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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何看“劳动”？
国人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导致“休闲意识”普遍高涨。我们当然鼓励人们将劳动所得用于文明、健康、积极的“休闲”；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遗忘和放弃“以辛勤劳动为荣”的传统美德。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把人们引向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居住在高楼大厦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乃至废物的处理都依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此同时，人们又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因此，人们疯狂地追求消费，甚至把消费与满足、幸福完全等同，即只用消费的数量来作为衡量自己的幸福尺度。 人类在劳动中获得彻底解放，即让每个人从以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升华到把劳动作为生活目的的自由活动的生活享受，这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境界。那当今我们围绕“劳动的解放”究竟要做些什么？
其一，不要随便把人们从传统的直接性的劳动岗位上驱赶，确保他们有一个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
其二，合理配置劳动和休闲的时间比例。
其三，把人们的劳动转变成真正自主性的活动。人是不是真正实现了“劳动的解放”，还是看劳动有没有实现自主性。尽管现在还不可能完全改变劳动是谋生的手段，但一定要尽可能地使人们在自己感兴趣的岗位上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使其在劳动中获取欢乐。
——摘自《文汇报》
牺牲的“大智慧”
有人怕谈牺牲，因为他们往往把牺牲与舍弃生命联系起来。诚然，为了道义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是一种牺牲，甚至是一种最高尚的牺牲，但是牺牲的种类可以是时间、金钱或某种权利，也可以是健康和生命；可以是自己的亲人、同志，也可以是并不相识的路人，更可以是正义的事业；可以是生死搏斗的战场和灾区，也可以是平凡的岗位。
社会和人类需要道德，道德需要牺牲。牺牲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是我们每个人正常生活所必需。这是由于人类总是生活在社会集体之中，需要彼此之间的交往。不但言语上要相互商议、鼓励，还要有行动上相互支持、帮助。在这些“相互”中，处处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牺牲。这些牺牲，可能是自己的财富、时间、精力的付出，也有可能是青春与生命。
牺牲虽然并不追求个人的直接利益和报酬，但也决不只是损失，决不会丧失牺牲者的主体性和尊严：为他人作了好事，他人会记住他，感谢他；以后自己遇到机会或困难，别人也会以其牺牲来回报自己。每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些相互的、持续的牺牲中不断发展前进的。前人已经认识到“吃亏是福”，把牺牲当成是一种光荣，一种幸福。这才是真正的目光宏远，是大聪明、大智慧。
——摘自《人民论坛》
“促进消费，拉动生产”值得推敲
消费应该适当，这样方才有利于身心。就像饮食要适当，不能为了拉动生产，增加他人就业，在你吃饱后还劝你再多吃些。这是此话不当之一。其二，关乎政府的角色问题。政府不应该过于重视生产，那样容易站在厂商一边。生产自有厂商们操心，政府应该站在劳资之间，协调他们的关系。在消费方面，政府不应该一味帮助商人促进消费，应协调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还应协调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同为消费者，利益是大不一样的。
“促进消费，拉动生产”，是个冠冕堂皇的口号。不断开发奢侈品，诱惑消费，充其量有2亿人有那种消费能力——出国旅游、扩大住房、买车等等。一个13亿人的大国，企图完全依靠不到2亿人的消费拉动生产和就业，是不可能的，路会越走越窄。促进消费，拉动生产，眼睛不能盯着2亿人，应该增加大部分公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实际上真的要开发合理消费，必须盯着这些人才行。
——摘自《北京日报》
男女同龄退休是权利
现行的“男60岁、女55岁的退休制度”，使得男女两性在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方面有显著差异，造成了男女“不平等的劳动就业权”和“同工不同酬”的事实。
这种制度是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老龄化水平不相适宜的。随着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加和支取年限的延长，国家支付养老保险金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若提高女性的退休年龄，国家在减轻养老保险负担的同时，又增加了就业压力。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同样也会成为负担人口，从而与老年人口“争夺”社会保障资源。
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世界最多。国家要为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支付足额养老金，将成为巨大负担。从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看，适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5年以后将显著下降，当前处于退休年龄阶段（55岁至60岁、60岁至65岁）的人口将成为未来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甚至延长男女两性退休年龄的政策在未来是必需的。
不妨实行女性“弹性退休制度”，兼顾男女同龄退休的平等权和女性提前退休的自主权。即如果女性主观上有继续工作的意愿并且客观上有胜任工作的能力，可以让女性与男性同时退休；但若女性客观上能胜任工作但主观上不希望继续工作，可以让女性提前退休。
——摘自《新京报》
“和”之三态
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和谐发展，可分为3个层面——互利、互容、互保，分别与“太和”“中和”“保和”相对应。
互利。要形成公平的利益关系，就不能回避投入与回报的关系。互利是平等的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互换，并在互换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形成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使双方或多方受益。它体现出一种社会契约精神，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义务付出劳动，又都有权利享受发展成果。普遍意义上的互利可表达为“合作”，它体现了最高形态的和谐——“合”，即“太和”。
互容。改革发展的目的，概括来说是两点：一是把蛋糕做大；二是把蛋糕分好。不把蛋糕做大，社会就会失去动力；不把蛋糕分好，社会就会失去平衡。而要将蛋糕做大分好，实现共同富裕，势必会出现先富与后富之分。互容是指富者要“利他不损己”，贫者要“利己不损他”。这就形成了人与人普遍的“互利互不损”。互容保持了贫富、强弱双方的和谐发展，使贫弱者受到救助，体现了中间形态的和谐，即“中和”。
互保。在追求和谐发展的社会，极端富强与极端贫弱都决不可忽略。较好的解决办法是采取“利大于损”的互保行为：极端富强者“利他略损己”，极端贫弱者“利己略损他”。互保使极端富强者和极端贫弱者进入和谐发展的社会轨道，体现的是最低形态的和谐发展，即“保和”。
——摘自《人民日报》
看待收入分配应防止新偏向
一、正确认识我国的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对国际上提出的基尼系数，我们不要轻视它，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分析和运用。
二、把“仇富”的对象搞清楚
现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产生“仇富”思想很自然。人们所“仇”的，一是“权贵资本”，包括利用公权利搞腐败的贪官和老板；二是那些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黑心商人；三是偷税漏税非法所得者；四是因行业垄断而收入过高者，等等。对这些富人的仇恨是推进社会进步、深化改革的动力。我们政府应该对这些人严厉制裁，以平民愤。
三、不要搞“民粹主义”
这里的“民粹主义”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成为“民粹主义”，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率，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四、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率开刀
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水平过分悬殊。但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
——摘自《北京日报》
国人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导致“休闲意识”普遍高涨。我们当然鼓励人们将劳动所得用于文明、健康、积极的“休闲”；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遗忘和放弃“以辛勤劳动为荣”的传统美德。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把人们引向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居住在高楼大厦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乃至废物的处理都依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此同时，人们又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因此，人们疯狂地追求消费，甚至把消费与满足、幸福完全等同，即只用消费的数量来作为衡量自己的幸福尺度。 人类在劳动中获得彻底解放，即让每个人从以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升华到把劳动作为生活目的的自由活动的生活享受，这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境界。那当今我们围绕“劳动的解放”究竟要做些什么？
其一，不要随便把人们从传统的直接性的劳动岗位上驱赶，确保他们有一个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
其二，合理配置劳动和休闲的时间比例。
其三，把人们的劳动转变成真正自主性的活动。人是不是真正实现了“劳动的解放”，还是看劳动有没有实现自主性。尽管现在还不可能完全改变劳动是谋生的手段，但一定要尽可能地使人们在自己感兴趣的岗位上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使其在劳动中获取欢乐。
——摘自《文汇报》
牺牲的“大智慧”
有人怕谈牺牲，因为他们往往把牺牲与舍弃生命联系起来。诚然，为了道义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是一种牺牲，甚至是一种最高尚的牺牲，但是牺牲的种类可以是时间、金钱或某种权利，也可以是健康和生命；可以是自己的亲人、同志，也可以是并不相识的路人，更可以是正义的事业；可以是生死搏斗的战场和灾区，也可以是平凡的岗位。
社会和人类需要道德，道德需要牺牲。牺牲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是我们每个人正常生活所必需。这是由于人类总是生活在社会集体之中，需要彼此之间的交往。不但言语上要相互商议、鼓励，还要有行动上相互支持、帮助。在这些“相互”中，处处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牺牲。这些牺牲，可能是自己的财富、时间、精力的付出，也有可能是青春与生命。
牺牲虽然并不追求个人的直接利益和报酬，但也决不只是损失，决不会丧失牺牲者的主体性和尊严：为他人作了好事，他人会记住他，感谢他；以后自己遇到机会或困难，别人也会以其牺牲来回报自己。每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些相互的、持续的牺牲中不断发展前进的。前人已经认识到“吃亏是福”，把牺牲当成是一种光荣，一种幸福。这才是真正的目光宏远，是大聪明、大智慧。
——摘自《人民论坛》
“促进消费，拉动生产”值得推敲
消费应该适当，这样方才有利于身心。就像饮食要适当，不能为了拉动生产，增加他人就业，在你吃饱后还劝你再多吃些。这是此话不当之一。其二，关乎政府的角色问题。政府不应该过于重视生产，那样容易站在厂商一边。生产自有厂商们操心，政府应该站在劳资之间，协调他们的关系。在消费方面，政府不应该一味帮助商人促进消费，应协调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还应协调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同为消费者，利益是大不一样的。
“促进消费，拉动生产”，是个冠冕堂皇的口号。不断开发奢侈品，诱惑消费，充其量有2亿人有那种消费能力——出国旅游、扩大住房、买车等等。一个13亿人的大国，企图完全依靠不到2亿人的消费拉动生产和就业，是不可能的，路会越走越窄。促进消费，拉动生产，眼睛不能盯着2亿人，应该增加大部分公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实际上真的要开发合理消费，必须盯着这些人才行。
——摘自《北京日报》
男女同龄退休是权利
现行的“男60岁、女55岁的退休制度”，使得男女两性在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方面有显著差异，造成了男女“不平等的劳动就业权”和“同工不同酬”的事实。
这种制度是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老龄化水平不相适宜的。随着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加和支取年限的延长，国家支付养老保险金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若提高女性的退休年龄，国家在减轻养老保险负担的同时，又增加了就业压力。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同样也会成为负担人口，从而与老年人口“争夺”社会保障资源。
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世界最多。国家要为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支付足额养老金，将成为巨大负担。从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看，适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5年以后将显著下降，当前处于退休年龄阶段（55岁至60岁、60岁至65岁）的人口将成为未来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甚至延长男女两性退休年龄的政策在未来是必需的。
不妨实行女性“弹性退休制度”，兼顾男女同龄退休的平等权和女性提前退休的自主权。即如果女性主观上有继续工作的意愿并且客观上有胜任工作的能力，可以让女性与男性同时退休；但若女性客观上能胜任工作但主观上不希望继续工作，可以让女性提前退休。
——摘自《新京报》
“和”之三态
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和谐发展，可分为3个层面——互利、互容、互保，分别与“太和”“中和”“保和”相对应。
互利。要形成公平的利益关系，就不能回避投入与回报的关系。互利是平等的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互换，并在互换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形成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使双方或多方受益。它体现出一种社会契约精神，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义务付出劳动，又都有权利享受发展成果。普遍意义上的互利可表达为“合作”，它体现了最高形态的和谐——“合”，即“太和”。
互容。改革发展的目的，概括来说是两点：一是把蛋糕做大；二是把蛋糕分好。不把蛋糕做大，社会就会失去动力；不把蛋糕分好，社会就会失去平衡。而要将蛋糕做大分好，实现共同富裕，势必会出现先富与后富之分。互容是指富者要“利他不损己”，贫者要“利己不损他”。这就形成了人与人普遍的“互利互不损”。互容保持了贫富、强弱双方的和谐发展，使贫弱者受到救助，体现了中间形态的和谐，即“中和”。
互保。在追求和谐发展的社会，极端富强与极端贫弱都决不可忽略。较好的解决办法是采取“利大于损”的互保行为：极端富强者“利他略损己”，极端贫弱者“利己略损他”。互保使极端富强者和极端贫弱者进入和谐发展的社会轨道，体现的是最低形态的和谐发展，即“保和”。
——摘自《人民日报》
看待收入分配应防止新偏向
一、正确认识我国的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对国际上提出的基尼系数，我们不要轻视它，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分析和运用。
二、把“仇富”的对象搞清楚
现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产生“仇富”思想很自然。人们所“仇”的，一是“权贵资本”，包括利用公权利搞腐败的贪官和老板；二是那些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黑心商人；三是偷税漏税非法所得者；四是因行业垄断而收入过高者，等等。对这些富人的仇恨是推进社会进步、深化改革的动力。我们政府应该对这些人严厉制裁，以平民愤。
三、不要搞“民粹主义”
这里的“民粹主义”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成为“民粹主义”，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率，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四、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率开刀
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水平过分悬殊。但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