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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最煎熬之时，杨临风和他的团队也一直没有怀疑过：优质的、普世的教育供给和体验是市场所急需的，并将产生社会价值
洋葱数学的办公室在北京东北四环酒仙桥附近的一个创业园内。成立近5年，公司搬了三回，一群年轻人熬夜休息的地方从一张沙发变成4张上下床，再到如今专设的睡眠舱。
截至3个多月前，这家中小学线上理科辅导品牌共完成4轮近3亿元融资，投资方包括晨兴基金会、峰瑞资本、StarVC、青松基金、君联资本和腾讯公司；注册学生用户超过1600万，课程辅导人数累计超过2亿人次。
即便在初始两年最煎熬之时，杨临风和他的团队也一直没有怀疑过：优质的、普世的教育供给和体验是市场所急需的，并将产生社会价值。
这一判断来自他的名校生经历，来自他对教育的认知，来自他在中国农村的公益实践，最终通过商业运作得到了证明和实现。
杨临风相信逻辑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很多人没看到能够普世的优质教育，所以不信嘛。那没关系，我们就让你看到，看到之后你就信了。”他不纠结，商业和公益，不过是服务城市和农村不同人群的不同手段，作出怎样的选择，唯一的出发点在于，哪一种更能吸纳资源，并且更有益于服务对象。
眼下他最着急的，是如何让更多的农村学校知道并用上洋葱数学。在洋葱数学的设计里，面向这一群体的服务是免费的。这是杨临风最早以公益方式介入农村教育至今未曾改变的初衷——以优质教育弥补城乡差距，实现教育公平。
相比8年前，他有了更大的底气。
好的学习体验才产生价值
简单与复杂，教育同时呈现的两个面向令杨临风着迷。
关于简单：教育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杨临风相信，改善社会，教育是一个“相对比较偷懒”的方案，“把它做好了，后面很多事情就容易了。”关于复杂：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人与人之间的影响深邃不可捉摸，远远没有被研究透彻，杨临风从中看到“大量创新的可能”。
更吸引他的，是教育的“好玩儿”。帮助那些被认为不会主动学习的孩子主动学习，杨临风说，这件事本身“足够有趣”。
基于这一点，教育于他，并非为了创业所做的一个选项，“而是不做这件事就觉得没有意义了。”
在北京四中读书时，杨临风长于给同学讲题。“想办法去深入浅出地，以他能理解的方式给他讲完之后，他一拍脑袋，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享受那份从中获得的成就感。
“为什么我们（指他与朱若辰，洋葱数学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教育官）都很愿意做教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么讲了之后发现他还是不懂，那别着急，我换一种方法，就不断去琢磨怎么能帮他。”
讲题的技能也许得自他独特的学习窍门。杨临风重视知识间的连接，在课堂上，他习惯于将老师讲的所有边边角角都记下来。这一习惯帮助他达成了对知识体系的掌握。“我记一个概念，不是记一个概念本身，而是去理解它。”
比如生物课上关于蜜蜂的讲解。老师讲到的与蜜蜂相关的一系列生态，包括工蜂、蜂王、雄蜂彼此的差异及分工合作，杨临风会原原本本地记下来。“那些东西是不考的，但因为我把它们也吃透了，那你翻来覆去随便考，无所谓的，我忘不了。因为我记得的是一个更大的领域。”
而对于更多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所接受的，是一块一块地严格按照教科书的方式进行的知识灌输和广播，那些被动的、没有经由自主思考而获得的东西，杨临风称其为碎片。“碎片不成体系，碎片之间也互相帮助不了。”他说，“这样的学习体验对于学生来说没有意义。知识没有内化。”
入读哈佛后，杨临风发现，同样的情况在名校也存在。有的老师只会照本宣科，而有的老师让人豁然开朗。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国家之间的教育体系有差异，但是老师之间的教育差异更大。“科目本身是无罪的，知识本身是无罪的，关键看你拿什么样的学习体验传递出来。”他认为，“只有好的学习体验才有价值。”
这些思考在几年后构成洋葱数学及其课程设计的核心所在，并逐渐得以验证。
整个模式缺了一环
在哈佛的头两年，杨临风利用假期到中国农村支教过一段时间。他想要亲自感受一线的教学体验。
这段经历让他观察到一个问题：在农村，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而老师在短时间内无法大规模培训。这是全国都无法解決的问题。
另外，他意识到，依靠人力的乡村支教，影响力非常有限。
“我们能够给当地学生和老师带来的影响，可能跟我们去之前的预设有一些差异。”他说，“我们能够留下来的可持续的东西会比较少。”相比之下，他认为，支教对支教者的影响更为明显，包括对教师职业的认识和对基层的了解。
2010年，受到波士顿公益项目“每童一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的启发，在哈佛计算机系念大三的杨临风与朱若辰成立了公益组织“阳光书屋”。“每童一电脑”的任务很简单，通过普及信息化设备，“让全世界最穷困的孩子都可以接受教育”。
朱若辰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有生物科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专业背景。二人相识于赴美之前，对教育有共同的认知和热忱。
2011年，阳光书屋研制出适合中国农村孩子的平板电脑“晓书”，在湖南和甘肃的几所农村学校进行了试点。次年，杨临风决定放弃留在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工作的机会，赴云南支教两年，但最终改变主意，全职投入阳光书屋。
“我跟若辰意识到，阳光书屋的发展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可能等不到我去云南待上两年再回来全职做，就决定不去支教了。”
解决了硬件问题，阳光书屋的团队面临一件更困难的事情—他们发现，找不到能够让学生愿意系统性地自主跟着平板电脑学习的软件。
“农村教育困境的核心问题并非出在硬件设施上，而是学生的学习体验。”杨临风感慨，几十年来知识的传授方式没有变化，无论城乡，大部分孩子的学习依然是被动的，缺乏足够优质的教育供给。比如学生在网校只是看视频，效果无法跟踪检测，教学方法和理念无法很好地渗透。“这样的资源价值是很低的。” “这样的话，整个模式就缺一环。”转身，阳光书屋带着志愿者开始做课程，“做学生愿意学的课程”。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从资金到人手都需要巨量投入，“光靠我们NGO撑不起这么大的研发。”杨临风再度转身。
2013年底，在“阳光书屋”项目之外，杨临风、朱若辰和李诺联合成立了商业公司，希望通过融资把事情做大。第一个项目就是洋葱数学。
洋葱数学聚集了一个包括学霸、一线教师、学科专家，以及产品经理、技术人员、动画设计师在内的跨专业团队，杨临风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学生认知的、普世的、能够让很多人免费或非常低成本地享受到学习乐趣的产品。
“用得起，愿意用，用完了还有效，那就把这个链路上的整个教育体验打通了。”
信念的胜利
在产品面世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杨临风有时也会感觉憋得慌。
洋葱数学的每节课程，约5～10分钟时长，从立项到上线，周期长达两个月，流程包括课程教研、设计，到脚本撰写、视频设计制作，再到成片评审。而保证品质的难点还在于，如何将标准化的制作流程与创意元素融合，使其尽可能有趣，并且向学生传达知识的根源性价值。洋葱内部将这一博弈称为“用流水线的方法生产艺术品”。
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初一初二数学的免费内容才得以完成。“你的课程都不全，用户为什么要用？来了一看你东西不全就走了。”无法大规模地获取用户，无法看到用户巨量的反馈，无法看到产品有很大增长，“所以前面两年的时间挺痛苦的。”
洋葱团队也曾经对用户的留存和活跃程度做了很多分析，从最偏远农村的中学到北京最好的中学的老师，得到的反馈令人鼓舞，但是毕竟没有经过几百万用户的大量验证，“从小量到全量，对于我们这个产品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坎儿。”杨临风说，那段时间感觉比较“不确定”。
最终，支撑杨临风和他的团队走下去的，是最初的信念。“因为第一我们就这么学过来的，第二我们在农村看到很多孩子通过这种方式都OK了，然后也跟我们所了解的教育学背后的那些逻辑是完全相匹配的。所以我们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只是很多人没看到。”
投资方的支持至关重要。“我们的投资方都挺认可这件事的长期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杨临风回忆，“他们没有给我们业绩上的压力。”
现在，洋蔥数学的在线课程涵盖数学、物理两大学科，从小学到高中，适配了12个教材版本，覆盖全国419座城市的6.3万余所中小学，有超过1600万的学生用户和超过40万教师用户，辅导人数累计超过2亿人次。
回看当初的选择，杨临风觉得洋葱数学的商业模式是“靠谱儿”的。他将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和学习资源视为一份责任，而“挣钱这件事是能让我们的产品变得更好，让学生学得更好的几乎唯一一条路径。”
洋葱数学接近一半偏核心基础概念类的视频课程是免费的。而针对城市群体的收费内容，也全部免费开放给农村学校。
对于这一决定，杨临风强调，它并非洋葱数学的一个CSR项目。“它本身就是洋葱数学一个很重要的初衷。”他说，“否则的话我们可以找老师在现场做直播，讲课收费，那个来钱快，但是那样的东西失去了当初赋予的意义。”
事实上，洋葱数学有足够的基础实现这一点。课程研发完成后，洋葱数学上线使用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1个学校找我，1000个学校找我，甚至1万个学校找我，都可以瞬间把东西给到你，告诉你东西怎么用，帮你上手。”
从阳光书屋到洋葱数学，从公益到商业，杨临风想得很明白，选择怎样的机构性质，完全取决于用哪种方式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更好地服务客户。
“服务农村群体，肯定需要一个公益机构吸纳资源，为服务买单。服务城市群体，他们付得起费，那再去做免费的东西，效率就很低，另外他们可能反倒觉得这商品没品质，对吧？其次你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和经费去研发和竞争。”
现在，阳光书屋的服务对象是乡村幼儿园的孩子们。杨临风认为，乡村幼儿教育是中国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其教育质量包括课程设计并没有获得更多重视。
一个公司加一个NGO，“把两边的渠道两边的资源尽量都用起来。”他说，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更好地服务有需要的群体。
洋葱数学的办公室在北京东北四环酒仙桥附近的一个创业园内。成立近5年，公司搬了三回，一群年轻人熬夜休息的地方从一张沙发变成4张上下床，再到如今专设的睡眠舱。
截至3个多月前，这家中小学线上理科辅导品牌共完成4轮近3亿元融资，投资方包括晨兴基金会、峰瑞资本、StarVC、青松基金、君联资本和腾讯公司；注册学生用户超过1600万，课程辅导人数累计超过2亿人次。
即便在初始两年最煎熬之时，杨临风和他的团队也一直没有怀疑过：优质的、普世的教育供给和体验是市场所急需的，并将产生社会价值。
这一判断来自他的名校生经历，来自他对教育的认知，来自他在中国农村的公益实践，最终通过商业运作得到了证明和实现。
杨临风相信逻辑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很多人没看到能够普世的优质教育，所以不信嘛。那没关系，我们就让你看到，看到之后你就信了。”他不纠结，商业和公益，不过是服务城市和农村不同人群的不同手段，作出怎样的选择，唯一的出发点在于，哪一种更能吸纳资源，并且更有益于服务对象。
眼下他最着急的，是如何让更多的农村学校知道并用上洋葱数学。在洋葱数学的设计里，面向这一群体的服务是免费的。这是杨临风最早以公益方式介入农村教育至今未曾改变的初衷——以优质教育弥补城乡差距，实现教育公平。
相比8年前，他有了更大的底气。
好的学习体验才产生价值
简单与复杂，教育同时呈现的两个面向令杨临风着迷。
关于简单：教育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杨临风相信，改善社会，教育是一个“相对比较偷懒”的方案，“把它做好了，后面很多事情就容易了。”关于复杂：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人与人之间的影响深邃不可捉摸，远远没有被研究透彻，杨临风从中看到“大量创新的可能”。
更吸引他的，是教育的“好玩儿”。帮助那些被认为不会主动学习的孩子主动学习，杨临风说，这件事本身“足够有趣”。
基于这一点，教育于他，并非为了创业所做的一个选项，“而是不做这件事就觉得没有意义了。”
在北京四中读书时，杨临风长于给同学讲题。“想办法去深入浅出地，以他能理解的方式给他讲完之后，他一拍脑袋，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享受那份从中获得的成就感。
“为什么我们（指他与朱若辰，洋葱数学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教育官）都很愿意做教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么讲了之后发现他还是不懂，那别着急，我换一种方法，就不断去琢磨怎么能帮他。”
讲题的技能也许得自他独特的学习窍门。杨临风重视知识间的连接，在课堂上，他习惯于将老师讲的所有边边角角都记下来。这一习惯帮助他达成了对知识体系的掌握。“我记一个概念，不是记一个概念本身，而是去理解它。”
比如生物课上关于蜜蜂的讲解。老师讲到的与蜜蜂相关的一系列生态，包括工蜂、蜂王、雄蜂彼此的差异及分工合作，杨临风会原原本本地记下来。“那些东西是不考的，但因为我把它们也吃透了，那你翻来覆去随便考，无所谓的，我忘不了。因为我记得的是一个更大的领域。”
而对于更多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所接受的，是一块一块地严格按照教科书的方式进行的知识灌输和广播，那些被动的、没有经由自主思考而获得的东西，杨临风称其为碎片。“碎片不成体系，碎片之间也互相帮助不了。”他说，“这样的学习体验对于学生来说没有意义。知识没有内化。”
入读哈佛后，杨临风发现，同样的情况在名校也存在。有的老师只会照本宣科，而有的老师让人豁然开朗。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国家之间的教育体系有差异，但是老师之间的教育差异更大。“科目本身是无罪的，知识本身是无罪的，关键看你拿什么样的学习体验传递出来。”他认为，“只有好的学习体验才有价值。”
这些思考在几年后构成洋葱数学及其课程设计的核心所在，并逐渐得以验证。
整个模式缺了一环
在哈佛的头两年，杨临风利用假期到中国农村支教过一段时间。他想要亲自感受一线的教学体验。
这段经历让他观察到一个问题：在农村，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而老师在短时间内无法大规模培训。这是全国都无法解決的问题。
另外，他意识到，依靠人力的乡村支教，影响力非常有限。
“我们能够给当地学生和老师带来的影响，可能跟我们去之前的预设有一些差异。”他说，“我们能够留下来的可持续的东西会比较少。”相比之下，他认为，支教对支教者的影响更为明显，包括对教师职业的认识和对基层的了解。
2010年，受到波士顿公益项目“每童一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的启发，在哈佛计算机系念大三的杨临风与朱若辰成立了公益组织“阳光书屋”。“每童一电脑”的任务很简单，通过普及信息化设备，“让全世界最穷困的孩子都可以接受教育”。
朱若辰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有生物科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专业背景。二人相识于赴美之前，对教育有共同的认知和热忱。
2011年，阳光书屋研制出适合中国农村孩子的平板电脑“晓书”，在湖南和甘肃的几所农村学校进行了试点。次年，杨临风决定放弃留在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工作的机会，赴云南支教两年，但最终改变主意，全职投入阳光书屋。
“我跟若辰意识到，阳光书屋的发展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可能等不到我去云南待上两年再回来全职做，就决定不去支教了。”
解决了硬件问题，阳光书屋的团队面临一件更困难的事情—他们发现，找不到能够让学生愿意系统性地自主跟着平板电脑学习的软件。
“农村教育困境的核心问题并非出在硬件设施上，而是学生的学习体验。”杨临风感慨，几十年来知识的传授方式没有变化，无论城乡，大部分孩子的学习依然是被动的，缺乏足够优质的教育供给。比如学生在网校只是看视频，效果无法跟踪检测，教学方法和理念无法很好地渗透。“这样的资源价值是很低的。” “这样的话，整个模式就缺一环。”转身，阳光书屋带着志愿者开始做课程，“做学生愿意学的课程”。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从资金到人手都需要巨量投入，“光靠我们NGO撑不起这么大的研发。”杨临风再度转身。
2013年底，在“阳光书屋”项目之外，杨临风、朱若辰和李诺联合成立了商业公司，希望通过融资把事情做大。第一个项目就是洋葱数学。
洋葱数学聚集了一个包括学霸、一线教师、学科专家，以及产品经理、技术人员、动画设计师在内的跨专业团队，杨临风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学生认知的、普世的、能够让很多人免费或非常低成本地享受到学习乐趣的产品。
“用得起，愿意用，用完了还有效，那就把这个链路上的整个教育体验打通了。”
信念的胜利
在产品面世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杨临风有时也会感觉憋得慌。
洋葱数学的每节课程，约5～10分钟时长，从立项到上线，周期长达两个月，流程包括课程教研、设计，到脚本撰写、视频设计制作，再到成片评审。而保证品质的难点还在于，如何将标准化的制作流程与创意元素融合，使其尽可能有趣，并且向学生传达知识的根源性价值。洋葱内部将这一博弈称为“用流水线的方法生产艺术品”。
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初一初二数学的免费内容才得以完成。“你的课程都不全，用户为什么要用？来了一看你东西不全就走了。”无法大规模地获取用户，无法看到用户巨量的反馈，无法看到产品有很大增长，“所以前面两年的时间挺痛苦的。”
洋葱团队也曾经对用户的留存和活跃程度做了很多分析，从最偏远农村的中学到北京最好的中学的老师，得到的反馈令人鼓舞，但是毕竟没有经过几百万用户的大量验证，“从小量到全量，对于我们这个产品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坎儿。”杨临风说，那段时间感觉比较“不确定”。
最终，支撑杨临风和他的团队走下去的，是最初的信念。“因为第一我们就这么学过来的，第二我们在农村看到很多孩子通过这种方式都OK了，然后也跟我们所了解的教育学背后的那些逻辑是完全相匹配的。所以我们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只是很多人没看到。”
投资方的支持至关重要。“我们的投资方都挺认可这件事的长期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杨临风回忆，“他们没有给我们业绩上的压力。”
现在，洋蔥数学的在线课程涵盖数学、物理两大学科，从小学到高中，适配了12个教材版本，覆盖全国419座城市的6.3万余所中小学，有超过1600万的学生用户和超过40万教师用户，辅导人数累计超过2亿人次。
回看当初的选择，杨临风觉得洋葱数学的商业模式是“靠谱儿”的。他将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和学习资源视为一份责任，而“挣钱这件事是能让我们的产品变得更好，让学生学得更好的几乎唯一一条路径。”
洋葱数学接近一半偏核心基础概念类的视频课程是免费的。而针对城市群体的收费内容，也全部免费开放给农村学校。
对于这一决定，杨临风强调，它并非洋葱数学的一个CSR项目。“它本身就是洋葱数学一个很重要的初衷。”他说，“否则的话我们可以找老师在现场做直播，讲课收费，那个来钱快，但是那样的东西失去了当初赋予的意义。”
事实上，洋葱数学有足够的基础实现这一点。课程研发完成后，洋葱数学上线使用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1个学校找我，1000个学校找我，甚至1万个学校找我，都可以瞬间把东西给到你，告诉你东西怎么用，帮你上手。”
从阳光书屋到洋葱数学，从公益到商业，杨临风想得很明白，选择怎样的机构性质，完全取决于用哪种方式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更好地服务客户。
“服务农村群体，肯定需要一个公益机构吸纳资源，为服务买单。服务城市群体，他们付得起费，那再去做免费的东西，效率就很低，另外他们可能反倒觉得这商品没品质，对吧？其次你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和经费去研发和竞争。”
现在，阳光书屋的服务对象是乡村幼儿园的孩子们。杨临风认为，乡村幼儿教育是中国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其教育质量包括课程设计并没有获得更多重视。
一个公司加一个NGO，“把两边的渠道两边的资源尽量都用起来。”他说，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更好地服务有需要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