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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七篇十四章，流传至今，经久不衰，除了其继承发展了孔子深得人心的仁政思想以外，恐怕还要归结到他那“雄论善辩”的艺术技巧吧？笔者才疏学浅，不揣冒昧，下面仅就个人浅见，见笑于大家了。
一、善察人意，巧比设喻，诱人入套，畅谈己志。
例如，在《梁惠王（上）》中，梁惠王自鸣得意地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接着又问道，“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妄图以此来难倒孟子。
可孟子一听，就明了其内心：表面是说自己在“救助灾民，实行‘仁政’”；而实则还是在妄想“增加国民，实行‘霸道’”。对如此心理，孟子则“明察秋毫”！随即答道：“王好战，请以战喻。”这是怎样的善察人意呀！若是一个庸者，怎会一针见血地说：“王好战”呢？除此之外，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用战争上的逃跑情况“五十步笑百步”来比喻设套，让其钻入。结果那梁惠王不知就里，随口便道：“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从而入了圈套；孟子看他入套，则拉紧套绳：“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随即便大谈特谈治国之道：首先应顺自然，遵农时，不扰民生；接着搞经济，增种植，创制民产——搞好物质文明；再接着，办教育，化子民，敬重老人——搞好精神文明。
由此可见，孟子是怎样“善察人意，巧比设喻，诱人入套，畅谈己志”的。
再如，同是在《梁惠王（上）》中，当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则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这里，孟子同样是“善察人意”。他知道齐宣王是想实行“霸道”的，所以孟子假托不知，避而不谈，接着便提出“王道”。可是那齐宣王对“王道”提出疑问说：“德何如则可以王矣？”针对此问，孟子则慢慢设套地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当齐宣王急于显示自己能“保民而王”时，孟子则立马给以肯定，并且举出齐宣王曾经在祭祀时“以羊易牛”的事，给齐宣王戴上了高帽子。正当齐宣王满足于这种高帽子而沉于喜悦之中时，孟子却顺势一转问道：“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问罢则不容分辩，紧接着就拿“举羽毛不用力”，“见舆薪不用明”，“保百姓不用恩”进行喻说推论，尖锐地指出：“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当齐宣王不明“不为”与“不能”的区别之际，孟子抓住机会，就开始阐述自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的“施仁”道理；道理阐完，为了进一步揭露齐宣王的内心，孟子又问道：“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问得那齐宣王“笑而不言”了，即使他“笑而不言”，孟子还是不愿放过，紧接着连续问道：“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于目与，声音不足于耳与，便嬖不足于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问得他只好说：“否！吾不为是也。”
这里，孟子对待齐宣王，同样是在明察其心之后，巧比设套，等他入套后，才畅谈己志的。所不同的是，比对那梁惠王要拐弯抹角一些；可到最后，指责则更要强烈一些。由此可见，孟子是怎样一个“雄论”大家、“善辩”能手了吧？
二、善用对比，旗帜鲜明，批驳谬误，毫不留情。
孟子在《滕文公（上）》与景春谈到什么是“大丈夫”时，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是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听罢立马反驳：“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一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景春认为纵横家“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是大丈夫；可是孟子却认为懂礼节的男女都是大丈夫！只要他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都只知道，这是一个男子汉应遵循的做人准则，岂知孟子是就女子守礼而提出来的呢？这是在对话中运用的独特对比，他旗帜鲜明，批驳谬误，毫不留情。如果不是善养“浩然之气”者，是绝对做不到这一步的！接着，当那周霄提到男子“出仕难”问题时，孟子则以男女婚配为喻，说道：“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在这里把不走正道出去做官的人，与那不遵守礼法的男女私通者联系起来，他不仅巧妙比喻，而且绝妙对比，对比之中，以一个“恶”字，表现了自己的好恶，毫不留情地指斥了那些不走正道出去做官的人是男盗女娼之类！
像如此例子，一部《孟子》随处可见。再如，《告子（上）》中，孟子在谈到人的“本心”时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而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于此还是运用了比喻性对比，把“仁”比喻成“人心”，把“义”比喻成“人路”。有的人失去了“鸡狗”还知道去把它找回，可是当他失去了“仁心”，却不知顺着“义路”把它找回。这样的人，就是失去了人心的人！这是多么精巧的比喻呀？又是多么绝妙的对比呀？在比喻性对比中，对那些不讲仁义只追求利益的人，孟子毫不留情，辛辣讥讽，甚至是在痛骂他们是失去了人心的人！像这样的比喻性对比，《孟子》一书，只要是不好直接阐理的地方，他都能巧妙地运用。我们研读《孟子》，如若稍加注意，便能揣摩得之。
三、对比排偶，问句引用，层见叠出，气势磅礴。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引起注意，能产生共鸣，能使人心悦诚服，在论辩中，孟子总是追求一种铿锵悦耳、气势磅礴、具有不可辩驳力量的语言。这种语言，不善养“吾浩然之气”者是不能有的！
为了能体味出《孟子》语言的原汁原味儿，这里先照搬《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原文，如：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王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已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懿德。’”
读这段文字时，总有一种铿锵悦耳、气势磅礴、不可辩驳的感觉吧？为何会有此感觉呢？知修辞手法者，一看便知。那就是孟子在语言上恰当运用了众多的修辞手法。
先说对比和对偶：“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里，从意思上看是“对比”；从形式上看是“对偶”。读起来，铿锵悦耳，容易记诵；想起来，令人惊心，不可忘记：谁能失去“仁义礼智”呢？失去“仁义礼智”便是失去了“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的人！失去了这些的人还能算人吗？所以说人人都不愿听说自己是失去了這些“本心”的人！还有那公都子说的“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好暴”不也是运用了对比和对偶吗？也许有人会说，那不是孟子的话。不是“孟子”的话，还不是《孟子》的话吗？
再说排比和反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里孟子似乎啰嗦，但是倘不如此则不能尽其妙！如若不信，请君试着把那反复用的词句去掉，读起来则索然无味了吧？倘若再把那“四心”归为“一心”，则更是没有任何气势了！不仅没有气势，反而索然无味，听之无力，记之不易！所以说，这里是不能删去和归并的；如果要强行把它删去和归并，那么就失去了铿锵悦耳、气势磅礴、不可辩驳的艺术效果！还有那公都子说的“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王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读起来，岂不是也是如此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孟子的引用。他先引《诗》里的句子，加以强调万物的法则、蒸民的秉德，接着便引孔子的话。《诗》是儒家经典，孔子是儒家先贤，只要是信奉儒家者，引这些，增信度，你还能不信服他的理论吗？
至于问句，我们总不会忘记在《告子（上）》里，孟子把“鱼与熊掌”跟“义”的比较之后吧？他在得出“舍生取义”之后，便情不自禁地问道：“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欤？”孟子于此，充满激情，穷问不舍——设问引人深思，反问不容置疑——问得那些不讲道义者只能张口结舌！所以我们在读《孟子》时，总是在孟子雄辩之后，再也看不到与他辩驳者的言语了，即使有言语，也是转移了话题的。
总而言之，《孟子》一书，正像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词典》上所说的：“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尤长于譬喻，用形象的事物与语言，说明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较大。”今天我们探骊《孟子》“雄论善辩”的艺术技巧，如能用于演讲，则演讲动人；如能用于写作，则作品增色；如能用于外交，则外交成功！这也许就是笔者从《孟子》一书中探得的“宝珠”吧？
邵慧珍，语文教师，现居湖北襄樊。本文编校：老猛
一、善察人意，巧比设喻，诱人入套，畅谈己志。
例如，在《梁惠王（上）》中，梁惠王自鸣得意地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接着又问道，“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妄图以此来难倒孟子。
可孟子一听，就明了其内心：表面是说自己在“救助灾民，实行‘仁政’”；而实则还是在妄想“增加国民，实行‘霸道’”。对如此心理，孟子则“明察秋毫”！随即答道：“王好战，请以战喻。”这是怎样的善察人意呀！若是一个庸者，怎会一针见血地说：“王好战”呢？除此之外，他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用战争上的逃跑情况“五十步笑百步”来比喻设套，让其钻入。结果那梁惠王不知就里，随口便道：“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从而入了圈套；孟子看他入套，则拉紧套绳：“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随即便大谈特谈治国之道：首先应顺自然，遵农时，不扰民生；接着搞经济，增种植，创制民产——搞好物质文明；再接着，办教育，化子民，敬重老人——搞好精神文明。
由此可见，孟子是怎样“善察人意，巧比设喻，诱人入套，畅谈己志”的。
再如，同是在《梁惠王（上）》中，当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则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这里，孟子同样是“善察人意”。他知道齐宣王是想实行“霸道”的，所以孟子假托不知，避而不谈，接着便提出“王道”。可是那齐宣王对“王道”提出疑问说：“德何如则可以王矣？”针对此问，孟子则慢慢设套地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当齐宣王急于显示自己能“保民而王”时，孟子则立马给以肯定，并且举出齐宣王曾经在祭祀时“以羊易牛”的事，给齐宣王戴上了高帽子。正当齐宣王满足于这种高帽子而沉于喜悦之中时，孟子却顺势一转问道：“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问罢则不容分辩，紧接着就拿“举羽毛不用力”，“见舆薪不用明”，“保百姓不用恩”进行喻说推论，尖锐地指出：“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当齐宣王不明“不为”与“不能”的区别之际，孟子抓住机会，就开始阐述自己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的“施仁”道理；道理阐完，为了进一步揭露齐宣王的内心，孟子又问道：“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问得那齐宣王“笑而不言”了，即使他“笑而不言”，孟子还是不愿放过，紧接着连续问道：“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于目与，声音不足于耳与，便嬖不足于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问得他只好说：“否！吾不为是也。”
这里，孟子对待齐宣王，同样是在明察其心之后，巧比设套，等他入套后，才畅谈己志的。所不同的是，比对那梁惠王要拐弯抹角一些；可到最后，指责则更要强烈一些。由此可见，孟子是怎样一个“雄论”大家、“善辩”能手了吧？
二、善用对比，旗帜鲜明，批驳谬误，毫不留情。
孟子在《滕文公（上）》与景春谈到什么是“大丈夫”时，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是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听罢立马反驳：“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一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景春认为纵横家“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是大丈夫；可是孟子却认为懂礼节的男女都是大丈夫！只要他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都只知道，这是一个男子汉应遵循的做人准则，岂知孟子是就女子守礼而提出来的呢？这是在对话中运用的独特对比，他旗帜鲜明，批驳谬误，毫不留情。如果不是善养“浩然之气”者，是绝对做不到这一步的！接着，当那周霄提到男子“出仕难”问题时，孟子则以男女婚配为喻，说道：“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在这里把不走正道出去做官的人，与那不遵守礼法的男女私通者联系起来，他不仅巧妙比喻，而且绝妙对比，对比之中，以一个“恶”字，表现了自己的好恶，毫不留情地指斥了那些不走正道出去做官的人是男盗女娼之类！
像如此例子，一部《孟子》随处可见。再如，《告子（上）》中，孟子在谈到人的“本心”时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而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于此还是运用了比喻性对比，把“仁”比喻成“人心”，把“义”比喻成“人路”。有的人失去了“鸡狗”还知道去把它找回，可是当他失去了“仁心”，却不知顺着“义路”把它找回。这样的人，就是失去了人心的人！这是多么精巧的比喻呀？又是多么绝妙的对比呀？在比喻性对比中，对那些不讲仁义只追求利益的人，孟子毫不留情，辛辣讥讽，甚至是在痛骂他们是失去了人心的人！像这样的比喻性对比，《孟子》一书，只要是不好直接阐理的地方，他都能巧妙地运用。我们研读《孟子》，如若稍加注意，便能揣摩得之。
三、对比排偶，问句引用，层见叠出，气势磅礴。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引起注意，能产生共鸣，能使人心悦诚服，在论辩中，孟子总是追求一种铿锵悦耳、气势磅礴、具有不可辩驳力量的语言。这种语言，不善养“吾浩然之气”者是不能有的！
为了能体味出《孟子》语言的原汁原味儿，这里先照搬《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原文，如：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王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已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懿德。’”
读这段文字时，总有一种铿锵悦耳、气势磅礴、不可辩驳的感觉吧？为何会有此感觉呢？知修辞手法者，一看便知。那就是孟子在语言上恰当运用了众多的修辞手法。
先说对比和对偶：“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里，从意思上看是“对比”；从形式上看是“对偶”。读起来，铿锵悦耳，容易记诵；想起来，令人惊心，不可忘记：谁能失去“仁义礼智”呢？失去“仁义礼智”便是失去了“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的人！失去了这些的人还能算人吗？所以说人人都不愿听说自己是失去了這些“本心”的人！还有那公都子说的“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好暴”不也是运用了对比和对偶吗？也许有人会说，那不是孟子的话。不是“孟子”的话，还不是《孟子》的话吗？
再说排比和反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里孟子似乎啰嗦，但是倘不如此则不能尽其妙！如若不信，请君试着把那反复用的词句去掉，读起来则索然无味了吧？倘若再把那“四心”归为“一心”，则更是没有任何气势了！不仅没有气势，反而索然无味，听之无力，记之不易！所以说，这里是不能删去和归并的；如果要强行把它删去和归并，那么就失去了铿锵悦耳、气势磅礴、不可辩驳的艺术效果！还有那公都子说的“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王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读起来，岂不是也是如此吗？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孟子的引用。他先引《诗》里的句子，加以强调万物的法则、蒸民的秉德，接着便引孔子的话。《诗》是儒家经典，孔子是儒家先贤，只要是信奉儒家者，引这些，增信度，你还能不信服他的理论吗？
至于问句，我们总不会忘记在《告子（上）》里，孟子把“鱼与熊掌”跟“义”的比较之后吧？他在得出“舍生取义”之后，便情不自禁地问道：“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欤？”孟子于此，充满激情，穷问不舍——设问引人深思，反问不容置疑——问得那些不讲道义者只能张口结舌！所以我们在读《孟子》时，总是在孟子雄辩之后，再也看不到与他辩驳者的言语了，即使有言语，也是转移了话题的。
总而言之，《孟子》一书，正像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词典》上所说的：“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尤长于譬喻，用形象的事物与语言，说明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较大。”今天我们探骊《孟子》“雄论善辩”的艺术技巧，如能用于演讲，则演讲动人；如能用于写作，则作品增色；如能用于外交，则外交成功！这也许就是笔者从《孟子》一书中探得的“宝珠”吧？
邵慧珍，语文教师，现居湖北襄樊。本文编校：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