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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和古巴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我们并不陌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大街小巷四处响彻着古巴音乐和支持古巴革命的歌曲，至今“美丽的哈瓦那”和“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歌声仍然萦绕在那个年代青年人的耳边。
提起古巴和古巴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不能不提及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所。它的创立与古巴革命有很大关系。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引起毛泽东主席极大的关注，他对以古巴革命为高潮象征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寄予极大的希望，决定建立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所，加强相关研究。
另外，古巴曾是中国西班牙语重要的教学基地，很多中国西班牙语留学生在这里成才。上世纪60年代，约150名中国留学生在古巴学习西班牙语，他们不仅学到了语言，而且学到了古巴文化，成为在中国传播古巴文化的骨干力量。古巴与中国西班牙语教学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大批有志于从事国际事务的青年受古巴革命影响，选择了西班牙语专业。古巴革命的影响之大，在这些憧憬未来的青年和少年的眼中，古巴和古巴革命与西班牙语密不可分。
为了促进中国文化在古巴的传播，中国经常在古巴举行各种文化活动。截至2004年，中国已经在古巴举行了4届中国文化节。2002年，哈瓦那大学成立汉语教学中心，第一个汉语班开课。
目前，中国文化在古巴传播的规模更大。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每年一度的狂欢节上，中国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花色繁多的灯笼、五彩缤纷的服饰、舞龙表演……处处洋溢着中华文化的韵味。
中古文化交互影响
到哈瓦那市访问的中国人大多都会到古老的中国街区——桑哈去走走看看。这里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华裔古巴人传播的中国文化已成为古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在古巴的契约华工在获得自由后，大多留在了古巴，他们与后来赴古巴的华侨一道，与古巴人民和睦相处，融为一体，书写着中国文化与古巴文化的交融史。
19世纪70年代初，获得人身自由的契约华工进入古巴城镇，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开办小商店。这种华人经营的商店遍布古巴西部省区的城镇。他们很多人经营自产自销的蔬菜，还有很多人成为走街串巷的货郎。一些史料生动地描述了中国货郎做生意的场景：“他们身着蓝色粗布的上衣和肥大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没有后跟的拖鞋，头上戴着宽大的草帽，肩上横着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圆筐，内中零星杂货一应俱全。他们走街串巷，试图打动那些善于盘算的家庭主妇的心，劝说她们从他那儿买点儿什么东西。他们不是靠甜美的叫卖声来吸引顾客，而是手中拿着五六个小磁碟，悠然自得地让这些小磁碟依次从这只手落到另一手里，发出不断的清脆的响声，把那些心不在焉的主妇很快吸引到窗口来。”①
对中古文化交融史颇有研究的梅塞德斯·克雷斯波女士，她是古巴前驻华大使何塞·阿·格拉的夫人，在其专著《华人在蔗糖之国古巴》中是这样描述中古文化的交融：“远涉重洋的华工开始成为古巴民族的一部分。他们将古老悠久的文明和丰富多彩的异国文化融进了古巴民族的怀抱。”“他们带来的中国乐器——喇叭和黑人的鼓结合起来奏出的音乐使当地的孔加舞跳起来更具强烈的节奏感，更加震撼人心。”
还有，梅塞德斯·克雷斯波对广东人的描述也十分形象，她说：“‘作家和画家’佩德罗·德奥兰在他写的《关于哈瓦那城的神话集》中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广东人的特征：说话又快又含糊，常把字母‘L’轻轻带过，不断吆喝着那从遥远的中国广东带来的八宝箱中普通货物的名称。”
留在古巴定居的华工大多数是文盲，但是也不乏特殊技能的人，为当地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据资料记载，在华工中，有位姓钱的华医，医术高明，又乐善好施，经常义务给当地穷人看病，自己终身则一贫如洗。他病危时许多满怀感激之情的古巴人守护在他身旁，含泪为他送终。在当时的古巴，华医的医术高超是出了名的，甚至留传下“连中国医生都治不好”（意思是说，根本没有希望了）的谚语。
今天，在古巴社会各界，活跃着很多华裔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如著名画家维夫尔多·林和弗洛拉·冯，还有为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莫伊塞斯·西奥·王准将，后者为古中友协主席，为中古人民的友好交往作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在时过40多年后的今天，古巴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中国的艺术界创造了话剧《格瓦拉》。格瓦拉的英雄形象在当今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青年执著追求理想和献身精神的象征，具有十分典型的社会意义。
谈到古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不能不提及何塞·马蒂。何塞·马蒂是世人皆知的古巴民族英雄、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和革命精神极大地丰富了古巴和拉美人民的思想宝库，同时造就了一代代的革命者。马蒂为古巴和拉美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中国人民十分熟悉马蒂的名字，十分敬仰这位伟大的战士。早在20世纪中期，马蒂的一些作品便为中国青年所热读。在1953年马蒂诞辰100周年之际，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曾把他列为这一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中国曾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还出版过纪念何塞·马蒂的文集。这是马蒂思想在中国首次系统传播。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学者还以《长笛与利剑》为名，翻译出版了何塞·马蒂诗文选集。大批中国青年被马蒂的激扬文采所折服，被其革命献身精神所鼓舞。为了加强中古人民的友谊，在中国传播马蒂思想，古巴何塞·马蒂协会在中国成立了何塞·马蒂协会海外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一批多年从事古巴研究的资深研究员成为该会荣誉会员。为了促进古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2004年10月，古巴在中国举办了首届古巴文化节，受到中国大众的热烈欢迎。
契约华工：连接中国与古巴的纽带
19世纪中叶，大量契约华工远渡重洋，开拓了中古关系，把中国与古巴联系在一起。当时，古巴尚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1845年1月，西班牙殖民政府禁止向古巴输入黑人奴隶后，当地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殖民者将目光投向中国。当时中国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天灾频起，战乱频仍，很多百姓怀着海外发财的美梦，不顾清廷的禁令，出洋谋生。1846年，英国投机商受西班牙之托为古巴招募华工，与中国清朝政府进行谈判。1847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允许输入华工。当年，第一艘运送华工的“奥肯号”船运载206名华工从厦门出发，经131天航行，抵达哈瓦那港口。古巴成为当时世界上契约华工最集中的地方。其实，在此之前就有一些华侨从菲律宾、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区去古巴谋生。华工主要在甘蔗种植园从事劳动。他们被迫与种植园主签订卖身契约，受到百般歧视和残酷虐待，被称为“苦力”。
为了保证劳动力的需求，建立长远规模的招募华工的制度，1864年4月，西班牙派官员来华，谋求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经过谈判，双方签署了中西《和好贸易条约》，允许华人自愿前往西班牙各所属殖民地谋生。该条约的签订使古巴在华招工合法化，大大促进了古巴引进华工的规模。自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有30多万中国苦力被贩运到拉美地区，其中12.6万人被贩运到古巴。
苦力贸易主要集中在中国南部地区，尤其是澳门、香港和厦门等地。到19世纪中期，澳门发展成为在华苦力贸易的中心。大批专门在贩卖苦力生意中投机获利的各国商人涌至澳门，公开设立“招工机构”。据统计，1865年，澳门有近10家“招工机构”，仅在一年后就增至近40家，1873年发展到300家。1871年，古巴以及南美洲一些国家相继在澳门设立了5个代理机构，分别代表这些国家内各商业团体负责从澳门装运出洋的苦力。当时古巴有一家专门贩运中国苦力的“伊瓦涅斯公司”，在澳门派有代理人，7年当中就贩运十几万中国苦力到古巴、秘鲁、澳大利亚等地。②
契约华工事务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当时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当局的关系。华工在岛屿受虐待的消息不断传回国内，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震动了清廷。1873年10月22日，中国与西班牙在北京订立了旨在认可中国派员赴古巴查明华工状况的《古巴华工条约》。1874年，清政府派员赴古巴进行调查，历时3个月，获取了当地种植园主虐待华工的大量证据。中国与西班牙于1877年签署了《中西古巴华工条款》，对华工的生活和劳动作出相应规定，但是这还是难以改变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命运。
广大在古华工为古巴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正是古巴糖业迅速扩张时期，蔗糖出口是其财政收入的主项，华工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支撑了糖业生产。曾主持调查古巴华工状况的清廷官员指出：“该国入款以糖税为大宗，而糖出息又以华佣多寡为盈绌关键。”③
1902年，古巴独立以后，中古两国基于以往的交往，很快建立了外交关系。深重的剥削与压迫把华工的命运与古巴劳苦大众联系在一起。在古巴1868年和1895年的两次独立战争中，他们积极参加起义军，为古巴的独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因军功卓著而获得晋升，甚至有人荣获将军军衔。独立战争中的领袖冈萨洛·德克萨达将军专门著书《中国人民和古巴独立》，书中是这样描述华人起义战士的：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曾投身自由的事业。在古巴争取民族独立的悲壮的战斗中，中国人像猛虎一样在战场上厮杀。他们曾在战斗中忍受了一切牺牲和困苦。他们一旦被俘又视死如归，壮烈牺牲。他们为古巴独立慷慨无畏地流尽最后一滴无名英雄的鲜血。他们不抱任何追求个人名利的欲望，也从不企求得到感谢的花束。
冈萨洛·德克萨达将军对中国起义军战士给予极高的评价：“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降卒。”此后广大华侨与古巴民族融为一体，为古巴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时至今日，每当古巴人谈起旅古华人时无不充满敬佩之情。不少古巴朋友经常深情地说，“古巴民族的血脉中奔流着中国人的血液。”
中古关系稳步发展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把中古两国人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巴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欢欣鼓舞。1959年1月，首都北京各界人民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声援古巴革命。古巴也十分重视并采取主动措施发展同中国的关系。1959年革命胜利后古巴很快派出党政领导人访华。1960年9月2日，古发表第一个《哈瓦那宣言》，卡斯特罗总理宣布古巴同台湾当局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年9月28日，两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建交后，双边关系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的冷战时期，中古实质交往不多。自1983年起，中古在各领域的交往陆续恢复。1989年，中国外长钱其琛和古巴外长马尔米耶卡实现互访，两国关系全面恢复。进入90年代后，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1993年和2001年江泽民主席两次访古，1995年和2003年卡斯特罗主席两度访华。中古外交部之间建立了政治磋商机制，就国际问题和双边事务及时进行沟通。
中古经贸关系得到显著发展。中国主要从古巴进口原糖、镍等，出口技术产品、彩电、医药、轻工和服装等。2003年双边贸易额为3.6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2.4亿美元，进口1.2亿美元。两国间建立了部长级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2003年10月，中古双边企业家理事会成立大会暨首次会议在哈瓦那举行。2004年9月，中古双边企业家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国厦门举行。
截至2004年，中国在古投资项目共10个，涉及农业、旅游、电信、轻工等。此外，中国先后承担了电风扇厂、自行车厂、养羊、沼气等成套项目以及水库养鱼等技术合作项目，提供了医疗器械、文教用品等一般援助物资。中国向古提供各类商业贷款，如机电产品、糖工业、粮食、电视机、电信项目等。
两国的文化交流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03年9月，两国签订2003-2006年度文化交流计划。目前，双方在艺术团访演、展览、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古巴国家芭蕾舞团曾四次访华演出。2001年，两国签订2001-2004年度教育交流协定，每年互相提供奖学金名额增至30个。自1984年两国恢复互派留学生至2003年，中国共接受127名古巴留学生，向古派遣45名留学生。
精心培育的中古关系
中古关系得到稳固的发展，与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精心呵护和培育分不开。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在2003年第二次访华时指出：“在古巴极度困难的特殊时期，在几乎没有人相信古巴革命可以继续的时候，中国和越南始终是古巴最好的朋友。而今天，他们的政府和人民尊敬并敬佩我们，一个小小的国家顽强抵抗着她的近邻——那个用霸权垄断过世界的超级大国。” 古巴“非常钦佩传奇和革命的中国，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一个精神的中国，一个永存的中国。”
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访古会见卡斯特罗主席时指出，中国和古巴始终相互帮助、坦诚相待，我们两国是朋友，是兄弟！
中国—古巴，古巴—中国，先人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把这两个伟大的名字连在一起，后人将在此基础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①董丛林：《华工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②杨仁飞、陆晓敏、邓开颂：《澳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③董丛林：《华工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责编：谭 震 陈春勇
提起古巴和古巴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不能不提及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所。它的创立与古巴革命有很大关系。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引起毛泽东主席极大的关注，他对以古巴革命为高潮象征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寄予极大的希望，决定建立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所，加强相关研究。
另外，古巴曾是中国西班牙语重要的教学基地，很多中国西班牙语留学生在这里成才。上世纪60年代，约150名中国留学生在古巴学习西班牙语，他们不仅学到了语言，而且学到了古巴文化，成为在中国传播古巴文化的骨干力量。古巴与中国西班牙语教学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大批有志于从事国际事务的青年受古巴革命影响，选择了西班牙语专业。古巴革命的影响之大，在这些憧憬未来的青年和少年的眼中，古巴和古巴革命与西班牙语密不可分。
为了促进中国文化在古巴的传播，中国经常在古巴举行各种文化活动。截至2004年，中国已经在古巴举行了4届中国文化节。2002年，哈瓦那大学成立汉语教学中心，第一个汉语班开课。
目前，中国文化在古巴传播的规模更大。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每年一度的狂欢节上，中国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花色繁多的灯笼、五彩缤纷的服饰、舞龙表演……处处洋溢着中华文化的韵味。
中古文化交互影响
到哈瓦那市访问的中国人大多都会到古老的中国街区——桑哈去走走看看。这里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华裔古巴人传播的中国文化已成为古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在古巴的契约华工在获得自由后，大多留在了古巴，他们与后来赴古巴的华侨一道，与古巴人民和睦相处，融为一体，书写着中国文化与古巴文化的交融史。
19世纪70年代初，获得人身自由的契约华工进入古巴城镇，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开办小商店。这种华人经营的商店遍布古巴西部省区的城镇。他们很多人经营自产自销的蔬菜，还有很多人成为走街串巷的货郎。一些史料生动地描述了中国货郎做生意的场景：“他们身着蓝色粗布的上衣和肥大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没有后跟的拖鞋，头上戴着宽大的草帽，肩上横着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圆筐，内中零星杂货一应俱全。他们走街串巷，试图打动那些善于盘算的家庭主妇的心，劝说她们从他那儿买点儿什么东西。他们不是靠甜美的叫卖声来吸引顾客，而是手中拿着五六个小磁碟，悠然自得地让这些小磁碟依次从这只手落到另一手里，发出不断的清脆的响声，把那些心不在焉的主妇很快吸引到窗口来。”①
对中古文化交融史颇有研究的梅塞德斯·克雷斯波女士，她是古巴前驻华大使何塞·阿·格拉的夫人，在其专著《华人在蔗糖之国古巴》中是这样描述中古文化的交融：“远涉重洋的华工开始成为古巴民族的一部分。他们将古老悠久的文明和丰富多彩的异国文化融进了古巴民族的怀抱。”“他们带来的中国乐器——喇叭和黑人的鼓结合起来奏出的音乐使当地的孔加舞跳起来更具强烈的节奏感，更加震撼人心。”
还有，梅塞德斯·克雷斯波对广东人的描述也十分形象，她说：“‘作家和画家’佩德罗·德奥兰在他写的《关于哈瓦那城的神话集》中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广东人的特征：说话又快又含糊，常把字母‘L’轻轻带过，不断吆喝着那从遥远的中国广东带来的八宝箱中普通货物的名称。”
留在古巴定居的华工大多数是文盲，但是也不乏特殊技能的人，为当地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据资料记载，在华工中，有位姓钱的华医，医术高明，又乐善好施，经常义务给当地穷人看病，自己终身则一贫如洗。他病危时许多满怀感激之情的古巴人守护在他身旁，含泪为他送终。在当时的古巴，华医的医术高超是出了名的，甚至留传下“连中国医生都治不好”（意思是说，根本没有希望了）的谚语。
今天，在古巴社会各界，活跃着很多华裔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如著名画家维夫尔多·林和弗洛拉·冯，还有为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莫伊塞斯·西奥·王准将，后者为古中友协主席，为中古人民的友好交往作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在时过40多年后的今天，古巴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中国的艺术界创造了话剧《格瓦拉》。格瓦拉的英雄形象在当今中国的传播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青年执著追求理想和献身精神的象征，具有十分典型的社会意义。
谈到古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不能不提及何塞·马蒂。何塞·马蒂是世人皆知的古巴民族英雄、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和革命精神极大地丰富了古巴和拉美人民的思想宝库，同时造就了一代代的革命者。马蒂为古巴和拉美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中国人民十分熟悉马蒂的名字，十分敬仰这位伟大的战士。早在20世纪中期，马蒂的一些作品便为中国青年所热读。在1953年马蒂诞辰100周年之际，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曾把他列为这一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中国曾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还出版过纪念何塞·马蒂的文集。这是马蒂思想在中国首次系统传播。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学者还以《长笛与利剑》为名，翻译出版了何塞·马蒂诗文选集。大批中国青年被马蒂的激扬文采所折服，被其革命献身精神所鼓舞。为了加强中古人民的友谊，在中国传播马蒂思想，古巴何塞·马蒂协会在中国成立了何塞·马蒂协会海外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一批多年从事古巴研究的资深研究员成为该会荣誉会员。为了促进古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2004年10月，古巴在中国举办了首届古巴文化节，受到中国大众的热烈欢迎。
契约华工：连接中国与古巴的纽带
19世纪中叶，大量契约华工远渡重洋，开拓了中古关系，把中国与古巴联系在一起。当时，古巴尚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1845年1月，西班牙殖民政府禁止向古巴输入黑人奴隶后，当地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殖民者将目光投向中国。当时中国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天灾频起，战乱频仍，很多百姓怀着海外发财的美梦，不顾清廷的禁令，出洋谋生。1846年，英国投机商受西班牙之托为古巴招募华工，与中国清朝政府进行谈判。1847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允许输入华工。当年，第一艘运送华工的“奥肯号”船运载206名华工从厦门出发，经131天航行，抵达哈瓦那港口。古巴成为当时世界上契约华工最集中的地方。其实，在此之前就有一些华侨从菲律宾、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地区去古巴谋生。华工主要在甘蔗种植园从事劳动。他们被迫与种植园主签订卖身契约，受到百般歧视和残酷虐待，被称为“苦力”。
为了保证劳动力的需求，建立长远规模的招募华工的制度，1864年4月，西班牙派官员来华，谋求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经过谈判，双方签署了中西《和好贸易条约》，允许华人自愿前往西班牙各所属殖民地谋生。该条约的签订使古巴在华招工合法化，大大促进了古巴引进华工的规模。自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有30多万中国苦力被贩运到拉美地区，其中12.6万人被贩运到古巴。
苦力贸易主要集中在中国南部地区，尤其是澳门、香港和厦门等地。到19世纪中期，澳门发展成为在华苦力贸易的中心。大批专门在贩卖苦力生意中投机获利的各国商人涌至澳门，公开设立“招工机构”。据统计，1865年，澳门有近10家“招工机构”，仅在一年后就增至近40家，1873年发展到300家。1871年，古巴以及南美洲一些国家相继在澳门设立了5个代理机构，分别代表这些国家内各商业团体负责从澳门装运出洋的苦力。当时古巴有一家专门贩运中国苦力的“伊瓦涅斯公司”，在澳门派有代理人，7年当中就贩运十几万中国苦力到古巴、秘鲁、澳大利亚等地。②
契约华工事务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当时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当局的关系。华工在岛屿受虐待的消息不断传回国内，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震动了清廷。1873年10月22日，中国与西班牙在北京订立了旨在认可中国派员赴古巴查明华工状况的《古巴华工条约》。1874年，清政府派员赴古巴进行调查，历时3个月，获取了当地种植园主虐待华工的大量证据。中国与西班牙于1877年签署了《中西古巴华工条款》，对华工的生活和劳动作出相应规定，但是这还是难以改变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命运。
广大在古华工为古巴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正是古巴糖业迅速扩张时期，蔗糖出口是其财政收入的主项，华工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支撑了糖业生产。曾主持调查古巴华工状况的清廷官员指出：“该国入款以糖税为大宗，而糖出息又以华佣多寡为盈绌关键。”③
1902年，古巴独立以后，中古两国基于以往的交往，很快建立了外交关系。深重的剥削与压迫把华工的命运与古巴劳苦大众联系在一起。在古巴1868年和1895年的两次独立战争中，他们积极参加起义军，为古巴的独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因军功卓著而获得晋升，甚至有人荣获将军军衔。独立战争中的领袖冈萨洛·德克萨达将军专门著书《中国人民和古巴独立》，书中是这样描述华人起义战士的：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曾投身自由的事业。在古巴争取民族独立的悲壮的战斗中，中国人像猛虎一样在战场上厮杀。他们曾在战斗中忍受了一切牺牲和困苦。他们一旦被俘又视死如归，壮烈牺牲。他们为古巴独立慷慨无畏地流尽最后一滴无名英雄的鲜血。他们不抱任何追求个人名利的欲望，也从不企求得到感谢的花束。
冈萨洛·德克萨达将军对中国起义军战士给予极高的评价：“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降卒。”此后广大华侨与古巴民族融为一体，为古巴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时至今日，每当古巴人谈起旅古华人时无不充满敬佩之情。不少古巴朋友经常深情地说，“古巴民族的血脉中奔流着中国人的血液。”
中古关系稳步发展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把中古两国人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巴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欢欣鼓舞。1959年1月，首都北京各界人民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声援古巴革命。古巴也十分重视并采取主动措施发展同中国的关系。1959年革命胜利后古巴很快派出党政领导人访华。1960年9月2日，古发表第一个《哈瓦那宣言》，卡斯特罗总理宣布古巴同台湾当局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年9月28日，两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建交后，双边关系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的冷战时期，中古实质交往不多。自1983年起，中古在各领域的交往陆续恢复。1989年，中国外长钱其琛和古巴外长马尔米耶卡实现互访，两国关系全面恢复。进入90年代后，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1993年和2001年江泽民主席两次访古，1995年和2003年卡斯特罗主席两度访华。中古外交部之间建立了政治磋商机制，就国际问题和双边事务及时进行沟通。
中古经贸关系得到显著发展。中国主要从古巴进口原糖、镍等，出口技术产品、彩电、医药、轻工和服装等。2003年双边贸易额为3.6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2.4亿美元，进口1.2亿美元。两国间建立了部长级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2003年10月，中古双边企业家理事会成立大会暨首次会议在哈瓦那举行。2004年9月，中古双边企业家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国厦门举行。
截至2004年，中国在古投资项目共10个，涉及农业、旅游、电信、轻工等。此外，中国先后承担了电风扇厂、自行车厂、养羊、沼气等成套项目以及水库养鱼等技术合作项目，提供了医疗器械、文教用品等一般援助物资。中国向古提供各类商业贷款，如机电产品、糖工业、粮食、电视机、电信项目等。
两国的文化交流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03年9月，两国签订2003-2006年度文化交流计划。目前，双方在艺术团访演、展览、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古巴国家芭蕾舞团曾四次访华演出。2001年，两国签订2001-2004年度教育交流协定，每年互相提供奖学金名额增至30个。自1984年两国恢复互派留学生至2003年，中国共接受127名古巴留学生，向古派遣45名留学生。
精心培育的中古关系
中古关系得到稳固的发展，与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精心呵护和培育分不开。菲德尔·卡斯特罗主席在2003年第二次访华时指出：“在古巴极度困难的特殊时期，在几乎没有人相信古巴革命可以继续的时候，中国和越南始终是古巴最好的朋友。而今天，他们的政府和人民尊敬并敬佩我们，一个小小的国家顽强抵抗着她的近邻——那个用霸权垄断过世界的超级大国。” 古巴“非常钦佩传奇和革命的中国，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一个精神的中国，一个永存的中国。”
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访古会见卡斯特罗主席时指出，中国和古巴始终相互帮助、坦诚相待，我们两国是朋友，是兄弟！
中国—古巴，古巴—中国，先人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把这两个伟大的名字连在一起，后人将在此基础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①董丛林：《华工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②杨仁飞、陆晓敏、邓开颂：《澳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③董丛林：《华工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责编：谭 震 陈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