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在写爱德华·萨义德的简短评论中写道，萨义德思想的独特性不在于他忠实于自己的巴勒斯坦属性，而首先在于他的世界性。这个观点其实并不稀奇，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但如果把这个常识性的论断搁置在具体的语境下，就知道阿多尼斯的意涵与所指了。在一种伊斯兰教文化背景下，这个常识就变成了大逆不道之语。萨义德在西方，阿多尼斯在东方—他们两人构成了阿拉伯文化世界的两极，一个身处西方世界，向人们呼吁对东方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而不是用想象建构一个异域的东方，一个妖魔化的伊斯兰世界；阿多尼斯身处这种漩涡似的伊斯兰教文化内部，更多的是呼吁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和解与沟通，渴望这个一神教的国家能够吸纳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与开放、平等与自由。
　　读阿多尼斯的文选《在意义天际的写作》的间隙，经常会把他和萨义德联系到一起。从世俗层面上，萨义德移居美国，终生在大学任教著述，一手写专业的文学与文化评论，一手写政论文章，成为了他笔下的那种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代表。而阿多尼斯首先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著名诗人，然后才是写作《稳定与变化》的思想家，他不断地在西方游历、讲学，但是写作与思考的重心仍然是他念兹在兹的阿拉伯世界。如果说阿多尼斯与萨义德具有某种形式上的共通性，那就是他們对“流亡”这一人类之始的生存方式有着各自不同的苦涩体验。阿多尼斯在《在意义天际的写作》的前言中提到说，就本质而言，移居他乡，并非流亡，因为移居者受到了内心愿望的驱使，想从“集体人”的阶段转向“个体人”的阶段，是对自由和解放的渴望—这是特指阿拉伯世界的移民者，正好萨义德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阿多尼斯更多的指向是后一种方式的流亡：那种生来就是一个流亡者，在自己生长的国家内部流亡。
　　如果我们了解阿多尼斯的生平，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他的话语所指。1930年出生在叙利亚一个海滨村庄的阿多尼斯，自幼对阿拉伯诗歌充满了热爱，在父亲的引导之下，十二岁背诵《古兰经》，小小年纪通读许多阿拉伯大诗人的诗集。但是谁曾想到，如此聪慧的阿多尼斯，因为家庭贫困，十三岁还没有进入学校读书。1944年，叙利亚刚获独立，首任总统巡视叙利亚各地区时，来到他们村。阿多尼斯突发奇想制定了一个白日梦般的计划，他会在总统来到他们村庄时，给总统写一首诗，在他面前朗诵，并且博得他的赞扬。这个白日梦竟然实现了，总统对他大为赏识，而且允诺他去城里的法国学校读书。从此他从村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他毕生深受困扰、开始他的流亡生涯的世界。因为从阿拉伯语到法语，这种语言之间的分裂与对峙，正是流亡最为集中的体现；而由此引发的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流亡，让他意识到流亡不仅仅是被驱逐到远方、找不到家的凄惶，而是一种在家也会想念远方的流亡。
　　在阿多尼斯的写作语境中，诗歌作为他精神写作的原型，是支撑他走出流亡之地的动力。所以他说，“你的诗歌，只能始于你感到自己被放逐的那个瞬间”，或者“决意走出流亡地—这是阿拉伯主流写作的第一个特征。这是一种实现就已耗空的写作”。诗歌写作可以为他提供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可以暂时逃离那种嚣张的、独一的、不可侵犯和质疑的阿拉伯文化的束缚。他说，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因为在诗歌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作为消费品（Consomation）而写，要么作为撄犯者（Transgression）而写。选择前者，诗歌一降生即是死亡；选择后者，诗歌一降生便是被遗弃，沦为边缘。
　　正是在写作的普遍意义上，他和萨义德达致了一种共识，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别无选择，他只能选择沦为边缘的写作，沦为撄犯者的写作。写作成为了他者，他者提供栖息之地。这个他者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文化—不是单一民族的文化，而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世界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