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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的典型性在于深度揭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和人生悖谬,以及隐藏在这些矛盾和悖谬中的人格缺陷与人性裂变,并通过诸多缺陷、扭曲甚至是变态人格的塑造,反映了其生存现实的复杂性。通过诸多悖谬的演绎,揭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真相和人生真相,反证了理性、爱、善、成功等理念的珍贵,以及人格完善和人性修复的必要性。
【关键词】矛盾 悖谬 缺陷 人格
【中图分类号】G40-0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 -0030-02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剧中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往往是以自身人格的缺陷作为铺垫,体现了在一定条件下人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困惑。目的是为了揭示人在克服自身缺陷的过程中,以各种各样的艰难努力甚至是牺牲为代价,来使人自身逐步走向完善的规律性。作品中人格缺陷的设定不仅体现了缺陷形式的多样性和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将各种缺陷性的因由作出了多种多样的假定,而对假定的表面无解又演绎出诸多的人生悖谬,并以人生的悖谬来反证人的理性的珍贵和人对自身的缺失进行修复的必要性。其中的悖谬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爱的悖谬;二是善的悖谬;三是成功的悖谬。
悖谬一:爱等于恨
这种悖谬的逻辑是:爱是自私的,是不容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否则爱等于恨,由这种恨所产生的一些行为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奥瑟罗》中奥瑟罗的悖谬。奥瑟罗由于对自己妻子苔丝狄蒙娜贞洁的猜疑,以及由于这种猜疑心理的强化和扭曲,最终使他掐死了自己纯洁而美丽的妻子,自己亲手埋葬了自己美好的婚姻和爱情。这场悲剧诞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条小小的手帕,但是由此产生的猜疑,以及由猜疑所致的嫉妒却是那样的疯狂,理由的空洞和荒唐以及加上空洞和荒唐之上的疯狂屠杀,使奥瑟罗的人格不只是表现出一般的理性上的缺失,而是人性的丧失和良知的泯灭。这种悖谬所掩盖的真相其实是奥瑟罗灵魂深处对女性贞洁占有观念的变态反应。其根源与其说是他对苔丝狄蒙娜的爱有关,还不如说是灵魂中的自私以及贪欲的急剧膨胀所致。这种贪欲的急剧膨胀所造成的心理扭曲,使其产生对苔丝狄蒙娜不贞的心理幻想,加上想方设法进谗言的伊阿古又抓住了他这致命的弱点,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了他的扭曲心理,最终使其走上了不归路。这种对自身贪婪和占有欲不完全满足的空虚,以及以毁灭来虚幻地填补空白和消除自己的心理魔障的罪恶,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是不可饶恕的。所以奥瑟罗的死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死之前还要让他感受到即使是死,也无法消除他自己灵魂有罪的恐惧。这是一种在人格出现缺陷以后,由人格的缺陷到人格的畸变再到人性的泯灭,并迅速走向罪恶的典型案例。
悖谬二:善等于恶
这种悖谬的逻辑是:善是无用的代名词,世俗的欲望是人无法抗拒的,而世俗的欲望又是与善相矛盾的。所以行善其实是徒步劳无益的,善等于恶。这在奥瑟罗的真正的敌人伊阿古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伊阿古的人生信条是要做一个“聪明人”,他的名言是“老实人就是傻瓜,虽然一片好心,结果还是自己吃了亏。”为此,他不择手段地制造种种假象,让奥瑟罗觉得苔丝狄蒙娜和自己的副官凯西奥有奸情,以便让他能得到副官的位置。对比奥瑟罗的人格障碍,伊阿古显得更加阴险和丑恶。他的罪恶虽然也源自于他极端自私的心理,但是他的可怕之处,是他不惜牺牲别人的一切来满足自己哪怕是一丁点的好处,并且为了这个阴暗的目的可以作长期的打算和计划。他狡诈、阴险的手段,以及他的阴谋计划的周密性及有效性,都使他的作恶的主观故意十分地明显。他在人格和良知表现为整体性地坍塌。《哈姆莱特》中的新国王克劳狄斯,他用毒药谋害了老国王又是他的兄长的老哈姆莱特,篡夺王位、骗娶王嫂,又想尽一切办法谋害哈姆莱特,又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最终沦为他手。在《麦克白》中,麦克白和他的夫人一道谋害了国王,同样也篡夺了王位。这两部悲剧在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状态时,都写出了人物内在灵魂的挣扎过程,写出了心理上的善与恶的博斗,反映了在极欲膨胀过程中人性的极端扭曲和变形。不同的是,麦克白在自己犯下了罪恶的同时,他的道德感似乎还是挂在那里,他始终觉得自己灵魂不安和寝食难安,日夜感到恐惧和害怕,甚至感到神思恍惚、精神失常。虽然他的道德感最终没有让他弃恶从善,但是善的力量还是对他的从恶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克劳狄斯的身上却缺少那种道德感的伴随,虽然偶尔有过一次祈祷和忤悔,但是结果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从恶的意志,变得更加虚伪、阴险和狡诈,更加变本加厉地阴谋谋害哈姆莱特,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这种悖谬所掩盖的真相是:人欲极度膨胀后将导致不可扼制的反伦理行为。这是文艺复兴运动所要解决但又无力解决的问题:人从神那里解放以后,如何规避自身的缺陷,从而使人欲得到合理的约束,从而使人更纯粹,人性更光辉。在《李尔王》中,李尔的悲剧似乎是最没有理由发生的,但发生在李尔身上的悖谬却是那样客观的存在着:你对一个人好,他可能对你不好;你对一个人不好,他反过来对你好。这可以概括为恩将仇报和仇将恩报两种基本类型。这两种基本类型在关于善恶关系的方程式中,似乎都可以从他的三个女儿身上求解,三个女儿孰善孰恶似乎一目了然。但是,三个女儿毕竟又都是继承人,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来说,至少在继承关系发生前是非常被动的,此时她们没有能力作出是否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悲剧里,是李尔自己主动放弃了自己公正公平分配国土的权利,自己主动钻进了自我设置的一系列的人生怪圈:比如他的自欺欺人的行为,他喜欢听奉承话,甚至违心的话,要将女儿全部的爱据为己有,即使对于她们的丈夫来说,也不能分享她们一丝一毫的爱等等。所以,李尔的人格缺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人生智慧,没有搞懂怎样做才是对女儿真正的爱。他将物欲和爱,外在与内在,语言与心灵之间简单地画起等号。将虚伪等同于真实,将夸口等同于事实,将背叛等同于忠诚。他的悲剧性的真正源泉还是在于他的自私,他最大的失误是以权力交换爱,以国土交换亲情,他最大的错误是以罪与罚来对待正义和忠诚,最根本的缺陷是理智的缺失,理智缺失的根本原因又是他的极端膨胀的自私心理。所以,他最后的自食其果也是在情理之中。对于这种人,莎士比亚同样也没有原谅他。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的母后乔特鲁德麻木、迟钝和缺乏理智,使她不仅对谋害她丈夫的凶手即是她丈夫的弟弟这件事麻木不仁,而且自己还嫁给他,并把王权作为陪嫁,使自己成为助纣为虐的形象。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批评她:“当无法阻遏的情欲大举进攻的时候,用不着什么羞耻了”“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在淫秽的猪圈里调情”所以,哈姆莱特对她既要严加谴责,又要极力拯救,经过艰苦努力,最终使其得以清醒。但剧本最后却安排其在无意之中饮下克劳狄斯为哈姆莱特准备的毒酒,这也暗合了在剧首老哈姆莱特的鬼魂对哈姆莱特的谕示:“她自会受到上天的裁判,和她自己内心中的荆棘的刺戳。”也反映了莎士比亚时代的道德与伦理对这类人物局限性的裁决方式。这种悖谬的真相引人深思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恶存在对善的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善要维护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就必须建立起对付恶的防范机制和惩戒机制。同时也说明了善对恶的无原则的妥协和欲望的极度膨胀是相辅相成的,最终都会使善成为牺牲品。 悖谬三:成功等于失败
这种悖谬的逻辑是: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即使成功也等于失败,即使失败,也不算失败。怕只怕堕落者的再堕落,循环往复,以致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哈姆莱特的复仇的失败,很多人评价是由于他的性格的忧郁和软弱所导致。而事实的真相却不是这样,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所笃信的基督教灵魂救赎要大于肉体存在的理念。从这种意义来看,哈姆莱特的失败也不算失败,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的比剑行为,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失败,甚至还体现出他个人的勇敢,但是对于他身上所肩负的重振乾坤的责任来说,他还是失败了。使在此之前所有的隐忍、装疯、周密的考虑和打算等,都在这场比剑中化为乌有。这固然有骑士精神的影响,但是他的时代的局限性还是决定哈姆莱特失败的根本原因。比如他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却不知道怎样去发动和利用,所以只能孤军作战,最后与对手同归于尽也在情理之中。这还是莎士比亚在情节安排中对哈姆莱特的宽大之处,否则的话凭着克劳狄斯的阴险狡猾和他的地位权势,他的胜利在逻辑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表面上看他是很忧郁的很迟疑的,由于这种忧郁和迟疑使得他又显得很软弱。但是他的忧郁迟疑是因为他正在理智地选择复仇的时机,时机不到,他甘愿隐忍内心的悲愤,忍受在他看来尘世间最大的苦难。所以,在克劳狄斯祈祷的时候,他放弃了这一最佳的复仇时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个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这种考虑再考虑的结果,虽然使自己没有达到立刻复仇的目的,但是在心灵深处,哈姆莱特觉得非常值得,他觉得如果自己此时实施了复仇的行动,即使成功了,也是失败,也是让对方的灵魂升入天堂。基督教的天堂和灵魂不灭的观念,让这个复仇者对自己的复仇行动寄予了近乎理想化的考虑,并且在剧末哈姆莱特还是手刃仇人。虽然自己也死在他人的剑下,其他所有的人也一齐同归于尽。但这种善对恶的艰难抵抗式的悲壮,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哈姆莱特个人的懦弱,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勇敢。虽然这种勇敢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但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条件下,还是做到了尽可能的完善。从浅表层次来看,哈姆莱特是一个多面体,一边是他的灵魂救赎的笃信,一边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一边是他的忧郁,一边是他的理智;一边是机智,一边是他对恋人奥菲利娅令人悲怆的绝情等等。事实上,这些矛盾的个性是内在地统一于他的思想发展的全过程,统一于逐步走向在完善的过程之中。对于他是否软弱,别林斯基就曾说:“哈姆莱特表现了精神的软弱,这固然是事实;可是必须知道,这软弱是什么意思。它是分裂,是从幼稚的、不自觉的精神和谐与自我享乐走向不和谐与斗争去的过渡,而不和谐与斗争又是走向雄伟的、自觉的精神和谐与自我享乐的过渡的必要条件。”①所以, 哈姆莱特的失败从某意义上来看,也可以算是一种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姆莱特的失败又不呈现为一种悖谬,而似乎是一种人生自有的悖论,是悲剧现实对其人生的一种捉弄,或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否则哈姆莱特的形象不至于如此地高贵而伟大。
剧中这类人往往有很高贵的身份,但由于世欲的某种巨大诱惑,使他感到不能自制。虽然他们也想从这种诱惑中自拔出来,或者也想通过忏悔等方式弃恶从善,但最终还是不能逃脱罪恶欲念的控制而成为它的奴隶。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向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发起挑战。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代价,不顾一切,不仅造成亲情、伦理、正义和道德的损害,对国家和社会都带来极大的震荡或灾难。
总之,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人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其人格的缺陷是其悲剧生成的关键原因,也是作品悲剧情节演绎和发展的决定要素。而莎士比亚正是通过揭示这些人格缺陷的构成方式,使人在自身局限性的克服上要有所突破,在自身人格缺陷性的修复上要有所成就。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35.
【关键词】矛盾 悖谬 缺陷 人格
【中图分类号】G40-0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 -0030-02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代表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剧中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往往是以自身人格的缺陷作为铺垫,体现了在一定条件下人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困惑。目的是为了揭示人在克服自身缺陷的过程中,以各种各样的艰难努力甚至是牺牲为代价,来使人自身逐步走向完善的规律性。作品中人格缺陷的设定不仅体现了缺陷形式的多样性和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将各种缺陷性的因由作出了多种多样的假定,而对假定的表面无解又演绎出诸多的人生悖谬,并以人生的悖谬来反证人的理性的珍贵和人对自身的缺失进行修复的必要性。其中的悖谬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爱的悖谬;二是善的悖谬;三是成功的悖谬。
悖谬一:爱等于恨
这种悖谬的逻辑是:爱是自私的,是不容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否则爱等于恨,由这种恨所产生的一些行为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奥瑟罗》中奥瑟罗的悖谬。奥瑟罗由于对自己妻子苔丝狄蒙娜贞洁的猜疑,以及由于这种猜疑心理的强化和扭曲,最终使他掐死了自己纯洁而美丽的妻子,自己亲手埋葬了自己美好的婚姻和爱情。这场悲剧诞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条小小的手帕,但是由此产生的猜疑,以及由猜疑所致的嫉妒却是那样的疯狂,理由的空洞和荒唐以及加上空洞和荒唐之上的疯狂屠杀,使奥瑟罗的人格不只是表现出一般的理性上的缺失,而是人性的丧失和良知的泯灭。这种悖谬所掩盖的真相其实是奥瑟罗灵魂深处对女性贞洁占有观念的变态反应。其根源与其说是他对苔丝狄蒙娜的爱有关,还不如说是灵魂中的自私以及贪欲的急剧膨胀所致。这种贪欲的急剧膨胀所造成的心理扭曲,使其产生对苔丝狄蒙娜不贞的心理幻想,加上想方设法进谗言的伊阿古又抓住了他这致命的弱点,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了他的扭曲心理,最终使其走上了不归路。这种对自身贪婪和占有欲不完全满足的空虚,以及以毁灭来虚幻地填补空白和消除自己的心理魔障的罪恶,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是不可饶恕的。所以奥瑟罗的死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死之前还要让他感受到即使是死,也无法消除他自己灵魂有罪的恐惧。这是一种在人格出现缺陷以后,由人格的缺陷到人格的畸变再到人性的泯灭,并迅速走向罪恶的典型案例。
悖谬二:善等于恶
这种悖谬的逻辑是:善是无用的代名词,世俗的欲望是人无法抗拒的,而世俗的欲望又是与善相矛盾的。所以行善其实是徒步劳无益的,善等于恶。这在奥瑟罗的真正的敌人伊阿古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伊阿古的人生信条是要做一个“聪明人”,他的名言是“老实人就是傻瓜,虽然一片好心,结果还是自己吃了亏。”为此,他不择手段地制造种种假象,让奥瑟罗觉得苔丝狄蒙娜和自己的副官凯西奥有奸情,以便让他能得到副官的位置。对比奥瑟罗的人格障碍,伊阿古显得更加阴险和丑恶。他的罪恶虽然也源自于他极端自私的心理,但是他的可怕之处,是他不惜牺牲别人的一切来满足自己哪怕是一丁点的好处,并且为了这个阴暗的目的可以作长期的打算和计划。他狡诈、阴险的手段,以及他的阴谋计划的周密性及有效性,都使他的作恶的主观故意十分地明显。他在人格和良知表现为整体性地坍塌。《哈姆莱特》中的新国王克劳狄斯,他用毒药谋害了老国王又是他的兄长的老哈姆莱特,篡夺王位、骗娶王嫂,又想尽一切办法谋害哈姆莱特,又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最终沦为他手。在《麦克白》中,麦克白和他的夫人一道谋害了国王,同样也篡夺了王位。这两部悲剧在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状态时,都写出了人物内在灵魂的挣扎过程,写出了心理上的善与恶的博斗,反映了在极欲膨胀过程中人性的极端扭曲和变形。不同的是,麦克白在自己犯下了罪恶的同时,他的道德感似乎还是挂在那里,他始终觉得自己灵魂不安和寝食难安,日夜感到恐惧和害怕,甚至感到神思恍惚、精神失常。虽然他的道德感最终没有让他弃恶从善,但是善的力量还是对他的从恶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克劳狄斯的身上却缺少那种道德感的伴随,虽然偶尔有过一次祈祷和忤悔,但是结果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从恶的意志,变得更加虚伪、阴险和狡诈,更加变本加厉地阴谋谋害哈姆莱特,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这种悖谬所掩盖的真相是:人欲极度膨胀后将导致不可扼制的反伦理行为。这是文艺复兴运动所要解决但又无力解决的问题:人从神那里解放以后,如何规避自身的缺陷,从而使人欲得到合理的约束,从而使人更纯粹,人性更光辉。在《李尔王》中,李尔的悲剧似乎是最没有理由发生的,但发生在李尔身上的悖谬却是那样客观的存在着:你对一个人好,他可能对你不好;你对一个人不好,他反过来对你好。这可以概括为恩将仇报和仇将恩报两种基本类型。这两种基本类型在关于善恶关系的方程式中,似乎都可以从他的三个女儿身上求解,三个女儿孰善孰恶似乎一目了然。但是,三个女儿毕竟又都是继承人,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来说,至少在继承关系发生前是非常被动的,此时她们没有能力作出是否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悲剧里,是李尔自己主动放弃了自己公正公平分配国土的权利,自己主动钻进了自我设置的一系列的人生怪圈:比如他的自欺欺人的行为,他喜欢听奉承话,甚至违心的话,要将女儿全部的爱据为己有,即使对于她们的丈夫来说,也不能分享她们一丝一毫的爱等等。所以,李尔的人格缺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人生智慧,没有搞懂怎样做才是对女儿真正的爱。他将物欲和爱,外在与内在,语言与心灵之间简单地画起等号。将虚伪等同于真实,将夸口等同于事实,将背叛等同于忠诚。他的悲剧性的真正源泉还是在于他的自私,他最大的失误是以权力交换爱,以国土交换亲情,他最大的错误是以罪与罚来对待正义和忠诚,最根本的缺陷是理智的缺失,理智缺失的根本原因又是他的极端膨胀的自私心理。所以,他最后的自食其果也是在情理之中。对于这种人,莎士比亚同样也没有原谅他。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的母后乔特鲁德麻木、迟钝和缺乏理智,使她不仅对谋害她丈夫的凶手即是她丈夫的弟弟这件事麻木不仁,而且自己还嫁给他,并把王权作为陪嫁,使自己成为助纣为虐的形象。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批评她:“当无法阻遏的情欲大举进攻的时候,用不着什么羞耻了”“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在淫秽的猪圈里调情”所以,哈姆莱特对她既要严加谴责,又要极力拯救,经过艰苦努力,最终使其得以清醒。但剧本最后却安排其在无意之中饮下克劳狄斯为哈姆莱特准备的毒酒,这也暗合了在剧首老哈姆莱特的鬼魂对哈姆莱特的谕示:“她自会受到上天的裁判,和她自己内心中的荆棘的刺戳。”也反映了莎士比亚时代的道德与伦理对这类人物局限性的裁决方式。这种悖谬的真相引人深思的是:在一定条件下恶存在对善的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善要维护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就必须建立起对付恶的防范机制和惩戒机制。同时也说明了善对恶的无原则的妥协和欲望的极度膨胀是相辅相成的,最终都会使善成为牺牲品。 悖谬三:成功等于失败
这种悖谬的逻辑是: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即使成功也等于失败,即使失败,也不算失败。怕只怕堕落者的再堕落,循环往复,以致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哈姆莱特的复仇的失败,很多人评价是由于他的性格的忧郁和软弱所导致。而事实的真相却不是这样,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所笃信的基督教灵魂救赎要大于肉体存在的理念。从这种意义来看,哈姆莱特的失败也不算失败,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的比剑行为,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失败,甚至还体现出他个人的勇敢,但是对于他身上所肩负的重振乾坤的责任来说,他还是失败了。使在此之前所有的隐忍、装疯、周密的考虑和打算等,都在这场比剑中化为乌有。这固然有骑士精神的影响,但是他的时代的局限性还是决定哈姆莱特失败的根本原因。比如他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却不知道怎样去发动和利用,所以只能孤军作战,最后与对手同归于尽也在情理之中。这还是莎士比亚在情节安排中对哈姆莱特的宽大之处,否则的话凭着克劳狄斯的阴险狡猾和他的地位权势,他的胜利在逻辑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表面上看他是很忧郁的很迟疑的,由于这种忧郁和迟疑使得他又显得很软弱。但是他的忧郁迟疑是因为他正在理智地选择复仇的时机,时机不到,他甘愿隐忍内心的悲愤,忍受在他看来尘世间最大的苦难。所以,在克劳狄斯祈祷的时候,他放弃了这一最佳的复仇时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个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这种考虑再考虑的结果,虽然使自己没有达到立刻复仇的目的,但是在心灵深处,哈姆莱特觉得非常值得,他觉得如果自己此时实施了复仇的行动,即使成功了,也是失败,也是让对方的灵魂升入天堂。基督教的天堂和灵魂不灭的观念,让这个复仇者对自己的复仇行动寄予了近乎理想化的考虑,并且在剧末哈姆莱特还是手刃仇人。虽然自己也死在他人的剑下,其他所有的人也一齐同归于尽。但这种善对恶的艰难抵抗式的悲壮,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哈姆莱特个人的懦弱,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勇敢。虽然这种勇敢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但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条件下,还是做到了尽可能的完善。从浅表层次来看,哈姆莱特是一个多面体,一边是他的灵魂救赎的笃信,一边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一边是他的忧郁,一边是他的理智;一边是机智,一边是他对恋人奥菲利娅令人悲怆的绝情等等。事实上,这些矛盾的个性是内在地统一于他的思想发展的全过程,统一于逐步走向在完善的过程之中。对于他是否软弱,别林斯基就曾说:“哈姆莱特表现了精神的软弱,这固然是事实;可是必须知道,这软弱是什么意思。它是分裂,是从幼稚的、不自觉的精神和谐与自我享乐走向不和谐与斗争去的过渡,而不和谐与斗争又是走向雄伟的、自觉的精神和谐与自我享乐的过渡的必要条件。”①所以, 哈姆莱特的失败从某意义上来看,也可以算是一种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姆莱特的失败又不呈现为一种悖谬,而似乎是一种人生自有的悖论,是悲剧现实对其人生的一种捉弄,或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否则哈姆莱特的形象不至于如此地高贵而伟大。
剧中这类人往往有很高贵的身份,但由于世欲的某种巨大诱惑,使他感到不能自制。虽然他们也想从这种诱惑中自拔出来,或者也想通过忏悔等方式弃恶从善,但最终还是不能逃脱罪恶欲念的控制而成为它的奴隶。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向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发起挑战。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代价,不顾一切,不仅造成亲情、伦理、正义和道德的损害,对国家和社会都带来极大的震荡或灾难。
总之,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人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其人格的缺陷是其悲剧生成的关键原因,也是作品悲剧情节演绎和发展的决定要素。而莎士比亚正是通过揭示这些人格缺陷的构成方式,使人在自身局限性的克服上要有所突破,在自身人格缺陷性的修复上要有所成就。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