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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妪背负天真幼童, 衣衫褴褛拘偻着身躯, 如同枯藤老树突发新枝的瞬间, 生命在顽强地传递着。徐匡画里有感动人心的质朴纯真。剥离色彩之后的宁静极富穿透力，他的版画很古典。采访回来途中，雨丝浙浙沥沥从车窗掠过，霎时倾斜成徐匡的笔触。
我一坐下就迫不及待与徐匡聊他的画。“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我由衷地感到幸运。”可是徐匡没接我的话题，开门见山第一句，就从他饱含情绪的声调中迸了出来。随后，他便以他丰富有趣表情，径自说将起来。
“60年前我就住在上海，就是万航渡路一带。”他用上海话连说几遍“万航渡路”，其口音之纯正令我诧异。
“我老家在四川，后来逃难到了湖南，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家里有六个子女，我排行老三，生活很困难，跟老师申请补助很不好意思，一直就想进个公费工艺学校。
小学毕业后，全国解放了，正好上海行知艺术学校第一次招生，我是半遂了心愿半稀里糊涂考进了美术组。行知艺术学校全部免费，所以我真的是党培养起来的。”看得出，激情年代的火苗，至今还在徐匡童贞一样的心中燃烧。
行知艺术学校在解放初由政府出资，在少年中培养各类艺术人才，因为经验不足，只办了一年就解散了，学生转入普通中学。虽然时间不长，不过，那一拨人后来都在各艺术领域成为娇娇者。徐匡的姐姐原来也在行知学艺术学校音乐组,他入学时，姐姐已经参加工作，在上海合唱团。
美院附中
行知艺术学校给了徐匡最初的艺术启蒙，绘画专业学习是他到了北京以后的事。行知学校没了，徐匡已迷恋上绘画，一心只想考美校深造。那时华东地区美术最高学府是浙江美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由于体制的关系，浙江美院在名义上是中央美院的华东分院。小孩子脾气，打定主意，不读则已，要读就读总院。就这么着，年少气狂的徐匡拎个破皮箱就上了火车。
“父母不希望走那么远，当时姐姐写信告诉我，我们这么多人送你，你都不看我们，就这样离开家了。”徐匡回忆道。
在北京，他住进同学家的厨房里，赶在最后一天报上了名。发榜那天，他紧张得都不敢看，就怕心愿落空，最后终于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找到了自己。又是公费学校，对徐匡来说真的太幸福了。
附中当时不单准备为中央美院输送人才，也为日益需要的当时社会主义宣传做美术人才的普及工作。徐匡就在中央美院附中的四年中打下了扎实的美术基础，他的一手好素描就是在那里学得。每天上午业务课，下午文化课。第四年就什么都来一点，雕塑、木刻等。
一年级时，他成绩一般，三年级时姐姐去苏联柴格夫斯基学院学音乐，那个年代，人人向往去苏联留学，有姐姐在那边的他，心中暗自定下了留学的目标，三四年级门门功课都得满分。
《待渡》
1957年，到了三年级，突然之间就开始了反右。已经是团支部书记的他就是想不通平常好好的同学和老师，一夜之间怎么就变成了右派，不免心生同情之心。这事想久了，却越发觉得自己问题严重，怎么能同情呢，徐匡觉得自己真的要改造。
“当时接触到高尔基的文学，对我影响非常大，还有米丘林，牛虻写的书等等都是对我们青年一代很大改变的。
我和另一个同学发现四川有油田，是川中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私下就写了信，可以去那里写美术字、出墙报嘛，我们非常愿意去给工农兵服务。就是一直没有回音。”五十年后，徐匡说起来还有些跃跃欲试。毕业时他却被分配到了四川的重庆美协。后来才知道重庆美协的要求调来两个业务好点的同学。
临别时校长婉惜地告诉他，他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中央美院，事已至此徐匡依然不给余地说：“我不考。”
以后整整50年徐匡一直在美协工作。开始什么都干，编重庆画报，采访，回来编剧本、画连环画，配合当时的政治宣传。
“到单位后，才真正理解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意义。我的第一个作品《待渡》就是由深入生活的速写稿演变过来的”徐匡说。
1958年徐匡到重庆，第二年就创作了成名作《待渡》。水光粼粼渡口，四位青年建设者静静等待出发，三位女青年，有阅读，有遐想。大江的亮部一位男青年意气风发遥望远方，表现那个激情年代青年人献身祖国的豪情，其实也是徐匡自己热切希望加入这一洪流的自我写照。
同年，莱比锡“世界版画比赛会”，中国选送10幅作品参赛，《待渡》是其中一幅，这在当时美术界是一件大事，各大报刊都有报道，《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作品，那年徐匡21岁。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徐匡版画创作的高峰期，这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的《草地诗篇》是1米以上的大幅木刻，真实、精致、深入地刻画人物和环境，刀刀到位，一丝不苟，将木刻刻到极致，这种版画风格在中外版画中极为少见。
《草地诗篇》刻画了那一代女青年的风采，白马俯首，伏帖地让她在背上写诗，广阔天空浮动白云，辽阔草地百花争艳，昔日红军走过的草地而今生机盎然。
1975年，文革还没有结束，人民处于审美饥渴之中，《草地诗篇》一经展出就引起轰动，长久不衰。30多年过去了，生命力犹存，唤起观众对一个时代的群体记忆，成为时代象征。
第二年，徐匡和阿鸽深入西藏生活9个月，前后构思两三年，完成又一力作《主人》，这回没有情节，也没有背景，以极其概括手法表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重大主题。手执镐头的藏族男子，不卑不亢，微笑中透着威武，铜像般站在观众面前。《主人》在1979年全国美展中夺得一等奖。
1984年，又一力作《高原的阳光》再次获得当年全国美展银奖。
重拾刻刀
至此，徐匡兴趣转向油画，几乎停止了20年版画创作，还当起了美协“画家村”村长。
”老的版画家都说你已经搞到极致了，再弄下去没有突破了。其实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的，版画只能这么简单，味道有，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东西。审美观是在变化的，跟不上群众的欣赏水平。为什么停一段时间，就是在思考，需要突破自己。“徐匡接着道。
2004年，全国美展版画部分在四川展出，徐匡不得已重新出山。在检视过去几十年的创作素材时，目光在一张边边角的场景中的一对祖孙身上停住。饱经风霜的老人背着现代的孙儿向前走，老人陈旧的藏袍、草帽、紊乱的花鬓，与孙儿的新衣、新帽、稚气的表情形成对比,画面闪烁人性光芒，平凡中现出人生真谛。
”这种对比深深的触动了我，我从来没有画过这么大的，我爱人都感到惊讶，怎么会画这么大的。“徐匡有些激动。
这就是后来的《奶奶》，作品感动了评委，在当年全国美展所有作品中惟一取得评委全票，再一次获得最高奖。那年全国美展所有获奖作品赴韩国展出时，《奶奶》被印成展览的海报。
业界点评之徐匡
我认为他是充实的寂寞，自信的孤独。一个艺术家要想达到艺术的高境界，必然要走寂寞之道，在寂寞中冷静思考，于孤独中完成艺术上的升华。在人们热衷于包装与宣传，追求名与利的今天，徐匡的做法很容易被看成是与时代潮流不相合融的异类。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
一位杰出的画家，其作品大都具备独特性、象征性、审美性。徐匡的版画作品具备了上述“三性”，他用个性的艺术语言创造了象征不同时期的典型人物和审美追求，使自己的作品在广大人民心中扎下根，在艺术之林确立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地位，因此，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李焕民
徐匡的艺术给人的启示太多太多。他的低调，他的安静，他的投入，他对生活与艺术的热情，在这个浮躁、炒作、苍白和无病呻吟充斥的当代画坛，显得那样的另类与格格不入。但是，徐匡的杰出的创造，连同无数观众的感动与震撼，却显示出来自生活出自真诚的现实主义艺术无限的生命之力。
—— 四川师范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院长、四川大学教授林木
我一坐下就迫不及待与徐匡聊他的画。“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我由衷地感到幸运。”可是徐匡没接我的话题，开门见山第一句，就从他饱含情绪的声调中迸了出来。随后，他便以他丰富有趣表情，径自说将起来。
“60年前我就住在上海，就是万航渡路一带。”他用上海话连说几遍“万航渡路”，其口音之纯正令我诧异。
“我老家在四川，后来逃难到了湖南，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家里有六个子女，我排行老三，生活很困难，跟老师申请补助很不好意思，一直就想进个公费工艺学校。
小学毕业后，全国解放了，正好上海行知艺术学校第一次招生，我是半遂了心愿半稀里糊涂考进了美术组。行知艺术学校全部免费，所以我真的是党培养起来的。”看得出，激情年代的火苗，至今还在徐匡童贞一样的心中燃烧。
行知艺术学校在解放初由政府出资，在少年中培养各类艺术人才，因为经验不足，只办了一年就解散了，学生转入普通中学。虽然时间不长，不过，那一拨人后来都在各艺术领域成为娇娇者。徐匡的姐姐原来也在行知学艺术学校音乐组,他入学时，姐姐已经参加工作，在上海合唱团。
美院附中
行知艺术学校给了徐匡最初的艺术启蒙，绘画专业学习是他到了北京以后的事。行知学校没了，徐匡已迷恋上绘画，一心只想考美校深造。那时华东地区美术最高学府是浙江美术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由于体制的关系，浙江美院在名义上是中央美院的华东分院。小孩子脾气，打定主意，不读则已，要读就读总院。就这么着，年少气狂的徐匡拎个破皮箱就上了火车。
“父母不希望走那么远，当时姐姐写信告诉我，我们这么多人送你，你都不看我们，就这样离开家了。”徐匡回忆道。
在北京，他住进同学家的厨房里，赶在最后一天报上了名。发榜那天，他紧张得都不敢看，就怕心愿落空，最后终于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找到了自己。又是公费学校，对徐匡来说真的太幸福了。
附中当时不单准备为中央美院输送人才，也为日益需要的当时社会主义宣传做美术人才的普及工作。徐匡就在中央美院附中的四年中打下了扎实的美术基础，他的一手好素描就是在那里学得。每天上午业务课，下午文化课。第四年就什么都来一点，雕塑、木刻等。
一年级时，他成绩一般，三年级时姐姐去苏联柴格夫斯基学院学音乐，那个年代，人人向往去苏联留学，有姐姐在那边的他，心中暗自定下了留学的目标，三四年级门门功课都得满分。
《待渡》
1957年，到了三年级，突然之间就开始了反右。已经是团支部书记的他就是想不通平常好好的同学和老师，一夜之间怎么就变成了右派，不免心生同情之心。这事想久了，却越发觉得自己问题严重，怎么能同情呢，徐匡觉得自己真的要改造。
“当时接触到高尔基的文学，对我影响非常大，还有米丘林，牛虻写的书等等都是对我们青年一代很大改变的。
我和另一个同学发现四川有油田，是川中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私下就写了信，可以去那里写美术字、出墙报嘛，我们非常愿意去给工农兵服务。就是一直没有回音。”五十年后，徐匡说起来还有些跃跃欲试。毕业时他却被分配到了四川的重庆美协。后来才知道重庆美协的要求调来两个业务好点的同学。
临别时校长婉惜地告诉他，他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中央美院，事已至此徐匡依然不给余地说：“我不考。”
以后整整50年徐匡一直在美协工作。开始什么都干，编重庆画报，采访，回来编剧本、画连环画，配合当时的政治宣传。
“到单位后，才真正理解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意义。我的第一个作品《待渡》就是由深入生活的速写稿演变过来的”徐匡说。
1958年徐匡到重庆，第二年就创作了成名作《待渡》。水光粼粼渡口，四位青年建设者静静等待出发，三位女青年，有阅读，有遐想。大江的亮部一位男青年意气风发遥望远方，表现那个激情年代青年人献身祖国的豪情，其实也是徐匡自己热切希望加入这一洪流的自我写照。
同年，莱比锡“世界版画比赛会”，中国选送10幅作品参赛，《待渡》是其中一幅，这在当时美术界是一件大事，各大报刊都有报道，《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作品，那年徐匡21岁。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徐匡版画创作的高峰期，这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的《草地诗篇》是1米以上的大幅木刻，真实、精致、深入地刻画人物和环境，刀刀到位，一丝不苟，将木刻刻到极致，这种版画风格在中外版画中极为少见。
《草地诗篇》刻画了那一代女青年的风采，白马俯首，伏帖地让她在背上写诗，广阔天空浮动白云，辽阔草地百花争艳，昔日红军走过的草地而今生机盎然。
1975年，文革还没有结束，人民处于审美饥渴之中，《草地诗篇》一经展出就引起轰动，长久不衰。30多年过去了，生命力犹存，唤起观众对一个时代的群体记忆，成为时代象征。
第二年，徐匡和阿鸽深入西藏生活9个月，前后构思两三年，完成又一力作《主人》，这回没有情节，也没有背景，以极其概括手法表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重大主题。手执镐头的藏族男子，不卑不亢，微笑中透着威武，铜像般站在观众面前。《主人》在1979年全国美展中夺得一等奖。
1984年，又一力作《高原的阳光》再次获得当年全国美展银奖。
重拾刻刀
至此，徐匡兴趣转向油画，几乎停止了20年版画创作，还当起了美协“画家村”村长。
”老的版画家都说你已经搞到极致了，再弄下去没有突破了。其实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的，版画只能这么简单，味道有，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东西。审美观是在变化的，跟不上群众的欣赏水平。为什么停一段时间，就是在思考，需要突破自己。“徐匡接着道。
2004年，全国美展版画部分在四川展出，徐匡不得已重新出山。在检视过去几十年的创作素材时，目光在一张边边角的场景中的一对祖孙身上停住。饱经风霜的老人背着现代的孙儿向前走，老人陈旧的藏袍、草帽、紊乱的花鬓，与孙儿的新衣、新帽、稚气的表情形成对比,画面闪烁人性光芒，平凡中现出人生真谛。
”这种对比深深的触动了我，我从来没有画过这么大的，我爱人都感到惊讶，怎么会画这么大的。“徐匡有些激动。
这就是后来的《奶奶》，作品感动了评委，在当年全国美展所有作品中惟一取得评委全票，再一次获得最高奖。那年全国美展所有获奖作品赴韩国展出时，《奶奶》被印成展览的海报。
业界点评之徐匡
我认为他是充实的寂寞，自信的孤独。一个艺术家要想达到艺术的高境界，必然要走寂寞之道，在寂寞中冷静思考，于孤独中完成艺术上的升华。在人们热衷于包装与宣传，追求名与利的今天，徐匡的做法很容易被看成是与时代潮流不相合融的异类。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
一位杰出的画家，其作品大都具备独特性、象征性、审美性。徐匡的版画作品具备了上述“三性”，他用个性的艺术语言创造了象征不同时期的典型人物和审美追求，使自己的作品在广大人民心中扎下根，在艺术之林确立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地位，因此，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李焕民
徐匡的艺术给人的启示太多太多。他的低调，他的安静，他的投入，他对生活与艺术的热情，在这个浮躁、炒作、苍白和无病呻吟充斥的当代画坛，显得那样的另类与格格不入。但是，徐匡的杰出的创造，连同无数观众的感动与震撼，却显示出来自生活出自真诚的现实主义艺术无限的生命之力。
—— 四川师范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院长、四川大学教授林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