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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国这样具有五千年历史的超稳定农业文明国家，近现代以来受到外来现代化冲击时，其主要反应是“师从西方”的制度变迁：无论是器物改革的洋务运动、政体改良的戊戌变法，还是国体变革的辛亥革命、文化革命的五四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形成乃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均是现代化制度变迁的不同表现形态。
然而，在强势帝国建立起来的全球资本化秩序下面，受人多地少等基础国情限制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却只能以第二、第三产业剥夺小农的“内生性”工业化方式，将资源资本化的各种代价，制度化地转嫁于中国乡土社会，产生中国式的“农民、农业和农村”之“三农”问题，以及当前严重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留守群体问题，形成程度不一的乡村致贫、致乱和致衰效应。这是近现代史延续至今的、从宏观历史高度形成的概括。倘若承认这一点，我们将从历史比较中来看今日返乡之痛痛在何方，再从对现实阶层群体的辩证分析中来看缓解其痛的力量又源自何处，最后，强调在发展型压迫与家国理性激发下的“爱故乡”实践的重要性。
一、新时期的返乡之痛——发展型压迫
笔者将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背景下的今日种种返乡之痛，统称为发展型压迫的表现。它是在中国经济与全球化资本全面接轨，中国资本、劳动力、产品三大过剩条件下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基础上的双重压迫：一是指中国工业化到了中期发展阶段之后，在城市本位视野参照下的乡村生活压迫;二是在输入型全球化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实体企业倒闭大概率事件所连带的农民工返乡逼迫。
关于第一重发展型压迫——乡村生活压迫的特点有二：（1）以农业产业化方式卷入经济市场化和资本化大潮中，所导致的“增收有限、开支加大”的货币化压迫，这是经济方面的;（2）乡村资源环境破坏和污染严重、家庭基本功能因“离土打工”而受损、乡土伦理道德被支离瓦解的压迫，这是生态、社会、文化精神层面的。在发展主义的制度变迁主导下，农村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村社理性正日趋遭受瓦解，农村青年劳动力被迫外出赚取货币化收入，农业人口日趋老龄化和女性化[1];农村已然形成农业化学化和小农破产化问题、农民群体的经济政治问题、乡村总体性衰败的各种问题[2]。
因是之故，2015年春节期间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返乡笔记”系列——《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迷惘的乡村》（王磊光）、《一个新闻民工的返乡手记：故乡病在哪里？》（孙旭阳）、《一个博士后的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常培杰）、《故乡，连坚定在这里的老父亲都不喜欢你了》（张冲波）等文章，无论其观点其材料如何令读者迷茫、感伤、无奈和难过，大都无外乎是以个案描述的方法，活现了地方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生活生产生态遭遇压迫的种种表现，印证了当代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规律及其城乡张力所形成的转嫁性后果而已。对于社会中大部分人而言，返乡，不过意味着利用节假日从城里到出生地——家乡，在空间上走动一下，并随感成文揭露“乡衰”、饱含“乡愁”的伤感罢了。
关于第二重发展型压迫——农民工返乡逼迫，是指在不稳定的全球化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工业企业出现倒闭或者外资企业转移的现象，一并引发了大量外出打工者返乡谋生现象。今日之发展型压迫，也内含着不得已的现代经济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现象。由于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日益深化，“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为主变成了外部需求的拉力为主;在金融体系上，中国主动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由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新偱环”[3]，对外形成“金融依赖”;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结构性矛盾——劳动力、产能和金融“三大过剩”压力，以及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加剧失衡问题。中国经济跨入工业实体经济的中期阶段之后的发展，将越来越受国际金融主导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
以2008—2009年中国正式进入全球化产业扩张之时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为例：东南沿海企业大量倒闭时21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而当下存在的农民工“返乡潮”，大都是因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对劳动用工要求逐步提升，以及一些外资企业的撤资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在城市越来越无法获得预期收益的农民工索性回到家乡。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带来变数，新兴经济体又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可以预见，输入型危机作为农民工返乡潮的主导因素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返乡者既怀着对乡村现状的伤感，又体验到了城市工业资本排挤工人的残酷。他们的返乡，大多是以行动而不是以笔来书写，这更是一幕幕悲壮之社会活剧。
将当前农村、农民、农业遇到的发展型压迫，与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所遭遇到的生存型压迫相联系，虽有不同，但可看出其内在关联和相同之处。现代化制度变迁和全球化经济是宏观背景和前提条件;从乡村抽取资源导致乡村衰败，从而促发知识分子之“乡愁”情怀与“不忍”行动则是一致的后果。与今日之发展型压迫不同的，当时是表现为物质短缺型的、天灾匪祸式的生存型压迫。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加上当时军阀混战，灾疫蔓延，地主匪霸沆瀣一气，农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以从事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河南人彭禹廷和王拱壁的家乡为例。彭禹廷，河南镇平人，曾于1909年被保送到河南省立优级师范读书，1926年因母病危回乡，在母病逝后为母守墓，时值镇平县土匪猖獗，民无宁日，乡邻和乡绅哭请其想办法解救家乡。留学日本的王拱壁，则是在1918年因接到“父病速归”电报的原因而回到河南老家——西华县孝武营村（今漯河市召陵区青年乡青年村），在办罢父丧后，面对的是——“只见颓垣断壁、路断人稀;到处是死气沉沉，苍凉满目”的家乡，本地青年和贫下中农大都“活不下去”“没有门路”。[4]当时这种农村困境，即活生生的生存型压迫的刺激，事实上也是晏阳初在定县调研中所遇到的“愚”“穷”“弱”“私”的现象刺激，也是梁漱溟在河南辉县与彭禹廷、梁仲华等人一起做河南村治学院、后来到山东邹平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的直接动因。而今日之发展型压迫也促发了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影响广泛的、形式多样的乡村建设试验，此为下话。 二、新时期返乡之力——家国理性
有少数论文在揭露乡愁之外，还谈及了以乡村为本位的立场和观点的重要性及其经验。邱建生提出了对故乡力量要珍视、守护并发扬，因为故乡力量内含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等六大元素。[5]朱启臻等人呼吁留住美丽乡村，认为村落具有农业生产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教化价值，村落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根。[6]笔者也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及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复兴，从乡愁、乡恋，再到乡建的原理、方法与经验。[7]这些研究均强调了乡村之于国家、之于现代化、之于人类本身的价值重要性，呼吁人们不再只是言语返乡或者揭露式返乡，即不只是上述的走动式的乡愁或者现代经济危机之下的逼迫返乡;而是多少出于家乡情深尽可能地从行动上回馈一下，或者是与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呼应意义上的乡村建设实践型的“返哺家乡”。相比较于众多受过现代专业规训的博士返乡笔记的白描随感，这些关于强调乡村价值的返乡理论、行动、试验乃至实践，对于今日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而言，更具有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笔者提出“家国理性”这个概念，并追溯历史，冀望于从家国理性的继承与弘扬的角度，谈谈新时期返乡之力。
一些有志之士因感同身受、文化品性而心存家国情怀，并切合实际从社会现实出发开展一些舒缓民众生存型压迫的举措，自觉地践行乡村复兴的使命;这种意识和行动的自觉性，作为践行仁义的中国文化品格，就是梁漱溟所言的“向上之心强，相与情谊深”[8]，我将之称为家国理性。家国理性，是近现代历史上一些人士从事乡建并成为代表性符号的外发性动力。而上述所提到的农村所遭受的这种普遍而真实的生活压迫，无论是当下的发展型压迫，还是昔日的生存型压迫，均潜藏着成万上亿的留守群体及其亲属追求日常生活幸福的基本愿望，这正是当代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能够基本有效、作为乡建运动也大都能够风生水起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即遭遇生活压迫的乡村内生性动力和作为知识分子等群体家国理性的外发性动力相结合，相辅相成地作用于具有历史性社会实在的乡村建设之中。其他的一些建立在区别性之上的诸如理念、学派之不同比较，大都是后来因不同需要而额外被加附上的，是派生的。
以民国时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为例。他们中历来就有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企业家等各阶层人士的多元参与传统。国民党区长彭禹廷、留日学生王拱壁，均因家国之恋和孝亲情怀，不忍于故乡生灵涂炭、家将不家而亲力亲为。彭禹廷在母病逝后辞官戴孝出任镇平县南区区长，组建地方民团，以“剿匪救民”为治标之策，再以搞地方自治建设为治本之策，探索在精神上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致，但规模上缩小为县级社会层面的“三自主义”——“自卫、自治、自富”的宛西自治模式，当时该地区被誉为“中国一千八百县中的模范”。[9]王拱壁则在办罢父丧后，于1920年起持续从事了六年的村庄自治和青年公学教育，实施“农教合一”的教育体制，希望建成“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10]总之，无论是乡村教育者王拱壁，还是当了区长的彭禹廷，都是结合本乡本土的现实问题和实际条件来从事乡建，其根本缘由，均出于对本乡本土父老乡亲生活困境的不忍心，这个不忍心，即家国情怀。近当代史上在乡建事业有所建树的其他仁人志士们，也大都在同样危局下因实践条件不同而殊途同归，包括知识分子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薛仙舟等人的各种乡建试验，也包括五大三粗的军阀——阎锡山的村本政治、“营志重于营利”的官商——张蹇的村落主义试验，卢作孚的重庆乡建试验，孙中山秘书黄展云的福建长乐县营前模范村试验，等等。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人几千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的文化传承，使得乡建理所当然地成为多元人群参与的、多种形式多个层面地改善民众生存状况的一种运动，一种行动努力。所以，只要有现代化压迫下的“三农”问题，便会有基于家国理性之上的或显或隐的乡建。这种来自乡村外发组织或群体的自觉体认以及与民众相结合的包容性、多元化行动，是对西式原子化个体生存价值的一种行动批判，是对源于西方现代化的非此即彼观念以及源于革命潮流的二元对立思想的一种行动批判。
也即，一方面，近现代以来，中国历代政府、企业家、知识分子等主流力量，作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强国的重要助推群体力量，成为中国跨入工业化中期之伟大丰碑当仁不让的镌写者;另一方面，随着地方工业化强力展开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形成、展开及转化，在一定条件的允许和刺激下，他们中的部分群体力量，或许还具有能够自觉形成以新乡土主义为抽象的诸种表现的家国理性之现实机制？这个，道理上是可能的，现实里也是有的。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在现代化与传统乡土社会张力变迁下的各种组织实体和群体行为表现。
如今，政府、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社会主要组织和群体，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家国理性。中央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性举措和一系列组织制度创新，至少证明了政府组织层面着眼于国家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家国理性，这与民国政府推动的新生活方式运动和农村合作运动、乡村教育运动等做法，当然有质的区别。此外，今日企业家，至少返乡型企业家中的一部分人，他们大多有能力有资源，集“家乡之义”与“经济之利”为一体，其心灵深处都有着深厚的恋土恋家之“乡土情结”，这些非资本经济属性的表现，正是他们有可能成为当代“新乡贤”积极参与新乡村建设的内在依据。[11]再者，尽管学术西化仍然是主流，还是发生了以知识分子为倡导、以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为志愿者与基层干部和群众相结合为特点的新乡村建设运动，还是有知识分子愿意走出一条“自身建设、学术建设与乡村建设”三位一体化的综合性道路出来。
三、新时期富有前景的返乡实践——爱故乡
如果说，现代文明，或者工业化、城市化文明，从长期和本质来看，内含着对人类和自然的破坏本性而并不能完全依赖自身去除，那么，中国所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则有着世界性意义。显然，在呼应“生态文明”战略的践行过程中，我们期待一种彻底的、综合的、实践性的返乡。只是，这种返乡实践需要结合当前的发展型压迫和潜藏在各阶层群体中的家国理性等条件历史唯物地理解、真实关联地践行。相对于高度分工、制度化的工业化城市化常态，乡建则是个综合的运动或实践性常态;相对于主流社会标榜的左右派、现代化派革命派之别，乡建无派，要说非归个派，可归为“爱故乡”派。“爱故乡”作为一个广义的统一的志趣性联盟，倡导保存、弘扬乡村传统文化，推行本土经验，保护、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探索、试验爱故乡的道路与方法，培养乡村和社区建设的多样化人才，关爱留在和离开故土的父老乡亲，让理想中的故乡，在珍爱的土地上重现。[12] 只要在“爱故乡”上具有高度的理性体认，并行“道”做“德”地“化”下去，而不只是听说读写地“摆”下去，中国未来希望便有了活水源头，这也是乡建的魅力所在。中国新乡建，若能因势利导地走出一条可持续地维护广大民众生计、尊严与幸福的新生活样式，成为有着扎实社会基础的巨大社会实践，那么它将不只是缓解了工业化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更是承担起了关乎中华文明和平崛起与世界美好出路的时代新使命。
在河南参与乡建十余年，我感受到了愿意持家国理性践行“爱故乡”的存在力量。河南农业文明厚重，在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仍然高歌猛进的今天，还是出现了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新农人”基层组织，诸如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兰考南马庄合作联社、灵宝市弘农书院、社旗兰馨书院、登封归朴农园、泌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漯河市郾城区迦南合作社等;还是出现了愿意以“外发促内生”的方式在生态农业、环境保护、村社传统文化和集体文化保护、新型合作金融、综合农协组织等方面身体力行的“新乡贤”群体，包括国有企业领导、民营企业家、乡镇干部等开明官员，以及郑州市民群体力量，他们本着“不成功也要成仁”的姿态已经从事了现实中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也出现了来自中州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愿意延续知识分子乡建传统的师生群体力量。大家年龄、阅历、职业、资源都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故乡和精神家园，有一个传自祖先的冀望于促进可持续生存的家国理性。
只要各阶层群体的家国理性得到了继承和弘扬，只要民众对今日发展型压迫有正确的认知，便会超越于走动式和乡愁式返乡，便会统筹一切爱故乡的力量和行动方式，逐渐通向实现“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道。从此意义而言，“爱故乡”式的实践型返乡或乡建行动，是个有着百年历史渊源和地方传统的宣传队、播种机、大学校;在这块热土上先辈曾经的好经验、真精神，值得我们见贤思齐、厚道前进。
注释
[1]参见何慧丽、邱建生、高俊、温铁军：《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44页。
[2]何慧丽：《留守群体留守学术——兼评叶敬忠等著〈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别样童年〉》，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第158页。
[3]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4]参见窦克武编：《王拱壁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5]参见邱建生：《故乡力量——珍视、守护、发扬》，载http：//blog.sina.com.cn/u/3175307963。
[6]参见朱启臻等：《留住美丽乡村——乡村存在的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参见何慧丽：《现代化背后的乡愁、乡恋和乡建》，载《人民论坛》2013（15）;《当代中国乡村复兴之路》，载《人民论坛》2012（31）。
[8]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9]参见池桢：《为宛西地方自治正名：彭禹廷的“地方主义”》，《史林》2012年第3期。
[10]同[4]，第304页。
[11]何慧丽、薛莉娟：《返乡型资本：地方工业化的主体》，载《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00页。
[12]新时期知识分子参与的支农支教到新乡村合作社和文化建设，再到城乡互助合作建设试验，再到“爱故乡”的提出，这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农郁）
然而，在强势帝国建立起来的全球资本化秩序下面，受人多地少等基础国情限制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却只能以第二、第三产业剥夺小农的“内生性”工业化方式，将资源资本化的各种代价，制度化地转嫁于中国乡土社会，产生中国式的“农民、农业和农村”之“三农”问题，以及当前严重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留守群体问题，形成程度不一的乡村致贫、致乱和致衰效应。这是近现代史延续至今的、从宏观历史高度形成的概括。倘若承认这一点，我们将从历史比较中来看今日返乡之痛痛在何方，再从对现实阶层群体的辩证分析中来看缓解其痛的力量又源自何处，最后，强调在发展型压迫与家国理性激发下的“爱故乡”实践的重要性。
一、新时期的返乡之痛——发展型压迫
笔者将中国现代化制度变迁背景下的今日种种返乡之痛，统称为发展型压迫的表现。它是在中国经济与全球化资本全面接轨，中国资本、劳动力、产品三大过剩条件下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基础上的双重压迫：一是指中国工业化到了中期发展阶段之后，在城市本位视野参照下的乡村生活压迫;二是在输入型全球化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实体企业倒闭大概率事件所连带的农民工返乡逼迫。
关于第一重发展型压迫——乡村生活压迫的特点有二：（1）以农业产业化方式卷入经济市场化和资本化大潮中，所导致的“增收有限、开支加大”的货币化压迫，这是经济方面的;（2）乡村资源环境破坏和污染严重、家庭基本功能因“离土打工”而受损、乡土伦理道德被支离瓦解的压迫，这是生态、社会、文化精神层面的。在发展主义的制度变迁主导下，农村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村社理性正日趋遭受瓦解，农村青年劳动力被迫外出赚取货币化收入，农业人口日趋老龄化和女性化[1];农村已然形成农业化学化和小农破产化问题、农民群体的经济政治问题、乡村总体性衰败的各种问题[2]。
因是之故，2015年春节期间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返乡笔记”系列——《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迷惘的乡村》（王磊光）、《一个新闻民工的返乡手记：故乡病在哪里？》（孙旭阳）、《一个博士后的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常培杰）、《故乡，连坚定在这里的老父亲都不喜欢你了》（张冲波）等文章，无论其观点其材料如何令读者迷茫、感伤、无奈和难过，大都无外乎是以个案描述的方法，活现了地方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生活生产生态遭遇压迫的种种表现，印证了当代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规律及其城乡张力所形成的转嫁性后果而已。对于社会中大部分人而言，返乡，不过意味着利用节假日从城里到出生地——家乡，在空间上走动一下，并随感成文揭露“乡衰”、饱含“乡愁”的伤感罢了。
关于第二重发展型压迫——农民工返乡逼迫，是指在不稳定的全球化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工业企业出现倒闭或者外资企业转移的现象，一并引发了大量外出打工者返乡谋生现象。今日之发展型压迫，也内含着不得已的现代经济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现象。由于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日益深化，“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为主变成了外部需求的拉力为主;在金融体系上，中国主动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由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新偱环”[3]，对外形成“金融依赖”;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结构性矛盾——劳动力、产能和金融“三大过剩”压力，以及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加剧失衡问题。中国经济跨入工业实体经济的中期阶段之后的发展，将越来越受国际金融主导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
以2008—2009年中国正式进入全球化产业扩张之时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为例：东南沿海企业大量倒闭时21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而当下存在的农民工“返乡潮”，大都是因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对劳动用工要求逐步提升，以及一些外资企业的撤资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在城市越来越无法获得预期收益的农民工索性回到家乡。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带来变数，新兴经济体又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可以预见，输入型危机作为农民工返乡潮的主导因素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返乡者既怀着对乡村现状的伤感，又体验到了城市工业资本排挤工人的残酷。他们的返乡，大多是以行动而不是以笔来书写，这更是一幕幕悲壮之社会活剧。
将当前农村、农民、农业遇到的发展型压迫，与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所遭遇到的生存型压迫相联系，虽有不同，但可看出其内在关联和相同之处。现代化制度变迁和全球化经济是宏观背景和前提条件;从乡村抽取资源导致乡村衰败，从而促发知识分子之“乡愁”情怀与“不忍”行动则是一致的后果。与今日之发展型压迫不同的，当时是表现为物质短缺型的、天灾匪祸式的生存型压迫。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加上当时军阀混战，灾疫蔓延，地主匪霸沆瀣一气，农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以从事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河南人彭禹廷和王拱壁的家乡为例。彭禹廷，河南镇平人，曾于1909年被保送到河南省立优级师范读书，1926年因母病危回乡，在母病逝后为母守墓，时值镇平县土匪猖獗，民无宁日，乡邻和乡绅哭请其想办法解救家乡。留学日本的王拱壁，则是在1918年因接到“父病速归”电报的原因而回到河南老家——西华县孝武营村（今漯河市召陵区青年乡青年村），在办罢父丧后，面对的是——“只见颓垣断壁、路断人稀;到处是死气沉沉，苍凉满目”的家乡，本地青年和贫下中农大都“活不下去”“没有门路”。[4]当时这种农村困境，即活生生的生存型压迫的刺激，事实上也是晏阳初在定县调研中所遇到的“愚”“穷”“弱”“私”的现象刺激，也是梁漱溟在河南辉县与彭禹廷、梁仲华等人一起做河南村治学院、后来到山东邹平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的直接动因。而今日之发展型压迫也促发了当代知识分子参与的影响广泛的、形式多样的乡村建设试验，此为下话。 二、新时期返乡之力——家国理性
有少数论文在揭露乡愁之外，还谈及了以乡村为本位的立场和观点的重要性及其经验。邱建生提出了对故乡力量要珍视、守护并发扬，因为故乡力量内含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等六大元素。[5]朱启臻等人呼吁留住美丽乡村，认为村落具有农业生产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教化价值，村落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根。[6]笔者也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及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复兴，从乡愁、乡恋，再到乡建的原理、方法与经验。[7]这些研究均强调了乡村之于国家、之于现代化、之于人类本身的价值重要性，呼吁人们不再只是言语返乡或者揭露式返乡，即不只是上述的走动式的乡愁或者现代经济危机之下的逼迫返乡;而是多少出于家乡情深尽可能地从行动上回馈一下，或者是与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呼应意义上的乡村建设实践型的“返哺家乡”。相比较于众多受过现代专业规训的博士返乡笔记的白描随感，这些关于强调乡村价值的返乡理论、行动、试验乃至实践，对于今日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而言，更具有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笔者提出“家国理性”这个概念，并追溯历史，冀望于从家国理性的继承与弘扬的角度，谈谈新时期返乡之力。
一些有志之士因感同身受、文化品性而心存家国情怀，并切合实际从社会现实出发开展一些舒缓民众生存型压迫的举措，自觉地践行乡村复兴的使命;这种意识和行动的自觉性，作为践行仁义的中国文化品格，就是梁漱溟所言的“向上之心强，相与情谊深”[8]，我将之称为家国理性。家国理性，是近现代历史上一些人士从事乡建并成为代表性符号的外发性动力。而上述所提到的农村所遭受的这种普遍而真实的生活压迫，无论是当下的发展型压迫，还是昔日的生存型压迫，均潜藏着成万上亿的留守群体及其亲属追求日常生活幸福的基本愿望，这正是当代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能够基本有效、作为乡建运动也大都能够风生水起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即遭遇生活压迫的乡村内生性动力和作为知识分子等群体家国理性的外发性动力相结合，相辅相成地作用于具有历史性社会实在的乡村建设之中。其他的一些建立在区别性之上的诸如理念、学派之不同比较，大都是后来因不同需要而额外被加附上的，是派生的。
以民国时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为例。他们中历来就有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企业家等各阶层人士的多元参与传统。国民党区长彭禹廷、留日学生王拱壁，均因家国之恋和孝亲情怀，不忍于故乡生灵涂炭、家将不家而亲力亲为。彭禹廷在母病逝后辞官戴孝出任镇平县南区区长，组建地方民团，以“剿匪救民”为治标之策，再以搞地方自治建设为治本之策，探索在精神上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致，但规模上缩小为县级社会层面的“三自主义”——“自卫、自治、自富”的宛西自治模式，当时该地区被誉为“中国一千八百县中的模范”。[9]王拱壁则在办罢父丧后，于1920年起持续从事了六年的村庄自治和青年公学教育，实施“农教合一”的教育体制，希望建成“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10]总之，无论是乡村教育者王拱壁，还是当了区长的彭禹廷，都是结合本乡本土的现实问题和实际条件来从事乡建，其根本缘由，均出于对本乡本土父老乡亲生活困境的不忍心，这个不忍心，即家国情怀。近当代史上在乡建事业有所建树的其他仁人志士们，也大都在同样危局下因实践条件不同而殊途同归，包括知识分子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薛仙舟等人的各种乡建试验，也包括五大三粗的军阀——阎锡山的村本政治、“营志重于营利”的官商——张蹇的村落主义试验，卢作孚的重庆乡建试验，孙中山秘书黄展云的福建长乐县营前模范村试验，等等。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人几千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的文化传承，使得乡建理所当然地成为多元人群参与的、多种形式多个层面地改善民众生存状况的一种运动，一种行动努力。所以，只要有现代化压迫下的“三农”问题，便会有基于家国理性之上的或显或隐的乡建。这种来自乡村外发组织或群体的自觉体认以及与民众相结合的包容性、多元化行动，是对西式原子化个体生存价值的一种行动批判，是对源于西方现代化的非此即彼观念以及源于革命潮流的二元对立思想的一种行动批判。
也即，一方面，近现代以来，中国历代政府、企业家、知识分子等主流力量，作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强国的重要助推群体力量，成为中国跨入工业化中期之伟大丰碑当仁不让的镌写者;另一方面，随着地方工业化强力展开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形成、展开及转化，在一定条件的允许和刺激下，他们中的部分群体力量，或许还具有能够自觉形成以新乡土主义为抽象的诸种表现的家国理性之现实机制？这个，道理上是可能的，现实里也是有的。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在现代化与传统乡土社会张力变迁下的各种组织实体和群体行为表现。
如今，政府、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社会主要组织和群体，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家国理性。中央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性举措和一系列组织制度创新，至少证明了政府组织层面着眼于国家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家国理性，这与民国政府推动的新生活方式运动和农村合作运动、乡村教育运动等做法，当然有质的区别。此外，今日企业家，至少返乡型企业家中的一部分人，他们大多有能力有资源，集“家乡之义”与“经济之利”为一体，其心灵深处都有着深厚的恋土恋家之“乡土情结”，这些非资本经济属性的表现，正是他们有可能成为当代“新乡贤”积极参与新乡村建设的内在依据。[11]再者，尽管学术西化仍然是主流，还是发生了以知识分子为倡导、以高校大学生“三农”社团为志愿者与基层干部和群众相结合为特点的新乡村建设运动，还是有知识分子愿意走出一条“自身建设、学术建设与乡村建设”三位一体化的综合性道路出来。
三、新时期富有前景的返乡实践——爱故乡
如果说，现代文明，或者工业化、城市化文明，从长期和本质来看，内含着对人类和自然的破坏本性而并不能完全依赖自身去除，那么，中国所提出的“生态文明”战略，则有着世界性意义。显然，在呼应“生态文明”战略的践行过程中，我们期待一种彻底的、综合的、实践性的返乡。只是，这种返乡实践需要结合当前的发展型压迫和潜藏在各阶层群体中的家国理性等条件历史唯物地理解、真实关联地践行。相对于高度分工、制度化的工业化城市化常态，乡建则是个综合的运动或实践性常态;相对于主流社会标榜的左右派、现代化派革命派之别，乡建无派，要说非归个派，可归为“爱故乡”派。“爱故乡”作为一个广义的统一的志趣性联盟，倡导保存、弘扬乡村传统文化，推行本土经验，保护、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探索、试验爱故乡的道路与方法，培养乡村和社区建设的多样化人才，关爱留在和离开故土的父老乡亲，让理想中的故乡，在珍爱的土地上重现。[12] 只要在“爱故乡”上具有高度的理性体认，并行“道”做“德”地“化”下去，而不只是听说读写地“摆”下去，中国未来希望便有了活水源头，这也是乡建的魅力所在。中国新乡建，若能因势利导地走出一条可持续地维护广大民众生计、尊严与幸福的新生活样式，成为有着扎实社会基础的巨大社会实践，那么它将不只是缓解了工业化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更是承担起了关乎中华文明和平崛起与世界美好出路的时代新使命。
在河南参与乡建十余年，我感受到了愿意持家国理性践行“爱故乡”的存在力量。河南农业文明厚重，在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仍然高歌猛进的今天，还是出现了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新农人”基层组织，诸如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兰考南马庄合作联社、灵宝市弘农书院、社旗兰馨书院、登封归朴农园、泌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漯河市郾城区迦南合作社等;还是出现了愿意以“外发促内生”的方式在生态农业、环境保护、村社传统文化和集体文化保护、新型合作金融、综合农协组织等方面身体力行的“新乡贤”群体，包括国有企业领导、民营企业家、乡镇干部等开明官员，以及郑州市民群体力量，他们本着“不成功也要成仁”的姿态已经从事了现实中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也出现了来自中州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愿意延续知识分子乡建传统的师生群体力量。大家年龄、阅历、职业、资源都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故乡和精神家园，有一个传自祖先的冀望于促进可持续生存的家国理性。
只要各阶层群体的家国理性得到了继承和弘扬，只要民众对今日发展型压迫有正确的认知，便会超越于走动式和乡愁式返乡，便会统筹一切爱故乡的力量和行动方式，逐渐通向实现“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道。从此意义而言，“爱故乡”式的实践型返乡或乡建行动，是个有着百年历史渊源和地方传统的宣传队、播种机、大学校;在这块热土上先辈曾经的好经验、真精神，值得我们见贤思齐、厚道前进。
注释
[1]参见何慧丽、邱建生、高俊、温铁军：《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44页。
[2]何慧丽：《留守群体留守学术——兼评叶敬忠等著〈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别样童年〉》，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第158页。
[3]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4]参见窦克武编：《王拱壁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5]参见邱建生：《故乡力量——珍视、守护、发扬》，载http：//blog.sina.com.cn/u/3175307963。
[6]参见朱启臻等：《留住美丽乡村——乡村存在的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参见何慧丽：《现代化背后的乡愁、乡恋和乡建》，载《人民论坛》2013（15）;《当代中国乡村复兴之路》，载《人民论坛》2012（31）。
[8]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9]参见池桢：《为宛西地方自治正名：彭禹廷的“地方主义”》，《史林》2012年第3期。
[10]同[4]，第304页。
[11]何慧丽、薛莉娟：《返乡型资本：地方工业化的主体》，载《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00页。
[12]新时期知识分子参与的支农支教到新乡村合作社和文化建设，再到城乡互助合作建设试验，再到“爱故乡”的提出，这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