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兴起,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正在成为很多学者构建和指导研究的主导方法,尤其是在北美地区。作者概括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阐述了开放经济的政治学在利益、制度和国家间议价这三个层面的分析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对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与建构主义进行了对比。中国这个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对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中有关国际市场力量和规模效益递增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开放经济的政治学这一分析方法之所以成功源于其强大的实证基础、严谨的演绎以及广泛的理论背景。
【机 构】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基金项目】
:
本文是笔者在美国加州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期间完成的,它首次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2008年12月9~11日由北京大学政府学院主办、普林斯顿大学尼豪斯全球化和治理中心(Niehaus Center for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赞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会议.在此也对李滨教授的评论表示感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兴起,开放经济的政治学正在成为很多学者构建和指导研究的主导方法,尤其是在北美地区。作者概括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阐述了开放经济的政治学在利益、制度和国家间议价这三个层面的分析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对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与建构主义进行了对比。中国这个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对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中有关国际市场力量和规模效益递增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开放经济的政治学这一分析方法之所以成功源于其强大的实证基础、严谨的演绎以及广泛的理论背景。
其他文献
随着亚太区域新型生产与服务网络的日益深化,近年来该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增长迅猛。其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两个巨型自由贸易协定是当前由东亚国家和美国分别主导的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不同轨道,对亚太各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者从传统贸易关系、价值链贸易关系、传统贸易政策与“第二代”贸易政策的视角分析了亚太各国对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路径与策略选择。未来亚太经济一体化有四种方式,即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
自2013年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施政以来,我国在发展与大国关系、周边关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在维护领土主权、国家安全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战略部署,周边环境因此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为增进对这些新战略、新态势的理解,更好地谋划未来中国外交,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拟于2014年9月20—21日在上海举办“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旨在汇聚国内战略界名家,聚焦重大安全战略问题,探讨中长期应对策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协办的第五届阁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于2014年9月20日在沈阳召开。来自全国30多家教学科研机构的8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相关媒体参加了会议。
2014年9月20—21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联部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理工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浙江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科研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2014年10月18-19日,由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江苏高校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承办的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2014年会在南师大仙林校区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70余家单位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作者收集了1973~2006年期间美国国会专门针对中国的议案,并按照类型、内容、政策性质和最终结果对这些议案进行了详尽分类。在此基础上,作者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指导,分析了美国国会立法规则对中国的政策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委员会制度、两院制以及总统的有限否决权对国会行使外交权力形成了掣肘,因此,美国国会很难通过实质性的立法把自己在对华政策上的意愿强加给总统。然而,美国国会通过影响美国的公共舆论、制订程序性立法以及利用预期行为规律等手段,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中关关系的议程,在双边关系中设置种种障碍,从而减缓
张小明教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2008年第5期中撰文对与英国学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澄清,提出了他的看法。笔者拜读之余,觉得除了一处地方外,其余皆清晰准确,逻辑严密,行文晓畅,不会引起什么误解。
国际社会中“受挫大国”是否就一定是“修正大国”这个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焦点。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指出,国际社会存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异,这使得不满国际社会现状的“受挫大国”可以采取遵循国际规范和游说的方式取得“合法大国”地位。这些“受挫大国”并不一定采取推翻现有国际社会的方式参与到国际活动中,相反,它们更愿意通过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复制国际规范的行为模式来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大国地位,因此,这些“受挫大国”对国际社会并非威胁,它们反而强化了国际社会的规范结构。作者以冷战后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中国对外开放与和平发展30年”国际研讨会于12月16~17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家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主持了本次会议。与会者围绕以下四个主题进行了讨论,并在多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共识。
国际关系学在印度不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印度国际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印度建立了一些机构以促进研究和理解国际事务。印度政治理论影响了它的国际关系研究,一开始研究就受限于传统模式,缺乏理论指导。在印度国际关系研究中,甘地学派、尼赫鲁学派、民族主义学派、印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派等不同流派的争论占据主导地位。印度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围绕要解决的各种各样的新旧问题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克什米尔"问题、恐怖主义、民族冲突以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最近几年能源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