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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河南教育界的进步人士有感于政局依然动荡,民不聊生,新式学堂“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模式不变,纷纷建议省政府设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同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古城开封清代贡院旧址诞生,首任校长为著名教育家林伯襄。
1922年5月,冯玉祥任河南督军,力主创办大学。他把反动军阀赵倜的全部财产查抄归公,从中拨出专款作为河南大学的筹备基金,报北京政府核准。北京政府认为,河南大学如接受这项基金,必须于“大学”之前冠以“中州”二字方为合法。经过河南省议会研究,决定将学校定名为“中州大学”,委派原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张鸿烈为筹办专员。同年11月,河南省议会正式任命张鸿烈为中州大学校长,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中州大学”。
1927年6月,冯玉祥为河南省主席,河南省政府在开封成立。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政治分会委员们的提议下,1927年6月开始筹设“国立开封中山大学”,并委任徐谦、顾孟余、薛笃弼、凌勉之、李静禅等五人为筹委会筹备委员。
1927年7月,省政府决定将“国立开封中山大学”改为“省立中山大学”,由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委任张鸿烈先生为校长。同年11月28日,“河南省立中山大学”正式开课。
1930年8月,河南中山大学校务会决定,将“河南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呈民国河南省政府审核批示。同年9月7日,河南省第三届议会决议,批准将“河南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同月13日,河南省政府颁发河南大学印章及校长职章。从此“河南大学”正式命名,张仲鲁仍任校长。
“卢沟桥事变”后,河南大学随着战局变化进入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时期。1939年迁至嵩县潭头后,暂有了一块安身办学之地。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河南又连续发生旱、涝、蝗灾,财政十分困难,学校经费由年额40万元按五折拨发,教育部原每年6万元的补助费也减至七成,全年总计经费24万元。
抗战前的河南大学广揽人才,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领导、师生及社会人士多有建议,提出把“河大”变为“国立”的设想,并围绕“创建国内一流大学”进行了多方调整,教学质量、科研水平等都已进入了国内先进行列,却因故一直未能实现愿望。1941年夏,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的前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先生到豫汴视察教育,他不顾道路险阻,专门到潭头看望学校师生。学校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再次上报材料,申请改为“国立”。经多方努力,1942年3月14日,通过了将“河南大学”升为“国立河南大学”的决议。后来迫于战乱,河南大学多次迁徙,途中遗失大量文件,包括此决议的批复性文件。
近年来,河南大学档案馆员工多次走访相关部门,2007年11月,河南大学档案馆陈宁宁等四人,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这份批文。
该批文于1942年3月14日,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教育部长陈立夫联合签发,批复“河南大学”升为“国立河南大学”,并抄报财政部、教育部备案。下图为其复制件,此复制件中间为主件,外宽35.8cm,外长27cm;文心宽28cm,长20cm。左件外宽17cm,外长26cm;文心宽14.2cm,长20.4cm。右件外宽17cm,外长25.5cm;文心宽17cm,长25.5cm。此复制件现存放于河南大学校史馆,原件仍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在发现批文之前,我们只能从文献中了解到这段历史,而批文的出现,则使这段历史更加清晰、更加真实可信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1922年5月,冯玉祥任河南督军,力主创办大学。他把反动军阀赵倜的全部财产查抄归公,从中拨出专款作为河南大学的筹备基金,报北京政府核准。北京政府认为,河南大学如接受这项基金,必须于“大学”之前冠以“中州”二字方为合法。经过河南省议会研究,决定将学校定名为“中州大学”,委派原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张鸿烈为筹办专员。同年11月,河南省议会正式任命张鸿烈为中州大学校长,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中州大学”。
1927年6月,冯玉祥为河南省主席,河南省政府在开封成立。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政治分会委员们的提议下,1927年6月开始筹设“国立开封中山大学”,并委任徐谦、顾孟余、薛笃弼、凌勉之、李静禅等五人为筹委会筹备委员。
1927年7月,省政府决定将“国立开封中山大学”改为“省立中山大学”,由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委任张鸿烈先生为校长。同年11月28日,“河南省立中山大学”正式开课。
1930年8月,河南中山大学校务会决定,将“河南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呈民国河南省政府审核批示。同年9月7日,河南省第三届议会决议,批准将“河南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同月13日,河南省政府颁发河南大学印章及校长职章。从此“河南大学”正式命名,张仲鲁仍任校长。
“卢沟桥事变”后,河南大学随着战局变化进入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时期。1939年迁至嵩县潭头后,暂有了一块安身办学之地。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河南又连续发生旱、涝、蝗灾,财政十分困难,学校经费由年额40万元按五折拨发,教育部原每年6万元的补助费也减至七成,全年总计经费24万元。
抗战前的河南大学广揽人才,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领导、师生及社会人士多有建议,提出把“河大”变为“国立”的设想,并围绕“创建国内一流大学”进行了多方调整,教学质量、科研水平等都已进入了国内先进行列,却因故一直未能实现愿望。1941年夏,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的前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先生到豫汴视察教育,他不顾道路险阻,专门到潭头看望学校师生。学校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再次上报材料,申请改为“国立”。经多方努力,1942年3月14日,通过了将“河南大学”升为“国立河南大学”的决议。后来迫于战乱,河南大学多次迁徙,途中遗失大量文件,包括此决议的批复性文件。
近年来,河南大学档案馆员工多次走访相关部门,2007年11月,河南大学档案馆陈宁宁等四人,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这份批文。
该批文于1942年3月14日,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教育部长陈立夫联合签发,批复“河南大学”升为“国立河南大学”,并抄报财政部、教育部备案。下图为其复制件,此复制件中间为主件,外宽35.8cm,外长27cm;文心宽28cm,长20cm。左件外宽17cm,外长26cm;文心宽14.2cm,长20.4cm。右件外宽17cm,外长25.5cm;文心宽17cm,长25.5cm。此复制件现存放于河南大学校史馆,原件仍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在发现批文之前,我们只能从文献中了解到这段历史,而批文的出现,则使这段历史更加清晰、更加真实可信地展示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