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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通过真实案例，从权力距离、高低语境、人际距离、时间制等多个角度，就汉语二语教师与丹麦二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中相关现象进行分析，认为教师应从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做好文化教学两方面着手，提出教学建议。
关键词：跨文化;丹麦留学生;权力距离;低语境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3-0056-02
对外汉语教学既是语言教学的过程，也是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是对外汉语教师基本素质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本人的对外汉语教学经历出发，以丹麦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案例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丹麦留学生身上的一些文化特性，为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与丹麦留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提出建议。
1 教学案例
我给丹麦学生起中文名字，当问一位名叫Lara的女生是否喜欢“拉尔”这个名字时，她直言“I don’t like this name.”这样直白的拒绝让我有些难以接受。有时刚好下课铃响却还剩一点内容没讲完，我就想再讲几句，但学生会打断我并提出下课的请求，这也经常让我感到尴尬。为期两周的课程结束时，我的丹麦学生们也没有较多感谢的话，只是问什么时候能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甚至在毕业仪式上与学生们合照时，没有一个女学生上前挽着我的胳膊，大家都保持礼貌的微笑，合照结束便各自散开。这让我有些失落。
2 权力距离
案例中，学生并不会因为对方是老师而表示顺从，这体现了丹麦文化区别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距离小。所谓“权力距离”，指的是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在权力差距小的文化里，社会成员间的等级差别小，社会地位影响不大。因此，教师对于学生来讲，只是社会分工决定的，是各类职业中的一种，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也就解释了学生之所以在结课时未表现出“感恩”，而仅是讨要成绩的“不近人情”的表现。这与中国几千年来尊师重道的传统有很大不同，这是因为中国属于较高权利距离文化的国家，阶层之间权力差距明显。
那么在面对这类因不同文化中权力距离差异产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时，对外汉语教师首先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不能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为标准，要认识到学生行为的背后有着他们自身文化的深刻烙印。在与他们进行交际前，教师自身就要做好知识储备，在教师提出任何建议、观点前，都要做好接受学生肯定和否定两种回应的心理准备。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平等、客观地看待师生关系。再者，适当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引导学生理解“尊师重道”的传统文化，通过一些优秀案例从文化的深层次角度，解释中国人对待“教师”这个职业持有独特情感态度的原因，帮助留学生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更好地理解并处理师生关系。
3 高低语境与心理距离
该案例中学生没有委婉拒绝而是直接说明不喜欢“拉尔”这个中文名字，也体现了丹麦文化的“低语境”特征。霍尔将语境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前者表現为语言有含糊性、间接地表达意义，强调听者的悟性，后者表现为语言清晰明确、直接地表达意义。 丹麦正是一个典型的低语境的国家，丹麦学生往往直白地向教师表达个人需求，而不做更多的闲谈，与教师之间也不会有亲密的招呼语和寒暄。而中国是典型的高语境国家，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往往会花较多时间在寒暄、铺垫上，说话方式比较委婉、迂回。丹麦学生在与教师的接触中表现得不太积极、热情，也体现了他们与教师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具体来讲，Georg Simmel将心理距离分为“近距离、中距离、远距离”三种，“中距离”指彼此不是很熟悉、不十分了解、不完全信任的关系，而丹麦学生可能与教师之间正是保持着这种心理上的“中距离”。又由于前面说到的低语境，学生更加不会假装地亲近教师、说表面热情的场面话。丹麦学生在合照时不会像中国学生一样挽着教师的胳膊，也反映了丹麦的低接触性文化。中国虽然也是低接触性文化的国家，但由于高语境，需要通过一些肢体行为来表达出学生对教师的亲近、爱戴，所以在合照等场合里，学生会主动靠近教师、挽着教师胳膊等。而丹麦又是低语境的文化，很少通过非言语传递信息，因此在合照时会与教师保持礼貌的距离。
基于语境的不同和学生的心理距离，二语教师在与丹麦学生的相处中，应提高教师的适应能力，接受学生直接的表达。而出于留学生在中国生活需要的考虑，有必要对其进行中国高语境文化方面的教学，从而避免或减少学生因语言过于直白而造成交际冲突。引导学生理解“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言多必失”的传统文化观念，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此外，二语教师应与学生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做学生的朋友，与学生保持互相尊敬、友好合作的关系，适当主动地向学生靠近，但不能与学生过分接触，表现出适度的关心，引导学生适当缩小与教师的心理距离，这些都有助于帮助学生克服在新环境中的焦虑感。与适当的心理距离相辅的是适当的物理距离和体触，针对丹麦学生低接触性、低语境、心理距离相对较大的特点，汉语教师应尽量避免与学生直接的肢体接触，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误会。
4 时间制
丹麦学生对下课时间的严谨态度体现了其文化的“单时制”特征。所谓单时制，指某一文化中人的行事方式是“一时一事”，即在同一时间内只关注、处理一件事情。将线性的时间切分成边界明确的多个小段，因为每件事都有明确的时间界限，所以单时制文化影响下的人很少迟到，会比较准时、遵守预约。因此在丹麦学生的理解中，课堂时间是明确的，到了课间休息的时间就必须休息，课间休息的时间是不可以被课堂学习占用的。并且，教师拖堂的行为会被学生理解为不遵守约定、临时擅自更改时间安排，容易引起学生的负面情绪。而汉语教师由于自身处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时制的文化背景下，习惯于同一时间内应对多件事情，不同事件在时间上经常有重叠，时间的安排可以灵活地进行临时性调整。中国人往往将工作混进休息时间，才会出现大量的加班现象，国人也习以为常。教师的拖堂现象，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也往往被认为是无可厚非的，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或工作，不仅不会被认为是生活混乱、时间没条理，反而会被认为是勤奋、充分利用时间。因此，不同的时间制导致了这一跨文化交际冲突的出现。 那么在面对这类因不同文化中时间制差异产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时，对外汉语教师首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合理要求，严格执行时间表。并且考虑到学生的单时制文化背景，在安排事宜时，要给出明确的时间节点，如案例一中教师第一次未明确说明给学生取新名字的时间，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各项计划安排宜提早、明确地告知学生，方便大家具体安排自己的时间。对于师生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时间安排，不宜单方擅自更改，尽量避免“随机应变”、“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出现。但中国人普遍的时间观念、中国的教育大背景也需要留学生去适应。与国外的教育模式不同，中国的学校往往只提供各项教育活动大致的时间范围，各项具体安排时常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动，那么二语教师需要从时间制的角度展开相关的文化教学，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变来变去”现象，其实是灵活，而非隨意。
5 结语
以上，通过对丹麦学生进行汉语教学过程中的真实案例，讨论了中国与丹麦不同的文化特点，并就跨文化交际冲突的关键点进行原因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对策，以期为国内的丹麦班的汉语教师及赴丹麦等北欧国家的汉语志愿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相信，通过未来更多教学实践的开展，中国汉语教师与丹麦留学生之间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解决，会有更多更有针对性、时效性的教学对策的提出，面向丹麦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教学、文化教学，将会实现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编著，闵湛泉译.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山版社，2013：133
[2]Hall，E.T.Beyond Culture[M].New York：Double-day，1976.
[3]Lustige，M.W.
关键词：跨文化;丹麦留学生;权力距离;低语境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3-0056-02
对外汉语教学既是语言教学的过程，也是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是对外汉语教师基本素质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本人的对外汉语教学经历出发，以丹麦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案例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丹麦留学生身上的一些文化特性，为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与丹麦留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提出建议。
1 教学案例
我给丹麦学生起中文名字，当问一位名叫Lara的女生是否喜欢“拉尔”这个名字时，她直言“I don’t like this name.”这样直白的拒绝让我有些难以接受。有时刚好下课铃响却还剩一点内容没讲完，我就想再讲几句，但学生会打断我并提出下课的请求，这也经常让我感到尴尬。为期两周的课程结束时，我的丹麦学生们也没有较多感谢的话，只是问什么时候能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甚至在毕业仪式上与学生们合照时，没有一个女学生上前挽着我的胳膊，大家都保持礼貌的微笑，合照结束便各自散开。这让我有些失落。
2 权力距离
案例中，学生并不会因为对方是老师而表示顺从，这体现了丹麦文化区别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距离小。所谓“权力距离”，指的是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在权力差距小的文化里，社会成员间的等级差别小，社会地位影响不大。因此，教师对于学生来讲，只是社会分工决定的，是各类职业中的一种，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也就解释了学生之所以在结课时未表现出“感恩”，而仅是讨要成绩的“不近人情”的表现。这与中国几千年来尊师重道的传统有很大不同，这是因为中国属于较高权利距离文化的国家，阶层之间权力差距明显。
那么在面对这类因不同文化中权力距离差异产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时，对外汉语教师首先要摆正自己的心态，不能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为标准，要认识到学生行为的背后有着他们自身文化的深刻烙印。在与他们进行交际前，教师自身就要做好知识储备，在教师提出任何建议、观点前，都要做好接受学生肯定和否定两种回应的心理准备。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平等、客观地看待师生关系。再者，适当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引导学生理解“尊师重道”的传统文化，通过一些优秀案例从文化的深层次角度，解释中国人对待“教师”这个职业持有独特情感态度的原因，帮助留学生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更好地理解并处理师生关系。
3 高低语境与心理距离
该案例中学生没有委婉拒绝而是直接说明不喜欢“拉尔”这个中文名字，也体现了丹麦文化的“低语境”特征。霍尔将语境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前者表現为语言有含糊性、间接地表达意义，强调听者的悟性，后者表现为语言清晰明确、直接地表达意义。 丹麦正是一个典型的低语境的国家，丹麦学生往往直白地向教师表达个人需求，而不做更多的闲谈，与教师之间也不会有亲密的招呼语和寒暄。而中国是典型的高语境国家，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往往会花较多时间在寒暄、铺垫上，说话方式比较委婉、迂回。丹麦学生在与教师的接触中表现得不太积极、热情，也体现了他们与教师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具体来讲，Georg Simmel将心理距离分为“近距离、中距离、远距离”三种，“中距离”指彼此不是很熟悉、不十分了解、不完全信任的关系，而丹麦学生可能与教师之间正是保持着这种心理上的“中距离”。又由于前面说到的低语境，学生更加不会假装地亲近教师、说表面热情的场面话。丹麦学生在合照时不会像中国学生一样挽着教师的胳膊，也反映了丹麦的低接触性文化。中国虽然也是低接触性文化的国家，但由于高语境，需要通过一些肢体行为来表达出学生对教师的亲近、爱戴，所以在合照等场合里，学生会主动靠近教师、挽着教师胳膊等。而丹麦又是低语境的文化，很少通过非言语传递信息，因此在合照时会与教师保持礼貌的距离。
基于语境的不同和学生的心理距离，二语教师在与丹麦学生的相处中，应提高教师的适应能力，接受学生直接的表达。而出于留学生在中国生活需要的考虑，有必要对其进行中国高语境文化方面的教学，从而避免或减少学生因语言过于直白而造成交际冲突。引导学生理解“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言多必失”的传统文化观念，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此外，二语教师应与学生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做学生的朋友，与学生保持互相尊敬、友好合作的关系，适当主动地向学生靠近，但不能与学生过分接触，表现出适度的关心，引导学生适当缩小与教师的心理距离，这些都有助于帮助学生克服在新环境中的焦虑感。与适当的心理距离相辅的是适当的物理距离和体触，针对丹麦学生低接触性、低语境、心理距离相对较大的特点，汉语教师应尽量避免与学生直接的肢体接触，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误会。
4 时间制
丹麦学生对下课时间的严谨态度体现了其文化的“单时制”特征。所谓单时制，指某一文化中人的行事方式是“一时一事”，即在同一时间内只关注、处理一件事情。将线性的时间切分成边界明确的多个小段，因为每件事都有明确的时间界限，所以单时制文化影响下的人很少迟到，会比较准时、遵守预约。因此在丹麦学生的理解中，课堂时间是明确的，到了课间休息的时间就必须休息，课间休息的时间是不可以被课堂学习占用的。并且，教师拖堂的行为会被学生理解为不遵守约定、临时擅自更改时间安排，容易引起学生的负面情绪。而汉语教师由于自身处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时制的文化背景下，习惯于同一时间内应对多件事情，不同事件在时间上经常有重叠，时间的安排可以灵活地进行临时性调整。中国人往往将工作混进休息时间，才会出现大量的加班现象，国人也习以为常。教师的拖堂现象，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也往往被认为是无可厚非的，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或工作，不仅不会被认为是生活混乱、时间没条理，反而会被认为是勤奋、充分利用时间。因此，不同的时间制导致了这一跨文化交际冲突的出现。 那么在面对这类因不同文化中时间制差异产生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时，对外汉语教师首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合理要求，严格执行时间表。并且考虑到学生的单时制文化背景，在安排事宜时，要给出明确的时间节点，如案例一中教师第一次未明确说明给学生取新名字的时间，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各项计划安排宜提早、明确地告知学生，方便大家具体安排自己的时间。对于师生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时间安排，不宜单方擅自更改，尽量避免“随机应变”、“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出现。但中国人普遍的时间观念、中国的教育大背景也需要留学生去适应。与国外的教育模式不同，中国的学校往往只提供各项教育活动大致的时间范围，各项具体安排时常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动，那么二语教师需要从时间制的角度展开相关的文化教学，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变来变去”现象，其实是灵活，而非隨意。
5 结语
以上，通过对丹麦学生进行汉语教学过程中的真实案例，讨论了中国与丹麦不同的文化特点，并就跨文化交际冲突的关键点进行原因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对策，以期为国内的丹麦班的汉语教师及赴丹麦等北欧国家的汉语志愿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相信，通过未来更多教学实践的开展，中国汉语教师与丹麦留学生之间的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解决，会有更多更有针对性、时效性的教学对策的提出，面向丹麦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教学、文化教学，将会实现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编著，闵湛泉译.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山版社，2013：133
[2]Hall，E.T.Beyond Culture[M].New York：Double-day，1976.
[3]Lustige，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