中国著名的作家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赵树理等。1984年第二次访华,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
当然这些与我无关,就是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都与我无关:“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与我有关的是他的文字。
恰恰这个时候,我眼里出现了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宽松的纽带》,郑民钦翻译的,大江由佳里作的插图,海南出版社2004年出版。“宽松的纽带”几个字,乍一看有点像是徐悲鸿写的。
很多人都喜欢他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但我却喜欢他的随笔。因为很多时候,写小说是一个人才能的体现,这当然大多数体现在文字方面;但是随笔不一样,随笔是一个人智慧的影子,需要悟性。
就如大江健三郎在回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埃利·维泽的问题:我把“道德”这个词理解为“人生的意义”。
确实应当如此,特别是对一个写作者而言:道德确实应该是人生的意义。
四
如果说是一个诗人,在买书的过程中不买几本有关诗歌的书,那是万分难受的事情。这个心理的出现也许是对诗歌的一种尊敬,所以我自己很多时候都在写诗,或者说诗歌是我青年时期的回忆。
所以,我必要再买几本有关诗歌的书,才能甘心。顾城的遗书诗手稿《走了一万一千里路》我在北方某个书店无意见到,当时就非常想买,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我居然连买这本书的空隙都没有。与这本书擦肩而过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心底暗暗痛骂自己,为什么不先买书呢?
这本书是2005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所出,现在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手去摩挲。隔了四千里路,我与它再度相逢,这次,没有理由让我错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
或许这本书我买下会送人吧,顾城的书,很多时候被我当作礼物使用。包括《顾城的诗》《顾城诗全集》《顾城文集(一)》。最让人怀念的是在旧书摊所买盛景华书、湖南文艺出版社所出的《顾城朦胧诗佳作钢笔字帖》这本书,这本陪我在中国南北大地的铁轨上不知走了多少公里的书,最后还是不可避免无奈地送给了朋友。这本书,我已经找过多少书店与旧书摊,还是没能看到封皮。估计它已经漂洋过海在新西兰的小岛上陪伴顾城的灵魂吧。
诗人是属于一个民族的财富,更是世界的财富。那时候,我对国外诗歌不是很了解,刚进大学的时候波德莱尔的诗给我震撼的冲击,一看,又是法国人。我从波德莱尔开始,对法国诗歌产生相当强大的求知欲望,兰波、艾吕雅还有靠抽大麻获取灵感写诗的亨利·米修。去年五月初,我跟妻子关春梨在衡山大庙住的那段时间,她给我介绍了大量国外现代当今卓越的诗人。其中法国籍的这几个诗人是勒内·夏尔、伊凡·哥尔、博斯凯、博纳富瓦。
后来我在网上一看,果然造诣非凡。哥尔的那首《雨在碘的面具上面》使我现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记忆犹新——雨在那喉咙嘎嘎作响的时间上面/雨在忧郁的大提琴上面/雨从神们的悲剧制造厂/投递那极度痛苦的面具。
虽然通过翻译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一些原味,虽然我无法窥探诗人本身国度的语言与其语言中蕴涵的古老文化传统,但我还是丝毫没有犹豫地买下董继平翻译、湖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的《伊凡·哥尔诗选》,我现在将书里119页我最喜欢的诗完整地抄下:
神庙一片白色
神邸一片白色
沉默一片白色
然而一片黑暗的水在某处呼吸
又祈祷
我的呼吸一片白色
然而我的黑暗的血在某处呼吸
又祈祷
我拒绝对这首诗作任何评论,我也不是一个喜欢对诗作评论的人,诗就是诗,诗的本身就是诗,评论仅仅是她的附属,就像我们人类的衣服一样,可惜很多人往往看一个人是先看其衣着。
虽然不写评论,但理论知识多多少少还是需要的,于是在另外一个书架上我买了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所出的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之一《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所著,徐文博翻译。焦虑,现在不仅仅是对诗歌说,更贴切人类的生活状态。
我们需要沉寂的生活,我们需要沉寂地写诗。王寅十年磨一剑的写诗历程让我有些感动,并且他那种有点神经质偏激的诗歌里,有一种沉寂而又爆发的力量。所以,2005年古吴轩出版社把他的一些随笔集中印在一起叫《刺破梦境》,摆在我眼前,我是找不到理由让它继续留在书架上等待另外一个人的目光。因为下一个看书者,不一定会买;因为下一个买书者,不一定是个诗人。
最后,临走之前再买一本商务印书馆在2000年所出英国哲学家贝克莱的《西利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唯心主义信奉者,我喜欢他那羚羊挂角般的意念——存在就是被感知。
责任编辑 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