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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李刚显然低估了政府、法院、企业在处理类似大气污染案件时，“踢皮球”的能量。有的通过做工作“私了”，有的历经3年多还没判下来。专家认为，在相关法律尚在完善之时，政府更应负起责任，勇于担当。
4月中旬的石家庄，仍笼罩在一片雾霾中。
石家庄市民李贵欣记得，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两天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也表示，加强以雾霾治理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治。
李贵欣被称为“民间抗霾第一人”。2月20日，他一纸诉状将石家庄环保局告上法庭，要求后者履行治理大气污染的职责，并就大气污染对其造成的损失赔偿1万元。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民间有关大气污染的公益诉讼，往往在政府、法院、企业的推挡下被化解。
“民间抗霾第一案”为何夭折？
“去年进入12月，石家庄的雾霾就开始严重，那段时间我老咳嗽，买了防霾口罩，还专门买了台空气净化器和跑步机。”很长一段时间，饱受大气污染之苦的李贵欣选择了忍受，他甚至动员家人到更宜居的地方去生活。
2014年1月1日，为了降低空气中的PM2.5浓度，石家庄宣布单双号限行。这让李贵欣萌生了用法律维权的念头，“污染已经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起诉前，李贵欣搜集了大量资料，认真查阅了石家庄市环保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并根据数字统计出2013年石家庄的平均污染指数为247，属于重度污染的数值范围。而媒体的权威发布情况相似：2013年石家庄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45天，达标率为12.3%。
“如果当地环保部门监管到位，企业都遵守法律，按标准排放，空气质量怎么会恶化到这种程度？当地环保部门难道没有责任？”李贵欣说，污染企业众多，难以确认责任主体，只好起诉其监管部门环保局。
在起诉状中，他提出三点诉讼请求：一、请求被告依法履行治理大气污染的职责；二、承担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万元；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然而，光立案就一波三折。李贵欣先后到河北省高院、石家庄市中院立案大厅，均未被受理。直到2月20日上午，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接收了他的诉讼材料。
“很多人抱怨雾霾，但还没人用法律途径倒逼环保局履职。”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律师戴仁辉主动为李贵欣提供了法律援助。
按规定，法院应在接到起诉起7日内立案或裁定不予受理。2月27日是最后期限，李贵欣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很快，一切峰回路转。次日，石家庄市环保局局长张炬被免职。此前的2月25日，石家庄市环保局回应称，该局已对市区及周边9家大气重点企业实行24小时驻厂监管，该市与去年同期相比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力争今年在全国的排位前移。
然而几天后，戴仁辉意外收到李贵欣的短信：“谢谢戴律师，我已经撤诉了，唤醒作用已经达到，周六下午就把诉讼材料拿回来了。”戴仁辉称，李贵欣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压力。
踢皮球：“我们再研究研究”
对李贵欣的诉讼，河北律师马倍战认为很有价值，状告环保机关，为找不到致害者的环境侵权索赔探索出了新的途径，也给环保局敲了警钟。
但在中国公益诉讼网主编、律师李刚看来，李贵欣的诉讼设计不到位。 “政府机关不是污染的直接制造者，赔偿损失的因果关系建不起来。”李刚认为，应要求各地已经关停的一些重污染企业赔偿，因为它们可以明确是污染的制造者。
不过，李刚显然低估了起诉企业的难度，与政府、法院、企业在处理类似大气污染案件时，“踢皮球”的能量。有两起大气污染受害人的遭遇，让戴仁辉难以释怀。
2010年3月，戴仁辉接到了福建闽侯青口镇青圃岭394名农民的求助电话，称位于该村庄周边的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公司违法焚烧医疗垃圾，经常偷放、漏放废气，环保部门多次查处，没有实质性进展。
接到求助后，戴仁辉等赶往污染现场。“一到村民家中，就闻到了刺鼻气味。村头的山上荔枝树等绿油油一片，但到近处一看，果树叶子上布满黑糊糊、油腻腻的一层灰。村民说，这些果树看上去活着，但已有五六年不结果了。”
2009年，村民意识到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公司可能危害身体。因为村里突然有人患癌死亡。“死了8个人，最年轻的31岁，连续死亡3人的正是正对着那个垃圾处理场烟囱的3户。自此，村民大多选择了逃亡。”
如此“惊心动魄”的污染，戴仁辉还是第一次碰到。他决定帮助他们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而，官司从闽侯县法院打到福州市中院，又从福州市中院回到闽侯县法院，转眼3年过去了，直到2013年12月4日，才一审判决：赔偿村民共500余万元。但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现仍在二审中。
哈尔滨市民刘珉的经历更为曲折。他的家紧贴着哈药总厂污水处理厂的南院墙，距蛋白饲料厂的烟囱最近处也不过四五十米。半夜，滚滚恶臭会突然涌进室内。“一般都在半夜两三点钟，人立刻会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差点自杀。
2007年10月，刘珉向法院起诉哈药总厂，要求哈药总厂停止侵害，并赔偿健康、精神抚慰金6万元；赔偿违法排污给原告造成的房产等损失12万元，可是直到2008年4月起诉才被南岗区法院立案。此后，法院在开完一次庭后，就将该案“遗忘”了。
于是，2013年9月，刘珉只好又将黑龙江省环保厅告上法庭，请求法院责令其依法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查处哈药总厂的违规行为。提交诉状后，刘珉多次奔走于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被两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立案庭、行政庭踢来踢去，至今难以立案。有时，法院的说法是“再研究研究”。
“号召百姓少放，政府却大规模燃放”
事实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立案难、审理难，在业界已是公开秘密。李贵欣起诉石家庄市环保局时，就有人预测到了结局。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介绍，2013年起实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并未明确‘有关组织’是谁，个人亦非诉讼主体。此外，行政诉讼法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没有规定。
有学者认为，法院对环境污染损害诉讼不立案，固然有法律尚不完善的原因。但在前两个故事中，当事人如此惨状，公权力部门仍踢皮球延误时机，说不作为毫不为过。
因此，在不少人看来，通过媒体的关注、网络的热议，部分达到诉讼目的，比起雾霾或大气诉讼本身而言，似乎效果更佳。一个例证是，刘珉等人的遭遇被媒体曝光后，引发了人大代表提案关注，央视也进行报道，取得了一定进展。
与此同时，民间公益人士更希望通过发动群众，“倒逼”政府努力“抗霾”，他们有过成功，也有失败。
春节前，湖南长沙也遭遇了一周的雾霾天。除夕晚上，鞭炮声让空气指数飙升到700多（极重污染）。市政府呼吁，民众应减少鞭炮燃放，但当地有人发现，市政府举办的“橘子洲焰火节”，除夕夜燃放焰火20分钟。
“一边号召百姓少放，但政府自己却大规模燃放，实在滑稽。”环保人士山鹰加错等成立了湖南“抗霾行动组”。第一件事就是呼吁各地政府取消元宵节焰火晚会，获得花炮之乡——醴陵市政府响应，取消了焰火晚会。但是元宵节晚上，长沙市的橘子洲仍如期上演了主题为“元宵焰舞”的焰火晚会。
2014年4月，新修订的《环保法》获得通过，一部分环保公益组织获得提起诉讼资格，但个人仍无资格。
专家表示，解决“大气污染来了，百姓不能告政府”的问题，要靠有关法律的完善，民间组织的推动，更要落实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政府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
不过，这种理念真正得以贯彻，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今年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就表示，治理雾霾不光是政府的责任，每一家排污企业，每一个开私家车的人都有责任啊，这个责任没法去划分……
4月中旬的石家庄，仍笼罩在一片雾霾中。
石家庄市民李贵欣记得，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两天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也表示，加强以雾霾治理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治。
李贵欣被称为“民间抗霾第一人”。2月20日，他一纸诉状将石家庄环保局告上法庭，要求后者履行治理大气污染的职责，并就大气污染对其造成的损失赔偿1万元。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民间有关大气污染的公益诉讼，往往在政府、法院、企业的推挡下被化解。
“民间抗霾第一案”为何夭折？
“去年进入12月，石家庄的雾霾就开始严重，那段时间我老咳嗽，买了防霾口罩，还专门买了台空气净化器和跑步机。”很长一段时间，饱受大气污染之苦的李贵欣选择了忍受，他甚至动员家人到更宜居的地方去生活。
2014年1月1日，为了降低空气中的PM2.5浓度，石家庄宣布单双号限行。这让李贵欣萌生了用法律维权的念头，“污染已经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起诉前，李贵欣搜集了大量资料，认真查阅了石家庄市环保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并根据数字统计出2013年石家庄的平均污染指数为247，属于重度污染的数值范围。而媒体的权威发布情况相似：2013年石家庄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45天，达标率为12.3%。
“如果当地环保部门监管到位，企业都遵守法律，按标准排放，空气质量怎么会恶化到这种程度？当地环保部门难道没有责任？”李贵欣说，污染企业众多，难以确认责任主体，只好起诉其监管部门环保局。
在起诉状中，他提出三点诉讼请求：一、请求被告依法履行治理大气污染的职责；二、承担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万元；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然而，光立案就一波三折。李贵欣先后到河北省高院、石家庄市中院立案大厅，均未被受理。直到2月20日上午，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接收了他的诉讼材料。
“很多人抱怨雾霾，但还没人用法律途径倒逼环保局履职。”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律师戴仁辉主动为李贵欣提供了法律援助。
按规定，法院应在接到起诉起7日内立案或裁定不予受理。2月27日是最后期限，李贵欣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很快，一切峰回路转。次日，石家庄市环保局局长张炬被免职。此前的2月25日，石家庄市环保局回应称，该局已对市区及周边9家大气重点企业实行24小时驻厂监管，该市与去年同期相比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力争今年在全国的排位前移。
然而几天后，戴仁辉意外收到李贵欣的短信：“谢谢戴律师，我已经撤诉了，唤醒作用已经达到，周六下午就把诉讼材料拿回来了。”戴仁辉称，李贵欣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压力。
踢皮球：“我们再研究研究”
对李贵欣的诉讼，河北律师马倍战认为很有价值，状告环保机关，为找不到致害者的环境侵权索赔探索出了新的途径，也给环保局敲了警钟。
但在中国公益诉讼网主编、律师李刚看来，李贵欣的诉讼设计不到位。 “政府机关不是污染的直接制造者，赔偿损失的因果关系建不起来。”李刚认为，应要求各地已经关停的一些重污染企业赔偿，因为它们可以明确是污染的制造者。
不过，李刚显然低估了起诉企业的难度，与政府、法院、企业在处理类似大气污染案件时，“踢皮球”的能量。有两起大气污染受害人的遭遇，让戴仁辉难以释怀。
2010年3月，戴仁辉接到了福建闽侯青口镇青圃岭394名农民的求助电话，称位于该村庄周边的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公司违法焚烧医疗垃圾，经常偷放、漏放废气，环保部门多次查处，没有实质性进展。
接到求助后，戴仁辉等赶往污染现场。“一到村民家中，就闻到了刺鼻气味。村头的山上荔枝树等绿油油一片，但到近处一看，果树叶子上布满黑糊糊、油腻腻的一层灰。村民说，这些果树看上去活着，但已有五六年不结果了。”
2009年，村民意识到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公司可能危害身体。因为村里突然有人患癌死亡。“死了8个人，最年轻的31岁，连续死亡3人的正是正对着那个垃圾处理场烟囱的3户。自此，村民大多选择了逃亡。”
如此“惊心动魄”的污染，戴仁辉还是第一次碰到。他决定帮助他们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而，官司从闽侯县法院打到福州市中院，又从福州市中院回到闽侯县法院，转眼3年过去了，直到2013年12月4日，才一审判决：赔偿村民共500余万元。但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现仍在二审中。
哈尔滨市民刘珉的经历更为曲折。他的家紧贴着哈药总厂污水处理厂的南院墙，距蛋白饲料厂的烟囱最近处也不过四五十米。半夜，滚滚恶臭会突然涌进室内。“一般都在半夜两三点钟，人立刻会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差点自杀。
2007年10月，刘珉向法院起诉哈药总厂，要求哈药总厂停止侵害，并赔偿健康、精神抚慰金6万元；赔偿违法排污给原告造成的房产等损失12万元，可是直到2008年4月起诉才被南岗区法院立案。此后，法院在开完一次庭后，就将该案“遗忘”了。
于是，2013年9月，刘珉只好又将黑龙江省环保厅告上法庭，请求法院责令其依法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查处哈药总厂的违规行为。提交诉状后，刘珉多次奔走于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被两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立案庭、行政庭踢来踢去，至今难以立案。有时，法院的说法是“再研究研究”。
“号召百姓少放，政府却大规模燃放”
事实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立案难、审理难，在业界已是公开秘密。李贵欣起诉石家庄市环保局时，就有人预测到了结局。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介绍，2013年起实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并未明确‘有关组织’是谁，个人亦非诉讼主体。此外，行政诉讼法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没有规定。
有学者认为，法院对环境污染损害诉讼不立案，固然有法律尚不完善的原因。但在前两个故事中，当事人如此惨状，公权力部门仍踢皮球延误时机，说不作为毫不为过。
因此，在不少人看来，通过媒体的关注、网络的热议，部分达到诉讼目的，比起雾霾或大气诉讼本身而言，似乎效果更佳。一个例证是，刘珉等人的遭遇被媒体曝光后，引发了人大代表提案关注，央视也进行报道，取得了一定进展。
与此同时，民间公益人士更希望通过发动群众，“倒逼”政府努力“抗霾”，他们有过成功，也有失败。
春节前，湖南长沙也遭遇了一周的雾霾天。除夕晚上，鞭炮声让空气指数飙升到700多（极重污染）。市政府呼吁，民众应减少鞭炮燃放，但当地有人发现，市政府举办的“橘子洲焰火节”，除夕夜燃放焰火20分钟。
“一边号召百姓少放，但政府自己却大规模燃放，实在滑稽。”环保人士山鹰加错等成立了湖南“抗霾行动组”。第一件事就是呼吁各地政府取消元宵节焰火晚会，获得花炮之乡——醴陵市政府响应，取消了焰火晚会。但是元宵节晚上，长沙市的橘子洲仍如期上演了主题为“元宵焰舞”的焰火晚会。
2014年4月，新修订的《环保法》获得通过，一部分环保公益组织获得提起诉讼资格，但个人仍无资格。
专家表示，解决“大气污染来了，百姓不能告政府”的问题，要靠有关法律的完善，民间组织的推动，更要落实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政府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
不过，这种理念真正得以贯彻，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今年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就表示，治理雾霾不光是政府的责任，每一家排污企业，每一个开私家车的人都有责任啊，这个责任没法去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