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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的三月五日，胡宗南攻入延安，蒋介石发布的嘉奖电称：“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奖赏……”
五月，蒋致电全部美式装备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称：“抓住解放军主力，实为难得之良机，务必奏奇功于一役。”
可惜，几天之后，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张灵甫亦死。六月，蒋介石在军队内部就此总结说：
“部分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之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不仅如此，“军官普遍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的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发生在前线的最大骗局，就是那些军官还没有和共军接触，就说敌人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他们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
七月，蒋又在党内会议上表示：“余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未对革命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不是经济的危机，不是政治的绝境，也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原因只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
“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
两个月后，蒋宣布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蒋还说：“虽然共匪的组织训练和宣传技巧都比我们高强，然而，我们的主义、思想和（政治）路线，却绝对比他们正确，而且合于民族的需要。所以，只要我们能研究他们的一切，明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有把握来消灭他们。”
不过，面对中共由守转攻，蒋介石亦意识到党国事业已到“存亡危机之秋”。
至一九四八年，战场形势更加严峻，是年一月七日，蒋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悲凉心态：“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占领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蒋在这年一月的内部高级将领会议上，以“斗争进入生死关头”为宗旨，严厉训斥了他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吏，训斥是“为了指出国民党人的弊病和虚弱之因，以使我们转败为胜”。
蒋怒斥道：“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竟能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军官对属下士兵的不闻不问，蒋也深恶痛绝，“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瞄准、射击、侦察、联络等，军官们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部队里不仅做不到同吃、同穿、同住”，而且“将领们还要侵吞军饷”。
同年二月，蔣又对党务工作表示了愤慨：“我们革命的工作，不但苟且因循，且毫无进展。”他说，由于党的错误，“一般社会人士抨击本党，往往不遗余力。甚至把本党同志看作是国家、民族的罪人。”
蒋还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欣赏：“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蒋随后又痛心指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国民党“戡乱军事检讨会”在国防部举行，大会第一天，蒋介石即指出：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亦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抗战胜利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胜利之后的大接收！
蒋还警告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九年，蒋说：“我们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至四月，随着中共在三大战役中全胜，蒋再次反省：“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
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这样的军队，不能不走向失败”。
一九五六年，在败退台湾、痛定思痛、实行土改后，蒋又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毋庸讳言，众多的因素把我们推向了失败……”这包括，在“四年的剿共战争中，我们未能将民生主义的原则，付诸实施。”
（摘自《悦读》）
五月，蒋致电全部美式装备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称：“抓住解放军主力，实为难得之良机，务必奏奇功于一役。”
可惜，几天之后，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张灵甫亦死。六月，蒋介石在军队内部就此总结说：
“部分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之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不仅如此，“军官普遍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的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发生在前线的最大骗局，就是那些军官还没有和共军接触，就说敌人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他们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
七月，蒋又在党内会议上表示：“余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未对革命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不是经济的危机，不是政治的绝境，也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原因只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
“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
两个月后，蒋宣布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蒋还说：“虽然共匪的组织训练和宣传技巧都比我们高强，然而，我们的主义、思想和（政治）路线，却绝对比他们正确，而且合于民族的需要。所以，只要我们能研究他们的一切，明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有把握来消灭他们。”
不过，面对中共由守转攻，蒋介石亦意识到党国事业已到“存亡危机之秋”。
至一九四八年，战场形势更加严峻，是年一月七日，蒋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悲凉心态：“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占领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蒋在这年一月的内部高级将领会议上，以“斗争进入生死关头”为宗旨，严厉训斥了他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吏，训斥是“为了指出国民党人的弊病和虚弱之因，以使我们转败为胜”。
蒋怒斥道：“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竟能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军官对属下士兵的不闻不问，蒋也深恶痛绝，“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瞄准、射击、侦察、联络等，军官们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部队里不仅做不到同吃、同穿、同住”，而且“将领们还要侵吞军饷”。
同年二月，蔣又对党务工作表示了愤慨：“我们革命的工作，不但苟且因循，且毫无进展。”他说，由于党的错误，“一般社会人士抨击本党，往往不遗余力。甚至把本党同志看作是国家、民族的罪人。”
蒋还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欣赏：“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蒋随后又痛心指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国民党“戡乱军事检讨会”在国防部举行，大会第一天，蒋介石即指出：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亦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抗战胜利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胜利之后的大接收！
蒋还警告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九年，蒋说：“我们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至四月，随着中共在三大战役中全胜，蒋再次反省：“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
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这样的军队，不能不走向失败”。
一九五六年，在败退台湾、痛定思痛、实行土改后，蒋又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毋庸讳言，众多的因素把我们推向了失败……”这包括，在“四年的剿共战争中，我们未能将民生主义的原则，付诸实施。”
（摘自《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