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世界经济增速下滑、监管合规要求趋严、金融科技公司分流等多重压力下,各国银行业收入增长均出现明显下降,全球银行业净资产收益率连续十年低于10%.目前,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国际领先商业银行均已着手探索转型之路,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世界经济增速下滑、监管合规要求趋严、金融科技公司分流等多重压力下,各国银行业收入增长均出现明显下降,全球银行业净资产收益率连续十年低于10%.目前,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国际领先商业银行均已着手探索转型之路,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其他文献
厦门自古便是通商裕国的口岸,也是开放合作的门户.改革开放以后,厦门成为我国首批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是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两岸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合作示范区.历经40余载春风化雨,如今的厦门已成长为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而这座城市爱拼敢赢的精神也孕育了一家富有特色的本土城商行——厦门银行.
根据上市银行发布的上半年报,总的来看,2021年上半年,上市银行经营业绩呈现出诸多亮点,如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不良率实现同比下降等.在上市银行自身向高质量转型的同时,其通过加大信贷投放、优化信贷投放结构等方式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明显提升.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上市银行也面临着净息差收窄、资本充足率下滑、业绩经营分化等挑战.今后,商业银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精准施策,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更好地服务新发展格局.
在新发展格局视角下,城市之间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各自为主、分散式发展模式,而是转变为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城市间的竞争.城市群作为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主体,对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成渝城市群是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它们在国家城市层级、经济体量、协同创新、产业分工等方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国家级城市群.
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面临的新挑战rn当前,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形势正面临着新的变化:宏观经济增长方式由“重速度”转变为“重质量”,声誉风险监管要求由“常态”转变为“趋严”,互联网背景下的媒体发展由“传统”转变为“融合”,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迎来新的严竣挑战,亟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声誉风险管理,推动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助力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
2020年10月,汇丰银行(以下简称“汇丰”)提出了中长期碳中和战略目标——成为“净零银行”,计划分两步走:在2030年前实现自身运营净零排放,未来10年内提供7500亿美元至1万亿美元支持客户低碳转型;2050年前实现投融资组合净零排放.“净零排放”不是零排放,而是指新排放出多少温室气体,就通过各种方式消除等当量的温室气体,达到的最后结果是大气中温室气体增量为零.围绕“净零银行”目标,汇丰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碳中和战略管理框架,在公司治理、业务发展、风险管理、评估披露等方面明确了方法路径.本文汇总梳理相关内
随着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显著提升.但从实体经济的需求看,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仍有必要;从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看,负债端存款成本的刚性严重制约了资产端利率的进一步下行.在此背景下,为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与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近期我国银行业在利率自律机制的统一协调下,共同决定对存款定价机制进行改革.
随着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的全面推行,作为注册制核心制度之一的信息披露制度也日臻完善.一方面,我国现有信息披露制度基本形成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业规定”的三阶层体系,为公司实施信息披露提供了指引;另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前5个月沪深交易所合计采取监管措施432条,针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有200余条,占比过半,监管机构针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持续“高压”监管.
当前,商业银行从战略规划上非常重视数字化转型,但是大部分中小银行因资源投入有限,在技术布局方面基本上以外包服务为主,能够自主研发的特别少,中小银行因此面临着创新性技术与原有的业务模式融合难度较大等一系列挑战.大型银行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着历史使命,在新金融行动中,有责任积极推动银行间深度合作,向中小银行输出技术与管理经验,为其提供前沿金融科技服务,助力中小银行在复杂环境下实现稳健经营.
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趋势rn金融支持体系更加完善rn中央政府层面: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偏向长效机制.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制定统一的、适应“碳达峰”要求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凸显绿色金融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作用.
股份回购作为一种价值分配方式和资本退出机制,日益受到监管者、管理者和投资者的重视.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专项修订宣告了我国新一轮股份回购制度改革的开启,沪深交易所《实施细则》的颁布则意味着此轮回购制度改革的落地.随着实践发展,股份回购被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但国内研究多集中在回购的财务动机和市场效应层面,缺乏对公司治理与回购作用机制的探讨.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现状与影响进行分析,可以深化对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并发展符合我国制度背景的股份回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