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1年8月,我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先在语文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1966年9月,参加农村“四清”后返校。1966年11月,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由党校各处室老干部组织的战斗组联合组成的群众组织“红色联络站”,担任主要召集人。1967年1月,参加由“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工人造反团”等3个群众组织选出的11位代表组成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为指挥部领导成员。
　　1967年10月,因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总指挥李广文在校内张贴反康生的大字报,我受牵连,也被打成“李(广文)桑(子桢)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要成员,被隔离审查,遭到残酷批斗和抄家,后到“五七”干校继续审查劳动改造。1970年,我又被作为“李桑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要成员,遭到审查批斗,专人看管,监督劳动。
　　1973年12月,我戴着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鉴定(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时,支部曾讨论给予留党察看、严重警告的处分,党小组的同志则不同意给我处分,直到1973年8月才恢复我的组织生活)被调到河南洛阳农机学院。当时,我曾提出:我是学中国文学的,到工科院校专业不对口,是否可到郑州大学中文系?领导回答说:上面有规定,像你这样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不能留在省会城市工作。无奈之下,我只有去洛阳农机学院。
　　临走之前,同在河南西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陈维仁,十分同情地对我说:“他们让你去洛阳农机学院你就去吧,这是没办法的事,到学院之后,可先找院党委书记王燕生同志,他是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五九班的学员,与我同一个支部,关系很好,你就跟他说是我说的,请他关照,如今我不便给他写信。”听到陈维仁这样热心肠的话,我非常感动。在西华“五七”干校,除了本班人之外,谁敢跟我这个“现行反革命”说话?我也不愿因此给别人惹麻烦。我有过教训,我曾和桑子桢说过一句话,被人看见揭发,整整批斗我18天。我与陈维仁不是一个班的,但和他的爱人何德一是一个班的,陈维仁这几句关怀暖心的话,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我到洛阳农机学院报到之后,学院组织部把我分配到马列主义教研室。1974年元旦过后,我正式到教研室上班。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夏,我曾以专业不对口为由向学院组织部提出调整工作,希望到郑州大学中文系教书。教研室领导同情、理解、支持我,请组织部与郑州大学联系。不久,郑州大学中文系派人前来考查,还和我谈了话,表示欢迎我到郑州大学去。我很高兴。没过多久,事出意外,郑州大学又拒绝接收我了,原因是:我是反康生的,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得知此情,就请假于1977年9月,从洛阳农机学院回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申
　　诉,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二
　　
　　是时,胡耀邦刚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他尚在调查了解情况,解放、安排干部,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中央党校代理人的错误、罪行。这时,陈维仁也从京郊的“五七”干校回来,担任胡耀邦的秘书(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我到中央党校之后,找到陈维仁,我跟他说:“我想见见胡耀邦同志,向他申诉,要求平反。同时,向他汇报我所了解的中央党校‘文革’的情况。请您与耀邦同志联系,安排一个时间。”陈维仁欣然答应说:“约好时间,我通知你。”
　　两天后,我如约在中央党校52号楼西头的一个单元,见到了胡耀邦。胡耀邦在这里办公,吃、住也在这里。
　　那天上午,我敲了纱窗门,听到“进来”的声音后,拉门进了屋。这时,胡耀邦正坐在楼下客厅靠西墙的一张长沙发上,看我进来,把手中正看的书放到面前的茶几上,很客气地指了指,让我坐在他旁边的单人沙发上。这时,坐在客厅(实际上已改为简陋的小会议室)会议桌前的陈维仁站起来向胡耀邦介绍说:“这就是我说的从河南洛阳农机学院来的要见您的胡世厚同志。”胡耀邦听说我从河南来,先向我询问了河南揭批“四人帮”的情况。他十分关心河南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情况。
　　接着,我说:“我今天来找您,是向您申诉,请求党校给我平反,落实政策。”
　　胡耀邦见我要申诉,热情而耐心地跟我说:“党校现在正在进行揭批查。‘文革’中的问题会弄清楚的,‘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同志的问题会解决的。你个人的问题,可以找组织处的同志谈,他们会帮助你解决的。”
　　我说:“我的问题,涉及康生,而党校的问题无一不涉及康生,党校‘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切大事情,都与康生有关。”胡耀邦听到我要反映康生的问题,似乎不好表态,但没有制止我。当时,康生的问题还没有揭开,1975年康生死的时候,他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问题还是个禁区。我想,康生是什么人,胡耀邦清清楚楚,心里明镜似的,但他组织观念、纪律性非常强,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说话之前,他不好对我这个普通共产党员说什么。但他没有制止我谈康生的问题。
　　我说: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主管党校,他一手操纵、控制党校的“文化大革命”,积极支持造反派造林枫校长的反,贴林枫校长的大字报,搞乱党校,夺林枫校长的权。康生曾向他们交底:林枫的问题不在党校,在东北,他在东北与彭真等人搞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副主席。他下令批斗林枫,抄林枫家,关押逮捕林枫,致使造反派在批斗大会上把林枫的肋骨打折几根。康生多次到党校讲话标榜自己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说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厚,一条黑线又长又粗,组成“林家铺子”、“杨家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就把林枫任校长时的一批校领导和中层干部,以及杨献珍任校长时的一批干部和在哲学观点上相同的教师打成“林家铺子”、“杨家党”。康生下令把杨献珍揪回党校进行审查、关押、批斗。康生下令批斗侯维煜,他老婆曹轶欧亲自参加批斗会,声嘶力竭地发言泄私愤。“文革”开始不久,“红色战斗团”一部分人与清华大学一个群众组织联合调查康生的问题。康生得知后,于1967年1月,将党校200余人的群众组织“红色战斗团”宣布为反动组织,逮捕、关押了该组织的负责人,数十人被隔离审查、批斗,数百人遭受迫害。康生批评李广文不听他的话,在党校不贯彻他的意图,不支持造反派小将,包庇老干部,不组织人搜集刘少奇的材料、写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借机调李广文去中央文革宣传组,以便让听话的造反派一伙掌握党校大权,并派专门联络员坐镇指挥,传达贯彻他的旨意。1967年夏,由于主管宣传组的王力、关锋出了问题,康生为推卸责任,掩盖自己,明明是康生下令将李广文调离党校的,他却昧着良心硬说李广文是背着他去的宣传组,陷害李广文。李广文看清识透康生阴谋家、两面派的面目后,毅然在党校贴大字报揭露康生的罪行。康生、陈伯达把李广文打成现行反革命,逮捕关进监狱,并把指挥部支持李广文的成员打成“李桑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受牵连遭迫害的“红色联络站”、“工人造反团”的干部、工人达数百人。可以说,党校90%的干部、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受过康生的迫害。康生支持的造反派在党校掌权十年,作恶多端,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胡耀邦说:“这些情况,你如实地都给我写成材料,越具体越好,你不要害怕,你要相信我,你把写好的材料交给我,我负责给你转送党中央,转送华主席。”
　　这时,我已深深地感到,胡耀邦是支持、鼓励我揭发康生的。
　　告辞之后,我回到党校南院临时招待所,写了一份5000字的揭发康生“文革”中在党校所犯罪行的材料,交陈维仁转呈胡耀邦。而这时,曾任党校组织处长的杨长春特别邀请我和卢国英、周维煌、郑德兴等人(他们是遭康生迫害的“红色战斗团”的负责人,也是来要求平反的)与他一起去刚刚落成开放两天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这是党组织对我的极大关怀。
　　
　　三
　　
　　8个月之后,在胡耀邦的关怀领导下,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于1978年6月1日作出了《关于“李桑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
　　决定说,李广文同志的问题,已由中央专案组作了结论,其他同志的问题,经校党委讨论决定,予以平反。
　　一、强加于“李桑集团”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
　　二、因所谓“李桑集团”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的,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因所谓“李桑集团”受到党纪处分的,予以撤销。
　　三、因所谓“李桑集团”在过去鉴定等材料中,写有“说过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站错了队”等内容的,一律去掉;凡在本人及家属、亲友档案中和有关单位存放的所谓“李桑集团”的材料,一律抽出销毁。
　　四、因所谓“李桑集团”而被查抄的个人笔记本、文件、财物等,经过清理后,退还本人。
　　根据这一决定,洛阳农机学院党组织找我谈话,当面转给了我一份中央党校的平反决定,宣布给我平反,并说已清理销毁了我档案中的有关材料和鉴定,退还中央党校送回的抄走我的日记、笔记本和材料。我非常感谢党,感谢胡耀邦,是他给我卸下了沉重的包袱,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中央党校的平反决定中,没有点康生的名,但事事都是康生干的。这时,中共中央正在审查康生的问题,直到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才宣布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对其所作的《悼词》。1981年1月,康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其党内大奸面貌公之于众,大快人心。
　　我认为,胡耀邦在揭露康生罪行、把他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上,是作出重大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