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全国各地的相关网戒中心中，类似豫章书院的体罚必然存在。
　　如何让这类机构得以规范，
　　如何让孩子们“安稳”度过叛逆期，
　　如何让平等沟通成为家长与孩子之间对话的前提，
　　或许是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难题。
　　在豫章书院报道的采访过程中，我们遇见了几个孩子，他们在微信群里为书院开脱，认为“惩戒”是必要的手段。
　　其中有一个男孩子，进入书院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叛逆，却随时间推移，接受了那里的规则，并且懂得利用这套规则为自己铺路：讨好书院最高“领导”山长，毕业后留下成为教官。看到他的朋友圈晒图，和山长站在一起，笑容满面，“感谢山长对我的教诲”，他配文说。
　　我始终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对此负有责任。无论是女孩的哭，还是男孩的笑。
　　采访中，我被巨大的压抑感笼罩着。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程昊”的男生。
　　他在电话那头讲述着在豫章书院遭遇的一切：被关在十平方米，无窗无光的房间里整整七天，期间没有任何人跟他交流。来送饭的老学员“像是看到动物园的笼子里又来了一只新动物”。之后的生活，枯燥、压抑、恐惧，书院的暴力惩戒让他不敢反抗。
　　他选择了另一种逃离的方式。
　　孩子说，书院里有位教官有同性恋倾向，后来成為他的班主任，对他很照顾。在每周的考评评分中，会为他打出最高分。晚上班主任和他住在一处，要求他和自己同睡一张床。男孩同意了。
　　“他摸我的大腿，我假装睡着，不敢发出声。”得益于这层暧昧的关系，男孩在三个月后得到“请求父母接回”的权利。
　　出来后，男孩把班主任的联系方式删除了，并且在网络爆料中提到他。
　　“他有跟你交心吗你觉得？推心置腹？”我问。
　　电话那头的男生沉默了数秒，语气低缓：“有过。之前他说过一段时间会来我家乡的城市发展，说我们俩再见面，再重新认识。”
　　“那你怎么回答的？”我问。
　　“我当时为了讨好他，没有明确拒绝。说等我出去再说，再联系。”男生笑着说道。
　　这段细节我在发表出来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一是因为无法求证，二是我觉得这孩子有些走在“边缘”，因为如果觉得有“话语权”后就有“寻仇”的权力，那是另外一种恶。
　　网戒中心如同一个虚拟的“集中营”，身处其间会看到各色各样的人性。我们都无法预判，这些走出来的孩子，在今后漫长的人生中，是否会无意识地模仿学校的教官、山长、学长，是否还会信任他人、拥抱善良。
　　如果他们不幸，始终被心里的阴霾囚困，那么凶手除了暴虐的教官、书院“丛林”般的规则、不负责任的家长之外，也许监管缺失的有关部门也要对此负责。
　　在位于全国各地的相关网戒中心中，类似豫章书院的体罚必然存在。如何让这类机构得以规范，如何让孩子们“安稳”度过叛逆期，如何让平等沟通成为家长与孩子之间对话的前提，或许是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难题。
　　8年前，杨永信网戒中心刚刚引发舆论热议时，我刚刚读初一，跟在一群比我年龄要大出两三岁的同班同学后面，显得又弱又小。那时候我暗自决心：“一定要变成熟，跟他们平等对话”。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里，我早熟、敏感，显得少年老成，却在被人夸“聪明”“比年龄大的同学都厉害”后，黯然逃开。因为我知道，那背后是另一种牢笼。
　　8年后，我以实习记者的身份跟各种人相逢、交流，努力试探着通往他们内心的大门。无穷无尽的新闻故事让我重新“长大了一次”，逐渐跟年少的自己和解。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从豫章书院出来的那些孩子，也能放下内心的疏离，重新接纳这个世界的美好和阳光。
　　希望8年后再回首，豫章书院是最后一个“网戒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