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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张志功，解放军出版社，2014
习仲勋同志逝世后，新华社电稿发布了中共中央的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政声留人后，我们无法想象当事者本人如何看待。追溯习仲勋生前88岁寿辰时与本书作者、74岁秘书张志功的一段对话，袒露心扉，令人动容。这段对话发生在2001年10月，身边工作人员与习仲勋谈起中央批准编辑撰写《习仲勋文选》《习仲勋传》和《习仲勋革命生涯》3本书的情况，他坦言相告，尤其对个人传记不太感兴趣，略作沉思，用几句话概括自己一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自己；没有犯过‘左’的错误，没有整过人。业绩平平，问心无愧。”习仲勋自我总结三个“对得起”，两个“没有”，平常平实背后的寓意和内涵，是他个人淡泊品格的写照，也是深思远虑的凝结。
自23岁起开始任习仲勋秘书工作的张志功同志，从西北局到国务院，从广东省委到中央办公厅，前后跨越了20世纪从50到80共4个年代，在习仲勋身边工作长达20年，交往超过了半个世纪。在习仲勋晚年，张志功同志仍然经常与习书记见面，交流看法和思想，参与完成习书记交办、委托的有关事宜。张志功同志在诸多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下，历经四五年时间，在他87岁高龄时，完成了这部史述兼备、情理并重的著作。
习仲勋同志的丰功伟绩，从土地革命时期即作为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资历算起，一生战斗与奋斗，“一生光辉，历经坎坷”。多少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多少敏感话题、难言之隐，通过作者浓墨重彩的秉笔直书，留存了生动鲜活的印记。假使这部图书没有问世，很多瞬间和细节可能都会悄然湮没而与大家失之交臂，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
一
波澜壮阔，暴风骤雨。本书以这两个核心词概括习仲勋同志伟大一生，可谓相识既久、相知更深的点睛之笔。两大亮点，两次蒙冤，勾勒出习仲勋70多年革命生涯的突出轮廓，凸显了党史国史中刻骨铭心的关键截面。个人与民族、家庭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迁，从中梳理出了清晰的脉络，着墨点击处切中肯綮。
中国革命最困难时期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块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起创建的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历经艰险、万里长征之后于此落脚安营，再度行进出发。1935年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之际，习仲勋被党内“左”倾路线执行者构陷入狱，命悬一线，幸被党中央、毛主席解救；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康生一伙诬告为“利用小说反党”，遭审查、监护长达16年；“文革”中身陷囹圄，竟有7年没与家人见面。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正式平反。“文革”结束后，主政南粤，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在前沿阵地创办特区，建功立业。正如邓小平同志当时所肯定赞许的那样，“还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
亮点之光辉，冤屈之凶险，见崇高精神和义胆侠肝，现卓绝伟力与抱负襟怀。光明在前，沉重荷肩，练就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铮铮铁骨；乐观向上，宽宏大度，映照出热爱生活普通劳动者朴实本色。张志功同志与习书记本是上下级的同事关系，在嫁祸株连陷害、雨打风吹考验中，升华为亦师亦友，胜似亲人的兄弟爱、手足情。工作生活中竭尽秘书之责，操持事无巨细；书记离世后追悼、感戴，赋得永久的思念。全书论定直接切入主题，张弛有度，笔端不挟浮云，文字凝练传神。
作者以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详加叙述了小说《刘志丹》被上纲上线，引发成立“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而罗织“反党集团”罪名，株连迫害近两万名干部和群众的恶劣先例。作者本人遭秘密关押、单独审问近两年，后来全家又下放到济南生活了10多年。康生等一伙人指控习仲勋主持创作这部小说意在宣扬美化自己，“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编造所谓“最高指示”充当“尚方宝剑”行使淫威和迫害。书中真实地再现了创作过程，深刻地揭露毫不相关弥天大谎的恶毒荒唐；把细节曝光、戳穿，将这起“大错案”“现代文字狱”昭告于天下。表达出的强烈主旋律是：严重的损害纠正了，沉痛的教训记取了，文艺才能迎来繁荣，生活才能变得正常，政治才能驶入清明。
作者当时已在习仲勋身边工作十几年，针对“专案委员会”重点审问的小说创作，归纳出六个方面观点，有理有据驳斥了子虚乌有的所谓主持、抬高、画等号等攻击。更为有力的是，援引典型事例说明习仲勋低调谦让的一贯作风和内在底蕴，1959年致信中央恳请不要提名为副总理的人，怎么可能指使他人用写小说的方式宣扬自己？
二
作者与习仲勋近距离、长时期的接触，为我们状摹出习仲勋既讲原则性，又重人情味的可亲与可敬。社稷风云、百姓疾苦系于心上，国家命运、政党兴衰念兹在兹，不管处身顺逆，不计个人得失，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置于最高处。
毛泽东当年赞扬习仲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67年，习仲勋被“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无限上纲，胡批乱斗，呼“打倒”喊“砸烂”，甚至升级为“拼刺刀会”。挨批斗两次，一只耳朵就被打聋了。到了三月，无人关注马上要开始的春耕生产。处在看管状态中的习仲勋心急如焚，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吁请中央抓紧发文件，明确春耕期间不能夺农村生产队的权，种庄稼的大事耽误不得。危难关头，他考虑的不是自己，其胆魄胸襟可见一斑。
香港作为我们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多年来起到了牵一发动全身的龙头作用。改革开放之初，习仲勋到广东赴任，体察到1979年1月到5月全省偷渡逃港人数创下历史最高潮。解决偷渡风，首先要弄清原因。两边生活水平相差悬殊让人心痛，他直率地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搞贸易加工，创贸易加工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敌人”，“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书中描写让我们深深感触到习仲勋一生，他心灵天平始终倾向于百姓苍生，绝不效仿只知“在山做得许多声”的明哲保身之人，“不信人间耳尽聋”，直指真面目，良知更莫疑，是他做人行事奉行的准则。追悼会上，甘肃庆阳老区敬献的巨幅绣匾“人民功臣”，正是千言万语之后的依依惜别之真情。 群众路线（Mass Line）是任何政治家都必须遵循的制胜法宝。人民是民主的主体，人民是这样一种建制，它反对以财富原则来接替血统原则的逻辑。[2]习仲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心系人民，与百姓心心相印，他甘作公仆的崇高与伟大，在本书描写习仲勋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彭德怀、胡耀邦等人的交往中间，表现得细致入微，自出机杼，生动具体。
三
本书作者清晰的叙述使我们领悟到，高超的领导艺术，宽厚的个人修为，严谨的精神品格，是习仲勋敢于把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的内在动力。习仲勋最爱的座右铭是奋斗，是快乐，“天天奋斗，天天快乐”。他遵循的信条是将原则性和人情味紧紧结合在一起，侠骨柔肠，不违内心，不悖真实，不惧磨难，为此他敢于正视棘手局面，善于突围纠结曲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北等地处理民族、宗教等复杂问题时，习仲勋把握精髓要义，五湖四海，赤诚待人，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统一战线工作太麻烦，听到好心的劝告，他曾经夫子自道：“我们今天干的就是麻烦事，不麻烦就不行。麻烦就是革命工作，我们就要以麻烦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当面夸奖他“比诸葛亮还厉害”，与别人说起他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 。新时期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无论是境外遭遇“对手”，还是联络故旧乡贤，他都秉承平等态度、真挚友谊主动发声，传达出繁荣强大的中国对于海峡两岸的重要意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不连累诿过他人，勇于把自身不足和别人的批评意见公诸于众，对批斗殴打过自己的人不再计较，他人制造的一桩错案30多年中记在心上几次过问，如此激烈的过程在本书中俯拾皆是。1978年刚到广东工作时，接到群众火药味十足的批评信，习仲勋先在常委会上陈述内容，再将来信和自己的指示一并转发给全省县以上负责人，让大家认真讨论。良药苦口，箴言刺耳，领导者虚怀从善的品格和威信怎能不赢得爱戴与拥护？
作者亲身经历的“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件”平反工作，是当年广东“文革”历史遗留11类问题中较为复杂的一例。从1974年这组长达2.6万字的大字报现身闹市街头，到接下来的数百场批判会，其中面对面辩论就有100多场，常常是上万人的规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与期待，牵动了国内外众多人士。社会影响大，“四人帮”粉碎后处理反而加重，又牵出新的问题和干扰，当事人的要求升级、反复，舆论拭目以待；境外可能借此做的文章，滑向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的误区，把“解放思想”泛滥成攻击我们制度的危险境地……如此冤案—平反—善后的考验，让习仲勋为首的省委领导殚精竭虑，锲而不舍，把这场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nt）解决得春风化雨、天下归心。习仲勋先后7次正式约见“李一哲”成员，谈话累计近15小时。还有三次谈话都是省委会议结束后临近午夜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终于达成了稳定人心、引导舆论、掌控全局的最佳效果。始终身处现场的作者，把观察与思考全口径地传播到今天，让我们品读其中的智慧和情理。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提示政府避免陷入民众“围攻”的境况，公共利益、公共事务需要努力去集聚共识，依靠共识性程序和决策听取民众意见，得到民众支持。有胆有识的习仲勋等前辈领导人，正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广东省委在总结工作时，习仲勋语重心长、富于远见地指出，根本立场是一定要相信大多数群众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这一案件牵涉的诸多方面，对于当下和未来仍具有深远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预见的重要性，“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3]作为革命、执政9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思想武库使舶来的理论中国化当代化大众化，赋予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力量。展读此书，作者为读者链接出领导者个人魅力与集体智慧间的内在脉络，我们获取的最大滋养正来自这些付诸实践并得到检验的宝贵精神财富。
志功先生的这部著作以亲历者角度显得尤为独到。亲炙者久，了解更深，行文真挚自然，亲切之余又陡增了深邃缜密。真实、个性的信息经过重新概括提炼，复活、抽象出深刻的历史真相，跟随积聚的生动细节回到过去，犹如一次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记录的归纳，集体的构建，让习仲勋相关业绩档案的智慧记忆功能发挥了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借用法国当代哲学家列维纳斯一段话，概括此书与众不同的价值，我们以为可以传递出其精华所在。“书籍有自己的命运。它们属于一个它们自己并不整合于其中的世界。然而通过相互书写、相互印刷、互为序言和互致前言。它们认识这个世界。书籍相互打断并依赖其他的书籍，它们最终在一个与‘所说’不同的言说中相互解释” 。[4]《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正是这样一部刻画着强烈个性年轮的上乘之作、可亲之作。
注释
[1]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法]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126页。
[3]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箴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327页。
[4] 引自刘文瑾：《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他人的面容与“歌中之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5页。
（责任编辑魏建宇）
习仲勋同志逝世后，新华社电稿发布了中共中央的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政声留人后，我们无法想象当事者本人如何看待。追溯习仲勋生前88岁寿辰时与本书作者、74岁秘书张志功的一段对话，袒露心扉，令人动容。这段对话发生在2001年10月，身边工作人员与习仲勋谈起中央批准编辑撰写《习仲勋文选》《习仲勋传》和《习仲勋革命生涯》3本书的情况，他坦言相告，尤其对个人传记不太感兴趣，略作沉思，用几句话概括自己一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自己；没有犯过‘左’的错误，没有整过人。业绩平平，问心无愧。”习仲勋自我总结三个“对得起”，两个“没有”，平常平实背后的寓意和内涵，是他个人淡泊品格的写照，也是深思远虑的凝结。
自23岁起开始任习仲勋秘书工作的张志功同志，从西北局到国务院，从广东省委到中央办公厅，前后跨越了20世纪从50到80共4个年代，在习仲勋身边工作长达20年，交往超过了半个世纪。在习仲勋晚年，张志功同志仍然经常与习书记见面，交流看法和思想，参与完成习书记交办、委托的有关事宜。张志功同志在诸多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下，历经四五年时间，在他87岁高龄时，完成了这部史述兼备、情理并重的著作。
习仲勋同志的丰功伟绩，从土地革命时期即作为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资历算起，一生战斗与奋斗，“一生光辉，历经坎坷”。多少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多少敏感话题、难言之隐，通过作者浓墨重彩的秉笔直书，留存了生动鲜活的印记。假使这部图书没有问世，很多瞬间和细节可能都会悄然湮没而与大家失之交臂，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
一
波澜壮阔，暴风骤雨。本书以这两个核心词概括习仲勋同志伟大一生，可谓相识既久、相知更深的点睛之笔。两大亮点，两次蒙冤，勾勒出习仲勋70多年革命生涯的突出轮廓，凸显了党史国史中刻骨铭心的关键截面。个人与民族、家庭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变迁，从中梳理出了清晰的脉络，着墨点击处切中肯綮。
中国革命最困难时期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块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起创建的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历经艰险、万里长征之后于此落脚安营，再度行进出发。1935年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之际，习仲勋被党内“左”倾路线执行者构陷入狱，命悬一线，幸被党中央、毛主席解救；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康生一伙诬告为“利用小说反党”，遭审查、监护长达16年；“文革”中身陷囹圄，竟有7年没与家人见面。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正式平反。“文革”结束后，主政南粤，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在前沿阵地创办特区，建功立业。正如邓小平同志当时所肯定赞许的那样，“还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
亮点之光辉，冤屈之凶险，见崇高精神和义胆侠肝，现卓绝伟力与抱负襟怀。光明在前，沉重荷肩，练就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铮铮铁骨；乐观向上，宽宏大度，映照出热爱生活普通劳动者朴实本色。张志功同志与习书记本是上下级的同事关系，在嫁祸株连陷害、雨打风吹考验中，升华为亦师亦友，胜似亲人的兄弟爱、手足情。工作生活中竭尽秘书之责，操持事无巨细；书记离世后追悼、感戴，赋得永久的思念。全书论定直接切入主题，张弛有度，笔端不挟浮云，文字凝练传神。
作者以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详加叙述了小说《刘志丹》被上纲上线，引发成立“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而罗织“反党集团”罪名，株连迫害近两万名干部和群众的恶劣先例。作者本人遭秘密关押、单独审问近两年，后来全家又下放到济南生活了10多年。康生等一伙人指控习仲勋主持创作这部小说意在宣扬美化自己，“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编造所谓“最高指示”充当“尚方宝剑”行使淫威和迫害。书中真实地再现了创作过程，深刻地揭露毫不相关弥天大谎的恶毒荒唐；把细节曝光、戳穿，将这起“大错案”“现代文字狱”昭告于天下。表达出的强烈主旋律是：严重的损害纠正了，沉痛的教训记取了，文艺才能迎来繁荣，生活才能变得正常，政治才能驶入清明。
作者当时已在习仲勋身边工作十几年，针对“专案委员会”重点审问的小说创作，归纳出六个方面观点，有理有据驳斥了子虚乌有的所谓主持、抬高、画等号等攻击。更为有力的是，援引典型事例说明习仲勋低调谦让的一贯作风和内在底蕴，1959年致信中央恳请不要提名为副总理的人，怎么可能指使他人用写小说的方式宣扬自己？
二
作者与习仲勋近距离、长时期的接触，为我们状摹出习仲勋既讲原则性，又重人情味的可亲与可敬。社稷风云、百姓疾苦系于心上，国家命运、政党兴衰念兹在兹，不管处身顺逆，不计个人得失，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置于最高处。
毛泽东当年赞扬习仲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67年，习仲勋被“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无限上纲，胡批乱斗，呼“打倒”喊“砸烂”，甚至升级为“拼刺刀会”。挨批斗两次，一只耳朵就被打聋了。到了三月，无人关注马上要开始的春耕生产。处在看管状态中的习仲勋心急如焚，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吁请中央抓紧发文件，明确春耕期间不能夺农村生产队的权，种庄稼的大事耽误不得。危难关头，他考虑的不是自己，其胆魄胸襟可见一斑。
香港作为我们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多年来起到了牵一发动全身的龙头作用。改革开放之初，习仲勋到广东赴任，体察到1979年1月到5月全省偷渡逃港人数创下历史最高潮。解决偷渡风，首先要弄清原因。两边生活水平相差悬殊让人心痛，他直率地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搞贸易加工，创贸易加工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敌人”，“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书中描写让我们深深感触到习仲勋一生，他心灵天平始终倾向于百姓苍生，绝不效仿只知“在山做得许多声”的明哲保身之人，“不信人间耳尽聋”，直指真面目，良知更莫疑，是他做人行事奉行的准则。追悼会上，甘肃庆阳老区敬献的巨幅绣匾“人民功臣”，正是千言万语之后的依依惜别之真情。 群众路线（Mass Line）是任何政治家都必须遵循的制胜法宝。人民是民主的主体，人民是这样一种建制，它反对以财富原则来接替血统原则的逻辑。[2]习仲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心系人民，与百姓心心相印，他甘作公仆的崇高与伟大，在本书描写习仲勋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彭德怀、胡耀邦等人的交往中间，表现得细致入微，自出机杼，生动具体。
三
本书作者清晰的叙述使我们领悟到，高超的领导艺术，宽厚的个人修为，严谨的精神品格，是习仲勋敢于把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的内在动力。习仲勋最爱的座右铭是奋斗，是快乐，“天天奋斗，天天快乐”。他遵循的信条是将原则性和人情味紧紧结合在一起，侠骨柔肠，不违内心，不悖真实，不惧磨难，为此他敢于正视棘手局面，善于突围纠结曲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北等地处理民族、宗教等复杂问题时，习仲勋把握精髓要义，五湖四海，赤诚待人，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统一战线工作太麻烦，听到好心的劝告，他曾经夫子自道：“我们今天干的就是麻烦事，不麻烦就不行。麻烦就是革命工作，我们就要以麻烦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当面夸奖他“比诸葛亮还厉害”，与别人说起他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 。新时期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无论是境外遭遇“对手”，还是联络故旧乡贤，他都秉承平等态度、真挚友谊主动发声，传达出繁荣强大的中国对于海峡两岸的重要意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不连累诿过他人，勇于把自身不足和别人的批评意见公诸于众，对批斗殴打过自己的人不再计较，他人制造的一桩错案30多年中记在心上几次过问，如此激烈的过程在本书中俯拾皆是。1978年刚到广东工作时，接到群众火药味十足的批评信，习仲勋先在常委会上陈述内容，再将来信和自己的指示一并转发给全省县以上负责人，让大家认真讨论。良药苦口，箴言刺耳，领导者虚怀从善的品格和威信怎能不赢得爱戴与拥护？
作者亲身经历的“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件”平反工作，是当年广东“文革”历史遗留11类问题中较为复杂的一例。从1974年这组长达2.6万字的大字报现身闹市街头，到接下来的数百场批判会，其中面对面辩论就有100多场，常常是上万人的规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与期待，牵动了国内外众多人士。社会影响大，“四人帮”粉碎后处理反而加重，又牵出新的问题和干扰，当事人的要求升级、反复，舆论拭目以待；境外可能借此做的文章，滑向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的误区，把“解放思想”泛滥成攻击我们制度的危险境地……如此冤案—平反—善后的考验，让习仲勋为首的省委领导殚精竭虑，锲而不舍，把这场危机管理（Crisis Managent）解决得春风化雨、天下归心。习仲勋先后7次正式约见“李一哲”成员，谈话累计近15小时。还有三次谈话都是省委会议结束后临近午夜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终于达成了稳定人心、引导舆论、掌控全局的最佳效果。始终身处现场的作者，把观察与思考全口径地传播到今天，让我们品读其中的智慧和情理。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提示政府避免陷入民众“围攻”的境况，公共利益、公共事务需要努力去集聚共识，依靠共识性程序和决策听取民众意见，得到民众支持。有胆有识的习仲勋等前辈领导人，正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广东省委在总结工作时，习仲勋语重心长、富于远见地指出，根本立场是一定要相信大多数群众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这一案件牵涉的诸多方面，对于当下和未来仍具有深远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预见的重要性，“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3]作为革命、执政9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思想武库使舶来的理论中国化当代化大众化，赋予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力量。展读此书，作者为读者链接出领导者个人魅力与集体智慧间的内在脉络，我们获取的最大滋养正来自这些付诸实践并得到检验的宝贵精神财富。
志功先生的这部著作以亲历者角度显得尤为独到。亲炙者久，了解更深，行文真挚自然，亲切之余又陡增了深邃缜密。真实、个性的信息经过重新概括提炼，复活、抽象出深刻的历史真相，跟随积聚的生动细节回到过去，犹如一次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记录的归纳，集体的构建，让习仲勋相关业绩档案的智慧记忆功能发挥了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借用法国当代哲学家列维纳斯一段话，概括此书与众不同的价值，我们以为可以传递出其精华所在。“书籍有自己的命运。它们属于一个它们自己并不整合于其中的世界。然而通过相互书写、相互印刷、互为序言和互致前言。它们认识这个世界。书籍相互打断并依赖其他的书籍，它们最终在一个与‘所说’不同的言说中相互解释” 。[4]《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正是这样一部刻画着强烈个性年轮的上乘之作、可亲之作。
注释
[1]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法]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126页。
[3]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箴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327页。
[4] 引自刘文瑾：《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他人的面容与“歌中之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5页。
（责任编辑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