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变质后的冀中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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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日。1937年10月14日,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师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部在河北省晋县小樵镇宣布起义,从此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称“人民自卫军”,冀中平原上,树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后人民自卫军北上高阳与冀中地方党会合,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北省中部,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人口绸密,物产丰富,四周有平汉、平津、津浦、德石四条铁路,严重威胁着敌人在华北的战略要点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并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
  1942年5月1日,日本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率5万日军并配大量伪军,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规模空前、极为残酷的大扫荡,妄图以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围歼冀中区领导机关、主力部队,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此次大扫荡历时两个月,史称“五一大扫荡”,反扫荡斗争则称为“五一反扫荡”。
  有关反映冀中抗日根据地“五一大扫荡”与“五一反扫荡"的档案很多,但河北省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五一”变质后的冀中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档案独具特色,很值得人们一读和研究。
  此文写于1945年3月,距“五一反扫荡”将近三年,是对“五一反扫荡”成败得失的一个总结。作者张达,1905年生,河北定州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教务主任、中共冀中七地委书记、冀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河北省第5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1941年10月至1942年6月,张达任中共冀中区第七地委代理书记。冀中七分区该文就是张达以冀中七分区反扫荡的经验为基础而撰写的。这里所说的变质是指冀中由大块的抗日根据地变为被敌细碎分割的游击根据地。该档案目前有三个版本,第一是原稿,写于1945年3月,计165页,约5万余字,字迹比较潦草,且文字经过多次修改,另外由于纸张轻度破损,并予以托裱。第二是河北省委秘书处机要股出于档案保护之目的,于1950年照原文手抄一份,该抄件长宽分别为20厘米、15.5厘米,计98页,文字比较工整。第三是河北省委办公厅档案科于1958年5月搞的翻印件。计79页,铅印,字迹清楚,但由于校对方面的原因,文字错误较多。
  全文分两大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专题。第一部分,武装政策问题:一、五一变质前的大体情形;二、五一大扫荡与反扫荡;三、五一变质后的形势;四、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的开展:(甲)青纱帐后武装斗争面临的几个困难及解决办法;(乙)几个具体战术的产生与战术问题;(丙)领导一元化斗争一元化;(丁)武装斗争与群众的斗争相结合使对敌斗争成为群众战;(戊)向广泛性发展;(己)武装斗争与伪军工作;(庚)地道斗争在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中的地位;(辛)敌之碉堡政策的失败与我反碉堡政策的成功。第二部分,对敌斗争的两面政策问题:一、两面政策之发生发展过程;二、两面政策提出和取消时机和条件;三、关于掌握应敌与敌人的反两面政策;四、两面政策与各种斗争的配合;五、小结。下面对该档案第一部分进行摘要公布,以飨读者。
  一、武装政策问题
  (一)五一变质前的大体情形
  为了说明冀中五一变质后武装斗争的经验,需要将五一变质前游击战争的发展过程,作一简要的叙述。
  五一变质前游击战争的开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时期(1937年至武汉失守);第二是反扫荡反分割时期(武汉失守至1941年3月);第三是反蚕食斗争时期(1941年3月至1942年五一)。
  (甲)冀中根据地创立时期。七七事变后,地方党协同六九一团发动武装人民组织了将近十万的游击队,在冀中平原上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认为在抗战后在根据地初期建立的时期应有两条:一条是“一切为了武装”,二条是“一切为了广泛”,这两条原则是不可违犯的。
  反扫荡反分割时期(武汉失守至1941年3月)。武汉失守后敌人回师扫荡敌后,冀中局面开始残酷起来,敌人在这一时期,企图以分割与扫荡的方针,迅速确守冀中,因此当时我们的方针也是反扫荡与反分割。我们在这一时期提出了点线斗争为敌我斗争的“焦点”。第一强调了交通战,一方面动员了一切力量破坏敌人公路(铁路),并阻止敌人修筑新的公路,另一方面挖掘道沟(车道沟),改造冀中地形,以阻止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运动。第二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孤立敌人,使其据点和碉堡变成死钉子,逼使小股敌人不敢大胆行动。
  (乙)反蚕食斗争时期(1941年3月至1942年五一)。
  敌人从两年来扫荡的经验中,认识到以分割与扫荡的方针确保冀中是不可能的。至1941年3月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后,便从分割扫荡迅速确保冀中的方针,代以长期蚕食的政策。首先从边沿向根据地逐渐蚕食稳扎前进,其方式及步骤如下:
  第一逐点逐村蚕食,即向根据地逐渐伸入据点或碉堡,并从据点或碉堡周围,逐村突击,直至将附近村庄变为爱护村然后再次稳扎前进;第二建立据点群,实行大块蚕食;第三先以点线,分割我某一地区,然后再进行逐渐蚕食。
  自敌人采用此种方针后,我根据地即逐渐缩小,至42年五一前,冀中抗日根据地所剩的已不及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二以上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形势岌岌可危。但我们在思想上方针上和行动上是有严重错误的。
  第一在思想上认为冀中的基本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根深蒂固,不可摧毁,抱有极大的乐观主义,思想上毫无变质的准备。
  第二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今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也是决定冀中命运的一年”。
  第三在反蚕食斗争的方针上:敌人采用了蚕食方针后,我们是麻痹的,仍然是集中力量准备反扫荡,但当查觉敌人的蚕食企图时,根据地已被蚕食大块了。
  第四在实际行动上:不敢大胆深入敌后,处于内线作战,将反蚕食斗争的最大部分力量(包括地方工作)放在正面,形成正面的防御,同时当敌人蚕食一块,在那地方的游击队地方干部即行退出,形成敌人步步稳扎前进我则节节仓皇后退的现象,等到根据地缩小到一定程度时,五一大扫荡到来,冀中抗日根据地终于变质。
  第五在战略与战术思想上:当时对毛主席“主要的武装斗争形式与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之游击战争的定义,在思想上是教条的了解,因此形成了军事孤立主义或单纯军事观点,在实际上把游击战争了解为游击战术(如打一打伏击袭击箝制伏敌就是游击战争)。
  第六在领导与指挥关系上:在领导与指挥上是二元化不是一元化,军队领导部队工作,区党委领导地方工作并指挥游击队,两个山头各行其是,联系很差,领导既为二元化,就妨碍了武装斗争与地方的各种斗争之结合,于是在斗争上也形成斗争二元化,甚至有时造成多元化,这种违犯游击战争的“领导与指挥二元化”“斗争二元化或多元化”现象在当时是很严重的。
  (二)五一大扫荡与反扫荡
  五一大扫荡是五一前反蚕食斗争失败的继续,五一反扫荡的错误也是五一前反蚕食斗争的继续。
  从战略意义来说冀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威胁着平津、平汉、津浦、德石四大交通干线,复加以冀中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八百万人口),且为产棉区,引起敌人的极大注意。以上是客观的原因,再由于主观上的原因(如对形势估计的错误及反蚕食斗争的失败),经1942年五月一日,敌人以五万日军(岗村亲自坐飞机指挥)五十天的大扫荡冀中变质了。
  五一大扫荡与以往的大扫荡是显然不同的。敌自称五一大扫荡为“建设作战”(亦称“棉花战”),一面进行所谓铁壁合围拉网扫荡,一面则在扫荡中广泛建立碉堡公路封锁沟,俟扫荡结束后,冀中变成碉堡如林,公路封锁沟交错如网,由大块的抗日根据地变为被敌细碎分割的游击区了。(敌人此种办法是五一前反蚕食斗争经验的发展)
  “五一扫荡”后,日寇在冀中增设据点、碉堡1700多个,修建公路1.5万余里,挖封锁沟8300多里,筑封锁墙1000余里。以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
  我们五一反扫荡在战役指导原则上是有错误的。上自高级领导机关,对扫荡形势的估计,认为此次扫荡也无非与以往扫荡一样,只不过是“雨过天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区党委在扫荡中期曾有“雨过天晴,青纱帐翻身抬头恢复局面”之电报指示,因此所有干部在思想上毫无变质的准备,只是一面反扫荡,一面等待扫荡结束后,整理组织恢复工作。但主观愿望只是主观愿望,结果是冀中变了质。
  由于对扫荡形势估计错误了,因此在反扫荡的战役指导上,也发生原则的错误,主力军没有先行外转(转出冀中地区),也没有高度分散,更未能深入敌后(因在五一前反蚕食斗争中单纯防御现象未能在敌后打下基础,部队也甚缺乏敌后活动的经验),主力军地区队游击队,都集中在狭小的基本区(不及全冀中的三分之一),敌人以四五万军亦布置在基本区进行拉网扫荡铁壁合围,于是形成到处都是集中的敌人,到处亦是集中的我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之武装随时随地都有被敌人歼灭的可能,以致遭受了空前未有的损失(如八分区司令部之被围歼,司令员政委牺牲,骑兵团、二十三、三十团、五十八团均受严重损失,如将游击队地区队计算在内,伤亡溃散少至万人以上,抗日资财,人民物资的损失更为重大)。
  冀中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6月8日率三十团一部、二十三大部及分区直属机关一部,准备转移,在河肃(河间至肃宁)公路西南地区的薛村被日寇包围,常德善、王远音二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部队受严重损失。
  (三)五一变质后的冀中形势
  冀中经过五一大扫荡后,即从大块的抗日根据地,变质为细碎分割的游击根据地了。大扫荡结束后,敌人的所谓“建设作战”已达目的,碉点公路沟濠如林如网,曾有一时碉点达两千个上下,公路沟濠非只三两万里所可比拟,一般三、四个村即有一碉点,碉点最密的地方,甚至村村皆有,每个碉点之间尽以公路电话线(部分公路有电话线)连结着,并在公路旁挖成深两三丈之封锁沟,(除此以外,敌人将我之道沟完全填平,以造成完全有利于敌人之地形)以图用此细碎分割之碉堡政策永远确保冀中。
  大扫荡结束后,敌人即由以军事为主的扫荡进入以政治为主的清剿了,驻扎碉点内敌伪特务汉奸三五成群到各村(甚至每天村村可到)进行连续的轮番清剿,捉捕干部抢掠奸淫屠杀,其目的在于镇压群众的情绪,掠夺抗日资财,彻底摧毁我之下层组织根绝我军之活动。
  敌伪兵力由五一以前分散或集中配备,变为高度分散的布署,将敌伪分散驻扎于无数的碉点中,其清剿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普遍的小股清剿,到村毒打群众强迫交出抗日资财和武器(主力军丢失的及民兵的武器),强迫报告村干部姓名及各抗日组织名单并命令维持会逮捕干部交给敌人,号召干部自首,强迫男女群众去给敌人修建岗楼筑公路挖封锁沟,实行清街清野,一经搜出(不去当夫者)即毒打,或枪杀。
  第二、联合“讨伐”,不同建制的敌伪,对某一地区,进行有计划的联合出击,目的在消灭我武装。
  第三、有重点的清剿,对我工作基础坚强或工作暴露突击的地方,集中兵力(配合宪兵队特务队伪警察)举行定期的(数日、半月或一月以上)重点清剿。
  第四、重点搜角,抽查清剿:先由特务调查准确,夜间堵门抓捕干部,或突然包围村落某一角或仅包围数家(我部队好住村角,干部好住工作基础坚强的街道或抗日积极的人家)详加搜索,使干部及三五成群之游击队不及躲藏(钻洞)乘机逮捕或击毙。
  第五、驻扎清剿,敌伪出动后,驻在某一村或数村连日连夜(一驻数日)进行清剿。
  第六、竭泽而鱼的办法,对我基础强又突出的某些小块地区,突然以数千敌伪铁壁包围,在该地区之周围,密布敌伪,数十步点一火把火光烛之,四面呐喊,将我抗日干部或武装封锁在内,每日到各村清剿,强行召集群众开会,进行毒打要干部出洞,并大肆破坏地洞,挖掘干部(干部藏在洞内),如此一连数日或十余日连续清剿(如对定县一区三十余村庄,敌曾使用此办法)。
  第七、组织夜游队,夜间出动,捕捉干部。
  第八、远道奔袭(敌人此种战术主要用于1943年下半年及1944年,那时局面已渐打开,逼使敌人撤退了一部分碉点)。
  敌人的清剿方式,大致有以上几种办法,除此之外,敌人大量索要和抓捕青壮年,扩大伪军,组织特务队、工作队、叛徒队、剔决队、宪兵队等特务武装做为摧毁我下层组织之先锋队,同时在各村广泛建立密侦坐探,作为敌之耳目,使公开与秘密相结合,以达其摧毁我下层组织之目的。
  (四)广泛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
  自从收到彭德怀同志关于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后,纠正了五一变质后青纱帐期间的错误,至青纱帐倒后,冀中游击战争才得到了正确的广泛的开展,这是决定冀中命运的大问题。
  由于冀中是平原,五一变质后,又是被敌细碎分割的地区,因之冀中的游击战争是在敌人的点碉林立,沟路交错狭小的缝隙中开展起来的,因而也产生了它的不同的特点和经验。
  (甲)青纱帐后武装斗争面临的几个困难及解决办法
  第一、部队驻防与活动问题
  青纱帐倒后,部队隐蔽的屏障失掉了,到处都是面临着敌之碉点和公路,加以敌人清剿频繁,甚至日夜出动,部队随时随地皆有被敌发现,遭敌合击追击截击或歼灭,虽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拥护和掩护,但在此处处皆是敌人的环境下,部队活动感到极大的困难。为此问题,干部和战士在青纱帐倒时,曾一度发生极大的恐慌和苦闷。在此种残酷环境下迫使我们发现了秘密驻防,隐蔽活动的办法。自从采用了这种办法后,在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和掩护下,部队虽每日在敌人的视域中和肘腋下,穿来穿去,也难以被敌人发现。
  第二、打与走的矛盾。
  第三、打仗与群众利益的矛盾。
  (乙)几个具体战术的产生与战术问题
  在此斗争尖锐复杂的局面中,有群众的掩护,隐藏驻防及两面政策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条件下,产生了以下几个具体战术:
  第一、村落隐伏战。青纱帐倒后,敌伪每日小股出动清剿,我隐蔽驻军,便于设伏,乘敌伪疏忽大意毫无准备到村清剿之时,我乘敌不意突然伏击歼灭之。
  第二、村落连环战。我秘密驻防设防数村,形成倚角阵地,备敌来攻或暴露一点诱敌来攻(如利用联络员以多报少诱敌出动),我即以设伏部队以压倒优势攻击或歼灭之,但应快打快走分散撤退。
  第三、堵门战术。抓住敌伪夜间出动之规律,设伏于据点门外路旁,乘敌不备伏击之。
  第四、反合击战术。部队驻防于其不同建制的边界,或靠近其据点驻防,在敌人合击时,出其不意打其一路迅速跳出合围圈。
  第五、混袭战术。由于敌政权普遍建立,村村资敌,造成我化装混袭之条件,例如伪装给敌人送情报送礼物,或利用其他合法勾当,混入据点或碉堡内,一举而攻克之。
  第六、羊拉屎战术。在被动作战的情况下,在敌人追击中,我依靠群众掩护的条件,随打随走随藏,仗打完了,我们也藏完了。
  第七、强袭战术。有些碉堡异常疯狂,对人民对工作为害甚大的时候,必要时可采用强袭办法,以机关枪封锁碉堡之枪眼(需要相当兵力),在火力掩护下接近碉堡,以烈火燃烧碉堡之木门,木门烧着,整个碉堡被焚毁点了天灯,伪军最害怕此种办法,我之损失亦不大。
  (丙)领导一元化斗争一元化
  第一、领导关系与指挥关系
  根据冀中变质后“地区被细碎分割造成极端不平衡,情况变化迅速突然,斗争尖锐异常”之特点,在领导关系与指挥关系上也产生了与一般地区不同的特点。部队及地方干部经常是秘密活动高度分散的(部队分散到连排班甚至小组,地方干部分散到单人活动),再加以交通困难,难以联系,咫尺千里不易相见。同时由于地区与斗争的复杂性,情况变化的突然性,这些客观的具体情况就要求我们在领导与指挥关系上确定了以下的原则:第一,必须使各级(分区、县、区甚至村)与分散活动的小部队成为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培养其独立工作与作战的能力,并使各级党委成为当地的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该地区活动的一切部队绝对置于当地党委的领导与指挥之下,以便党政军民齐一步调统一行动集中力量进行对敌斗争。第二、上级在指挥与领导上必须给予下级以高度的灵活性,使其能够见景生情,临机立断去处理问题,独立作战。(当时部队甚至一个连排班,甚至村级干部都形成独立的作战单位),任何机械的批示的指挥都是有害的,但在长期分散中为了避免“遍地皆诸侯”闹独立性的现象,应使下级养成坚决执行命令与指示的习惯,就是说一方面既要上级给予下级执行命令和批示高度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又要使下级养成服从命令和指示高度的顽强性,不然就要闹毛病。
  第二,怎样实现斗争一元化
  (1)冀中五一前也曾经喊了不少的“武装斗争与各种斗争结合”“党政军民步调要齐一,行动要统一,力量要集中”等等斗争一元化的口号,但因为组织领导是二元化的,而在政治领导上则要求斗争一元化是很困难的,接到中央领导一元化的指示后组织领导的一元化才真正实现了斗争的一元化或总力战。
  (2)武装斗争不是站在其他各种斗争之外而是站在各种斗争之中。
  (3)武装斗争服从当地当时的具体政治任务。
  (丁)武装斗争与群众的斗争相结合使对敌斗争成为群众战
  冀中是平原,既无山岳又无湖沼,唯一的依靠是广大群众,武装斗争必须紧密的与群众相结合,使对敌斗争成为群众战,才能制胜敌人。这是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唯一根据。尤其是五一后,环境残酷,斗争复杂,若无“群众战”的游击战则斗争的坚持更是不可能的。
  第一、武装斗争必须有坚强的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武装斗争是保卫群众利益而战,是要通过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共同作战。
  第二、广泛建立培养土生土长的游击队和干部,这一问题是使游击战斗成为群众性或群众战的决定因素。
  第三、普遍发展民兵开展爆炸运动。
  (戊)向广泛性发展
  第一、从五一后冀中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出发,游击战争再向广泛性发展中,首先要遵守的几个原则:
  1、敌分散我也分散,敌集中我也分散但要作到临时的集中。
  2、要坚持“以钝对锐以软对硬”的原则。
  3、要坚持“使敌人不疼不痒但又疼又痒”的原则。
  第二、怎样向广泛性发展
  1、把全部武装都要变武工队。
  2、开辟敌占区转化游击区扩大游击根据地。
  (巳)武装斗争与伪军工作
  第一、伪军工作的重要。伪军工作在冀中游击战争中占了极重要的地位。
  第二、伪军政策。
  1、“单打一”政策。“单打一”是在五一后环境复杂斗争尖锐的条件下产生的,是“打击少数,争取多数”的具体化。
  2、“大捉放”政策。只要捉住就放,还要优待,并以伪军政策教育。
  (庚)地道斗争在冀中游击战争中的地位
  由于地道的广泛开展,地下斗争配合了地上斗争,非法斗争结合了合法斗争,有力的掩护了游击队,保存了干部和广大青年群众,推动了武装斗争,使地道斗争在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中,占了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辛)敌人碉堡政策的失败与我反碉堡政策的成功
  五一后冀中之所以变质,是敌人实施碉堡政策的结果。五一变质后,冀中游击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孤立了碉堡政策的原因,至1944年冀中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恢复(恢复了1940年以前大块根据地之状态),也是由于破坏了碉堡政策的结果,因此敌之碉堡政策我反碉堡政策,成为敌我斗争的焦点。碉堡政策的成功,孤立或被打破?是决定斗争之能否坚持,胜利与失败关键。
  总的来说:八年来冀中的武装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所执行的是基本上的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而且在基本上正确的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发动了群众,发展了党和建立了政权,创造了根据地,坚持了五一变质后残酷的斗争,得到了丰富的经验,不然这一切成绩是无法说明的。但无论成功的方面,错误的方面,都给了我们以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都是用血换来的,将来会帮助我们不犯大错误或少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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