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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国家宏观调控和行业监管部门对农村金融的监管和服务弱化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中央银行对农村金融的服务职能弱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还不深入。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金融市场的规范竞争秩序有待形成，农村金融机构先进供需矛盾亟待解决等。突破监管与服务困局，构建与农村金融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对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具有深远的意义。
构建统一协调、分工负责的农村金融监管运行体系。结合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趋势，亟待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探索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的差别监管模式和风险监控体系。一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结合金融业建立与现阶段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系。二是在金融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适应金融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发展的形势，积极探索混业监管模式。三是尽快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和监控系统。
构建针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多元监管服务体系。一是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监管权，参与金融机构从准入、运营到退出的全程监管，并承担一定的风险化解责任和监管成本。二是人民银行根据履行央行职责需要，行使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权。三是金融机构要按照分业监管原则，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四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类机构，构建完整的农村金融监督体系。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作体系。实行分业监管模式，赋予政府对各监管机构的统一协调权，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确保农村金融监管的畅通和有效。
构建农村金融市场稳健发展的外部服务支撑体系。结合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农村金融的服务体系建立应做好四个方面工作：
充分发挥“窗口指导”和工具引导作用，构建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服务体系。一是基层人民银行应协同银监部门做好央行专向票据对付考核工作。二是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三是加快农村信贷产品创新，丰富农村金融产品。
加快农村资金流通，构建面向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支持结算服务体系。一是直接吸收农村金融机构加入大额支付系统。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纳入同城票据交换系统，确保同城清算资金及时到帐。三是推行支付结算代理制。
发挥政策主导作用，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一是推进司法机关依法行政，有效保护债权人的经济利益。二是建立覆盖全部企业和个人的诚信数据库，实现社会信用信息资源共享，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成本。三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的正向激励和逆向惩戒机制。四是积极发展政府担保、龙头企业担保等多种形式的担保机制。有效解决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问题。
构建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培育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严把农村金融机构“准入关”，健全农村金融内部风险防范机制。一是金融监管部门应确保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资本充足率、内控制度等各项指标符合要求。二是可以在全国同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帮助农村金融机构建立起涵盖信贷、结算、储蓄、现金、保卫等方面的风险点内控制度。三是建立对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辅导制度，促使农村金融机构尽快形成内控制度健全、风险控制和运作良好的经营机制。
建立农村金融机构风险保障补偿机制。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管理制度。一旦农村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经批准可以动用其存款准备金。要积极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根据我国国情，在现行金融体系中，应设立由人民银行主导，财政部、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其他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作为主体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机构。
培育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机构要依据各自农村市场定位，落实改革政策，增加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农业小企业发展的信贷业务，增加开办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中长期贷款业务。组建各类农村信用担保机构，满足农村借贷主体差异化融资业务需求，对健全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形成全方位支持。
我国粮食增产的空间在哪里 陈海鹏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去年有所回升。但依然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粮食产量下降?农民们将优良种子、化肥、农膜、除草剂、杀虫剂、转基因和灌溉措施等等现代农业技术都用上了，为什么产来能够反而下降?这显然是技术以外的因素在作怪。“谷贱伤农”，农民不愿意种地是最关键的。在技术层面上，强调现代技术，忽略传统的有机肥养地技术也是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运用新技术促进粮食增产的空间已经不大。以品种改良为例，我国每年都审定新品种，而且新品种出台的条件是单产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0％左右，这样的话，我国玉米、小麦等单产早应当超吨了，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就达500千克/亩左右。30多年过去，我国粮食平均产量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徘徊。其原因是，育种专家的粮食产量是理论产量，要求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甚至为了提高试验田里的产量、应对验收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品种到了大田里，那些优越条件没有了，实际产量自然也就达不到理论产量了。
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的看法是：一在秸秆里；二在土壤中；三在草原和林下生态空间里；四在政策层面上。试分析之。
第一，秸秆中“包含”巨大的粮食资源。我国每年产生的秸秆量达6～7亿吨，60％以上的秸秆被闲置浪赞或在田间直接焚烧。目前秸秆用来养殖的部分约占25％，如果将被烧掉的部分，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将其中的25％成功转化为饲料，再加上原来的25％，就可养活20亿头标准羊单位，或者4亿头牛。这意味着，中国人群中平均每3人就可享有1头牛。再按照40％的保守屠宰率，以及“500克肉等于2.5千克粮”(扣除养殖过程中需要的1千克粮后为1.5千克粮)推算，等于从秸秆里得到1.91亿吨粮食，等于粮食总量在2004年的基础上增产41％。因此，从烧掉的秸秆中“夺粮”，才是最大的粮食增产计划。
第二，向改良后的土壤要粮。尽管我国有18亿亩农田，实际上高产稳产田占不到1/3，如果提升中低产田，增产空间也是巨大的。改良土壤最好的办法是用有机肥养地(辅助必要的灌溉措施)。如将全国50％的秸秆利用起来，可增加牛粪32.8～38.3亿吨。这些肥料均为有机肥，折合2835～3310万吨硫酸铵。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用有机肥养地，减少化肥用量，则一些温带和湿润地区的盐碱地、丘陵地带等中低产田可变为高产田或中产田，这样，我国粮食生产的压力就大为减小了。理论上，只有城市人群消费的粮食中的元素不能还田，而牲畜和农村人口的粪便是能够还田的，这样每年需要补充的化肥量完全可在现有的基础上降低50％。目前我国农民每公顷耕地的肥料投入比欧洲农民多花208元，但是粮食生产能力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60～70％。由于不合理施肥，国家每年的浪费性化肥投入高达1400亿元。事实上，中国农民使用的化肥中，60％左右没有利用并对环境造成危害，概与土壤没有有机肥、土壤漏肥有关。
第三，换种思路向草原“要粮”。我国每年有112亿吨粮食是作为饲料消耗的，其中鸡是耗粮大户。笔者的试验表明，饲养4000只鸡比200头牛消耗的粮食都多，而前者的体重只有后者的1/20。如果将鸡从农区“牢笼里”释放到草原、林下等有天然食物(昆虫、草籽、树籽、草叶等)的地方，则可以实现从鸡嘴里“夺粮”。就按最保守的“生态殃及可节约1/3粮食”计算，全国仅从鸡嘴里就可“夺食”329亿千克，相当于全国粮食产量在现有基础上增产6.8％。
第四，粮食增产政策是关键。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成功解决了吃饭问题，重要原因是联产承包政策释放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现在，农民不愿意种地，有的地方该种植三季稻的，现在农民只种一季够自己吃的就进城打工去了。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培养再高产的品种也是徒劳。
今后，解决我国粮食增产问题，生态学家必须高调介入。生态学的解决方案是环境友好型的，它可能在起初效果缓慢，然而，一旦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就根本提高了。由于经济杠杆的驱动作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再次调动起来。
构建统一协调、分工负责的农村金融监管运行体系。结合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趋势，亟待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探索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的差别监管模式和风险监控体系。一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结合金融业建立与现阶段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系。二是在金融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适应金融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发展的形势，积极探索混业监管模式。三是尽快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和监控系统。
构建针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多元监管服务体系。一是赋予地方政府部分监管权，参与金融机构从准入、运营到退出的全程监管，并承担一定的风险化解责任和监管成本。二是人民银行根据履行央行职责需要，行使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权。三是金融机构要按照分业监管原则，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四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类机构，构建完整的农村金融监督体系。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作体系。实行分业监管模式，赋予政府对各监管机构的统一协调权，以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等形式，确保农村金融监管的畅通和有效。
构建农村金融市场稳健发展的外部服务支撑体系。结合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农村金融的服务体系建立应做好四个方面工作：
充分发挥“窗口指导”和工具引导作用，构建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服务体系。一是基层人民银行应协同银监部门做好央行专向票据对付考核工作。二是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三是加快农村信贷产品创新，丰富农村金融产品。
加快农村资金流通，构建面向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支持结算服务体系。一是直接吸收农村金融机构加入大额支付系统。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纳入同城票据交换系统，确保同城清算资金及时到帐。三是推行支付结算代理制。
发挥政策主导作用，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一是推进司法机关依法行政，有效保护债权人的经济利益。二是建立覆盖全部企业和个人的诚信数据库，实现社会信用信息资源共享，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成本。三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的正向激励和逆向惩戒机制。四是积极发展政府担保、龙头企业担保等多种形式的担保机制。有效解决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问题。
构建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培育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严把农村金融机构“准入关”，健全农村金融内部风险防范机制。一是金融监管部门应确保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治理、资本充足率、内控制度等各项指标符合要求。二是可以在全国同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帮助农村金融机构建立起涵盖信贷、结算、储蓄、现金、保卫等方面的风险点内控制度。三是建立对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辅导制度，促使农村金融机构尽快形成内控制度健全、风险控制和运作良好的经营机制。
建立农村金融机构风险保障补偿机制。要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管理制度。一旦农村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经批准可以动用其存款准备金。要积极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根据我国国情，在现行金融体系中，应设立由人民银行主导，财政部、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其他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作为主体共同出资的存款保险机构。
培育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机构要依据各自农村市场定位，落实改革政策，增加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农业小企业发展的信贷业务，增加开办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中长期贷款业务。组建各类农村信用担保机构，满足农村借贷主体差异化融资业务需求，对健全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形成全方位支持。
我国粮食增产的空间在哪里 陈海鹏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去年有所回升。但依然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粮食产量下降?农民们将优良种子、化肥、农膜、除草剂、杀虫剂、转基因和灌溉措施等等现代农业技术都用上了，为什么产来能够反而下降?这显然是技术以外的因素在作怪。“谷贱伤农”，农民不愿意种地是最关键的。在技术层面上，强调现代技术，忽略传统的有机肥养地技术也是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运用新技术促进粮食增产的空间已经不大。以品种改良为例，我国每年都审定新品种，而且新品种出台的条件是单产在原有基础上提高10％左右，这样的话，我国玉米、小麦等单产早应当超吨了，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就达500千克/亩左右。30多年过去，我国粮食平均产量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徘徊。其原因是，育种专家的粮食产量是理论产量，要求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甚至为了提高试验田里的产量、应对验收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品种到了大田里，那些优越条件没有了，实际产量自然也就达不到理论产量了。
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的看法是：一在秸秆里；二在土壤中；三在草原和林下生态空间里；四在政策层面上。试分析之。
第一，秸秆中“包含”巨大的粮食资源。我国每年产生的秸秆量达6～7亿吨，60％以上的秸秆被闲置浪赞或在田间直接焚烧。目前秸秆用来养殖的部分约占25％，如果将被烧掉的部分，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将其中的25％成功转化为饲料，再加上原来的25％，就可养活20亿头标准羊单位，或者4亿头牛。这意味着，中国人群中平均每3人就可享有1头牛。再按照40％的保守屠宰率，以及“500克肉等于2.5千克粮”(扣除养殖过程中需要的1千克粮后为1.5千克粮)推算，等于从秸秆里得到1.91亿吨粮食，等于粮食总量在2004年的基础上增产41％。因此，从烧掉的秸秆中“夺粮”，才是最大的粮食增产计划。
第二，向改良后的土壤要粮。尽管我国有18亿亩农田，实际上高产稳产田占不到1/3，如果提升中低产田，增产空间也是巨大的。改良土壤最好的办法是用有机肥养地(辅助必要的灌溉措施)。如将全国50％的秸秆利用起来，可增加牛粪32.8～38.3亿吨。这些肥料均为有机肥，折合2835～3310万吨硫酸铵。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用有机肥养地，减少化肥用量，则一些温带和湿润地区的盐碱地、丘陵地带等中低产田可变为高产田或中产田，这样，我国粮食生产的压力就大为减小了。理论上，只有城市人群消费的粮食中的元素不能还田，而牲畜和农村人口的粪便是能够还田的，这样每年需要补充的化肥量完全可在现有的基础上降低50％。目前我国农民每公顷耕地的肥料投入比欧洲农民多花208元，但是粮食生产能力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60～70％。由于不合理施肥，国家每年的浪费性化肥投入高达1400亿元。事实上，中国农民使用的化肥中，60％左右没有利用并对环境造成危害，概与土壤没有有机肥、土壤漏肥有关。
第三，换种思路向草原“要粮”。我国每年有112亿吨粮食是作为饲料消耗的，其中鸡是耗粮大户。笔者的试验表明，饲养4000只鸡比200头牛消耗的粮食都多，而前者的体重只有后者的1/20。如果将鸡从农区“牢笼里”释放到草原、林下等有天然食物(昆虫、草籽、树籽、草叶等)的地方，则可以实现从鸡嘴里“夺粮”。就按最保守的“生态殃及可节约1/3粮食”计算，全国仅从鸡嘴里就可“夺食”329亿千克，相当于全国粮食产量在现有基础上增产6.8％。
第四，粮食增产政策是关键。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成功解决了吃饭问题，重要原因是联产承包政策释放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现在，农民不愿意种地，有的地方该种植三季稻的，现在农民只种一季够自己吃的就进城打工去了。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培养再高产的品种也是徒劳。
今后，解决我国粮食增产问题，生态学家必须高调介入。生态学的解决方案是环境友好型的，它可能在起初效果缓慢，然而，一旦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就根本提高了。由于经济杠杆的驱动作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再次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