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害他得了相思病
　　少年情怀总是诗，只是在父亲学堂里的惊鸿一瞥，15岁的曹聚仁便把12岁的王春翠锁进心房，一任那爱慕生了根发了芽。他们都是浙江兰溪人，他住在蒋畈村，她则住在两里之外的塔山村。那时，王春翠正在曹聚仁父亲创办的育才学堂读书。
　　“她是四姐妹中最美丽的，总而言之，我第一回在学堂里看见了她，就钟情于她，苦苦地害我得了相思病。”为了偷看心上人，曹聚仁常常爬到村头一座叫挂钟尖的小山上眺望。她在山脚的竹叶潭边洗多久的衣服，他便痴痴地望多久，那个倩影，连同她眼眸中的羞涩与温柔，都是那么美。
　　连接塔山和蒋畈的，是一座名叫通州桥的古廊桥，那是王春翠上学的必经之地。只要一看到王春翠走上通州桥，曹聚仁便高声朗诵黄庭坚的《清平乐》：“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等待中的甜蜜、忧伤和彷徨，都在那一声声“春”的呼唤里。
　　父亲看出了曹聚仁的心思，一年后，提亲成功，为他们订了婚。1921年，曹聚仁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与18岁的王春翠举行了婚礼。古廊桥上约定三生，竹叶潭边缱绻倚偎，一对青年男女沉浸在新婚的欢愉中。
　　婚后，王春翠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当地少有的到省城读书的女子之一。她到杭州求学，曹聚仁则去上海教书。分别两地，他们靠书信解相思。
　　然而分别没多久，危机就悄然来临。面对一位女学生的大胆表白，曹聚仁动摇了，短时间内便进入热恋。转眼寒假到了，王春翠来到上海与曹聚仁团聚，靠着女人的第六感，她觉察到了他的变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陪在他身边。老师同学都劝她以学业为重，她坚定地说：“我爱我的学业，但我更爱我的丈夫和家庭。”
　　曹聚仁羞愧不已，她的纯朴坚贞让他及时悬崖勒马，开始专注于学问的研究。1922年4月，以《民国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曹聚仁听了章太炎到上海做的国学演讲，因国学功底深厚，记录非常准确，在副刊连载后，反响很大，后结集出版了《国学概论》，曹聚仁也因此成为章太炎最年轻的入室弟子。随着曹聚仁在上海学术圈的声名鹊起，23岁的他以一个师范毕业生的资格走上复旦、暨南大学的讲坛，成为年轻的国文和史学教授。
　　爱情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追求进步，她也不甘示弱，并没有因选择家庭而停止学习。那时的王春翠，一边在暨大师范附小任教，一边开始了业余创作，她不愿依附于他的名声，她要做“王先生”，而不是“曹太太”。
　　他倾心他人，她选择放弃
　　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也迎来喜讯，1926年，爱情的结晶诞生，曹聚仁欣喜若狂，为女儿取名“阿雯”。乖巧伶俐的阿雯是夫妻俩的开心果。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小家庭的欢乐在阿雯6岁因病夭折时戛然而止。
　　日子劝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俩渐渐走出伤痛。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华夏青年热血沸腾，曹聚仁积极创办《涛声周刊》，他提倡“乌鸦主义”，自称只报忧不报喜。他事务繁忙，王春翠只得辞去工作，为他整理文稿，协助他办报，并为刊物撰写文章。在创作中，王春翠的才华渐渐显露，先后在《涛声》《芒种》《申报》《妇女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曹聚仁看过后由衷地赞叹：“春翠，不愧为我的爱妻，没想到我竟娶了一个大才女啊！”
　　当鲁迅看到王春翠写的《竹叶颂》时，大赞：“好，有点气魄！”并欣然为她的散文集定名《竹叶集》。1935年，由鲁迅命名，曹聚仁作序的《竹叶集》正式出版。王春翠还以谢燕子为笔名，以女性少有的辛辣文字，将自己的倩影，留在了女作家寥若晨星的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
　　遗憾的是，失去女儿后，王春翠再也没有生育，这成了她心底最深的隐痛。更没有料到的是，丧女的悲痛刚刚过去，婚姻就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我走上讲台，第一眼看到第二排第三行，坐着这么一位女生，她是我梦中的人，我就开始发痴了。”女生叫邓珂云，是曹聚仁任教的务本女校的校花，她酷爱文学，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大作家、大教授仰慕已久。毕业她到杭州后，他经常去信，并两次前往看望。他们奋不顾身地相恋了。
　　看得出他动了真心，缘起缘灭不是谁能控制的。这一次，极端痛苦的王春翠没有留恋，主动提出分开。他已倾心他人，爱他，就给他自由。王春翠离开了，她回到兰溪老家接替曹聚仁的父亲主持育才学校。她的心，仍然栖息在曹家。
　　他给出了爱情的答案
　　全面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脱下长衫，穿起军装，改行做了战地记者。那时，他与邓珂云已经结婚，他们共同报道了《台儿庄大捷》等知名新闻，一度红遍东南大后方。远在兰溪的王春翠心如止水，只把全副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上，如愿实现了她“王大先生”的梦想。
　　复兴蒋畈，同样也是曹聚仁的梦想，一直以来，他与王春翠靠书信联系，信中，他仍称她“爱妻”、“知己”。对她，他始终是有愧的，他为育才学校捐资、购书籍、订刊物，“超时代”的小小学堂，连着他和她的心魄。
　　1959年，作为从事两岸和平统一工作的爱国人士，曹聚仁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参加建国十周年观礼活动，一到广州，他便给王春翠寄去200元，约她北京相见。二十多年未见，那天一早，在新侨饭店房门外看到头发花白的她时，对话只是简单的“你来了？”“我来了。”然后便相对无言，默默垂泪。
　　北京之行，他陪着她游玩了故宫、天安门，还一起去照相馆补拍了一张“结婚照”，那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匆匆一面，竟成永诀。因为与国共要人都有聯系，曹聚仁充当了国共“密使”，一直在海外为两岸统一奔走。晚年的他，在给王春翠的信中，既诉说寂寥和无奈，又表达愧疚之情， “我这一年，真是贫病交迫，六十多岁老头子，像蜗牛样背壳，走一步是一步，你务必原谅的。”
　　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她从来没有恨过他，墙上挂着的，是他的手迹，手中珍藏的，是他送她的扇子。她永远记得那个15岁的少年，和那少年纯真的爱恋。
　　“爱情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呢？我首先要提请保留，等我将来再作答案。”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曹聚仁毫无保留地呈现真实人生，遗憾的是，书未完成，他却去了，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因骨癌去世。
　　爱情的答案，他没有机会明确给出了，只是临终前，他念叨的仍是那阙“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那一天，远在浙江的王春翠，走上古老的廊桥，在秋风里，久久地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