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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来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得全国各地的人民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大环境，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步。中西的互相发现，缩短了东半个地球的距离。元代人对爪哇地区与对叶尼塞河河畔的发现与经营，也值得今人记住。
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条件
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见了，融合为一体了。从中亚、西亚来到我国内地的许多民族，由于共同信奉伊斯兰教，逐渐形成了回族；只有极少一部分，如阿速人等，跟随元朝末代皇帝逃到漠北，才又返回到游牧生活中去了。元朝在吐蕃设立了十三个万户府，从此成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这是前代稀有的事情。很明显，大元的统一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上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步，留下了不容磨灭的
影响。
中西双方的互相发现
元代的超凡大一统，也为中西的互相发现、相互认知提供了可能。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
资料。
马可·波罗以后，罗马天主教士接踵而来。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抵大都，建教堂三所，并用蒙古文翻译了基督教经典《新约全书》，后来还担任大都城区主教。元朝末年，元顺帝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罗马，受到教皇的盛情接待。随后教皇即组织一个多人的使团东来，该使团约在大都居住三年，然后取道海路返回欧洲。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和中国使者远赴西欧，这是元朝以前不曾有过的事。
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于1328年—1332年和1334年—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出发远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及红海，是第一个可以稽考的去过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中国人。有关其航行与旅途的综合性记叙——《岛夷志略》，对14世纪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加以详细的记述，是了解该地区中世纪历史的不可或缺的
资料。
在札马剌丁领导下编撰的《大元一统志》是一部古代地理与历史的集大成名著，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状况提供了既详实又珍贵的文献
参考。
蒙元四大汗国的建立，本已给西亚、东南欧、东非、北非人以巨大震撼，但西亚东欧北非人对当时的中国毕竟缺乏了解。元帝国建立以后，便凭借原南宋境内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实力，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西方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不丹、尼泊尔、印度、波斯、伊拉克、亚速、康里、叙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摩洛哥、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唤醒作用。
元代开发叶尼塞河的壮举
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也更为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北非和西欧。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中原人被组织到辽远的国土开发事业中了，创下了前无古人的业绩。其中尤以元代对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有效开发最为突出。
俄国西伯利亚有三条流向北冰洋大河，中间一条叫“叶尼塞河”（伊聂谢河）。它的上源有两大支流，一条叫昂可剌河（安可拉河），其上源直达贝加尔湖；另一条叫谦河，是叶尼塞河的主源。谦河又是由乌斯河、八河、阿浦河等多条支流汇合而成的，都起源于唐努山的北麓。元代，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一带，均属“岭北行省”管辖，元政府还在谦河流域设有谦州、益兰州等行政区划，负责这里的民政管理。当时这里居住着许多部族，沿着叶尼塞河分布，主要有北部的昂可剌人，中部的吉利吉斯人，南部的乌斯人、斡亦剌（即明代的瓦剌，清称厄鲁特）人、东部的巴尔忽（又称巴儿虎）人等部族。其中，昂可剌人住在叶尼塞河中游，唐代称为“骨利斡”，这里“昼长夜短”，一只羊还没烤熟天就亮了；吉利吉斯人（历史上又称作黠戛斯、吉儿吉思、乞里吉思，今新疆柯尔克孜人便是其后裔）分布最广，他们就住在谦河流域至唐努山北麓一带。据传其祖先是乌斯男子，与40名汉族女人结婚后，不断繁衍而形成一个部族，史称其“颇知田作”，“夏种秋成，不烦耘耔”；元时人有万户，分归九个“千户”来统领。至元七年（1271），河南人刘好礼就任谦州、益兰州的“断事官”，于此“修库廪，置传舍”，建立起行政中心，管领着各部族的赋税刑狱等民政事宜。他发现此地土地平衍，适宜耕牧，但“野兽多而畜字少”，居民“以杞柳为杯皿，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有的“以桦皮作庐帐，取鹿乳，采松实，斫山丹根为食”，有待大力开发。他便请求元政府从中原地区调迁百户汉族农民到此地来屯田。他们中“有工匠数局”，便在此地开设各种手工业作坊，从事冶铁、制造农具、修造舟楫、织造绫罗锦绮等，“土人便之”（参见《元史·世祖本纪四》《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及《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经与当地原有居民的长期共同开发，这一带地区迅速进入文明发达之区，成为后来“西伯利亚王国”的根基所在，今为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至今这里的居民仍有元人遗俗。
（选自《中华交通史话》，中华书局。作者为著名学者，先后执教于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文学系。长期从事古典文学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条件
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见了，融合为一体了。从中亚、西亚来到我国内地的许多民族，由于共同信奉伊斯兰教，逐渐形成了回族；只有极少一部分，如阿速人等，跟随元朝末代皇帝逃到漠北，才又返回到游牧生活中去了。元朝在吐蕃设立了十三个万户府，从此成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这是前代稀有的事情。很明显，大元的统一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史上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步，留下了不容磨灭的
影响。
中西双方的互相发现
元代的超凡大一统，也为中西的互相发现、相互认知提供了可能。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
资料。
马可·波罗以后，罗马天主教士接踵而来。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抵大都，建教堂三所，并用蒙古文翻译了基督教经典《新约全书》，后来还担任大都城区主教。元朝末年，元顺帝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罗马，受到教皇的盛情接待。随后教皇即组织一个多人的使团东来，该使团约在大都居住三年，然后取道海路返回欧洲。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和中国使者远赴西欧，这是元朝以前不曾有过的事。
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于1328年—1332年和1334年—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出发远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及红海，是第一个可以稽考的去过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中国人。有关其航行与旅途的综合性记叙——《岛夷志略》，对14世纪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加以详细的记述，是了解该地区中世纪历史的不可或缺的
资料。
在札马剌丁领导下编撰的《大元一统志》是一部古代地理与历史的集大成名著，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状况提供了既详实又珍贵的文献
参考。
蒙元四大汗国的建立，本已给西亚、东南欧、东非、北非人以巨大震撼，但西亚东欧北非人对当时的中国毕竟缺乏了解。元帝国建立以后，便凭借原南宋境内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实力，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西方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不丹、尼泊尔、印度、波斯、伊拉克、亚速、康里、叙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摩洛哥、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唤醒作用。
元代开发叶尼塞河的壮举
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也更为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北非和西欧。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中原人被组织到辽远的国土开发事业中了，创下了前无古人的业绩。其中尤以元代对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有效开发最为突出。
俄国西伯利亚有三条流向北冰洋大河，中间一条叫“叶尼塞河”（伊聂谢河）。它的上源有两大支流，一条叫昂可剌河（安可拉河），其上源直达贝加尔湖；另一条叫谦河，是叶尼塞河的主源。谦河又是由乌斯河、八河、阿浦河等多条支流汇合而成的，都起源于唐努山的北麓。元代，贝加尔湖至叶尼塞河一带，均属“岭北行省”管辖，元政府还在谦河流域设有谦州、益兰州等行政区划，负责这里的民政管理。当时这里居住着许多部族，沿着叶尼塞河分布，主要有北部的昂可剌人，中部的吉利吉斯人，南部的乌斯人、斡亦剌（即明代的瓦剌，清称厄鲁特）人、东部的巴尔忽（又称巴儿虎）人等部族。其中，昂可剌人住在叶尼塞河中游，唐代称为“骨利斡”，这里“昼长夜短”，一只羊还没烤熟天就亮了；吉利吉斯人（历史上又称作黠戛斯、吉儿吉思、乞里吉思，今新疆柯尔克孜人便是其后裔）分布最广，他们就住在谦河流域至唐努山北麓一带。据传其祖先是乌斯男子，与40名汉族女人结婚后，不断繁衍而形成一个部族，史称其“颇知田作”，“夏种秋成，不烦耘耔”；元时人有万户，分归九个“千户”来统领。至元七年（1271），河南人刘好礼就任谦州、益兰州的“断事官”，于此“修库廪，置传舍”，建立起行政中心，管领着各部族的赋税刑狱等民政事宜。他发现此地土地平衍，适宜耕牧，但“野兽多而畜字少”，居民“以杞柳为杯皿，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有的“以桦皮作庐帐，取鹿乳，采松实，斫山丹根为食”，有待大力开发。他便请求元政府从中原地区调迁百户汉族农民到此地来屯田。他们中“有工匠数局”，便在此地开设各种手工业作坊，从事冶铁、制造农具、修造舟楫、织造绫罗锦绮等，“土人便之”（参见《元史·世祖本纪四》《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及《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经与当地原有居民的长期共同开发，这一带地区迅速进入文明发达之区，成为后来“西伯利亚王国”的根基所在，今为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至今这里的居民仍有元人遗俗。
（选自《中华交通史话》，中华书局。作者为著名学者，先后执教于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文学系。长期从事古典文学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