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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出版标准能够保证数字出版在生产、交换、流通、版权保护等活动中获得最佳的秩序和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需把握好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我国数字出版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根据数字出版的特点制定和维护数字出版标准、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推进模式、加强数字出版各管理部门的沟通，实现跨领域的数字出版标准化合作等方面。
关键词：
数字出版标准 制定原则 注意问题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猛，数字出版标准的滞后却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数字出版标准的不成熟导致数字出版物质量参差不齐、市场竞争环境混乱无序等问题，亟须制订相关的标准对数字出版活动进行规范与调节，以保障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数字出版标准的现状
根据国家标准GB/T 20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的规定，“标准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数字出版标准则是指涉及整个数字出版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能够保证数字出版在生产、交换、流通、版权保护等活动中获得最佳秩序和促进最佳共同效益，经过协商一致制定的可共同和重复使用的规则。
1. 数字出版各项行业标准已在陆续研制。我国数字出版各项行业标准目前已在陆续研制中，如手机出版标准的研制工作始于2009年，首批启动的手机出版标准内容包括《手机出版标准体系》《手机内容审核要求》《手机出版数据格式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了“电子书内容标准项目组”，重点推出电子书相关基础标准以及内容质量、版式规范、管理服务、版权保护等方面的标准制定工作，在研的标准共12项，2011年电子书内容的第一批12个标准提案经过讨论已出炉。整体来看，目前数字出版标准的研制主要集中在标志、元数据、手机出版标准、电子书标准、数字有声出版物（MPR出版物）标准、数字版权保护标准、发行信息流通标准等方面。这些行业标准对于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将起到基础性、关键性的调节和统一作用。
2. 数字出版产业链各环节纷纷涉足标准制定。数字出版产业链各方出于利益关系、自身优势、企业竞争等考虑纷纷涉足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工作。一方面是数字技术提供商在自主研发标准方面有很高的热情。如电子书标准，目前我国市场上存在的电子书格式有北大方正阿帕比的CEB、XEB格式、重庆维普的VIP格式、清华同方公司的CAJ格式、超星公司的PDG格式、上海通力公司的BOK和ABM格式、国家图书馆的NLC格式以及华康公司的WDL格式等。另一方面是在数字出版方面起步较早的传统出版单位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大百科出版社、上海世纪等也投入到了数字出版标准的研制工作中。上海世纪的辞海悦读器采用了与国际接轨的EPUB格式，高等教育出版社制定了科技类图书内容结构化标准HEPBOOKDTD。此外，数字图书馆于2002年就在着手“图书馆数字资源加工规范”“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和“电子出版”等一系列标准研究项目。[1]
3.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滞后，企业标准缺乏协调。手机出版、数字印刷、数据库出版、网络游戏等新型出版领域的标准尚属空白，无法对数字出版产业进行统一和协调。在电子书标准方面，现虽有两个国家标准，2002年发布的GB/T 18787-2002《电子书阅读器通用规范》和GB/Z 18906 2002 《开放式电子图书出版物结构》。[2]但随着技术的进步，2002年发布的标准已与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匹配。此外，数字出版领域存在的各企业标准都是根据企业自身产品开发出来的封闭式标准，大部分都只能在企业系统内部使用，缺乏协调，标准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应认识到数字出版标准化的目的是实现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上各参与方的利益均衡，用有限的资源实现产业效益最大化。数字出版企业标准的百花齐放有利于企业实现短期的效益，却不利于产业的长期发展。
4. 数字出版跨部门的标准博弈初露端倪。数字出版本身是跨领域、跨行业的，因此标准的制定工作势必涉及不同的主管部门，数字出版跨部门的标准博弈已初露端倪。如在手机出版相关标准制定方面，目前工信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均有开展。有专家认为：“标准实际上是一个象征，谁率先在一个产业中确立了标准，谁以后能寻求的产业扶持政策、发展空间就会大不一样。”[3]各行业主管部门都在积极着手相关数字出版标准的调研和制定工作，但应意识到多部门管理很可能导致谁都管不好。因此就相关标准的制定而言，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各部门应加强沟通和协调，避免标准之间存在内容重复、规定不一致等问题，加快对数字出版产业的标准规范和统一。
二、标准制定应把握好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
现阶段我国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应从实际出发，结合行业发展现状，先制定一批基础、急用标准，对行业起到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在逐步实现数字出版标准化的过程中，把握好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标准制定原则。
1. 积极推进数字出版标准的国际化，但不盲目采用国外标准。一方面，随着数字出版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劲发展，利用标准占领国际数字出版贸易竞争的制高点，是确保数字出版产业在我国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为此，政府在研制各项数字出版标准时应注重参考发达国家的标准化经验和国际上先进的技术标准，数字出版标准的研制和实施不能只停留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层面上，还要以世界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和参考，推进数字出版标准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时代，标准与专利的结合不可避免，新技术的掌握者大多寻求以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的技术。数字出版物具有信息技术产品的特性，因此数字出版标准就很容易成为拥有“专利灌丛（patent thicket）”的载体（当某一技术领域存在多项专利技术，特别是当存在互补性专利和锁定性专利时，要将该技术推向商业化就须获得多次授权，美国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专利灌丛”）。因此在制定数字出版标准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国外标准中的知识产权与专利问题，不可盲目采用，避免落入“专利陷阱”。 2. 积极制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构建产业“安全墙”。一方面，国外的标准与技术未必能完全满足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和技术需求，如中文电子书的信息符号、编排格式、读者的阅读习惯等都跟国外有很大区别。国外标准中所含的技术规范在我国也未必完全适用，这需要和国内市场上能够普遍适用的技术相匹配。另一方面，在数字出版核心的、关键性的技术标准制定中，建议不采用国外标准，而应积极制定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防止和避免网络媒体传播的西方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动摇我国人民的行为准则，进而对我国进行文化和经济渗透。因此，应以立足国内为本，积极制定并采用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标准，构建产业“安全墙”，对国内数字出版产业以及数字文化形成有效的保护。
三、数字出版标准制定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1. 根据数字出版的特点制定和维护数字出版标准。（1）数字出版标准应具有超前性。传统标准是在技术相对成熟后才制定，仅对已发生多样化、导致混乱的问题标准化，而数字出版技术更新换代快、产品生命周期短，传统标准化已无法适应数字出版发展的需要。数字出版标准应适当超前，能对产业的发展起导向作用。如果在产业发展初期，不能对如接口统一问题、兼容性问题以及其他必须统一的问题及时进行严格统一和有效控制，待这类数字化产品相对成熟和多样化时，再想治乱就需要付出较大代价。[4]“群雄割据”的局面，政府层面一旦建立一套新的电子书标准，将意味着被标准的企业在电子书格式研发上的巨额投资无法收回，且将面临新的投资，如巨大的标准改动的成本压力。因此，应对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数字出版存在的潜在问题进行预测，根据预测对以后（标准有效期内）将成为最佳的标准化对象规定出略高于实际达到水平的规格和要求。数字出版标准的适当超前，将会有效预防不必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标准在整个有效期内始终处于最佳状态。
（2）适时采用标准的“快速制定程序”。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制定程序一般包括预阶段、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出版阶段、复审阶段和废止阶段。为使创新技术方式达到广泛的协商一致和防止垄断的形成，正式标准的制定需要相当的时间，制定程序力求做到公正、无歧视和达到广泛的协商一致。但随着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式标准制定的惯用做法使得标准总是不能及时发布，因此为缩短标准制定周期，适应标准对市场经济和技术发展快速反应的需要，在GB/T16733—1997中规定了标准制定可采用快速程序，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1999年颁布了《采用快速程序制定国家标准的管理规定》，对快速程序的管理作了进一步规范：快速程序是在正常标准制定程序A的基础上省略起草阶段B或省略起草阶段和征求意见阶段C的简化程序。[5]因此，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在适当时可以采用标准的“快速制定程序”，使得正式标准能够快速制定出来，满足市场和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力求及时地对数字出版标准化对象实现严格统一和有效控制。
（3）数字出版标准的维护应具有动态性。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出现明显的多样化趋势，如果按照传统的标准制修订程序，2年制定、5年复审修订显然不能满足数字出版发展的需要。只有通过对数字出版标准不断的调整、修正和完成，标准维护具备一定的动态性，才能更好地指导数字出版业标准化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数字出版标准要能够及时反映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的变化，就应适时根据数字产品的多样化和技术的发展进行动态维护，如数字出版标准体系、数据类标准等有很多都需进行动态维护，以确保标准能够反应最新的市场需求。
2. 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推进模式。我国传统出版业的标准化工作主要是各级政府组织制定的，依靠的是科研院所与所属标准化委员会的力量，很少以企业标准为基础，也很少听取相关企业的意见，导致很多标准与生产实际相脱节。数字出版标准有着技术性、先导性、动态性等不同于传统出版标准的特殊性，在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中需做到以企业作为制定标准的主力军，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标准化推进模式。标准化的最终目的是实施标准，根据桑德斯的标准化原理II：“仅限于制定标准的标准化工作毫无意义，标准只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接受，并予以实施，才能取得效果。”企业才是标准的实施者，只有标准实施者提出的意见，才能客观地反映技术发展的需要和市场最新的需求。因此在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因势利导，加强宏观指导和政策导向，运用经济、政策、市场等激励手段，引导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到标准的制定工作中，并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鼓励标准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参与到此项工作中，目的是在广泛的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一套相对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实现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上的各方参与者的利益均衡，减缓行业内部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衡而导致的恶性竞争。
3. 加强数字出版各管理部门的沟通，实现跨领域的数字出版标准化合作。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技术的融合，涉及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工信部等部委，数字出版行业的实际情况是多个部门参与、多个部门管理。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也是多部门抢滩，如工信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目前就都在制定手机出版的相关标准，如果协调不好，就会出现重复劳动或规定内容不统一等问题。因此，各管理部门之间的标准制定工作应加强沟通与协调。据新闻出版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调研员蔡京生云：“目前新闻出版总署与文化部、广电总局以及工信部等均有沟通，并基本达成共识，如终端设备的标准由工信部负责，而涉及知识内容的数据格式的标准，由新闻出版总署主要负责。”[6]在以后的标准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各部门也要不断加强联系，互通有无，在实现跨领域的数字出版标准化合作基础上，实现对数字出版产业有效统一的标准规范。
此外，相关部门也可适时采取“事实标准转化为正式标准”的 策略，[7]先推动某些一流企业或先行企业形成事实标准，开辟事实标准转化为正式标准提案的渠道，可有效缩短标准出台的时间。但也要注意标准化是产业链条上各方主体利益协调与平衡的结果，因此要（下转第82页）（上接第75页）充分考虑标准的各利益相关方的技术实际，争取达到标准在行业内通用和兼容的目的，避免垄断的形成。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外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研究”（11JJD820005）和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张书卿.我国数字出版标准化现状及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08（11）.
[2] 当电子书遭遇国家标准：一场出版与IT技术的博弈[EB/OL].2010-05.http：//news.10jqka.com.cn/20100524/c62602442.shtml.
[3] 三问数字出版标准之“乱象”[EB/OL].2010-06.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0-06/26/c_12266634_2.htm.
[4] [6] 刘颖丽.数字出版标准的现状与思考[EB/OL].2011-10.http：//cips.chinapublish.com.cn/chinapublish/rdjj/13zhyth/tpxw/201108/t20110811_92192.html.
[5] 《国内外标准、专利概要》编写组.国内外标准、专利概要[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7] 黄先蓉，郝婷.数字出版标准与法规体系建设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2（3）.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数字出版标准能够保证数字出版在生产、交换、流通、版权保护等活动中获得最佳的秩序和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需把握好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我国数字出版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根据数字出版的特点制定和维护数字出版标准、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推进模式、加强数字出版各管理部门的沟通，实现跨领域的数字出版标准化合作等方面。
关键词：
数字出版标准 制定原则 注意问题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猛，数字出版标准的滞后却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数字出版标准的不成熟导致数字出版物质量参差不齐、市场竞争环境混乱无序等问题，亟须制订相关的标准对数字出版活动进行规范与调节，以保障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数字出版标准的现状
根据国家标准GB/T 20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的规定，“标准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数字出版标准则是指涉及整个数字出版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能够保证数字出版在生产、交换、流通、版权保护等活动中获得最佳秩序和促进最佳共同效益，经过协商一致制定的可共同和重复使用的规则。
1. 数字出版各项行业标准已在陆续研制。我国数字出版各项行业标准目前已在陆续研制中，如手机出版标准的研制工作始于2009年，首批启动的手机出版标准内容包括《手机出版标准体系》《手机内容审核要求》《手机出版数据格式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了“电子书内容标准项目组”，重点推出电子书相关基础标准以及内容质量、版式规范、管理服务、版权保护等方面的标准制定工作，在研的标准共12项，2011年电子书内容的第一批12个标准提案经过讨论已出炉。整体来看，目前数字出版标准的研制主要集中在标志、元数据、手机出版标准、电子书标准、数字有声出版物（MPR出版物）标准、数字版权保护标准、发行信息流通标准等方面。这些行业标准对于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将起到基础性、关键性的调节和统一作用。
2. 数字出版产业链各环节纷纷涉足标准制定。数字出版产业链各方出于利益关系、自身优势、企业竞争等考虑纷纷涉足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工作。一方面是数字技术提供商在自主研发标准方面有很高的热情。如电子书标准，目前我国市场上存在的电子书格式有北大方正阿帕比的CEB、XEB格式、重庆维普的VIP格式、清华同方公司的CAJ格式、超星公司的PDG格式、上海通力公司的BOK和ABM格式、国家图书馆的NLC格式以及华康公司的WDL格式等。另一方面是在数字出版方面起步较早的传统出版单位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大百科出版社、上海世纪等也投入到了数字出版标准的研制工作中。上海世纪的辞海悦读器采用了与国际接轨的EPUB格式，高等教育出版社制定了科技类图书内容结构化标准HEPBOOKDTD。此外，数字图书馆于2002年就在着手“图书馆数字资源加工规范”“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和“电子出版”等一系列标准研究项目。[1]
3.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滞后，企业标准缺乏协调。手机出版、数字印刷、数据库出版、网络游戏等新型出版领域的标准尚属空白，无法对数字出版产业进行统一和协调。在电子书标准方面，现虽有两个国家标准，2002年发布的GB/T 18787-2002《电子书阅读器通用规范》和GB/Z 18906 2002 《开放式电子图书出版物结构》。[2]但随着技术的进步，2002年发布的标准已与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匹配。此外，数字出版领域存在的各企业标准都是根据企业自身产品开发出来的封闭式标准，大部分都只能在企业系统内部使用，缺乏协调，标准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应认识到数字出版标准化的目的是实现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上各参与方的利益均衡，用有限的资源实现产业效益最大化。数字出版企业标准的百花齐放有利于企业实现短期的效益，却不利于产业的长期发展。
4. 数字出版跨部门的标准博弈初露端倪。数字出版本身是跨领域、跨行业的，因此标准的制定工作势必涉及不同的主管部门，数字出版跨部门的标准博弈已初露端倪。如在手机出版相关标准制定方面，目前工信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均有开展。有专家认为：“标准实际上是一个象征，谁率先在一个产业中确立了标准，谁以后能寻求的产业扶持政策、发展空间就会大不一样。”[3]各行业主管部门都在积极着手相关数字出版标准的调研和制定工作，但应意识到多部门管理很可能导致谁都管不好。因此就相关标准的制定而言，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各部门应加强沟通和协调，避免标准之间存在内容重复、规定不一致等问题，加快对数字出版产业的标准规范和统一。
二、标准制定应把握好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
现阶段我国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应从实际出发，结合行业发展现状，先制定一批基础、急用标准，对行业起到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在逐步实现数字出版标准化的过程中，把握好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标准制定原则。
1. 积极推进数字出版标准的国际化，但不盲目采用国外标准。一方面，随着数字出版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劲发展，利用标准占领国际数字出版贸易竞争的制高点，是确保数字出版产业在我国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为此，政府在研制各项数字出版标准时应注重参考发达国家的标准化经验和国际上先进的技术标准，数字出版标准的研制和实施不能只停留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层面上，还要以世界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和参考，推进数字出版标准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时代，标准与专利的结合不可避免，新技术的掌握者大多寻求以知识产权保护自己的技术。数字出版物具有信息技术产品的特性，因此数字出版标准就很容易成为拥有“专利灌丛（patent thicket）”的载体（当某一技术领域存在多项专利技术，特别是当存在互补性专利和锁定性专利时，要将该技术推向商业化就须获得多次授权，美国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专利灌丛”）。因此在制定数字出版标准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国外标准中的知识产权与专利问题，不可盲目采用，避免落入“专利陷阱”。 2. 积极制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构建产业“安全墙”。一方面，国外的标准与技术未必能完全满足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和技术需求，如中文电子书的信息符号、编排格式、读者的阅读习惯等都跟国外有很大区别。国外标准中所含的技术规范在我国也未必完全适用，这需要和国内市场上能够普遍适用的技术相匹配。另一方面，在数字出版核心的、关键性的技术标准制定中，建议不采用国外标准，而应积极制定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防止和避免网络媒体传播的西方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动摇我国人民的行为准则，进而对我国进行文化和经济渗透。因此，应以立足国内为本，积极制定并采用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标准，构建产业“安全墙”，对国内数字出版产业以及数字文化形成有效的保护。
三、数字出版标准制定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1. 根据数字出版的特点制定和维护数字出版标准。（1）数字出版标准应具有超前性。传统标准是在技术相对成熟后才制定，仅对已发生多样化、导致混乱的问题标准化，而数字出版技术更新换代快、产品生命周期短，传统标准化已无法适应数字出版发展的需要。数字出版标准应适当超前，能对产业的发展起导向作用。如果在产业发展初期，不能对如接口统一问题、兼容性问题以及其他必须统一的问题及时进行严格统一和有效控制，待这类数字化产品相对成熟和多样化时，再想治乱就需要付出较大代价。[4]“群雄割据”的局面，政府层面一旦建立一套新的电子书标准，将意味着被标准的企业在电子书格式研发上的巨额投资无法收回，且将面临新的投资，如巨大的标准改动的成本压力。因此，应对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数字出版存在的潜在问题进行预测，根据预测对以后（标准有效期内）将成为最佳的标准化对象规定出略高于实际达到水平的规格和要求。数字出版标准的适当超前，将会有效预防不必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标准在整个有效期内始终处于最佳状态。
（2）适时采用标准的“快速制定程序”。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制定程序一般包括预阶段、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批准阶段、出版阶段、复审阶段和废止阶段。为使创新技术方式达到广泛的协商一致和防止垄断的形成，正式标准的制定需要相当的时间，制定程序力求做到公正、无歧视和达到广泛的协商一致。但随着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变化，正式标准制定的惯用做法使得标准总是不能及时发布，因此为缩短标准制定周期，适应标准对市场经济和技术发展快速反应的需要，在GB/T16733—1997中规定了标准制定可采用快速程序，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1999年颁布了《采用快速程序制定国家标准的管理规定》，对快速程序的管理作了进一步规范：快速程序是在正常标准制定程序A的基础上省略起草阶段B或省略起草阶段和征求意见阶段C的简化程序。[5]因此，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在适当时可以采用标准的“快速制定程序”，使得正式标准能够快速制定出来，满足市场和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力求及时地对数字出版标准化对象实现严格统一和有效控制。
（3）数字出版标准的维护应具有动态性。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出现明显的多样化趋势，如果按照传统的标准制修订程序，2年制定、5年复审修订显然不能满足数字出版发展的需要。只有通过对数字出版标准不断的调整、修正和完成，标准维护具备一定的动态性，才能更好地指导数字出版业标准化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数字出版标准要能够及时反映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的变化，就应适时根据数字产品的多样化和技术的发展进行动态维护，如数字出版标准体系、数据类标准等有很多都需进行动态维护，以确保标准能够反应最新的市场需求。
2. 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推进模式。我国传统出版业的标准化工作主要是各级政府组织制定的，依靠的是科研院所与所属标准化委员会的力量，很少以企业标准为基础，也很少听取相关企业的意见，导致很多标准与生产实际相脱节。数字出版标准有着技术性、先导性、动态性等不同于传统出版标准的特殊性，在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中需做到以企业作为制定标准的主力军，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标准化推进模式。标准化的最终目的是实施标准，根据桑德斯的标准化原理II：“仅限于制定标准的标准化工作毫无意义，标准只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接受，并予以实施，才能取得效果。”企业才是标准的实施者，只有标准实施者提出的意见，才能客观地反映技术发展的需要和市场最新的需求。因此在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因势利导，加强宏观指导和政策导向，运用经济、政策、市场等激励手段，引导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到标准的制定工作中，并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鼓励标准的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参与到此项工作中，目的是在广泛的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一套相对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实现数字出版产业链条上的各方参与者的利益均衡，减缓行业内部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衡而导致的恶性竞争。
3. 加强数字出版各管理部门的沟通，实现跨领域的数字出版标准化合作。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技术的融合，涉及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工信部等部委，数字出版行业的实际情况是多个部门参与、多个部门管理。数字出版标准的制定也是多部门抢滩，如工信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目前就都在制定手机出版的相关标准，如果协调不好，就会出现重复劳动或规定内容不统一等问题。因此，各管理部门之间的标准制定工作应加强沟通与协调。据新闻出版总署科技与数字出版司调研员蔡京生云：“目前新闻出版总署与文化部、广电总局以及工信部等均有沟通，并基本达成共识，如终端设备的标准由工信部负责，而涉及知识内容的数据格式的标准，由新闻出版总署主要负责。”[6]在以后的标准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各部门也要不断加强联系，互通有无，在实现跨领域的数字出版标准化合作基础上，实现对数字出版产业有效统一的标准规范。
此外，相关部门也可适时采取“事实标准转化为正式标准”的 策略，[7]先推动某些一流企业或先行企业形成事实标准，开辟事实标准转化为正式标准提案的渠道，可有效缩短标准出台的时间。但也要注意标准化是产业链条上各方主体利益协调与平衡的结果，因此要（下转第82页）（上接第75页）充分考虑标准的各利益相关方的技术实际，争取达到标准在行业内通用和兼容的目的，避免垄断的形成。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外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研究”（11JJD820005）和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张书卿.我国数字出版标准化现状及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08（11）.
[2] 当电子书遭遇国家标准：一场出版与IT技术的博弈[EB/OL].2010-05.http：//news.10jqka.com.cn/20100524/c62602442.shtml.
[3] 三问数字出版标准之“乱象”[EB/OL].2010-06.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0-06/26/c_12266634_2.htm.
[4] [6] 刘颖丽.数字出版标准的现状与思考[EB/OL].2011-10.http：//cips.chinapublish.com.cn/chinapublish/rdjj/13zhyth/tpxw/201108/t20110811_92192.html.
[5] 《国内外标准、专利概要》编写组.国内外标准、专利概要[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7] 黄先蓉，郝婷.数字出版标准与法规体系建设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2（3）.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