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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立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是党和人民赋予雄安新区的历史使命，雄安新区的崛起将给中华民族复兴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本文从大历史视角看待雄安新区崛起，认为雄安新区的设立会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南北经济均衡发展、加速民族复兴的步伐，同时给城市综合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与经验。
[关键词] 民族复兴；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综合改革
[作者簡介] 杨海波（1984—），男，湖南邵阳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以及 经济思想史。
覃苗苗（1986—），女，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与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 F1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07-0071-05 [收稿日期] 2017-05-10
一、以大历史观看民族兴衰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大历史观”，也称为宏观历史观。[1]（P20）大历史观的主要内容是一种中国历史研究思维，放宽历史视界，从宏观的历史维度研究，不仅注重中国历史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同时也注重空间上的扩展性。其特点在于，注重归纳和历史的综合性、注重在整体架构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强调历史长时间的合理性。本文的大历史观以经济发展的视角看待南北发展并弱化朝代更迭带来的影响。“安史之乱”后的经济重心南移改变了我国经济格局。近代以来，沿海城市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南方经济地位的优势，加剧了南北经济失衡。改革开放后，确立的五个经济特区都在南方，一方面，考虑到南方沿海有千丝万缕的海外关系，方便吸引投资；另一方面，因为南方优良港口数量多些，且处于国际航运的节点上，比如深圳港、上海港等。
今年4月1日提出了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为宏伟蓝图的雄安新区建设，正是站在这样一种历史转折期：一是民族复兴驶入了快车道，自2010年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得到不断完善，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新阶段的新要求下的新型发展思想得到不断深化，以“四个全面”为动力实现“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与战略眼光得到不断向纵深推进；二是南北经济由失衡转向均衡发展，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于东、中、西部的均衡发展，由此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鲜见论述南北经济均衡的文章，南北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我国经济政治的走向。从晚唐、五代以来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南方经济一直是我国经济重心，直到东北工业基地发展起来，北方经济一度赶超南方，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经济转型，南北经济从均衡再到失衡，而现今又到了南北经济均衡发展的时间点上。
南北经济失衡的原因是近代以前面临的主要外患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封建王朝的理性选择是发展南方以提供稳定赋税，近代以来受到来自列强的海上挑战，通商口岸、租界以及殖民地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客观上刺激了我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方的近代化进程。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导致了千年以来“南经北政”的基本发展格局。从大历史观考察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带来了南方文化的繁荣，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尤其是文化，两宋年间以及元明清三代从进士数量以及状元籍贯看，南方占相当优势；[2]（P6）二是北方的巩固与发展离不开南方，南方的物资、粮食通过运河和海运支持北方，明清两代的粮食主产区在江南和两湖地区；三是远离政治中心且有较好经济实力，导致动乱、革命或者起义多从南方发端，比如元末农民起义、杨应龙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
二、民族复兴与雄安崛起
自鸦片战争以来，民富国强是历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理想，这也是革命与改革的逻辑与动力。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以及辛亥革命都在寻找历史出路，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均以失败告终，但不否认这些都是通往富强之路的探索和努力。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有了独立自主地位才正式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改革开放释放出被压抑、巨大的生产力，以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发展速度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是这一时期中国发展的缩影；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审时度势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等“四大自信”回答了世界的疑问，同时回应了历史的呼唤。在当前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成立雄安新区是我们党对新的时代、新的发展要求的有力回答。
成立雄安新区给民族复兴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加速民族复兴步伐，我们要从以下四个维度体悟“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含义：一是从我国发展历史看，一般而言只要和平發展五十年左右一定会成为经济、政治与军事强国，[3]（P36）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17年总共39年，我国无论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进展，但也累积了诸多问题，比如类似于北京的城市病，成立雄安新区不仅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也给城市发展与建设引向一种新的可能；二是从我国南北区域发展看，深圳特区代表着珠三角的崛起、浦东新区代表着长三角的崛起，而雄安新区的设立预示着京津冀乃至环渤海的崛起，自南向北形成一条完整而均衡的经济带，这条经济带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版图，雄安新区的设立正是这条经济带的点睛之作，有力地促进南北经济均衡发展；三是从内陆开放角度看，我国内陆幅员广阔，雄安新区会成为内陆开放的模板，雄安新区承担着国家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将雄安新区打造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先导区、扩大对外开放新高地与对外合作新平台，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格局；四是从城市综合改革的角度看，我国城市改革肇始于经济特区的创办，城市改革涉及城市建设与管理、土地制度、国有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雄安新区的设立为城市综合改革提供了契机。雄安新区的建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盘大棋上的棋眼，是我们党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新阶段与新境界。 三、成立雄安新区
有力地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从京津唐老工业基地开始，到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京津冀城市群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京津冀地区拥有优质的教育文化科技资源，工业体系基础较好，但也面临着水资源紧缺以及产业结构过度倚重重化工业的问题。建立雄安新区起着从京津冀城市群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協同发展1.0版
宏伟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不断探索的过程，京津唐工业基地是京津冀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滨海新区是京津冀城市群转型发展的标志之一。京津冀城市群涉及10个城市，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在城市群建设过程中取得了较好成绩，但京津冀城市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明显的，主要如下：一是城市之间联动性不强，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或者机构，城市之间互补性不强，笔者曾在廊坊市调研，从相关人员处了解到天津和廊坊、廊坊和周边城市竞争较为剧烈，即争夺北京优质资源的疏解；二是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城市化水平不高，从经济总量看比较大，但从人均收入看远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区域内的整体营商环境欠佳，市场化水准也逊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的建设要重质量、以人为本；三是核心城市的辐射功能不强，这是京津冀城市群关联度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因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层级跨度大，京津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另一方面相比较而言上海对于周边城市、广深对于周边城市的扩散功能要强。也正是基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央提出来要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二）建立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2.0版
党中央审时度势于2014年2月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并成为当前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从京津冀城市群建设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再到将来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雄安新区的成立处在京津冀良好发展时序上，并在地理上处在京津冀区域的腹地。从顶层设计看，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任组长，同时还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担任组长；从成立北京行政副中心（通州）看，副中心有力地解决大城市病以及带动河北周边区域发展，有效地疏解相关产业与人员；从雄安新区看，成立雄安新区预示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了起飞阶段，从更高层面更深广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如徐匡迪所言：“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4]
（三）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3.0版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成为世界级都市圈，成为环渤海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从文化上看，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有相同之处，各自的文化母体分别为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和燕赵文化，京津冀地区浸润着以“慷慨悲歌”“好气任侠”为内核的燕赵文化，融为一体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而雄安新区正处于京津冀腹地，为三地提供交流和发展舞台；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雄安新区要从目前规划的100平方公里，到中期规划的200平方公里，再到远期的2000平方公里，与深圳市面积相当。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由京津冀的“双核”驱动转向成稳定的核心三角（北京、天津与雄安）驱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四、建设雄安新区给城市综合改革提供契机
雄安新区处在尚未形成大中型城市的地方，中央支持力度大、改革阻力较小，在雄安新区实行城市综合改革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笔者从土地、产业、内陆开放以及政府四个方面讨论如何在雄安新区进行城市综合改革。
（一）促进土地制度与房地产改革
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涉及“三农”、城市房价等老百姓切实相关的问题，雄安新区的建立给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房地产改革提供了试点。雄安在近期到中期再到远期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征收农村土地以及土地溢价问题，这时要切实保证被征收农户利益不受损，同时房价保持在合理的增长区间，既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也保证房地产的保值增值功能。在雄安涉及土地制度与房地产改革的问题时，要以如下三个方面为主要抓手：一是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经济利用的质量和效益，确保被征收农户的利益，进驻新区的企业可以适当优先向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招工，同时可以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二是引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机制，这也是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中央适当给雄安新区政策空间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确保雄安新区房价不出现突飞猛涨现象，我们要意识到仅靠行政手段是很难控制住房价的，从长远看，要稳房价还是要靠市场规律的作用；三是节约土地资源，形成增量与存量并举的局面，虽然雄安新区远期规划有2000平方公里，并不代表土地资源供给充裕，要达到“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要求，不仅要在空间上扩张，更要体现在单位面积创造的财富。
（二）打造产业公地承接产业转移
王恩强（2015）认为，“产业公地是指根植于企业、大学和其他组织之中的研发与制造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艺开发能力、工程制造能力，这些能力共同为一系列的产业成长和技术创新提供基础。”同样，加里·皮萨诺（2014）认为没有产业公地的支撑或者受到破坏，企业竞争力将会削弱，继而所在区域经济衰落，同时还会剥夺同能力新产业的兴起。[5]（P44）由此可见产业公地的建设，既能培育出本土或新兴企业，也能吸引与承接产业转移。目前，雄安新區与部分央企与院校洽谈迁往雄安事宜，雄安新区首先要做的是打造优质的产业公地，为企业和院校提供配套设施。在雄安新区的产业承接过程中，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地理转移，而是要在转移过程中进行技术与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都离不开雄安新区的支持，在雄安新区构建与形成新型的“产、学、研”模式。 （三）形成内陆地区开放高地
内陆地区开放是区别于沿海地区开放的一种新型开放模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及雄安新区的建立，内陆开放重新成为学界讨论的热词。雄安新区要借鉴其他地区好的做法，尤其是重庆市两江新区以及各大保税区的经验和启示，再大胆尝试运用超前思维打造内陆地区开放高地，以如下三方面为主攻方向：一是要有国际开阔视野，建设雄安新区必须有国际视野，否则不能承担起国家赋予的重大历史责任，对于雄安新区的定位既要从全国发展这盘棋看，也要从世界经济的舞台看；二是要整合全球资源，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进驻雄安新区，提升我国产业高度以及提升价值链条，打造众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中心以外溢效应促进企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三是完善各项机制保障，内陆开放高地意味着要与全球全方位、多层次交流，需要各类专业人才（国际结算、金融、会计与相关法律人才等），也需要机制创新，诸如探索现代物流模式、开放制度体系、资本运营和管理模式等。
（四）建立价廉的服务型政府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内容，自从提出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以来，我国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仍然未能改变“管理型”政府的特征，雄安新区的成立给了全面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智慧和能力的时刻。笔者认为服务型政府建立的核心在于“价廉政府”，价格低廉的服务型政府要做到以下三方面：一是实现“大部制管理”，亦即响应“简政放权”的方针，比如科教卫文系统，交通系统、工商质检系统以及党群系统等都可以在管理上进行创新，避免出现“九龙治水”现象的发生；二是尽可能从“审批制”到“备案制”项目管理，企业是市场经济中创造财富的主力军。受到社会诟病的审批制，因其容易出现“权力寻租”以及不能准确把握住市场信息，“备案制”项目管理既能精准把握住市场动向也能有力地降低腐败现象，同时也能有效地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三是在雄安新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打造价廉的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在于“人”，在雄安新区公务员队伍的选拔上要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进行选拔，既要提高公务员队伍的党性以提高服务人民群众意识，也要用适当的物质支持以形成稳定工资增长机制。
五、总 结
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雄安新区的战略部署。雄安新区建立的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为下一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契机与动力；二是使南北经济均衡发展以及加速内陆开放步伐，由南向北形成了寬领域多层次的开放空间；三是给城市综合改革提供了良好机会，有党中央支持、京津冀协作以及雄安新区自身的优势，雄安新区会成为我国城市综合改革的模板；四是雄安新区的建立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的后起之秀，同时也是民族复兴的强劲动力，具有朝气磅礴的生命力。基于以上几点判断，成立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点睛之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盘大棋的棋眼，雄安新区承担着历史重托，着力于现实发展，也连接着民族未来。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2] 伍振华，高凯.当代社科基金负责人与明清进士地域分 布研究[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3]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4] 徐匡迪.选址·功能·开发：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热点三 问——新华社记者专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 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N].新华每 日电讯，2017-04-03.
[5] 加里·皮萨诺，威力·史.重返产业公地[J].商业·评论， 2014，（12）.
Abstract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is the “Millennium Plan， National Events”， which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entrusted by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o the Xiongan New Area. The rise of Xiongan New Area has injected a strong impetus to the national revival.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rise of Xiongan New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histor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will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will mak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and south economies， and will accelerate the pace of national revival， and provide new ideas and experiences for comprehensive urban reform.
Key Words ： national revival ； Xiongan New Area ；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 comprehensive urban reforms
[責任编校：赵哲]
[关键词] 民族复兴；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综合改革
[作者簡介] 杨海波（1984—），男，湖南邵阳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以及 经济思想史。
覃苗苗（1986—），女，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工程与设计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与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 F1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07-0071-05 [收稿日期] 2017-05-10
一、以大历史观看民族兴衰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大历史观”，也称为宏观历史观。[1]（P20）大历史观的主要内容是一种中国历史研究思维，放宽历史视界，从宏观的历史维度研究，不仅注重中国历史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同时也注重空间上的扩展性。其特点在于，注重归纳和历史的综合性、注重在整体架构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强调历史长时间的合理性。本文的大历史观以经济发展的视角看待南北发展并弱化朝代更迭带来的影响。“安史之乱”后的经济重心南移改变了我国经济格局。近代以来，沿海城市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南方经济地位的优势，加剧了南北经济失衡。改革开放后，确立的五个经济特区都在南方，一方面，考虑到南方沿海有千丝万缕的海外关系，方便吸引投资；另一方面，因为南方优良港口数量多些，且处于国际航运的节点上，比如深圳港、上海港等。
今年4月1日提出了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为宏伟蓝图的雄安新区建设，正是站在这样一种历史转折期：一是民族复兴驶入了快车道，自2010年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得到不断完善，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新阶段的新要求下的新型发展思想得到不断深化，以“四个全面”为动力实现“五位一体”的顶层设计与战略眼光得到不断向纵深推进；二是南北经济由失衡转向均衡发展，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于东、中、西部的均衡发展，由此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鲜见论述南北经济均衡的文章，南北经济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我国经济政治的走向。从晚唐、五代以来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南方经济一直是我国经济重心，直到东北工业基地发展起来，北方经济一度赶超南方，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经济转型，南北经济从均衡再到失衡，而现今又到了南北经济均衡发展的时间点上。
南北经济失衡的原因是近代以前面临的主要外患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封建王朝的理性选择是发展南方以提供稳定赋税，近代以来受到来自列强的海上挑战，通商口岸、租界以及殖民地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客观上刺激了我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方的近代化进程。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导致了千年以来“南经北政”的基本发展格局。从大历史观考察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带来了南方文化的繁荣，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尤其是文化，两宋年间以及元明清三代从进士数量以及状元籍贯看，南方占相当优势；[2]（P6）二是北方的巩固与发展离不开南方，南方的物资、粮食通过运河和海运支持北方，明清两代的粮食主产区在江南和两湖地区；三是远离政治中心且有较好经济实力，导致动乱、革命或者起义多从南方发端，比如元末农民起义、杨应龙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
二、民族复兴与雄安崛起
自鸦片战争以来，民富国强是历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理想，这也是革命与改革的逻辑与动力。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以及辛亥革命都在寻找历史出路，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均以失败告终，但不否认这些都是通往富强之路的探索和努力。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有了独立自主地位才正式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改革开放释放出被压抑、巨大的生产力，以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发展速度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是这一时期中国发展的缩影；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审时度势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等“四大自信”回答了世界的疑问，同时回应了历史的呼唤。在当前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成立雄安新区是我们党对新的时代、新的发展要求的有力回答。
成立雄安新区给民族复兴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加速民族复兴步伐，我们要从以下四个维度体悟“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含义：一是从我国发展历史看，一般而言只要和平發展五十年左右一定会成为经济、政治与军事强国，[3]（P36）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17年总共39年，我国无论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进展，但也累积了诸多问题，比如类似于北京的城市病，成立雄安新区不仅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也给城市发展与建设引向一种新的可能；二是从我国南北区域发展看，深圳特区代表着珠三角的崛起、浦东新区代表着长三角的崛起，而雄安新区的设立预示着京津冀乃至环渤海的崛起，自南向北形成一条完整而均衡的经济带，这条经济带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版图，雄安新区的设立正是这条经济带的点睛之作，有力地促进南北经济均衡发展；三是从内陆开放角度看，我国内陆幅员广阔，雄安新区会成为内陆开放的模板，雄安新区承担着国家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将雄安新区打造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先导区、扩大对外开放新高地与对外合作新平台，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格局；四是从城市综合改革的角度看，我国城市改革肇始于经济特区的创办，城市改革涉及城市建设与管理、土地制度、国有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雄安新区的设立为城市综合改革提供了契机。雄安新区的建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盘大棋上的棋眼，是我们党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新阶段与新境界。 三、成立雄安新区
有力地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从京津唐老工业基地开始，到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京津冀城市群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京津冀地区拥有优质的教育文化科技资源，工业体系基础较好，但也面临着水资源紧缺以及产业结构过度倚重重化工业的问题。建立雄安新区起着从京津冀城市群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協同发展1.0版
宏伟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不断探索的过程，京津唐工业基地是京津冀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滨海新区是京津冀城市群转型发展的标志之一。京津冀城市群涉及10个城市，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在城市群建设过程中取得了较好成绩，但京津冀城市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明显的，主要如下：一是城市之间联动性不强，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或者机构，城市之间互补性不强，笔者曾在廊坊市调研，从相关人员处了解到天津和廊坊、廊坊和周边城市竞争较为剧烈，即争夺北京优质资源的疏解；二是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城市化水平不高，从经济总量看比较大，但从人均收入看远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区域内的整体营商环境欠佳，市场化水准也逊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的建设要重质量、以人为本；三是核心城市的辐射功能不强，这是京津冀城市群关联度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因为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层级跨度大，京津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另一方面相比较而言上海对于周边城市、广深对于周边城市的扩散功能要强。也正是基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央提出来要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二）建立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2.0版
党中央审时度势于2014年2月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并成为当前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从京津冀城市群建设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再到将来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雄安新区的成立处在京津冀良好发展时序上，并在地理上处在京津冀区域的腹地。从顶层设计看，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任组长，同时还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担任组长；从成立北京行政副中心（通州）看，副中心有力地解决大城市病以及带动河北周边区域发展，有效地疏解相关产业与人员；从雄安新区看，成立雄安新区预示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了起飞阶段，从更高层面更深广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如徐匡迪所言：“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4]
（三）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3.0版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成为世界级都市圈，成为环渤海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从文化上看，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有相同之处，各自的文化母体分别为江南文化、岭南文化和燕赵文化，京津冀地区浸润着以“慷慨悲歌”“好气任侠”为内核的燕赵文化，融为一体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而雄安新区正处于京津冀腹地，为三地提供交流和发展舞台；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雄安新区要从目前规划的100平方公里，到中期规划的200平方公里，再到远期的2000平方公里，与深圳市面积相当。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由京津冀的“双核”驱动转向成稳定的核心三角（北京、天津与雄安）驱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四、建设雄安新区给城市综合改革提供契机
雄安新区处在尚未形成大中型城市的地方，中央支持力度大、改革阻力较小，在雄安新区实行城市综合改革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笔者从土地、产业、内陆开放以及政府四个方面讨论如何在雄安新区进行城市综合改革。
（一）促进土地制度与房地产改革
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涉及“三农”、城市房价等老百姓切实相关的问题，雄安新区的建立给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房地产改革提供了试点。雄安在近期到中期再到远期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征收农村土地以及土地溢价问题，这时要切实保证被征收农户利益不受损，同时房价保持在合理的增长区间，既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也保证房地产的保值增值功能。在雄安涉及土地制度与房地产改革的问题时，要以如下三个方面为主要抓手：一是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经济利用的质量和效益，确保被征收农户的利益，进驻新区的企业可以适当优先向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招工，同时可以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二是引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机制，这也是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中央适当给雄安新区政策空间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确保雄安新区房价不出现突飞猛涨现象，我们要意识到仅靠行政手段是很难控制住房价的，从长远看，要稳房价还是要靠市场规律的作用；三是节约土地资源，形成增量与存量并举的局面，虽然雄安新区远期规划有2000平方公里，并不代表土地资源供给充裕，要达到“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要求，不仅要在空间上扩张，更要体现在单位面积创造的财富。
（二）打造产业公地承接产业转移
王恩强（2015）认为，“产业公地是指根植于企业、大学和其他组织之中的研发与制造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工艺开发能力、工程制造能力，这些能力共同为一系列的产业成长和技术创新提供基础。”同样，加里·皮萨诺（2014）认为没有产业公地的支撑或者受到破坏，企业竞争力将会削弱，继而所在区域经济衰落，同时还会剥夺同能力新产业的兴起。[5]（P44）由此可见产业公地的建设，既能培育出本土或新兴企业，也能吸引与承接产业转移。目前，雄安新區与部分央企与院校洽谈迁往雄安事宜，雄安新区首先要做的是打造优质的产业公地，为企业和院校提供配套设施。在雄安新区的产业承接过程中，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地理转移，而是要在转移过程中进行技术与制度创新，而这些创新都离不开雄安新区的支持，在雄安新区构建与形成新型的“产、学、研”模式。 （三）形成内陆地区开放高地
内陆地区开放是区别于沿海地区开放的一种新型开放模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及雄安新区的建立，内陆开放重新成为学界讨论的热词。雄安新区要借鉴其他地区好的做法，尤其是重庆市两江新区以及各大保税区的经验和启示，再大胆尝试运用超前思维打造内陆地区开放高地，以如下三方面为主攻方向：一是要有国际开阔视野，建设雄安新区必须有国际视野，否则不能承担起国家赋予的重大历史责任，对于雄安新区的定位既要从全国发展这盘棋看，也要从世界经济的舞台看；二是要整合全球资源，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进驻雄安新区，提升我国产业高度以及提升价值链条，打造众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中心以外溢效应促进企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三是完善各项机制保障，内陆开放高地意味着要与全球全方位、多层次交流，需要各类专业人才（国际结算、金融、会计与相关法律人才等），也需要机制创新，诸如探索现代物流模式、开放制度体系、资本运营和管理模式等。
（四）建立价廉的服务型政府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内容，自从提出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以来，我国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仍然未能改变“管理型”政府的特征，雄安新区的成立给了全面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智慧和能力的时刻。笔者认为服务型政府建立的核心在于“价廉政府”，价格低廉的服务型政府要做到以下三方面：一是实现“大部制管理”，亦即响应“简政放权”的方针，比如科教卫文系统，交通系统、工商质检系统以及党群系统等都可以在管理上进行创新，避免出现“九龙治水”现象的发生；二是尽可能从“审批制”到“备案制”项目管理，企业是市场经济中创造财富的主力军。受到社会诟病的审批制，因其容易出现“权力寻租”以及不能准确把握住市场信息，“备案制”项目管理既能精准把握住市场动向也能有力地降低腐败现象，同时也能有效地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三是在雄安新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打造价廉的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在于“人”，在雄安新区公务员队伍的选拔上要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进行选拔，既要提高公务员队伍的党性以提高服务人民群众意识，也要用适当的物质支持以形成稳定工资增长机制。
五、总 结
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雄安新区的战略部署。雄安新区建立的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为下一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契机与动力；二是使南北经济均衡发展以及加速内陆开放步伐，由南向北形成了寬领域多层次的开放空间；三是给城市综合改革提供了良好机会，有党中央支持、京津冀协作以及雄安新区自身的优势，雄安新区会成为我国城市综合改革的模板；四是雄安新区的建立是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的后起之秀，同时也是民族复兴的强劲动力，具有朝气磅礴的生命力。基于以上几点判断，成立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点睛之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盘大棋的棋眼，雄安新区承担着历史重托，着力于现实发展，也连接着民族未来。
[参考文献]
[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2] 伍振华，高凯.当代社科基金负责人与明清进士地域分 布研究[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3]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4] 徐匡迪.选址·功能·开发：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热点三 问——新华社记者专访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 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N].新华每 日电讯，2017-04-03.
[5] 加里·皮萨诺，威力·史.重返产业公地[J].商业·评论， 2014，（12）.
Abstract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is the “Millennium Plan， National Events”， which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entrusted by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o the Xiongan New Area. The rise of Xiongan New Area has injected a strong impetus to the national revival.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rise of Xiongan New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histor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will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will mak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and south economies， and will accelerate the pace of national revival， and provide new ideas and experiences for comprehensive urban reform.
Key Words ： national revival ； Xiongan New Area ；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 comprehensive urban reforms
[責任编校：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