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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31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西安特委组织秘密杀害了时任八路军高级参议的宣侠父。由于宣侠父长期在隐蔽战线战斗，又是被暗杀的，许多真相被蒙上了历史的烟尘，鲜为人知。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共中央才为宣侠父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为什么对宣侠父恨之入骨，要在国共合作开始不到一年，就对宣侠父下此毒手呢？
一
宣侠父，1899年12月生于浙江诸暨县长澜村，少年时聪颖好学，志存高远。早年受进步思想影响，图强思变，希冀实业救国，考取公费赴日本帝国大学学习水产养殖。五四运动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他影响很大，开始在学校宣传和从事革命活动，遂被停止公费待遇。于是，他愤然回国，与宣中华、俞秀松等人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并于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受党组织安排，1924年5月，宣侠父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各种科目成绩皆优。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时，校长蒋介石被选为执委和监委委员，他擅越了学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职权，指定包括宣侠父在内的各党小组的组长，并命令各党小组长每周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和党内情况。联系到蒋介石此前的一贯做法，宣侠父在和同学议论时指出“蒋介石是新军阀”，并上书校特别党部，要求按国民党的组织法选举各党小组的组长。蒋介石闻知十分恼火，狠狠地训斥了宣侠父一顿，并限令宣侠父三日之内写一份悔过书。可宣侠父回答“学生无过，故亦不悔”。蒋介石气急败坏，撤销了宣侠父的党小组长职务，再次限期书面悔改。3日之后，宣侠父愤然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杭州。这让蒋介石很没面子，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公然和他作对的年轻人——宣侠父。
1925年春，宣侠父受党组织安排，来到北京，由李大钊介绍，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进入冯玉祥的国民军宣传三民主义，冯玉祥十分欢迎他的到来。10月，宣侠父随冯部刘郁芬师开往甘肃，并和钱清泉一起在部队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乍到兰州，他们又和返回兰州的当地人共产党员张一吾一起，于当年冬成立了甘肃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宣侠父认真执行中共北方局关于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宣传民族平等，反帝爱国，自强团结。当时，军阀马麒的部队在甘南夏河、玛曲一带藏民区肆意征粮派款，抢夺牛羊，毁寺诋僧，横行霸道，藏民恨之入骨。拉卜楞寺僧人黄正清率代表到兰州告状，宣侠父仗义执言，一面说服初任督办而又求稳怕乱的刘郁芬，实行三民主义，支持藏民，一面向藏民及僧人宣传民族平等政策，建议他们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与军阀抗争。他还帮助藏民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和“藏民文化促进会”，代他们起草《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从侧面支持刘郁芬施政有据。几番较量，终于迫使马麒于1927年初将军队撤出了甘南。甘南遂成立了拉卜楞设置局，初步形成了民族自治的雏形。甘南的藏族同胞念念不忘解救自己的好朋友宣侠父，一直把他的照片秘密保存到全国解放以后。
二
1926年11月，宣侠父随冯玉祥部来到陕西，担任孙良诚部政治处长，驻防华阴一带。针对当时军中思想混乱，右派势力欲一步步夺取党权、军权，许多中间分子还看不清右派分子的狡猾面目的复杂形势。宣侠父说服孙良诚，先后在华阴和潼关举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利用这个平台，宣传国民军的使命和实现使命的途径：革命军将士的一切行动是为国际国内的政治服务的，而不是为某个个人服务的，是要彻底实现三民主义。通过训练班的交流，团结和教育了一批年轻军官和青年学生，如张子道、王崇仁、高兰溪等。宣侠父知识渊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令这些青年人由衷折服，许多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不少人对形势产生疑虑，宣侠父勉励大家，高瞻远瞩，坚信暂时的曲折阻挡不了历史巨轮。他在赠给朋友的诗中写道：
右派诸人亦可怜，
反俄反共自嚣然。
如斯也作胜利想，
历史倒翻一万年。
矛头所指，十分明确，革命志向十分坚定。
1927年5月，冯玉祥将国民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兵出潼关，策应北伐。宣侠父被任命为前敌指挥部政治处处长兼第三军政治处长，同时还兼任战地工作团（宣传大队）团长。组建宣传大队时，宣侠父将踊跃要求参军的中山军事学校妇运班的谢葆贞接收为队员。谢葆贞人小志气高，积极上进，由衷地佩服这位才华横溢且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宣传进步思想的队长，经常向他求师问道。宣侠父看到谢葆贞是一个革命的好青年，就培养和介绍谢葆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共产党员南汉宸又撮合谢葆贞与杨虎城结成伉俪。在此后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杨虎城的部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部队遥相呼应，默契配合，成为“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宣侠父、南汉宸等功不可没！
此后由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驱逐共产党员，宣侠父离开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臨时栖身于昔日好友梁冦英部任总参议。不久此事被冯玉祥知道了，又将宣侠父关押于第二集团军军法处。在被关押期间，宣侠父文笔涌动，总结革命历程，写出了自传体小说《西北远征记》。被释放后，他凭借梁冦英的经费支持开设了“湖风书店”，既出版了小说，又帮左联出了几份书刊，他自己也加入了左联。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一致要求抗战，宣侠父匆匆赶到抗日激情最高的方振武、吉鸿昌部队。在中共北方特委的领导下，该部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柯庆施任中共同盟军前委书记，宣侠父、许权中等为委员，宣侠父同时兼任吉鸿昌的第二军下辖第五师师长。吉鸿昌、宣侠父身先士卒，率领部队英勇奋战，冲锋陷阵，很快就先后收复了察哈尔北部的多伦、宝昌、康保等地，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军心民心为之大振。就在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先是三番五次下令，要同盟军停止抗日，以免触怒日军和影响他们的“剿共”大业。继而即对不听指令的同盟军部队进行“围剿”，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怀孕三个月的宣侠父妻子金铃投进大牢。不久，腹背受敌的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 通过长时间的交往特别是战火的洗礼，吉鸿昌對宣侠父十分钦佩，宣侠父也非常欣赏吉鸿昌的爱国激情和侠肝义胆，两人结为莫逆金兰。面对残酷的报国无门的现实，吉鸿昌向宣侠父求教。宣侠父分析了同盟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原因，告诉他：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吉鸿昌茅塞顿开，表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党走！1934年3月，宣侠父带着吉鸿昌，到上海履行了入党手续。随后，吉鸿昌在天津成立了“反法西斯大同盟”，宣侠父、南汉宸等人担任委员，协助工作。他们积极推动抗日运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这使蒋介石感到十分恼火，国民党投降派遂采取卑鄙下流的恐怖手段，逮捕了吉鸿昌，将他押至北平杀害。蒋介石由此也更加嫉恨这个三番两次与他作对的幕后主使者宣侠父了。
三
“反法西斯大同盟”被国民党右派扼杀之后，宣侠父奉命前往遭受严重破坏的白区工作。他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为中央特科搜集情报，同时进行上层人士的统战宣传工作。国民党投降派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日军侵略步伐越来越大，并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何梅协定”。对此，举国上下义愤填膺，一些高层革命人士云集香港，筹谋成立抗日救国组织。在上层绅士中人缘极好的宣侠父又被党组织调到香港，担任中共南方工委书记。他说服各方人士，求同存异，在抗日图存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中心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除了团结此前曾策动“福建事变”反蒋失败的蔡廷锴、蒋光鼐、陈枢铭等人外，又联合了具有地方军事实力的李宗仁、白崇禧。宣侠父和共产党员梅龚彬、陈希周、何思敬等人在同盟内宣传一致抗日，反对妥协投降。
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六一事变”，公开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宣侠父鼓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员50多人组成代表团，赶到南宁，支持李、白，建立抗日武装，成立联合政府，发展壮大抗日救亡阵线，又一次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蒋介石十分恼火，立即组织力量分化瓦解，先是在李、白阵营内部收买了余汉谋、陈济棠，继而对李、白施以胡萝卜加大棒，导致“六一事变”以夭折告终。“六一事变”失败后，宣侠父身心俱疲，住进医院，边调养，边思考。随后，又来到梧州，深入基层，在李济深的支持下，成立了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自任主任委员，广泛联络工人、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宣传并组织梧州市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被扣，国民党政府开始加强对西安的全面控制。蒋介石先后调亲信蒋鼎文代替在与共产党谈判中不力的顾祝同，担任西安行营主任；调“四大金刚”之一的胡宗南率部进驻陕西；调老牌军统特务张毅夫担任军统西安站（后升为西北区）站长；调亲信杭毅担任西安警察局局长，军、政、警、特配合，“围剿”西安事变后形成好的群众基础——普遍高涨的、与蒋介石作对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根据西安事变当时的严峻形势，组织力量，针锋相对。
1937年2月，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报，赶到抗日救亡运动的风口浪尖——西安。他们是黄埔军校的老相识，配合工作，顺风顺水。宣侠父10年前曾经来过陕西，当年训练班的一些学员，如今都小有成就，杨虎城、谢葆贞、南汉宸等人更是与他久别重逢，分外亲热。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西安事变过后，蒋介石大肆反扑，西安社会各界一度思想出现混乱。宣侠父一方面访晤军界中高层人士和地方名绅孙慰如、赵寿山、杨晓初、韩兆鄂、杨明轩、成栢仁等人，鼓动他们树立信心，振奋精神，带动群众的抗日情绪；另一方面，他又在冯玉祥旧部和杨虎城部属中组织了一个小型抗日问题座谈会。座谈会每周一次，宣侠父也每次按时到场，和大家联系现实，促膝交流，共同提高。抓住骨干，就抓住了群众，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组织重趋活跃。宣侠父让夫人金铃鼓动省主席孙慰如夫人李定荫等头面人物的夫人出面，重新扛起了西安妇女救国会的旗帜，很有号召力，又吸收几个女学生做实际工作，动员广大妇女做军鞋、缝军袜，慰问伤病员。朱德从前线回来路过西安时，妇救会代表赶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向朱德赠送锦旗“为国干城”。还请邓颖超为妇女作抗日形势报告。
宣侠父博学、活跃、平易近人，为广大年轻人所景仰。他在西安平民坊5号的家，每天前来拜访的进步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差不多快成西安青年抗日救国会及“民先”西安分队等青年学生组织骨干开会的场所。青年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令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十分恐惧，1938年2月，西安当局下令解散13个抗日救亡团体。但是各救亡团体仍然坚持正常活动。5月，当局又限令这些组织7日内必须彻底解散，并逮捕了5名进步学生。一次，“民先”负责人李昌被跟踪追捕，躲进平民坊5号院。特务到宣侠父住所搜查，宣侠父匆忙让李昌藏身蚊帐中，自己端着少将高级参议的“架子”，气宇轩昂地应对那些特务分子，不一会儿就把这些特务打发走了。解散了13个救亡团体后，国民党当局马上组建御用的群众团体——“抗敌后援会”。宣侠父针锋相对，又出高招：鼓动各救亡团体，套用“抗敌后援会”的外壳，宣布成立新的各族各界“抗敌后援会”，原班人马，穿新鞋走老路，搞得行营主任（后又改任省主席）蒋鼎文挠头搔耳，哭笑不得。
1938年3月初，由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抗日前线巡回演出结束后返回延安，途中来到西安，党组织安排他们在西安进行演出，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推动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北战地服务团刚到住所，宣侠父就来到他们中间，和大家一起卸行李、搬道具。他一边干活，一边和大家聊天，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紧接着，他向大家介绍西安风俗民情，共同安排部署宣传演出的重点和计划。经宣侠父上下活动，西北战地服务团利用易俗社剧场进行了3场大型演出，又向王天民等秦腔名角学习，排演广受当地群众喜爱的秦腔戏，还深入一线部门单位、学校，辅导他们提高演出水平，传授新鲜引人的进步节目。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宣传了一个月，效果极佳，影响颇大，轰动了西安城，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西安当局在取缔13个救亡团体的同时，也给西北战地服务团发出了一份通令：即时离开西安。丁玲一筹莫展，求助于宣侠父。宣侠父二话不说，带着丁玲去见蒋鼎文和刚升任十七军团总司令春风得意的胡宗南。胡宗南请他们二人共进午餐，蒋鼎文闻知西北战地服务团返回延安经费不足，捐助了200大洋。尽管会见这些军政大员们对丁玲来说并不融洽轻松，也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宣侠父对她说：我们并不真正需要他们的什么关防护照，我们要的是他们会见你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的影响，过不了几天，这个消息就会不胫而走，官场和西安社会上那些势利之徒，再也没人敢威胁和刁难你们了！果然不出所料，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演出活动一直顺畅无阻，特务们闻知蒋主任、胡司令长官都请酒捐资，立时龟缩魔爪。对此，蒋鼎文直拍脑袋，大骂宣侠父鬼点子太多。 四
1937年8月底，周恩来、彭德怀带着宣侠父等高级将领，去太原与阎锡山商讨八路军进入山西抗击日军的防地划分与协同一事。之后，宣侠父随周恩来赴石家庄会见国民党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顺便去保定看望了自己熟悉的西北军十七师同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救国主张，鼓动他们精诚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11月上旬，宣侠父奉周恩来之命，前往南京，会见了自“六一事变”后再未谋面的老朋友李宗仁、白崇禧，共议抗日救国大业，还会见了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谢和赓，鼓励他们在统一战线上发挥抗日救国的特殊作用。接着，宣侠父又赶到武汉，会见了准备就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为他建言支招；还会见了昔日曾与自己反目，今又悔悟回头的冯玉祥，彼此谅解，共赴国难。
宣侠父在西安的统战工作更是一帆风顺，成果显著。凭着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议的身份，他出入戒备森严的蒋鼎文西安行营，如入无人之地。蒋鼎文的幕僚尽是浙江老乡，对宣仰慕有加，都很乐意听他深入浅出、贴切实际的谈话。宣侠父还和胡宗南过从甚密，两人既是浙江老乡，又是黄埔军校同学，而且胡宗南还是听了宣的介绍，才报考黄埔军校的。胡宗南驻防西安，两人再次相逢，频繁交往，但各有所想。胡宗南想拉宣侠父为蒋介石服务，许以高官厚禄。岂不知宣侠父自黄埔军校冲突离校后，早已看清楚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和独裁目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宣侠父通过众多事件说服胡宗南，高瞻远瞩，大处着眼，别图当下吏禄，应重民族福祉。胡宗南邀请宣侠父到徐州他的部队，帮助他整顿部队，增强士兵素质，提高士气，清除淞沪之战失利的影响。宣侠父在满足他的要求之余，还告诉他，日军锐气正盛，武器精良，对付这样的敌人，更要以柔克刚，采用游击战术，让敌人看不见，打不着，然后利用群众基础和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分割突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胡宗南听后心悦诚服，请宣侠父把这些道理写出来，教育官兵，坚定抗日信念。宣侠父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写出了一篇《游击战争概述》，令胡宗南肃然起敬。于是，他又策动宣侠父辅佐他治军，许以厚禄；又是吹嘘可以向蒋介石举荐让宣担任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厅”厅长。但宣侠父立场坚定，不为所动，他告诉胡宗南：领兵当官干什么，要为民众，为民族，为国家；而蒋先生为什么，国难当头，一而再地退让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想的是自己的委员长位子。跟这样的人能长久吗？胡宗南心有所动，思想产生了一些变化。
1937年12月4日，宣侠父在致毛、周、洛、博、林的电报称：“据周天缪等谈，胡宗南、张发奎、陈诚等有团结抗战派之企图”。这份电报值得仔细分析，显然是举重若轻，话中有话！宣侠父与胡宗南个人关系过从甚密，却要用“据周天缪等谈”；周天缪供职于胡宗南部，电文中为何扯上张、陈；所谓抗战派指向也很明确……这显然是向中央汇报胡宗南的态度转变。胡宗南的动向，很快就被蒋介石获知。蒋介石对宣侠父更加恨之入骨，于是他下了除掉宣侠父的决心，一张黑网隐隐张开。
五
由于宣侠父经常出面与蒋鼎文进行斗争，蒋鼎文也早就对宣侠父心怀杀机。他对任西安行营第三科科长和军统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说：“宣侠父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随后，张毅夫便编织了一个秘密监视网，在宣侠父住处平民坊5号和八路军办事处周围安排了盯梢网点；接着又由行营二厅厅长谷正鼎主持组织了一个“特种联席汇报会”，定期汇总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等人的活动情况；不久，又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设立了一个专门监视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警局派出所；张毅夫还秘密指示军统安排在胡宗南部、杨虎城部的特务，侦察宣侠父与两部重要人物的联系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监视、跟踪和侦察，张毅夫给宣侠父罗列了“八条罪状”，汇报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和蒋介石：一、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等勾结，唆使其反中央、反蒋；二、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的军政人员来往勾搭，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大，势将引起军界、社会其思想动摇，部队叛变；三、捏造八路军抗日战果，在西安宣传鼓动；四、公开攻击中央政治腐败、抗战不力，诽谤委员长独裁、限制言论自由；五、散布共产党八路军和杂牌军队被歧视，待遇不平等，不给补充武器军用品；六、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和流亡青年去延安，引起西安各校学生思想混乱，学风败坏；七、向蒋鼎文要挟吵闹，拉拢胡宗南图谋不轨；八、宣侠父是中共西安地下组织最高负责人，指挥地下党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蒋介石对历次站在反蒋激流风口浪尖的宣侠父早已怀恨在心，看到军统西北区罗织的八条罪状，愈加怒火中烧，气急败坏地说：“每次都有他！”遂手谕：“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接到蒋介石的制裁手谕，接任张毅夫的军统西北区代区长徐一觉遂秘密安排暗杀行动。首先蒋鼎文亲自安排以商谈工作为名将宣侠父约来，让徐一觉认识“目标”，徐又派遣3名精干特务专门跟踪监视。为了准确认识目标，3人还以查户口的名义闯入宣侠父家中，近距离熟悉目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也很快得到了军统特务要暗杀宣侠父的情报，八办很快把宣侠父从平民坊5号接回办事处院内居住。特务的暗杀计划屡屡落空，军统头子戴笠催得火急，暗杀行动又补充了军委会西安别动队的两名老牌刺客，加强暗杀力量。
宣侠父是个工作狂，在八路军办事处院子住了不长时间，感到对外联系特别是社会各界人士联系他多有不便，便又搬回到平民坊5号去了。党组织十分关心宣侠父及其家人的安全，立即把宣侠父的夫人金铃和孩子送回延安。同时遭到威胁的侯外庐教授劝宣侠父一起离开西安。可宣侠父说，你到哪里都能从事你的工作，我的岗位在这里，我在这里，敌人害怕，他们越怕，说明我在这里有作用。侯外庐激动不已，与他挥泪作别。党组织很快也安排宣侠父暂时回避，同林伯渠一道乘车返回延安。1938年7月30日，宣侠父把行李装上车，即将出发时，林伯渠又把他叫过去，对他说：“又出事了！昨天晚上李初梨（林伯渠秘书、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西北》周刊负责人）同志被警方传去了，一夜未归，看来西安有情况，这可能是个前兆，以后不知道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你还是先留一段时间，主持这里的工作。”既然林伯渠让他留下，那就是工作需要他，非留不可，宣侠父毫不犹豫地从汽车上把行李搬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八路军办事处与铁路局在革命公园运动场（今西安市体育场）进行了篮球比赛，宣侠父担任裁判。他一进革命公园就被跟踪的特务盯上了，特务们选择在他回家必经之地且下午下班后行人稀少的西京醫院门口埋伏。下午6时许，球赛结束，宣侠父骑着借朋友的自行车离开革命公园，沿崇礼路西行，路过西京医院门口。藏匿在门道的军统特务一拥而上，蹬倒自行车，把宣侠父拉上停在路边的小汽车内。宣侠父厉声呵斥：“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的……”不等他说完，暴徒们边塞住他的嘴，边说：“知道，蒋主任请你！”汽车开动后，几个凶手一齐动手，用绳索套住宣侠父的脖子，两边用力，活活将宣侠父勒死，然后将他的遗体径直拉到下马陵军统特务别动队，投入一口枯井，用几推车土掩埋了。后来，由于八路军办事处追寻得很紧，敌人怕马脚绽露，不几天又趁夜间将遗体刨出，从城墙洞转移至城外东南方向某地掩埋。及至全国解放后从刽子手口供得知大致方位时，已经面目全非，烈士遗骨至今没有找到！
宣侠父失踪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全力四处寻找，登报发布寻人启事，被当局刁难，晚发一天；派人到行营交涉，遭遇搪塞拒绝。但是纸终包不住火，八路军办事处综合各种消息和迹象，很快得知宣侠父是被军统特务绑架暗杀的。西安八办坚持找行营主任要人。周恩来三次强烈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逼得蒋介石无法，只好色厉内荏地回答：“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专门为宣侠父等烈士举行了追悼会，这既是对宣侠父烈士的褒奖及他英灵的告慰，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假团结抗日真剿共分裂面目的大揭露。
宣侠父曾有一首自题诗：
健如奔马拙如牛，
奋斗廿年未得休。
顾影不禁心忐忑，
居然老气迟横秋。
像马一样奋勇驰骋，像牛一样埋头苦干。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宣侠父都站在国共统一战线的风口浪尖，同志遇到困难，他热情相助，为了工作而忘我，为了革命事业可献身！人民会永远怀念他，党和国家将永远铭记这位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革命理想壮烈牺牲的人民英雄。（题图为宣侠父像）
（责任编辑：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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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侠父，1899年12月生于浙江诸暨县长澜村，少年时聪颖好学，志存高远。早年受进步思想影响，图强思变，希冀实业救国，考取公费赴日本帝国大学学习水产养殖。五四运动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他影响很大，开始在学校宣传和从事革命活动，遂被停止公费待遇。于是，他愤然回国，与宣中华、俞秀松等人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并于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受党组织安排，1924年5月，宣侠父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各种科目成绩皆优。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时，校长蒋介石被选为执委和监委委员，他擅越了学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职权，指定包括宣侠父在内的各党小组的组长，并命令各党小组长每周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和党内情况。联系到蒋介石此前的一贯做法，宣侠父在和同学议论时指出“蒋介石是新军阀”，并上书校特别党部，要求按国民党的组织法选举各党小组的组长。蒋介石闻知十分恼火，狠狠地训斥了宣侠父一顿，并限令宣侠父三日之内写一份悔过书。可宣侠父回答“学生无过，故亦不悔”。蒋介石气急败坏，撤销了宣侠父的党小组长职务，再次限期书面悔改。3日之后，宣侠父愤然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杭州。这让蒋介石很没面子，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公然和他作对的年轻人——宣侠父。
1925年春，宣侠父受党组织安排，来到北京，由李大钊介绍，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进入冯玉祥的国民军宣传三民主义，冯玉祥十分欢迎他的到来。10月，宣侠父随冯部刘郁芬师开往甘肃，并和钱清泉一起在部队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乍到兰州，他们又和返回兰州的当地人共产党员张一吾一起，于当年冬成立了甘肃的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宣侠父认真执行中共北方局关于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宣传民族平等，反帝爱国，自强团结。当时，军阀马麒的部队在甘南夏河、玛曲一带藏民区肆意征粮派款，抢夺牛羊，毁寺诋僧，横行霸道，藏民恨之入骨。拉卜楞寺僧人黄正清率代表到兰州告状，宣侠父仗义执言，一面说服初任督办而又求稳怕乱的刘郁芬，实行三民主义，支持藏民，一面向藏民及僧人宣传民族平等政策，建议他们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与军阀抗争。他还帮助藏民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和“藏民文化促进会”，代他们起草《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从侧面支持刘郁芬施政有据。几番较量，终于迫使马麒于1927年初将军队撤出了甘南。甘南遂成立了拉卜楞设置局，初步形成了民族自治的雏形。甘南的藏族同胞念念不忘解救自己的好朋友宣侠父，一直把他的照片秘密保存到全国解放以后。
二
1926年11月，宣侠父随冯玉祥部来到陕西，担任孙良诚部政治处长，驻防华阴一带。针对当时军中思想混乱，右派势力欲一步步夺取党权、军权，许多中间分子还看不清右派分子的狡猾面目的复杂形势。宣侠父说服孙良诚，先后在华阴和潼关举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利用这个平台，宣传国民军的使命和实现使命的途径：革命军将士的一切行动是为国际国内的政治服务的，而不是为某个个人服务的，是要彻底实现三民主义。通过训练班的交流，团结和教育了一批年轻军官和青年学生，如张子道、王崇仁、高兰溪等。宣侠父知识渊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令这些青年人由衷折服，许多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不少人对形势产生疑虑，宣侠父勉励大家，高瞻远瞩，坚信暂时的曲折阻挡不了历史巨轮。他在赠给朋友的诗中写道：
右派诸人亦可怜，
反俄反共自嚣然。
如斯也作胜利想，
历史倒翻一万年。
矛头所指，十分明确，革命志向十分坚定。
1927年5月，冯玉祥将国民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兵出潼关，策应北伐。宣侠父被任命为前敌指挥部政治处处长兼第三军政治处长，同时还兼任战地工作团（宣传大队）团长。组建宣传大队时，宣侠父将踊跃要求参军的中山军事学校妇运班的谢葆贞接收为队员。谢葆贞人小志气高，积极上进，由衷地佩服这位才华横溢且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宣传进步思想的队长，经常向他求师问道。宣侠父看到谢葆贞是一个革命的好青年，就培养和介绍谢葆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共产党员南汉宸又撮合谢葆贞与杨虎城结成伉俪。在此后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杨虎城的部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部队遥相呼应，默契配合，成为“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宣侠父、南汉宸等功不可没！
此后由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驱逐共产党员，宣侠父离开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臨时栖身于昔日好友梁冦英部任总参议。不久此事被冯玉祥知道了，又将宣侠父关押于第二集团军军法处。在被关押期间，宣侠父文笔涌动，总结革命历程，写出了自传体小说《西北远征记》。被释放后，他凭借梁冦英的经费支持开设了“湖风书店”，既出版了小说，又帮左联出了几份书刊，他自己也加入了左联。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一致要求抗战，宣侠父匆匆赶到抗日激情最高的方振武、吉鸿昌部队。在中共北方特委的领导下，该部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柯庆施任中共同盟军前委书记，宣侠父、许权中等为委员，宣侠父同时兼任吉鸿昌的第二军下辖第五师师长。吉鸿昌、宣侠父身先士卒，率领部队英勇奋战，冲锋陷阵，很快就先后收复了察哈尔北部的多伦、宝昌、康保等地，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军心民心为之大振。就在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先是三番五次下令，要同盟军停止抗日，以免触怒日军和影响他们的“剿共”大业。继而即对不听指令的同盟军部队进行“围剿”，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怀孕三个月的宣侠父妻子金铃投进大牢。不久，腹背受敌的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 通过长时间的交往特别是战火的洗礼，吉鸿昌對宣侠父十分钦佩，宣侠父也非常欣赏吉鸿昌的爱国激情和侠肝义胆，两人结为莫逆金兰。面对残酷的报国无门的现实，吉鸿昌向宣侠父求教。宣侠父分析了同盟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原因，告诉他：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吉鸿昌茅塞顿开，表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党走！1934年3月，宣侠父带着吉鸿昌，到上海履行了入党手续。随后，吉鸿昌在天津成立了“反法西斯大同盟”，宣侠父、南汉宸等人担任委员，协助工作。他们积极推动抗日运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这使蒋介石感到十分恼火，国民党投降派遂采取卑鄙下流的恐怖手段，逮捕了吉鸿昌，将他押至北平杀害。蒋介石由此也更加嫉恨这个三番两次与他作对的幕后主使者宣侠父了。
三
“反法西斯大同盟”被国民党右派扼杀之后，宣侠父奉命前往遭受严重破坏的白区工作。他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为中央特科搜集情报，同时进行上层人士的统战宣传工作。国民党投降派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日军侵略步伐越来越大，并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何梅协定”。对此，举国上下义愤填膺，一些高层革命人士云集香港，筹谋成立抗日救国组织。在上层绅士中人缘极好的宣侠父又被党组织调到香港，担任中共南方工委书记。他说服各方人士，求同存异，在抗日图存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中心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除了团结此前曾策动“福建事变”反蒋失败的蔡廷锴、蒋光鼐、陈枢铭等人外，又联合了具有地方军事实力的李宗仁、白崇禧。宣侠父和共产党员梅龚彬、陈希周、何思敬等人在同盟内宣传一致抗日，反对妥协投降。
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六一事变”，公开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宣侠父鼓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员50多人组成代表团，赶到南宁，支持李、白，建立抗日武装，成立联合政府，发展壮大抗日救亡阵线，又一次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蒋介石十分恼火，立即组织力量分化瓦解，先是在李、白阵营内部收买了余汉谋、陈济棠，继而对李、白施以胡萝卜加大棒，导致“六一事变”以夭折告终。“六一事变”失败后，宣侠父身心俱疲，住进医院，边调养，边思考。随后，又来到梧州，深入基层，在李济深的支持下，成立了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自任主任委员，广泛联络工人、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宣传并组织梧州市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被扣，国民党政府开始加强对西安的全面控制。蒋介石先后调亲信蒋鼎文代替在与共产党谈判中不力的顾祝同，担任西安行营主任；调“四大金刚”之一的胡宗南率部进驻陕西；调老牌军统特务张毅夫担任军统西安站（后升为西北区）站长；调亲信杭毅担任西安警察局局长，军、政、警、特配合，“围剿”西安事变后形成好的群众基础——普遍高涨的、与蒋介石作对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根据西安事变当时的严峻形势，组织力量，针锋相对。
1937年2月，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报，赶到抗日救亡运动的风口浪尖——西安。他们是黄埔军校的老相识，配合工作，顺风顺水。宣侠父10年前曾经来过陕西，当年训练班的一些学员，如今都小有成就，杨虎城、谢葆贞、南汉宸等人更是与他久别重逢，分外亲热。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西安事变过后，蒋介石大肆反扑，西安社会各界一度思想出现混乱。宣侠父一方面访晤军界中高层人士和地方名绅孙慰如、赵寿山、杨晓初、韩兆鄂、杨明轩、成栢仁等人，鼓动他们树立信心，振奋精神，带动群众的抗日情绪；另一方面，他又在冯玉祥旧部和杨虎城部属中组织了一个小型抗日问题座谈会。座谈会每周一次，宣侠父也每次按时到场，和大家联系现实，促膝交流，共同提高。抓住骨干，就抓住了群众，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组织重趋活跃。宣侠父让夫人金铃鼓动省主席孙慰如夫人李定荫等头面人物的夫人出面，重新扛起了西安妇女救国会的旗帜，很有号召力，又吸收几个女学生做实际工作，动员广大妇女做军鞋、缝军袜，慰问伤病员。朱德从前线回来路过西安时，妇救会代表赶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向朱德赠送锦旗“为国干城”。还请邓颖超为妇女作抗日形势报告。
宣侠父博学、活跃、平易近人，为广大年轻人所景仰。他在西安平民坊5号的家，每天前来拜访的进步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差不多快成西安青年抗日救国会及“民先”西安分队等青年学生组织骨干开会的场所。青年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令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十分恐惧，1938年2月，西安当局下令解散13个抗日救亡团体。但是各救亡团体仍然坚持正常活动。5月，当局又限令这些组织7日内必须彻底解散，并逮捕了5名进步学生。一次，“民先”负责人李昌被跟踪追捕，躲进平民坊5号院。特务到宣侠父住所搜查，宣侠父匆忙让李昌藏身蚊帐中，自己端着少将高级参议的“架子”，气宇轩昂地应对那些特务分子，不一会儿就把这些特务打发走了。解散了13个救亡团体后，国民党当局马上组建御用的群众团体——“抗敌后援会”。宣侠父针锋相对，又出高招：鼓动各救亡团体，套用“抗敌后援会”的外壳，宣布成立新的各族各界“抗敌后援会”，原班人马，穿新鞋走老路，搞得行营主任（后又改任省主席）蒋鼎文挠头搔耳，哭笑不得。
1938年3月初，由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抗日前线巡回演出结束后返回延安，途中来到西安，党组织安排他们在西安进行演出，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推动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北战地服务团刚到住所，宣侠父就来到他们中间，和大家一起卸行李、搬道具。他一边干活，一边和大家聊天，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紧接着，他向大家介绍西安风俗民情，共同安排部署宣传演出的重点和计划。经宣侠父上下活动，西北战地服务团利用易俗社剧场进行了3场大型演出，又向王天民等秦腔名角学习，排演广受当地群众喜爱的秦腔戏，还深入一线部门单位、学校，辅导他们提高演出水平，传授新鲜引人的进步节目。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宣传了一个月，效果极佳，影响颇大，轰动了西安城，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西安当局在取缔13个救亡团体的同时，也给西北战地服务团发出了一份通令：即时离开西安。丁玲一筹莫展，求助于宣侠父。宣侠父二话不说，带着丁玲去见蒋鼎文和刚升任十七军团总司令春风得意的胡宗南。胡宗南请他们二人共进午餐，蒋鼎文闻知西北战地服务团返回延安经费不足，捐助了200大洋。尽管会见这些军政大员们对丁玲来说并不融洽轻松，也没抱多大希望，但是宣侠父对她说：我们并不真正需要他们的什么关防护照，我们要的是他们会见你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的影响，过不了几天，这个消息就会不胫而走，官场和西安社会上那些势利之徒，再也没人敢威胁和刁难你们了！果然不出所料，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演出活动一直顺畅无阻，特务们闻知蒋主任、胡司令长官都请酒捐资，立时龟缩魔爪。对此，蒋鼎文直拍脑袋，大骂宣侠父鬼点子太多。 四
1937年8月底，周恩来、彭德怀带着宣侠父等高级将领，去太原与阎锡山商讨八路军进入山西抗击日军的防地划分与协同一事。之后，宣侠父随周恩来赴石家庄会见国民党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顺便去保定看望了自己熟悉的西北军十七师同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救国主张，鼓动他们精诚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11月上旬，宣侠父奉周恩来之命，前往南京，会见了自“六一事变”后再未谋面的老朋友李宗仁、白崇禧，共议抗日救国大业，还会见了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谢和赓，鼓励他们在统一战线上发挥抗日救国的特殊作用。接着，宣侠父又赶到武汉，会见了准备就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为他建言支招；还会见了昔日曾与自己反目，今又悔悟回头的冯玉祥，彼此谅解，共赴国难。
宣侠父在西安的统战工作更是一帆风顺，成果显著。凭着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议的身份，他出入戒备森严的蒋鼎文西安行营，如入无人之地。蒋鼎文的幕僚尽是浙江老乡，对宣仰慕有加，都很乐意听他深入浅出、贴切实际的谈话。宣侠父还和胡宗南过从甚密，两人既是浙江老乡，又是黄埔军校同学，而且胡宗南还是听了宣的介绍，才报考黄埔军校的。胡宗南驻防西安，两人再次相逢，频繁交往，但各有所想。胡宗南想拉宣侠父为蒋介石服务，许以高官厚禄。岂不知宣侠父自黄埔军校冲突离校后，早已看清楚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和独裁目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宣侠父通过众多事件说服胡宗南，高瞻远瞩，大处着眼，别图当下吏禄，应重民族福祉。胡宗南邀请宣侠父到徐州他的部队，帮助他整顿部队，增强士兵素质，提高士气，清除淞沪之战失利的影响。宣侠父在满足他的要求之余，还告诉他，日军锐气正盛，武器精良，对付这样的敌人，更要以柔克刚，采用游击战术，让敌人看不见，打不着，然后利用群众基础和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分割突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胡宗南听后心悦诚服，请宣侠父把这些道理写出来，教育官兵，坚定抗日信念。宣侠父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写出了一篇《游击战争概述》，令胡宗南肃然起敬。于是，他又策动宣侠父辅佐他治军，许以厚禄；又是吹嘘可以向蒋介石举荐让宣担任国民党的“军队政治工作厅”厅长。但宣侠父立场坚定，不为所动，他告诉胡宗南：领兵当官干什么，要为民众，为民族，为国家；而蒋先生为什么，国难当头，一而再地退让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想的是自己的委员长位子。跟这样的人能长久吗？胡宗南心有所动，思想产生了一些变化。
1937年12月4日，宣侠父在致毛、周、洛、博、林的电报称：“据周天缪等谈，胡宗南、张发奎、陈诚等有团结抗战派之企图”。这份电报值得仔细分析，显然是举重若轻，话中有话！宣侠父与胡宗南个人关系过从甚密，却要用“据周天缪等谈”；周天缪供职于胡宗南部，电文中为何扯上张、陈；所谓抗战派指向也很明确……这显然是向中央汇报胡宗南的态度转变。胡宗南的动向，很快就被蒋介石获知。蒋介石对宣侠父更加恨之入骨，于是他下了除掉宣侠父的决心，一张黑网隐隐张开。
五
由于宣侠父经常出面与蒋鼎文进行斗争，蒋鼎文也早就对宣侠父心怀杀机。他对任西安行营第三科科长和军统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说：“宣侠父狡猾得很，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随后，张毅夫便编织了一个秘密监视网，在宣侠父住处平民坊5号和八路军办事处周围安排了盯梢网点；接着又由行营二厅厅长谷正鼎主持组织了一个“特种联席汇报会”，定期汇总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等人的活动情况；不久，又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设立了一个专门监视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警局派出所；张毅夫还秘密指示军统安排在胡宗南部、杨虎城部的特务，侦察宣侠父与两部重要人物的联系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监视、跟踪和侦察，张毅夫给宣侠父罗列了“八条罪状”，汇报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和蒋介石：一、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杨晓初等勾结，唆使其反中央、反蒋；二、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的军政人员来往勾搭，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大，势将引起军界、社会其思想动摇，部队叛变；三、捏造八路军抗日战果，在西安宣传鼓动；四、公开攻击中央政治腐败、抗战不力，诽谤委员长独裁、限制言论自由；五、散布共产党八路军和杂牌军队被歧视，待遇不平等，不给补充武器军用品；六、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和流亡青年去延安，引起西安各校学生思想混乱，学风败坏；七、向蒋鼎文要挟吵闹，拉拢胡宗南图谋不轨；八、宣侠父是中共西安地下组织最高负责人，指挥地下党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蒋介石对历次站在反蒋激流风口浪尖的宣侠父早已怀恨在心，看到军统西北区罗织的八条罪状，愈加怒火中烧，气急败坏地说：“每次都有他！”遂手谕：“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接到蒋介石的制裁手谕，接任张毅夫的军统西北区代区长徐一觉遂秘密安排暗杀行动。首先蒋鼎文亲自安排以商谈工作为名将宣侠父约来，让徐一觉认识“目标”，徐又派遣3名精干特务专门跟踪监视。为了准确认识目标，3人还以查户口的名义闯入宣侠父家中，近距离熟悉目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也很快得到了军统特务要暗杀宣侠父的情报，八办很快把宣侠父从平民坊5号接回办事处院内居住。特务的暗杀计划屡屡落空，军统头子戴笠催得火急，暗杀行动又补充了军委会西安别动队的两名老牌刺客，加强暗杀力量。
宣侠父是个工作狂，在八路军办事处院子住了不长时间，感到对外联系特别是社会各界人士联系他多有不便，便又搬回到平民坊5号去了。党组织十分关心宣侠父及其家人的安全，立即把宣侠父的夫人金铃和孩子送回延安。同时遭到威胁的侯外庐教授劝宣侠父一起离开西安。可宣侠父说，你到哪里都能从事你的工作，我的岗位在这里，我在这里，敌人害怕，他们越怕，说明我在这里有作用。侯外庐激动不已，与他挥泪作别。党组织很快也安排宣侠父暂时回避，同林伯渠一道乘车返回延安。1938年7月30日，宣侠父把行李装上车，即将出发时，林伯渠又把他叫过去，对他说：“又出事了！昨天晚上李初梨（林伯渠秘书、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西北》周刊负责人）同志被警方传去了，一夜未归，看来西安有情况，这可能是个前兆，以后不知道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你还是先留一段时间，主持这里的工作。”既然林伯渠让他留下，那就是工作需要他，非留不可，宣侠父毫不犹豫地从汽车上把行李搬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八路军办事处与铁路局在革命公园运动场（今西安市体育场）进行了篮球比赛，宣侠父担任裁判。他一进革命公园就被跟踪的特务盯上了，特务们选择在他回家必经之地且下午下班后行人稀少的西京醫院门口埋伏。下午6时许，球赛结束，宣侠父骑着借朋友的自行车离开革命公园，沿崇礼路西行，路过西京医院门口。藏匿在门道的军统特务一拥而上，蹬倒自行车，把宣侠父拉上停在路边的小汽车内。宣侠父厉声呵斥：“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十八集团军的……”不等他说完，暴徒们边塞住他的嘴，边说：“知道，蒋主任请你！”汽车开动后，几个凶手一齐动手，用绳索套住宣侠父的脖子，两边用力，活活将宣侠父勒死，然后将他的遗体径直拉到下马陵军统特务别动队，投入一口枯井，用几推车土掩埋了。后来，由于八路军办事处追寻得很紧，敌人怕马脚绽露，不几天又趁夜间将遗体刨出，从城墙洞转移至城外东南方向某地掩埋。及至全国解放后从刽子手口供得知大致方位时，已经面目全非，烈士遗骨至今没有找到！
宣侠父失踪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全力四处寻找，登报发布寻人启事，被当局刁难，晚发一天；派人到行营交涉，遭遇搪塞拒绝。但是纸终包不住火，八路军办事处综合各种消息和迹象，很快得知宣侠父是被军统特务绑架暗杀的。西安八办坚持找行营主任要人。周恩来三次强烈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逼得蒋介石无法，只好色厉内荏地回答：“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专门为宣侠父等烈士举行了追悼会，这既是对宣侠父烈士的褒奖及他英灵的告慰，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假团结抗日真剿共分裂面目的大揭露。
宣侠父曾有一首自题诗：
健如奔马拙如牛，
奋斗廿年未得休。
顾影不禁心忐忑，
居然老气迟横秋。
像马一样奋勇驰骋，像牛一样埋头苦干。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宣侠父都站在国共统一战线的风口浪尖，同志遇到困难，他热情相助，为了工作而忘我，为了革命事业可献身！人民会永远怀念他，党和国家将永远铭记这位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革命理想壮烈牺牲的人民英雄。（题图为宣侠父像）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