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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生死战线上，“红色宣传”始终伴随着红军西进北上，虽然条件简陋，规模也十分有限，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充分发挥“宣传队”的作用，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红色宣传”也让人民群众更充分、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红军、支持红军，使革命军队持续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发挥了其他因素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标语、口号
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拥有宣传工作的“基因”。
1927年9月，毛泽東率工农革命军在江西永新进行“三湾改编”时，为士兵委员会制订的5条规定中，就包括“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纪念会，形式有演说、新剧、京剧、双簧、跳舞、魔术等”。
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遍写”二字，足以反映出红军对于撰写标语的重视。此后，标语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主要、最常见的宣传手段。为了鼓舞官兵们多写标语，很多部队发起了写标语的竞赛。
据老红军回忆，部队每到一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刷标语。红军的报纸曾做过这样的报道：“‘赤’直属队两天内共写出对白军士兵的标语600余条;‘化’团机关连到宿营地天都黑了，还点着火把写标语;‘山西’（红军某部代号）两天内共写了14800条，其中干部写10000条……”
起初，战士们的宣传标语写的很正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一类形式的标语较为普遍。其实细看这个标语也没有什么毛病，但却很难与不识字的农民们产生共鸣，没有表达出普通民众心中的愿望，号召力很有限。
长征途中，面对蒋介石的屡次围剿，不少红军将士牺牲，减员严重的部队需要招募新兵。这下，宣传工作的短板暴露出来了。
死板的标语开始改进，战士们尝试着从事情切入，让老百姓知道红军到底都做了哪些实事。比如，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军阀使用金库券吸取民间资金，强迫群众修炮楼和马路，红军就顺势提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吸取民间资金”、“不替李白军阀修炮楼修马路”的口号，激发百姓的共鸣，赢得大家的信任。
写稿、办报
为了更好地完成“红色宣传”这一任务，走上长征之路时，中央红军还带上了沉重的印刷机器。长征前夕，《红星报》问世，这一报纸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共同主办的，准备用来在长征中传达战斗指令。
但频繁的战斗，加上连日的行军，红军必须尽可能地放弃影响行军速度的物品，以提高机动性和灵活性。此时红军的宣传工作必须因陋就简、因地制宜。
长征路上，《红星报》的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着中央军委昼夜行军。他们挑的铁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几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一到宿营地就支起铁箱子做办公桌，常常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下坚持写稿编报。《红星报》通过简短的消息和通讯，及时传播了红军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喜讯，给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长征途中通讯十分不便，红军主力部队之间的联络经常中断。由于国统区报纸种类多、发行范围广，因此，红军每到一地都会派人专门搜集报刊资料。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还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吃饭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发来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下面部队得到报纸也往中央部队送。他们把这些东西当宝贝一样，看得很仔细，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
戏剧、歌谣
新闻宣传和标语宣传是最基础的宣传方式，除此之外还有歌谣宣传和文艺演出。
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危拱之和李伯钊等人就在戏剧方面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唱歌表达革命情怀，老百姓们很感兴趣，也更听得懂。
长征开始时，随军的一千多名文艺工作者从瑞金的工农剧社和儿童剧社出发，组成成百上千个宣传队、演剧队，他们的创作和表演反映长征过程，尊重战争实际，并且洋溢着鼓舞士气、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憧憬希望的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
文艺演出是极受群众欢迎、也容易为群众接受的宣传方式。歌曲、舞蹈、话剧等艺术形式，生动活泼，融宣传于无形中，体现了革命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效果十分显著。
1935年，红九军团过小凉山彝民区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和彝民在广场上架起篝火开军民联欢晚会，军团政治宣传部战士向彝民首领和居民表演小歌剧，彝民小伙子和姑娘也为红军跳起了民族舞，在欢歌载舞中红军与彝民同胞关系渐渐亲近起来。当红军要离开彝族区时，还有彝民小伙自告奋勇跟随红军一块长征。
红二、六军团刚到大定时，为了让群众了解红军是工农翻身求解放的队伍、是抗日的主力军，宣传队编了好多歌，也翻印了中央苏区的许多歌。《红军政策歌》就唱道：“上等人差我钱，中农莫照闲，贫农跟我走，每月有几块钱。”
不仅战士自己唱，还教群众唱，群众从这些亲切明了、代表劳动人民心愿的歌里领悟了革命道理，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再看红军纪律严明，借东西归还，待人和气，对百姓亲如弟兄，人们愿意跟红军走。很快，城乡掀起了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或者父子、夫妻共同参军的热潮。
长征的胜利，深刻地印证了一句话，那便是：“共产党是左手拿笔、右手拿枪，才战胜敌人的。”人民军队从“浴火重生”走向“红旗漫卷”，笔头和枪炮一同冲锋！
标语、口号
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拥有宣传工作的“基因”。
1927年9月，毛泽東率工农革命军在江西永新进行“三湾改编”时，为士兵委员会制订的5条规定中，就包括“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纪念会，形式有演说、新剧、京剧、双簧、跳舞、魔术等”。
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遍写”二字，足以反映出红军对于撰写标语的重视。此后，标语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主要、最常见的宣传手段。为了鼓舞官兵们多写标语，很多部队发起了写标语的竞赛。
据老红军回忆，部队每到一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刷标语。红军的报纸曾做过这样的报道：“‘赤’直属队两天内共写出对白军士兵的标语600余条;‘化’团机关连到宿营地天都黑了，还点着火把写标语;‘山西’（红军某部代号）两天内共写了14800条，其中干部写10000条……”
起初，战士们的宣传标语写的很正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一类形式的标语较为普遍。其实细看这个标语也没有什么毛病，但却很难与不识字的农民们产生共鸣，没有表达出普通民众心中的愿望，号召力很有限。
长征途中，面对蒋介石的屡次围剿，不少红军将士牺牲，减员严重的部队需要招募新兵。这下，宣传工作的短板暴露出来了。
死板的标语开始改进，战士们尝试着从事情切入，让老百姓知道红军到底都做了哪些实事。比如，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军阀使用金库券吸取民间资金，强迫群众修炮楼和马路，红军就顺势提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吸取民间资金”、“不替李白军阀修炮楼修马路”的口号，激发百姓的共鸣，赢得大家的信任。
写稿、办报
为了更好地完成“红色宣传”这一任务，走上长征之路时，中央红军还带上了沉重的印刷机器。长征前夕，《红星报》问世，这一报纸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共同主办的，准备用来在长征中传达战斗指令。
但频繁的战斗，加上连日的行军，红军必须尽可能地放弃影响行军速度的物品，以提高机动性和灵活性。此时红军的宣传工作必须因陋就简、因地制宜。
长征路上，《红星报》的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着中央军委昼夜行军。他们挑的铁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几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一到宿营地就支起铁箱子做办公桌，常常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下坚持写稿编报。《红星报》通过简短的消息和通讯，及时传播了红军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喜讯，给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长征途中通讯十分不便，红军主力部队之间的联络经常中断。由于国统区报纸种类多、发行范围广，因此，红军每到一地都会派人专门搜集报刊资料。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还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吃饭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发来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下面部队得到报纸也往中央部队送。他们把这些东西当宝贝一样，看得很仔细，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
戏剧、歌谣
新闻宣传和标语宣传是最基础的宣传方式，除此之外还有歌谣宣传和文艺演出。
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危拱之和李伯钊等人就在戏剧方面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唱歌表达革命情怀，老百姓们很感兴趣，也更听得懂。
长征开始时，随军的一千多名文艺工作者从瑞金的工农剧社和儿童剧社出发，组成成百上千个宣传队、演剧队，他们的创作和表演反映长征过程，尊重战争实际，并且洋溢着鼓舞士气、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憧憬希望的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
文艺演出是极受群众欢迎、也容易为群众接受的宣传方式。歌曲、舞蹈、话剧等艺术形式，生动活泼，融宣传于无形中，体现了革命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效果十分显著。
1935年，红九军团过小凉山彝民区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和彝民在广场上架起篝火开军民联欢晚会，军团政治宣传部战士向彝民首领和居民表演小歌剧，彝民小伙子和姑娘也为红军跳起了民族舞，在欢歌载舞中红军与彝民同胞关系渐渐亲近起来。当红军要离开彝族区时，还有彝民小伙自告奋勇跟随红军一块长征。
红二、六军团刚到大定时，为了让群众了解红军是工农翻身求解放的队伍、是抗日的主力军，宣传队编了好多歌，也翻印了中央苏区的许多歌。《红军政策歌》就唱道：“上等人差我钱，中农莫照闲，贫农跟我走，每月有几块钱。”
不仅战士自己唱，还教群众唱，群众从这些亲切明了、代表劳动人民心愿的歌里领悟了革命道理，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再看红军纪律严明，借东西归还，待人和气，对百姓亲如弟兄，人们愿意跟红军走。很快，城乡掀起了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或者父子、夫妻共同参军的热潮。
长征的胜利，深刻地印证了一句话，那便是：“共产党是左手拿笔、右手拿枪，才战胜敌人的。”人民军队从“浴火重生”走向“红旗漫卷”，笔头和枪炮一同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