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一块水田，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起起落落。
　　记得那是1981年，我在县城读高中。有一天，父亲风风火火地来到学校，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拽着就跑。我问家里出了什么事，父亲边走边说：“村里分田到户了，你从小手气好，快跟我回去抽签。”
　　那时候是集体劳动，出工收工都听生产队长的哨声。往往出工的哨声响过半小时，社员们才懒洋洋地出门。收工就不同了，只要队长的哨声一响，大家不管干着什么活，都会立刻停止。常常有人刚挑一担粪从生产队的“大粪屋”里出来，收工的哨声就响了，挑粪的人像听到倒粪令一样，立刻把粪倒在旁边的田里。长年累月这样倒下来，大粪屋旁边那块田就特别肥，父亲说，要是抽到那块田，种十年都不用施肥！
　　我回到村里时，生产队长正主持抽签分水田，人人都想抽到大粪屋旁边那块肥田。父亲反复叮嘱，叫我抽签的时候心里要不断默念“肥田”。我心里什么也没念，随手一抓，就抓到了那块人人垂涎的肥田。父亲为此神气了好几天。
　　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县城工作，偶尔才回一次老家。老家的稻谷割了又种，种了又割，那块肥田给我们家多产了不少粮食，还省下许多买肥料的钱。
　　后来，我的姐妹们一一出嫁，父亲也在一场大病中去世，我们家只剩下那块肥田，记在母亲的名下。我把母亲接到城里住，那块田就租给同村的张六叔耕种，田租是每年300斤大米。
　　开始，张六叔把上好的大米送进城来，煮出的饭又软又香。母亲说，张六叔心好，做什么事都不会亏待人。可是两年后 ，张六叔送来的米就不好了，煮出的饭粗糙无味，难以下咽。母亲问张六叔，那么好的田怎么会种出这么差的米，张六叔不好意思地说：“这种米是在城里便宜买的，现在种田不容易。”母亲说：“我知道种田难。这样吧，田租减一半，你以后每年送150斤米给我就行了，但一定要我那块田种出的大米。”张六叔非常感激。
　　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张六叔空手来我家，对母亲说：“老嫂子，这田是越来越难种了，你是不是再减点田租？”母亲笑一笑说：“老六，我不跟你说田租了。那块田你照种，送多少米来随你的心意，十斤八斤也行。吃一点老家的米，我心里舒坦。”
　　此后，张六叔真的每年只送几斤米来。我说：“这个老六叔，也太吝啬了。”母亲说：“不要多讲，随他。种田苦，你看他头发都快白完了，老得多快。”
　　谁知，张六叔还不知足。有一年秋收后，他进城来对母亲说：“老嫂子，种田实在难啊！你要贴补几十块钱给我，我才敢种你的田了。”一向宽容的母亲也耐不住性子了，她没好气地说：“老六，你不要得寸进尺。天下哪有倒贴钱租田的道理？这田你不种就算了，我租给别人种。”张六叔说：“那你就租给别人种吧。”
　　我陪母亲回乡下的老家，处理那块肥田。许多年没有回老家了，看见村里新建了一些小洋楼，原来最穷的刘二叔也住上了洋楼。母亲说刘二叔心眼儿好，决定把田租给他种。
　　我和母亲走进刘二叔的家，说想把田租给他种。可我们还没讲完，刘二叔就摇头拒绝了。母亲说：“老二，你听我说完。我是送田给你种，并不收田租，一年只要两斤米，吃一口家乡饭就行。”刘二叔说：“老嫂子，要米你就拿，你的田我可不敢种。”母亲疑惑地问：“这是为什么？”刘二叔说：“种田不赚钱，一年苦到头，连小孩的学费都交不起。我两年前就改跑生意不种田了，你看江对面，野草长得最高那一块就是我的田。”我向门外望去，小河两边茫茫的田野上，确实东一块西一块长着高高的野草。我和母亲再也不敢提租田的事。
　　母亲老了，已经没有能力回乡种田。我们也不得不像刘二叔一样，让那块肥得流油的田生长野草，另外再拿钱交公粮、水费和这费那费。
　　第二年夏天，母亲一个人悄悄地又回老家去。我不放心，追到老家。那时正是收割稻谷的时节，田野上打谷机响个不停。母亲顶着烈日，在她的责任田上割野草。这块田实在太肥了，我们家的野草长得比任何一家的稻谷都要茂盛。
　　我站在田边，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母亲说：“这么肥的田，丢荒可惜啊！”母亲连头都不抬一下，双手颤巍巍地割着野草。我理解母亲对土地的深情，可她实在太老了，我怎么能让她再种田呢？
　　从此，我每年都请人耕种母亲那块责任田。虽然田里的收获不够我支付工钱，但我依然坚持下去，只为让田野上多一点稻谷，少一点野草。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年，去年腊月的一天，张六叔居然提着几斤水果来我家。母亲问他有什么事，张六叔吞吞吐吐地说，他想租我们家那块田，每年给150斤大米。母亲奇怪地问：“老六，你还敢租田种？不怕亏本？”张六叔说：“老嫂子，你还不知道啊？现在种田不用交公粮了，还有那些杂七杂八的税呀费呀，统统不用交了。要是种稻谷，政府每亩田还补助几十元。”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拍着手说：“咱种田人又有盼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