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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说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像河流一样，人才的流动早有流向之势。北上广深、中心及省会城市成为吸引人口的集聚地，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间，人才的流动大体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内陆向沿海，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由农村到城市的态势……
随着经济发展的转型，这一趋势逐渐发生量的变化。
《天下无贼》中那句“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的经典台词，成为2018年城市抢人战的最真实的写照。以2017年武汉推出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为导火索，抢人战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大城市、高校甚至海外。人才流出地也痛下血本，“看住碗里的，招来锅里的”。
城市人才“掐尖”来势凶猛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西安“抢人”段子：
去西安走亲戚，警察问：“你是西安人吗？”
答：“不是，我来走亲戚的。”
警察：“带回派出所，符合亲友投靠落户条件。”
去西安火车站转车，警察问：“你什么学历？”
答：“本科。”
警察：“带回派出所，办学历落户，火车票钱报销。”
二三线城市成为这次人才争夺战的主战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了吸引和挽留人才，各城市拿出真金白银，户口、房子、补贴、奖励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服务牌、感情牌，各出奇招。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高校院所也陆续公布应聘人才的优惠政策，加入“人才争夺战”。给钱、送房、落户口、给编制、授“帽子”头衔已然成为标配，海外高端人才更是被“抢”的重头戏。例如，山东大学面向海外招聘人才计划，除享受最高50万元年薪和绩效奖励外，最高还可获得600万元学科建设经费、安家及住房补助150万元。东南大学的引人计划开出优惠条件，提供购房货币化补贴300万元或以高于补贴的优惠购买人才特批房。东北大学给予青年特聘教授的年薪为35万元，不低于60万元的购房补贴（分年按月发放），不低于200万元的科研配套经费。
高端人才成更多城市的“香饽饽”。与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市曾经能够“娶”到高端人才的机会并不大，但如今“彩礼”却丰厚得令人眼馋。例如呼和浩特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提供最高1亿元的综合资助、个人500万元奖励，其他城市也开出了类似条件。
“抢人大战”的结果如何呢？
据武汉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大学生留汉人数30.1万人，是2016年的3.1倍；大学生在汉新落户14.2万人，是2016年的9.6倍。截至2017年底，武汉户籍人口总数853.65万。这一数据较2016年增加了近20万人，为历年最高值。成都的数据则更加亮眼。2017年的常住人口较2016年增加12.71万人，户籍人口增加了36.4万人。长沙和西安的户籍人口较2016年则分别增加了27.3万和25.7万。
国家城市空间布局将发生调整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提出“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除了这四个中心都是非首都功能，企业、金融机构、医院、大学等都要迁往雄安新区，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的问题。
“北京的这种疏解，未来也涉及别的一线城市，例如上海、广州、深圳，上海要向自由港发展，一些功能也不宜留在本地，需要迁往别的地方，这样一来就需要重新布局长三角的空间布局。广州和深圳也一样，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但这个‘大’具体体现在哪？是向粤西发展，还是向粤东发展，这就是很敏感的问题？以后会有很大的调整。”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魏杰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中国经济空间布局的调整，将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化。但是目前围绕空间布局调整所进行的探讨的力度显然还不够。
大家意识到下一步空间布局的调整将是重要趋势，所以各个城市都在挖人。武汉、郑州、成都、西安表现得非常积极，现在一线城市也加入进来了。包括最近海南省成为自贸港，其实也是国家调整整个城市空间布局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也是未来一个新的课题。这次海南的定位很明确，自贸港赋予其更多功能，未来还会建立能源、股权、金融等各种类型的交易所，以及成为医疗大健康中心和消费中心。这也会引起人才更多流向海南。
与此同时，虽然东部城市优势很大，但西部城市也并非没有发展空间。按照“一带一路”的思路，如果西部地区城市的空中走廊能够建立起来，西部腾飞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一个很大的拉动力。
一线城市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下行压力与日俱增，二线城市迅速崛起和发展。数据显示，继天津、重庆、苏州后，2014年-2017年，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青岛、长沙、无锡7个城市经济总量也相继进入“万亿俱乐部”，且经济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才竞争是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要求
人才战，本质是人口战。人才争夺战的一个显著的背景是年轻人口的急剧萎缩，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传统的人口红利已在逐渐消减。
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耀辉表示，人才之所以流速加快，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进入了人口下行的趋势，18岁到45岁中国的适龄人口在减少。数据显示，1990年，我国的新出生人口是2800万人，到了1999年，降到了1400万人，十年间，年轻人口减少了一半。1999年后，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600万人。但从明年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将会面临急剧萎缩，降到1000万以下。
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力资本也面临着结构性短缺。这次争抢的人才集中于高学历，具有高附加值的人，这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和趋动力发生了转型。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对《经济》记者说，这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依靠廉价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原材料以及部分依靠房地产为主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遇到资源要素的限制。随着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央政府也给各地方规划了发展目标和定位，城市根据各自的特点出台了吸引人才的不同政策，制造业对农民工的需求开始下降，劳动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需要适应新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
在市场要素中，土地是固定资产，流动性差，国家对这一稀缺资源的指标控制日益趋严。而人是可以流动的。发展成功的城市，大都是吸引了成功的企业家，带来资本和项目，将影响力扩展到周边，这都与人有关。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吴唯佳向《经济》记者指出，今天国家经济的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去相对比较粗放，基础工业和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通过多年的技术发展，市场的扩大有了很大提升，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绿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追求更好的质量，产品更加多样化，都还有更大空间。另一方面从更高的科技引领，技术创新，参与全球竞争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这些差距将引领经济的下一步发展。
政府观念和人才体验多样化需求
政府观念轉变和人才体验多样化的需求是城市人才大战背后的重要因素。零点有数公共事务系统总经理闫晶向《经济》记者表示，通过在全国几百个城市调研发现，城市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需要提升软实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经提出区域经济增长关键要看由人力资本集聚而产生的生产率，这是城市发展核心的要素。“各城市以前对人才也有需求，那现在为什么对人才打开了很多限制？甚至把户籍办理也带到了招聘现场，其实是现在大家都在致力于降低人才发展的制度性成本。政府的观念已经变了，审批事项下放的条目动辄就是几百个，改革也更有自信了。所以现在户口政策的放开其实就是意识到，如果让人才以流动人口的身份在城市生活，就不会有归属感。”
另外，不仅仅是政府，整个社会的心态都在改变，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北上广是一种体验，去云南也是一种体验。“城市就应该是多样化的，不应该千篇一律。经济越活跃，人才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就越活跃。政府的手段是在加速这种要素流动，而且是更加平衡的流动，所以正面的价值非常大。”闫晶说。
随着经济发展的转型，这一趋势逐渐发生量的变化。
《天下无贼》中那句“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的经典台词，成为2018年城市抢人战的最真实的写照。以2017年武汉推出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为导火索，抢人战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大城市、高校甚至海外。人才流出地也痛下血本，“看住碗里的，招来锅里的”。
城市人才“掐尖”来势凶猛
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西安“抢人”段子：
去西安走亲戚，警察问：“你是西安人吗？”
答：“不是，我来走亲戚的。”
警察：“带回派出所，符合亲友投靠落户条件。”
去西安火车站转车，警察问：“你什么学历？”
答：“本科。”
警察：“带回派出所，办学历落户，火车票钱报销。”
二三线城市成为这次人才争夺战的主战场，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了吸引和挽留人才，各城市拿出真金白银，户口、房子、补贴、奖励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服务牌、感情牌，各出奇招。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高校院所也陆续公布应聘人才的优惠政策，加入“人才争夺战”。给钱、送房、落户口、给编制、授“帽子”头衔已然成为标配，海外高端人才更是被“抢”的重头戏。例如，山东大学面向海外招聘人才计划，除享受最高50万元年薪和绩效奖励外，最高还可获得600万元学科建设经费、安家及住房补助150万元。东南大学的引人计划开出优惠条件，提供购房货币化补贴300万元或以高于补贴的优惠购买人才特批房。东北大学给予青年特聘教授的年薪为35万元，不低于60万元的购房补贴（分年按月发放），不低于200万元的科研配套经费。
高端人才成更多城市的“香饽饽”。与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市曾经能够“娶”到高端人才的机会并不大，但如今“彩礼”却丰厚得令人眼馋。例如呼和浩特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提供最高1亿元的综合资助、个人500万元奖励，其他城市也开出了类似条件。
“抢人大战”的结果如何呢？
据武汉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大学生留汉人数30.1万人，是2016年的3.1倍；大学生在汉新落户14.2万人，是2016年的9.6倍。截至2017年底，武汉户籍人口总数853.65万。这一数据较2016年增加了近20万人，为历年最高值。成都的数据则更加亮眼。2017年的常住人口较2016年增加12.71万人，户籍人口增加了36.4万人。长沙和西安的户籍人口较2016年则分别增加了27.3万和25.7万。
国家城市空间布局将发生调整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提出“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除了这四个中心都是非首都功能，企业、金融机构、医院、大学等都要迁往雄安新区，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的问题。
“北京的这种疏解，未来也涉及别的一线城市，例如上海、广州、深圳，上海要向自由港发展，一些功能也不宜留在本地，需要迁往别的地方，这样一来就需要重新布局长三角的空间布局。广州和深圳也一样，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但这个‘大’具体体现在哪？是向粤西发展，还是向粤东发展，这就是很敏感的问题？以后会有很大的调整。”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魏杰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中国经济空间布局的调整，将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化。但是目前围绕空间布局调整所进行的探讨的力度显然还不够。
大家意识到下一步空间布局的调整将是重要趋势，所以各个城市都在挖人。武汉、郑州、成都、西安表现得非常积极，现在一线城市也加入进来了。包括最近海南省成为自贸港，其实也是国家调整整个城市空间布局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也是未来一个新的课题。这次海南的定位很明确，自贸港赋予其更多功能，未来还会建立能源、股权、金融等各种类型的交易所，以及成为医疗大健康中心和消费中心。这也会引起人才更多流向海南。
与此同时，虽然东部城市优势很大，但西部城市也并非没有发展空间。按照“一带一路”的思路，如果西部地区城市的空中走廊能够建立起来，西部腾飞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一个很大的拉动力。
一线城市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下行压力与日俱增，二线城市迅速崛起和发展。数据显示，继天津、重庆、苏州后，2014年-2017年，杭州、成都、武汉、南京、青岛、长沙、无锡7个城市经济总量也相继进入“万亿俱乐部”，且经济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才竞争是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要求
人才战，本质是人口战。人才争夺战的一个显著的背景是年轻人口的急剧萎缩，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传统的人口红利已在逐渐消减。
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耀辉表示，人才之所以流速加快，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进入了人口下行的趋势，18岁到45岁中国的适龄人口在减少。数据显示，1990年，我国的新出生人口是2800万人，到了1999年，降到了1400万人，十年间，年轻人口减少了一半。1999年后，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600万人。但从明年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将会面临急剧萎缩，降到1000万以下。
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力资本也面临着结构性短缺。这次争抢的人才集中于高学历，具有高附加值的人，这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和趋动力发生了转型。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对《经济》记者说，这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依靠廉价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原材料以及部分依靠房地产为主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遇到资源要素的限制。随着整体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央政府也给各地方规划了发展目标和定位，城市根据各自的特点出台了吸引人才的不同政策，制造业对农民工的需求开始下降，劳动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需要适应新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
在市场要素中，土地是固定资产，流动性差，国家对这一稀缺资源的指标控制日益趋严。而人是可以流动的。发展成功的城市，大都是吸引了成功的企业家，带来资本和项目，将影响力扩展到周边，这都与人有关。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吴唯佳向《经济》记者指出，今天国家经济的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去相对比较粗放，基础工业和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通过多年的技术发展，市场的扩大有了很大提升，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绿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追求更好的质量，产品更加多样化，都还有更大空间。另一方面从更高的科技引领，技术创新，参与全球竞争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这些差距将引领经济的下一步发展。
政府观念和人才体验多样化需求
政府观念轉变和人才体验多样化的需求是城市人才大战背后的重要因素。零点有数公共事务系统总经理闫晶向《经济》记者表示，通过在全国几百个城市调研发现，城市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需要提升软实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经提出区域经济增长关键要看由人力资本集聚而产生的生产率，这是城市发展核心的要素。“各城市以前对人才也有需求，那现在为什么对人才打开了很多限制？甚至把户籍办理也带到了招聘现场，其实是现在大家都在致力于降低人才发展的制度性成本。政府的观念已经变了，审批事项下放的条目动辄就是几百个，改革也更有自信了。所以现在户口政策的放开其实就是意识到，如果让人才以流动人口的身份在城市生活，就不会有归属感。”
另外，不仅仅是政府，整个社会的心态都在改变，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北上广是一种体验，去云南也是一种体验。“城市就应该是多样化的，不应该千篇一律。经济越活跃，人才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就越活跃。政府的手段是在加速这种要素流动，而且是更加平衡的流动，所以正面的价值非常大。”闫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