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都公谭纂》下卷里有一个故事，真拍出来，怕是比杨乃武和小白菜还离奇。
正统年间，北京有个忠勇前卫的百户，叫杨安。杨安的老婆姓岳，长得很漂亮。有一个锦衣卫校尉垂涎她的美色，想要侵犯，结果没能得逞。半年以后，杨安染疾而死，怀恨在心的校尉跳出来，指控岳氏谋杀亲夫。他有鼻子有眼地编造说，岳氏早和她的女婿邱永有染，杨安得病之后，这一对奸夫淫妇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把符纸烧成灰混入汤药中，害死了杨安。
按《大明律》，妻妾谋杀亲夫，要判斩决;而如果杀人动机是与人通奸的话，则要判处凌迟之刑，奸夫一并处斩。比如说湖南曾经有个案子，有一对兄弟袁应春、袁应节，弟弟袁应节和大嫂丘氏通奸，被袁应春撞破了。丘氏大怒，把袁应春灌醉杀死，烧屋掩盖罪行。后来东窗事发，丘氏被判凌迟，袁应节虽然没参与犯罪，但也因奸夫罪名被砍了脑袋……
可见在大明，“伙同奸夫谋杀亲夫”是至为严重的大案。这个锦衣卫校尉诬告这个罪名，可谓阴毒到了极点，直接要人绝户。
顺天府第一时间将岳氏、邱永、郝氏、沈荣四人收押。四个人在牢狱里自然大叫冤屈，可官府却偏信了校尉的证词，动了刑，逼迫四人屈打成招。
依律这几人都要被判死刑，不过大明对死刑案一向很重视。顺天府虽然受理此案，但无权裁定，得把人犯以及卷宗移交中枢，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轮复审。三个部门一致同意了，再请皇帝来勾决。有了刑科奉旨签发的驾帖，才能执行死刑。
杨安这个案子，先被移交给都察院，御史复审之后，认定死刑得当，又交给刑部，也是同样意见。可到了大理寺这儿，却卡住了。
也算岳氏等人运气好，这一年大理寺的主管叫薛瑄。薛瑄这个人来头不小，他上承朱子理学，号称“开明初道学之基”，所开创的河东学派，后来甚至发展到可以与阳明学并称”有明两文脉“。除了学问，薛瑄做官也颇有手段，以光明俊伟著称。他曾只身前往湖广银场，硬是把当地弊案荡涤一空。
在正统六年，薛瑄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正好接到了杨安案的复审。他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仔细研究了顺天府的审问卷宗，发现岳氏的供词前后不一，也和其他人的供词细节对不上。薛瑄一看就明白了，这显然是屈打成招啊。
大理寺号称慎刑，职责就是要对刑部的判决进行审查，如果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有权驳回刑部要求再议。于是薛瑄立刻将此案驳回，让刑部再琢磨琢磨。刑部很快发回，说复审没问题。薛瑄一看，不行，又一次驳回。赫然形成了拉锯战。
刑部还没说什么，督察院可不高兴了。这个案子，刑部和都察院都已批准了，你们大理寺不批，那就是说我们两部工作没做好呗？为了这事，都御史王文跑到大理寺拍了好几次桌子，薛瑄却岿然不动，驳回如旧。
王文这么动怒，是有原因的。
当时权倾朝野的，是大明第一位权宦王振。薛瑄刚就任大理寺少卿时，王振想拉拢他，给他送了贺礼，结果被谢绝。杨士奇劝薛瑄好歹登门拜谢。薛瑄眼皮一翻：“我是朝廷授予的官职，谢私人算什么道理？不去！” 甚至上朝的时候，别人看见王振都行跪拜礼，薛瑄拱拱手，就走过去了。
都御史王文是王振提拔上来的，从他看来，薛瑄卡这个案子就是为难自己，为难自己，显然就是打王公公的脸啊。再者说，这件案子的首告是锦衣卫的校尉，而锦衣卫的头头马顺也是王振的人。薛瑄说这案子有问题，那就是说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那自然是说马顺管理不利，也是扫王公公的面子。
说薛瑄有意针对王振，不至于;但说他不肯和阉党沆瀣一气，倒有可能。
反正他连王振都不甩，更不会怕王文。任凭对方如何拍桌子，薛瑄一支大笔，就是不落下去批准。案子陷入僵局。
大理寺一部獨扛刑部和都察院的压力，时间久了，也颇为吃力。薛瑄有一个手下的评事，叫张柷，一看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出了一条妙计。
张柷说在宣德年间曾经有一个死刑案，也是大理寺和刑部打拉锯战，谁也不肯松口，最后干脆请出皇上来裁定，结束两部争端。薛瑄觉得不错，立刻上奏正统帝，说这个案子有疑难决、三司意见不同，请皇上您睿断定夺。
正统皇帝一点都不傻。你们底下都弄不清楚的案子，朕怎么“睿断”啊？你们这是把决策责任的大锅甩给朕啊？于是他一脚把锅又踢了下去：“着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员，体访得实来说。”
朕可不下结论，你们派人去查吧，查明白再上奏。
于是都察院派了一个叫潘洪的御史，重新去查杨安案。潘洪应该和都御史王文不是一路，居然很认真地做了调查。这位明朝柯南仔细比对犯人供词，又左邻右舍打听了一圈，还把经手医师找来细细询问，最后得出结论：杨安半年前得了泻痢，久病不愈，就吩咐岳氏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在家里做法驱逐邪魔。半年之后，杨安病死。锦衣卫校尉所说通奸、谋害之事，纯属捏造。
潘洪把报告递交朝廷。正统帝一看，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凿，没有可疑之处，就下旨说既然是冤枉的，都放了吧。
为这么小一件事，还得劳动皇上下两道旨意，下面都这么办事，皇上还有时间干别的吗？正统帝不大高兴，说这案子最初是谁审的？刑部是吧？经手官员罚俸三个月。
刑部很委屈，说都察院在复审时，是下属的四川道负责审犯人—— 这个“四川道”只是机构名，不是只负责四川的案子—— 我们没查明真相，他们也没有啊。要罚大家一起罚。都察院一听，好，这案子首告是谁来着？锦衣卫的校尉，都是他惹出来的事，锦衣卫也得罚。
三、四个部门互相攀咬，咬出长长一串责任人来。正统帝觉得这事打击面有点大，把话吞回去了，全数宽宥。
本来到这里，杨安案就算是完满大结局了，可突然平地里又起了一阵大波澜。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觉得自己真是躺着中枪，明明什么坏事还没做，却被牵连进这个案子，还差点被皇上罚了俸禄。
尤其这事还是自己的仇家薛瑄搞的，马顺就更气不过了。 就在前不久，锦衣卫爆出过一则丑闻。有个指挥去世，留下一妻一妾。王振有个干儿子叫王山，在锦衣卫供职。王山想把这个指挥的小妾娶回来，可按礼法，得指挥的正妻贺氏同意才行。贺氏说老公去世不满三年，你孝未服满就想改嫁？不许。这个妾在王山挑唆之下，诬告贺氏用巫术咒死了自己老公—— 和杨安案如出一辙。
王山是王振的干儿子，这种事打点起来轻而易举，直接把贺氏送进了都察院，很快就审出一个死罪。到了大理寺这复审，薛瑄果然又给拦了下来，认为此案荒唐，予以驳回，还弹劾那些监察御史渎职，搞得都察院和锦衣卫特别被动。
这该死的薛瑄，如今还想再玩一次？
马顺越想越气，派人把那个校尉抓过来，一顿鞭子狠抽。校尉知道，自己若坦白诬告，只怕死无葬身之地，便死死咬住潘洪，说他奏事不实。
马顺一听，意识到这是个打击薛瑄的好机会。他是王振的党羽，稍一运作，就把潘洪打成了欺君罔上之罪，远远发配到了大同威远卫。然后他又把岳氏等四人拽到午门之外，狠狠拷打，一边打一边审，硬是让他们四人第二次被迫认罪。
得了四人供词，马顺算是拿到了实锤，大理寺这是集体枉法啊。王振一党趁机动手。不到一日，薛瑄、张柷与右少卿顾惟敬、贺祖嗣、寺副费敬、周观等皆被拿下，整个大理寺的高级官员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被关在都察院台狱之中，由都御史王文负责审问。王文得意洋洋地下令鞭笞这些对头，好好报一下自己受辱之仇。
刑讯之下，饶是大理寺的官员也扛不住。最后被王文审出一个特别荒谬的结果：术士沈荣，是苏州府常熟县人，而顾惟敬、周观、张柷这几个官员也都是苏州人，为了包庇同乡，不惜作弊云云。
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大怒，让锦衣卫把他们分别关押，单独受审。可怜这批大理寺官员才离狼穴，又入虎口。马顺对付他们，比王文更有办法，一边打一边让他们招出更多的人，株连甚广。
最无辜的一个，是大里司的司丞仰瞻。他当时甚至不在京城，而是去淮上视察当地蝗灾。同僚周观被马顺打得实在挨不过了，把仰瞻也供了出来，说他也是苏州人。可怜仰司丞本来正忙着考察，突然被莫名其妙提回京城，回去直接下狱，莫名其妙地遭到严刑拷打。他熬不过去，只得莫名其妙地招供。
锦衣卫拿到这些供词，交给刑部议罪。刑部战战兢兢，哪敢不从，很快拿出了判决：岳氏、邱氏凌迟处死;郝氏、沈荣绞罪。仰瞻充军去大同和潘洪一样，顾惟敬等官员连降三级。
至于薛瑄，同样问了死罪，秋后开斩。
薛瑄到底是一代宗师，气定神闲，在监狱里慢慢读着《易经》，被赶去探监的同僚称为“铁汉”。等到了午门会审时，他还有余力把主审官王文骂得无言以对。
整个朝廷，都被薛瑄的遭遇震动了。
马、王二人的作为，实在已过了官场的底线。原本观望的官员们，纷纷设法营救。在临近行刑之时，王振家的老仆人，做着饭忽然哭了，王振问他为啥，老仆人说：“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
王振有点发憷，自家仆人都这样，外头舆论的态度不问可知。他是第一代权宦，经验不足，不敢犯众怒，便约束手下，没有继续追杀。这边态度消极，那边兵部侍郎王伟等人频频上书鸣不平，薛瑄自己也上书自辩。
双方一退一进。最后薛瑄的死刑，在复审时被驳回。他本身削官为民，回了老家。
至于其他被连累的倒霉官员，就不知下场如何了。
最可怜的，是那四个无辜百姓。他们平白蒙受冤屈不说，眼看碰到几个靠谱官员，可以脱罪回家，却因为朝廷斗争，重新堕入地狱，在极度痛苦和恐惧中死去。时人记录此案的笔记，多津津乐道于薛瑄与王振的斗争，却对这四个人鲜有关注。他们说过什么，他们想过什么，他们被拷打时有无求饶，临死前是什么表情，连一句控诉或呐喊都没有被记载。仿佛这些人只是引发大案的若干棋子，仿佛这起案子，跟这些不幸的人已经无关。
土木堡之后，景泰即位。愤怒的朝臣们要求清算王振的罪孽，在午门将马顺活活打死，让他成为锦衣卫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殴打至死的指挥使。王振的干儿子张山，很快也完蛋了。
薛瑄很快被重新启用，先是南京大理丞，然后转北京少卿。
但讽刺的是，他却不如当年的仇人王文混得好。王文紧抱景泰大腿，坚决反对把英宗接回来，很快以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创了二品大臣入阁的记录。
薛瑄、王文两个人，在景泰年还交过一次手。景泰四年，苏州发生饥民抢粮事件。王文受命弹压，一口气抄了五百多户，抓了两百多人，统统以谋反罪名押解京城问斩。薛瑄又一次站出来，为这些人鸣冤。王文无奈地表示“此老倔强犹昔”，只好惩处了为首三、四人，其他人都放了回去。
夺门之变发生后，朝局又一次大地震。英宗复位，着手清洗旧臣。王文被诬谋反，和于谦一并处斩。
于谦之冤，天下为之不平，而王文之冤呢？
“文之死，人皆知其诬。以素刻忮，且迎驾、复储之议不惬舆论，故冤死而民不思。”
冤死而民不思—— 王文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可实在是太讽刺了。
更讽刺的是，诛杀王文的圣旨，正是薛瑄亲自送过去的。
不知道他们两个面对面，会说些什么，会不会谈起许多年前，那四个无辜的冤魂。
（选自《显微鏡下的大明》/马伯庸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版）
正统年间，北京有个忠勇前卫的百户，叫杨安。杨安的老婆姓岳，长得很漂亮。有一个锦衣卫校尉垂涎她的美色，想要侵犯，结果没能得逞。半年以后，杨安染疾而死，怀恨在心的校尉跳出来，指控岳氏谋杀亲夫。他有鼻子有眼地编造说，岳氏早和她的女婿邱永有染，杨安得病之后，这一对奸夫淫妇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把符纸烧成灰混入汤药中，害死了杨安。
按《大明律》，妻妾谋杀亲夫，要判斩决;而如果杀人动机是与人通奸的话，则要判处凌迟之刑，奸夫一并处斩。比如说湖南曾经有个案子，有一对兄弟袁应春、袁应节，弟弟袁应节和大嫂丘氏通奸，被袁应春撞破了。丘氏大怒，把袁应春灌醉杀死，烧屋掩盖罪行。后来东窗事发，丘氏被判凌迟，袁应节虽然没参与犯罪，但也因奸夫罪名被砍了脑袋……
可见在大明，“伙同奸夫谋杀亲夫”是至为严重的大案。这个锦衣卫校尉诬告这个罪名，可谓阴毒到了极点，直接要人绝户。
顺天府第一时间将岳氏、邱永、郝氏、沈荣四人收押。四个人在牢狱里自然大叫冤屈，可官府却偏信了校尉的证词，动了刑，逼迫四人屈打成招。
依律这几人都要被判死刑，不过大明对死刑案一向很重视。顺天府虽然受理此案，但无权裁定，得把人犯以及卷宗移交中枢，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轮复审。三个部门一致同意了，再请皇帝来勾决。有了刑科奉旨签发的驾帖，才能执行死刑。
杨安这个案子，先被移交给都察院，御史复审之后，认定死刑得当，又交给刑部，也是同样意见。可到了大理寺这儿，却卡住了。
也算岳氏等人运气好，这一年大理寺的主管叫薛瑄。薛瑄这个人来头不小，他上承朱子理学，号称“开明初道学之基”，所开创的河东学派，后来甚至发展到可以与阳明学并称”有明两文脉“。除了学问，薛瑄做官也颇有手段，以光明俊伟著称。他曾只身前往湖广银场，硬是把当地弊案荡涤一空。
在正统六年，薛瑄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正好接到了杨安案的复审。他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仔细研究了顺天府的审问卷宗，发现岳氏的供词前后不一，也和其他人的供词细节对不上。薛瑄一看就明白了，这显然是屈打成招啊。
大理寺号称慎刑，职责就是要对刑部的判决进行审查，如果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有权驳回刑部要求再议。于是薛瑄立刻将此案驳回，让刑部再琢磨琢磨。刑部很快发回，说复审没问题。薛瑄一看，不行，又一次驳回。赫然形成了拉锯战。
刑部还没说什么，督察院可不高兴了。这个案子，刑部和都察院都已批准了，你们大理寺不批，那就是说我们两部工作没做好呗？为了这事，都御史王文跑到大理寺拍了好几次桌子，薛瑄却岿然不动，驳回如旧。
王文这么动怒，是有原因的。
当时权倾朝野的，是大明第一位权宦王振。薛瑄刚就任大理寺少卿时，王振想拉拢他，给他送了贺礼，结果被谢绝。杨士奇劝薛瑄好歹登门拜谢。薛瑄眼皮一翻：“我是朝廷授予的官职，谢私人算什么道理？不去！” 甚至上朝的时候，别人看见王振都行跪拜礼，薛瑄拱拱手，就走过去了。
都御史王文是王振提拔上来的，从他看来，薛瑄卡这个案子就是为难自己，为难自己，显然就是打王公公的脸啊。再者说，这件案子的首告是锦衣卫的校尉，而锦衣卫的头头马顺也是王振的人。薛瑄说这案子有问题，那就是说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锦衣卫校尉不靠谱，那自然是说马顺管理不利，也是扫王公公的面子。
说薛瑄有意针对王振，不至于;但说他不肯和阉党沆瀣一气，倒有可能。
反正他连王振都不甩，更不会怕王文。任凭对方如何拍桌子，薛瑄一支大笔，就是不落下去批准。案子陷入僵局。
大理寺一部獨扛刑部和都察院的压力，时间久了，也颇为吃力。薛瑄有一个手下的评事，叫张柷，一看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出了一条妙计。
张柷说在宣德年间曾经有一个死刑案，也是大理寺和刑部打拉锯战，谁也不肯松口，最后干脆请出皇上来裁定，结束两部争端。薛瑄觉得不错，立刻上奏正统帝，说这个案子有疑难决、三司意见不同，请皇上您睿断定夺。
正统皇帝一点都不傻。你们底下都弄不清楚的案子，朕怎么“睿断”啊？你们这是把决策责任的大锅甩给朕啊？于是他一脚把锅又踢了下去：“着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员，体访得实来说。”
朕可不下结论，你们派人去查吧，查明白再上奏。
于是都察院派了一个叫潘洪的御史，重新去查杨安案。潘洪应该和都御史王文不是一路，居然很认真地做了调查。这位明朝柯南仔细比对犯人供词，又左邻右舍打听了一圈，还把经手医师找来细细询问，最后得出结论：杨安半年前得了泻痢，久病不愈，就吩咐岳氏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在家里做法驱逐邪魔。半年之后，杨安病死。锦衣卫校尉所说通奸、谋害之事，纯属捏造。
潘洪把报告递交朝廷。正统帝一看，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凿，没有可疑之处，就下旨说既然是冤枉的，都放了吧。
为这么小一件事，还得劳动皇上下两道旨意，下面都这么办事，皇上还有时间干别的吗？正统帝不大高兴，说这案子最初是谁审的？刑部是吧？经手官员罚俸三个月。
刑部很委屈，说都察院在复审时，是下属的四川道负责审犯人—— 这个“四川道”只是机构名，不是只负责四川的案子—— 我们没查明真相，他们也没有啊。要罚大家一起罚。都察院一听，好，这案子首告是谁来着？锦衣卫的校尉，都是他惹出来的事，锦衣卫也得罚。
三、四个部门互相攀咬，咬出长长一串责任人来。正统帝觉得这事打击面有点大，把话吞回去了，全数宽宥。
本来到这里，杨安案就算是完满大结局了，可突然平地里又起了一阵大波澜。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觉得自己真是躺着中枪，明明什么坏事还没做，却被牵连进这个案子，还差点被皇上罚了俸禄。
尤其这事还是自己的仇家薛瑄搞的，马顺就更气不过了。 就在前不久，锦衣卫爆出过一则丑闻。有个指挥去世，留下一妻一妾。王振有个干儿子叫王山，在锦衣卫供职。王山想把这个指挥的小妾娶回来，可按礼法，得指挥的正妻贺氏同意才行。贺氏说老公去世不满三年，你孝未服满就想改嫁？不许。这个妾在王山挑唆之下，诬告贺氏用巫术咒死了自己老公—— 和杨安案如出一辙。
王山是王振的干儿子，这种事打点起来轻而易举，直接把贺氏送进了都察院，很快就审出一个死罪。到了大理寺这复审，薛瑄果然又给拦了下来，认为此案荒唐，予以驳回，还弹劾那些监察御史渎职，搞得都察院和锦衣卫特别被动。
这该死的薛瑄，如今还想再玩一次？
马顺越想越气，派人把那个校尉抓过来，一顿鞭子狠抽。校尉知道，自己若坦白诬告，只怕死无葬身之地，便死死咬住潘洪，说他奏事不实。
马顺一听，意识到这是个打击薛瑄的好机会。他是王振的党羽，稍一运作，就把潘洪打成了欺君罔上之罪，远远发配到了大同威远卫。然后他又把岳氏等四人拽到午门之外，狠狠拷打，一边打一边审，硬是让他们四人第二次被迫认罪。
得了四人供词，马顺算是拿到了实锤，大理寺这是集体枉法啊。王振一党趁机动手。不到一日，薛瑄、张柷与右少卿顾惟敬、贺祖嗣、寺副费敬、周观等皆被拿下，整个大理寺的高级官员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被关在都察院台狱之中，由都御史王文负责审问。王文得意洋洋地下令鞭笞这些对头，好好报一下自己受辱之仇。
刑讯之下，饶是大理寺的官员也扛不住。最后被王文审出一个特别荒谬的结果：术士沈荣，是苏州府常熟县人，而顾惟敬、周观、张柷这几个官员也都是苏州人，为了包庇同乡，不惜作弊云云。
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大怒，让锦衣卫把他们分别关押，单独受审。可怜这批大理寺官员才离狼穴，又入虎口。马顺对付他们，比王文更有办法，一边打一边让他们招出更多的人，株连甚广。
最无辜的一个，是大里司的司丞仰瞻。他当时甚至不在京城，而是去淮上视察当地蝗灾。同僚周观被马顺打得实在挨不过了，把仰瞻也供了出来，说他也是苏州人。可怜仰司丞本来正忙着考察，突然被莫名其妙提回京城，回去直接下狱，莫名其妙地遭到严刑拷打。他熬不过去，只得莫名其妙地招供。
锦衣卫拿到这些供词，交给刑部议罪。刑部战战兢兢，哪敢不从，很快拿出了判决：岳氏、邱氏凌迟处死;郝氏、沈荣绞罪。仰瞻充军去大同和潘洪一样，顾惟敬等官员连降三级。
至于薛瑄，同样问了死罪，秋后开斩。
薛瑄到底是一代宗师，气定神闲，在监狱里慢慢读着《易经》，被赶去探监的同僚称为“铁汉”。等到了午门会审时，他还有余力把主审官王文骂得无言以对。
整个朝廷，都被薛瑄的遭遇震动了。
马、王二人的作为，实在已过了官场的底线。原本观望的官员们，纷纷设法营救。在临近行刑之时，王振家的老仆人，做着饭忽然哭了，王振问他为啥，老仆人说：“闻今日薛夫子将刑也。”
王振有点发憷，自家仆人都这样，外头舆论的态度不问可知。他是第一代权宦，经验不足，不敢犯众怒，便约束手下，没有继续追杀。这边态度消极，那边兵部侍郎王伟等人频频上书鸣不平，薛瑄自己也上书自辩。
双方一退一进。最后薛瑄的死刑，在复审时被驳回。他本身削官为民，回了老家。
至于其他被连累的倒霉官员，就不知下场如何了。
最可怜的，是那四个无辜百姓。他们平白蒙受冤屈不说，眼看碰到几个靠谱官员，可以脱罪回家，却因为朝廷斗争，重新堕入地狱，在极度痛苦和恐惧中死去。时人记录此案的笔记，多津津乐道于薛瑄与王振的斗争，却对这四个人鲜有关注。他们说过什么，他们想过什么，他们被拷打时有无求饶，临死前是什么表情，连一句控诉或呐喊都没有被记载。仿佛这些人只是引发大案的若干棋子，仿佛这起案子，跟这些不幸的人已经无关。
土木堡之后，景泰即位。愤怒的朝臣们要求清算王振的罪孽，在午门将马顺活活打死，让他成为锦衣卫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殴打至死的指挥使。王振的干儿子张山，很快也完蛋了。
薛瑄很快被重新启用，先是南京大理丞，然后转北京少卿。
但讽刺的是，他却不如当年的仇人王文混得好。王文紧抱景泰大腿，坚决反对把英宗接回来，很快以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创了二品大臣入阁的记录。
薛瑄、王文两个人，在景泰年还交过一次手。景泰四年，苏州发生饥民抢粮事件。王文受命弹压，一口气抄了五百多户，抓了两百多人，统统以谋反罪名押解京城问斩。薛瑄又一次站出来，为这些人鸣冤。王文无奈地表示“此老倔强犹昔”，只好惩处了为首三、四人，其他人都放了回去。
夺门之变发生后，朝局又一次大地震。英宗复位，着手清洗旧臣。王文被诬谋反，和于谦一并处斩。
于谦之冤，天下为之不平，而王文之冤呢？
“文之死，人皆知其诬。以素刻忮，且迎驾、复储之议不惬舆论，故冤死而民不思。”
冤死而民不思—— 王文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可实在是太讽刺了。
更讽刺的是，诛杀王文的圣旨，正是薛瑄亲自送过去的。
不知道他们两个面对面，会说些什么，会不会谈起许多年前，那四个无辜的冤魂。
（选自《显微鏡下的大明》/马伯庸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