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遗址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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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600年前后
  荒漠中的一座座古城,那些神话般辉煌的往昔,已变得十分遥远。西北风情,不在城市,不在高楼,而在旷野穷乡,在古老而残破的废墟中。只有在那里,才没有世俗的繁华和光怪陆离的色彩,才聆听到遥远的足音,像流水拍打一般哗哗流过的时光,开启我们尘封的记忆。
  祁连山劈入蓝天的雪峰,注视着多少睡去了的古城?
  
  在河西走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繁华的城镇,与内地没有什么两样。
  “凉州儿女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西北风情,西北的风景不在城市,不在高楼,而在旷野穷乡。只有在那里,才没有世俗的繁华和光怪陆离的色彩,才聆听到遥远的足音,像流水拍打一般哗哗流过的时光,开启我们尘封的记忆。
  祁连山劈入蓝天的雪峰,注视着多少睡去了的古城?
  尘土飘落,沙粒飘落。还有牧人的羊子和牛群,在断墙残壁间寻觅。黄土垒砌的洞窟,曾是宏大的殿宇。排列的土堆,是佛塔的残基。千年兴衰,百代枯荣,在这里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岁月,给我们留下多少不解之谜?
  不能错过。
  仅在河西走廊,这样的古城遗址就有近百座。
  那些年代久远、形态各异的古城遗址,人们称之为最具权威性的历史标本。它们为研究丝绸之路的兴衰,研究这一地区甚至中原的政治、军事、文化、建筑以及古代的国际交往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这些遗址之多,保存之完整,种类形态之异,均国内外所罕见。
  每一次,在那充满诱惑的土地上,我所停留的时间都不算太长。
  但我却因为她的诱惑,几乎走遍了每一个角落——20年,我想从西部走出来,仍然觉得不可能。
  手指从地图上划过,可以无误地指出分布在丝绸之路或沿线两翼的六大片古城遗址。虽然有更早的遗址,但这些古城主要为汉唐时期所建。
  一是敦煌、安西、肃北片,计有30余座,著名的有敦煌沙洲古城、寿昌城、安西锁阳城等;
  二是玉门酒泉金塔片,也有30余座,著名的有酒泉下河古城、玉门赤金堡城、金塔西古城等;
  三是高台肃州张掖片,计有10余座,著名的有高台骆驼城、肃南新墩子城、张掖黑水国城等;
  四是民乐山丹片,计有10余座,著名的有民乐禾固城、山丹双湖古城等;
  五是金昌武威民勤片,有10余座,著名的有金昌高庙古城、高沟堡古城、民勤连城;
  六是古浪天祝景泰片,计有10余座,著名的有古浪三角城、天祝松山城、景泰吊沟古城等。
  河西走廊古城遗址种类多样,规模不等,形态各异。依种类而论,有历史上地方政权的都城、有州郡城、县城和村镇,以及重要的关隘和军事城堡等。
  在历史上曾经有如此生命力的城市,串成了丝路上闪烁的群星。
  当我在古老而残破的城市废墟中穿行,在滚滚的黄少中跋涉时,想到了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千万人悲欢,青年男女动人的爱情,也有过丰收的喜悦,有铁马和金戈,有清清的流水与金色的麦浪……而这一切,现在竟变成了毫无生命的“标本”。
  可这却是残酷的现实。
  对于城市的衰亡与消失,历史学家们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提出了很多理论与推测:战争、灾祸、人口迁移、瘟疫流行……但他们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一条,即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特别是水资源,以及由此引起的绿洲的迁移、表土的改变,如土地的贫瘠化、沙漠化等。
  河西走廊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事实上,在古代中国,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更多的时候处于对抗,而不是依存状态。河西走廊不管对中原王朝,还是对游牧民族,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这是连接西域的主要通道。虽然有草原丝路,冬季气候寒冷,而且商队也易受游牧部落的袭击。南方有土蕃道,但地势高寒,行路也更加困难,不适合大型商队的运输。
  一般地说,人类很少能将一片先前富饶的土地糟塌成完全的荒漠。有时候,大地在历尽劫难之后,还能得到部分的恢复,可在我国西北,大自然的报复要无情得多。
  从祁连山积雪的峰峦上发源的一条条河流,穿过峡谷和荒漠,最后都汇集到河西走廊的各个盆地。有几条著名的大河,即党河、疏勒河、黑河和石羊河水系。如果我们稍作分析,便会发现那些长久不衰的城市,几乎都位于各个盆地的中心附近,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古代风水理论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可以看出水对于“吉地”的重要。风水中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字眼叫“堂局”。其实,堂局的大小反映了古人的环境容量的原始概念。“堂局最广阔舒畅者,为藩镇省城,次者为大郡大州……方圆四五十里,小者亦二三十里……最小者亦必数里”。可以说,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村镇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环境容量。如果没有相当的环境容量,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就不可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养分”。西北那些处于荒漠和半荒漠地区的城市更是如此,由于位于盆地中心,即使这些盆地边缘地区的环境恶化,也并不影响这些城市的生存。
  考察戈壁荒漠中的一座座荒城,那些神话般辉煌的往昔,都变得十分遥远,蒙上了一种凄迷的色调。我发现,这些城市大都因为战争、交通、宗教等等需要,建筑在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带。一旦人们糟塌或毁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城市也就走向了衰亡,而且再也难以复苏了。有的废墟高耸在人为造成的干燥沙漠之上,而另一些则躺在滚滚的黄沙之下,在残存的沙土上长着一些骆驼刺和岌岌草,作为这片土地曾经富饶的可悲的见证。
  玉门关、阳关城、寿昌城、高昌城,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其他一些城市,从兴起、繁荣到废弃的时间,几乎没有超过1000年的,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在历史上,吐鲁番盆地边缘的高昌城是一个水源充足的都城,城里沟渠纵横,城外碧波萦回。当时人们并不知干旱与缺水之苦。今天,当我来到距高昌故城几十公里的火焰山大峡谷中,这里是史书记载的高昌城的水源地,当年汹涌的水流,如今只余一条如同游丝的细线,在烈日的暴晒下,未出峡谷,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桥湾城的生命则更加短暂。它可说是人的主观意愿与自然环境较量失败的见证。据介绍,桥湾城是清代康熙皇帝根据他的一个梦境择址修建的。他梦见一条河流有九道湾,第九个湾上有座石桥,桥边有棵大柳树……他曾打算把桥湾城修成规模宏大的离宫,可仅仅过去100多年,桥湾城就一片废墟。据介绍,当时负责修建这座城的程金山断定皇帝不会亲自到这荒凉的西北来,于是偷工减料,在这里建了一座小小的土城。谁知第二年皇帝派人西巡,特地去看这座兴师动众、耗资巨大修起来的城池,发现了真相。于是皇帝降旨,将贪官处死,剥其皮制成了人皮鼓,杀一儆百,以戒贪官。如今,当我们路过桥湾城遗址时,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用人皮与头骨制作的“鼓”就列在这里。
  但从这个小小的博物馆里可以发现,当初这里的景色并不荒凉。在清澈的疏勒河畔,有绿柳青杨,有村舍庙宇。在河边兴建一座小城也有相当优美的环境,而决不像现在这样是一片赤裸的旷野。
  当我站在疏勒河干涸的河道上,望着古城的残垣在蓝天下刻出的剪影,望着流沙掩埋的一堆堆瓦砾,我明白了,桥湾城及其附近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于疏勒河的断流。河流一旦消失,古城生命的液汁也随之干涸了——不管帝王的宫阙,还是村舍田园,都不能逃脱被毁灭的命运。
  在河西走廊,在大西北,城市的繁荣与毁灭,表现得如此触目惊心。
  在祁连山中,在榆溪河畔,有薛仁贵西征时修建的石包城。这座用石块垒砌的边地古城,实际上是一座要塞。榆林河谷与阳关一样,是祁连山余脉中通往青海和新疆南部的重要山口之一。只是它的地势,远比阳关险峻。荒漠与深谷,自然很难适宜人类长久地生活。当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一旦丧失之后,古堡也就不得不放弃了。
  与石包城命运相似的还有安西的锁阳城。
  安西与敦煌毗邻,同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安西锁阳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它相传建于隋唐时期,原名苦峪城。当年,这里烽火台连绵数里,是西征的前进基地。唐太宗命名将薛仁贵进入河西作战,曾在锁阳城被围。经过激烈的战斗,唐军终于打败西突厥与龟兹的联军,并率部急追600里,俘虏了龟兹王,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后来,由于流经这座城市的疏勒河的改道,锁阳城因缺水而废弃了。而如今,锁阳城高达9米的城墙已经坍塌,城内建筑物已荡然无存,到处可见残砖碎瓦。在城东塔尔寺不远,有一个很大的荒陵墓坑,坑内坟头累累。这是古代将士战死后的墓地,不由使人想起当年战争的酷烈。
  西征战争结束后,军事指挥部推进到了交河。
  这座城市的废弃,是与疏勒河的改道、军事要塞作用的丧失有关。
  现在,在锁阳城遗址上,到处是黄沙,我们已经看不到春天的绿意了。
  在河西走廊的酒泉盆地,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上修起了一座水库,上游的港口灌溉面积不断扩大,而石羊河下游的民勤绿洲,却正在消失,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历史上这里有一个大湖,湖岸水草丰美,但今天这个大湖也已经干涸。汉代在河西走廊建郡置县时,把第一个县命名为武威,意为汉武帝的军威到达了这里,当时武威县城就在今天民勤县东北。如今,这里也已是遍地黄沙——武威绿洲也向上游迁移了。上游水源丰富。但如果我们在河流的上游、中游与下游之间,不合理地分配水量,不推广节水型农业,在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的西北地区,大规模地修建地面水库,那么我们在创造一个绿洲的同时,就可能毁灭另一个绿洲。
  在我国的大西北,气候正出现一种向干旱方向发展的趋势。
  造成干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人为生态破坏的因素。
  祁连山和天山的雪线变得越来越高远,冰川不断退缩。
  这是一串无情的数字:武威年降雨100多毫米,祁连山年降水500-800毫米,而越往西去,降水量越小。而这些地区的年蒸发量达3000-4000毫米。蒸发量超过降水量五六倍。目前,地质工作者已基本查清了包括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安西盆地在内的河西走廊地下水资源状况。专家们发现,在祁连山与北山之间的河西走廊地下,是长达1000多公里的大凹陷,这里的砾石层厚达700-800米。在过去的几十万年中已经储存了几千亿立方米的地下水,形成了一个个地下水库。这是大地留给我们的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大财富。尽管如此,我们在水源的利用前景上却并不乐观,因为水资源总量是以每年能补充多少来计算的,河西走廊水资源为每年54亿立方米,其中可采水资源量为30亿吨。这对于河西走廊日益增长的水需要量来说,保证程度是很低的。
  水仍值得我们忧虑。
  人们在戈壁滩上修起了一条条水渠,种起了水稻,在有些地方还建起了鱼池——戈壁上“食有鱼”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在祁连山中,在戈壁滩的洼地上,出现了一道道大坝,一个个明镜似的水库;
  工厂、矿山,更是耗水大户。
  现代与落后交织,漫灌仍然是大西北主要的灌溉方式。当我们看到在烈日下越流越细的水流,不能不感到生存的艰难。我们是不是太奢侈、太浪费了?武威等盆地的地下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超采状况,这已导致了水质恶化,水位下降。据专家估算,地下水资源为8亿吨的武威盆地,目前年超采量为2亿吨。
  今天,弱水干涸了,居延海消亡了。民勤绿洲的生存同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听见大漠中一座座荒城的诉说了吗?
  浓重的阴影也同样在一些工矿新城上徘徊。
  五六十年代以来,在开发大西北的高潮中,随着镜铁山、金川、白银等地的矿产资源的发现,一批工业新城也随之建立起来了。这些城市同样建在生态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因为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些矿山。这些城市大多靠复杂的取水系统支撑着,城市的产业结构也比较单一。如果几十年以后,其矿产资源开采殆尽,而周围的生态环境也完全破坏了,这些城市会不会衰落以致荒废呢?
  要十分珍惜水源,保护环境,特别是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
  专家们提出了种种建议,减少水资源的耗竭。他们提出修建地下水库,控制深层地下水的抽水量,改变漫灌等落后的灌溉方式,保护山区水源地的森林植被和草原等。这一切,已经刻不容缓了。
  我们不能再给后代留下废墟和荒城,留下新的遗恨与不解之谜。
  
  朱幼棣,浙江黄岩人,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届地球奖获得者,国家软科学评审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大爆发》、《市场背后的世界》、《珠宝王国探秘》、《大国医改》和中篇小说集《沉默的高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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