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45年，南梁大同十一年。这天，正在批阅奏章的梁武帝萧衍勃然大怒。
　　这是散骑常侍贺琛的奏章。他向梁武帝陈述当时南梁的社会现实：官员横征暴敛导致天下户口减落，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奢靡之风渐盛，小人当道为官，敛财不择手段；国库空虚却又浪费惊人，应精简政务，让人民休养生息。
　　已经81岁高龄的梁武帝当即口授敕书，对贺琛进行反驳。他认为自己一向注重节俭，从不无偿役使民力，甚至不近女色、不好酒乐，完全不知道贺琛所谓的奢侈浪费之风从何而来。他甚至咄咄逼人，要贺琛举证哪个官员在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否则即是无中生有。
　　皇帝和臣子，究竟谁的说法更能真实反映南梁大同年间的社会状况呢？不妨从另一个切入口去看。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也随之统一。黄金成为统治阶层之间的聘礼、贡献、赏赐、大宗交易等的上币，铜钱则是用于民间小额交易的下币，珠玉贝银锡退出货币流通。自此，圆形方孔的铜钱在中国历朝历代被延续使用了2100年。
　　然而，自西汉至民国初期，各朝几乎都有铁钱的出现。梁武帝时代，甚至一度“尽罢铜钱”，发行铁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由政府大规模铸造发行铁钱的时期。
　　为何梁武帝时代一度罢行铜钱，而单单推行铁钱呢？这是因为此时的南朝经济迅速发展。据史书记载，江南地区的商品交易活跃，长江上甚至出现了载货量达到两万斛的船只往来。然而，南朝货币的供应量却严重不足，制造铜钱所需的原材料——铜相当匮乏，铜价日益上涨。
　　梁武帝的时代既是一个“無钱时代”也是一个“坏钱时代”。
　　铜钱自秦始皇统一使用“半两钱”，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由国家统一铸造“上林三官钱”后，两汉时期币制一直比较稳定，铜五铢成为市场普遍认可的通行货币。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大动荡，导致整个社会币制大衰退、大混乱。
　　公元221年，三国时期的魏国甚至颁布法令停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倒退至货币大规模使用前的以物易物时代。到萧衍建立南梁之初，只有国都建康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余州郡杂用谷帛，交、广则专用金银。
　　这就是梁武帝治下的“无钱时代”。东晋灭亡后，代之而起的宋、齐、梁、陈都曾发行过自己的货币。然而，这些货币减重极盛，私铸劣钱盈市。南朝宋时，甚至出现了一千钱垒起来还不到三寸高，“入水不沉，随手破碎”的鹅眼钱。
　　为了解决“无钱”和“坏钱”，梁武帝也曾致力于发行优质货币，但为了彻底解决铜的严重缺乏，他最终选择了铸造铁钱以代替铜钱的办法。
　　南梁普通四年（523），梁政府大规模铸行铁五铢钱，史称“梁铁五铢”，官员的俸禄即由铁钱支付。铁钱的铸行对南梁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货币制度的改革的确有一定作用，在其使用之初也弥补了货币的不足。但它带来的恶果却更加明显。
　　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铁质贱甚，从古无铸钱。”铁材易得，远比铜便宜，私铸的利润空间更大。于是，南梁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
　　铁钱极度贬值，物价疯涨，“米一斗八十万”，“卖一狗得钱二十万”。通货膨胀、经济混乱导致小农经济破产，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社会变得极不稳定。
　　从梁武帝铸行的铁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真正了解社会状况的是贺琛。尽管，他的奏章并非从铁钱带来的经济乱象入手，但一个上层纸醉金迷、下层“米一斗八十万”的社会，根本难以为继。
　　梁武帝生活极为俭朴，“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身衣布衣”。然而，国家的良性发展，有赖于政治和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仅靠统治者一人的清廉，并没有实际意义。
　　在梁武帝怒驳贺琛的奏章后三年，公元548年，南梁爆发侯景之乱。叛乱之初，侯景在渡江时，仅有战马数百匹、士卒八千。然而，不断有对南梁国政不满和衣食无着的民众加入。到围攻南梁国都建康时，侯景军已有十万之众。
　　不知梁武帝被困台城，病饿之极，弥留之时，会不会想起贺琛的奏章？
　　（选自《财经国家周刊》2016年第9期，荐稿人：史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