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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友林，1915年2月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春参加革命，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荣誉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那么，这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一代战将，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
狮子坪贺龙救命
1932年秋冬之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下。贺龙、关向应等人率领红三军被迫撤出洪湖苏区，开始了艰难曲折的7000里大转移。
即便在流动游击、处境险恶的不利形势下，时任红三军政委并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依然在大搞所谓的“火线肃反运动”，使军中的一大批干部、战士被强加上“改组派”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甚至连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创始人万涛、周小康、柳克明(柳直荀)、段德昌等人也惨遭杀害。红三军被搞得一团糟，战斗力大为削弱。所谓“改组派”，原本是对汪精卫、陈公博1928年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一派系的称呼。该派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主张恢复中华民国十三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国民党。其实质是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结果竟被夏曦风马牛不相及地结合到了红三军，演变为所谓的“改组派军事委员会”。凡对王明“左”倾路线及其执行者持反对态度或持有疑问的苏区党政干部，均被扣上了“改组派”的帽子。类似的大清洗也波及到其他革命根据地。
相继为红三军第9师的三任政治部主任担任过警卫员的谭友林，因其三任顶头上司均以“改组派”获罪，惨遭秘密杀害，故此他也无端地受到怀疑、牵连。1932年12月的一天，他突遭捆绑之后，不仅拒不承认罪名。而且还替其三任顶头上司打抱不平。结果招来更为严厉的酷刑。在雨点般的皮鞭抽打之下，他的衣服被打成了布条，浸水的麻索像捆粽子一样勒进他的皮肉，口中流出了鲜血，以致他最后昏死过去。此前已遇害的段德昌师长的警卫员花娃，也被当作“改组派”给抓了起来。
此后，每逢部队行动时，被捆绑着拴在同一根麻索上的面黄饥瘦的谭友林和花娃，便被专门担任看押任务的特务班战士拖着走。他们俩还要为看押的人背着两支枪、十几斤大米，而每天得到的食物仅只是两个生白薯。当部队行至巴东境内，翻越野山关时，已是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之中，仍然穿着破旧单衣的谭、花二人被冻得直发抖，他们身后是两对光脚丫子留下的鲜红脚印。上到半山腰时，饥饿、寒冷再加之非人的摧残，已使他们俩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夏曦最信任的人之一、红9师“肃反委员会”委员、政务科科长江器也见此情景，就决定杀掉他们卸包袱。
眼见得仍是花季少年的花娃被用石头活活砸死，谭友林在一瞬间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精神几乎要崩溃了。求生的本能使他想逃离这个地狱，但那腿说什么也迈不开，他只好闭上眼睛等死。生死关头。有个特务班的战士突然说：“现在杀了谭友林，就没有人替我背东西了，不如等翻过野山关再杀吧。”这一建议被江器也默认后，谭友林遂背上更多的粮食、枪支，继续艰难行进了。
这天早晨，走到湘鄂边区鹤峰县境内一个名叫狮子坪的地方时，忽然遇到从后面赶上来的一队人马。为首者是一位长方脸留着一字胡的首长，他一眼就认出了痛哭失声的谭友林：“谭娃，怎么是你呀?”
谭友林心头一震，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仅在去年夏天攻打郝穴时见过一面的贺龙军长，现在还认得自己，遂禁不住更加悲切地扑倒在雪地里放声大哭起来。在贺龙的怒视逼问下，特务班战士赶紧回答说：“谭友林是‘改组派”’。
“‘改组派’!他知道么子叫‘改组派’!他只是洪湖边的一个十几岁娃子，连爹娘都没有的娃子!”
此时一直站在贺龙身边的关向应政委也帮腔说道：“他当油印员的时候就是模范团员，鲁易(已被害的红9师政治部主任)要调他去当警卫员，人家还不放呢!”
贺龙冲着“肃反委员会”的人大吼道：“给我放了他，我作保!”
谭友林被放开后，见他伤势很重，贺龙遂让警卫员将他绑在马上，驮到山下一户农家疗养。直至1933年春，他伤愈后才赶到军部所在地桑植，与首长相会。一年多后，他担任了红3军政治部青年干事，并光荣入党。
长征中大难不死
因谭友林作战机智勇敢，至1935年11月，年仅2l岁的他就已升任红2军团第5师政委，成为一名高级指挥员。
1936年7月中旬，在甘孜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决定穿越草地北上。时已担任红32军第96师政委的谭友林在踏上草地的第二天即患了可怕的伤寒病。在当时，即使不行军打仗，一般患有此病者生存率也很低。没过几天，他便连日高烧、四肢无力、不能进食，仅靠喝点水维持生命。加之一年多以前他的右臂曾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塔卧战斗中负过重伤，一直未全愈，现伤口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逐步恶化，感染化脓，疼痛钻心。迫不得已，警卫员只好把他捆在马背上行军。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得知谭友林的严重病情后，即安排他到总部治疗。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看见刚被抬过来的瘦弱不堪的谭友林时，十分难过地叹息道：“可千万不能把谭娃儿丢在草地上啊!”老中医杨云阶遵照贺龙首长关于要想方没法救治谭友林的指示，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在草地四处寻找草药。经过精心治疗，谭友林在吃了50多副草药之后，病情逐渐减轻。
出了草地，到达包座时，病势好转的谭友林不忍心再让战士们抬着走，就要求骑马行军。但当他刚一跨上那匹新分配的骡子，就被掀了下来。任弼时政委见状，忙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他用。
10月，拟抢渡渭水北上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师的红二方面军，受到国民党胡宗南等部的围追堵截。这天，大病初愈的谭友林听说为掩护军部机关顺利北进，王尚荣师长率第96师正在武山一带与敌人激战时，便不顾指挥部首长的劝阻，按照参谋长李达提供的96师所在的大概方位，由红4师11团参谋长所带的一个连作掩护，带着两个警卫员就赶赴前线去寻找。走到一座土山时，却遇到了敌军部队。祸不单行，红4师11团的参谋长在此关头投敌叛变，其部属也全部被缴械了。从东边冲上来的敌军前卫连看见光秃秃的山头上仅有3个红军，其中那个穿“新军装”的腰挎手枪，背着文件包，断定是个指挥官，遂一面包抄紧逼上来，一面喊着要抓活的，以便回去领赏。谭友林和警卫员提着枪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往西退却，不想却来到了十多米高的悬崖峭壁边上。子弹打光了，敌人已近在咫尺，无路可走的谭友林等3人只得纵身跳下悬崖。由于崖下草木茂盛。他们3个人只被蹭破了点皮。怀着大难不死、万分庆幸的心情，他们勿勿起身继续赶路，很快就找到了96师。
游击华中歼日寇
1938年7月底，谭友林奉命来到驻扎在河南确山 竹沟镇的新四军留守处，负责筹办了第二期教导队，对全国各地党组织选送的优秀青年进行抗日游击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知识的培训，由此开始了他两年半的华中游击抗日生涯。
次年春，为了打破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军民实施的所谓囚笼战略，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游击支队第2团在团长滕海清和政委兼团党委书记谭友林的带领下，开赴处于敌占区与蒋管区结合部的萧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当地的形势极为复杂，东边宿迁驻扎着一支以张振福为首的鱼龙混杂的汉奸队伍，他们假抗日、真投降，当日军得势时是皇协军，日军退走后又成了忠义救国军，并在蒋管区打着抗日的旗号，向老百姓索粮要饷。该部经常在津浦路沿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应老百姓的请求，2团决定奉命彻底消灭之。经过一番侦察，在开会研究策略时，谭友林及一部分同志提出了智取的方案，这就是利用张振福表面上抗日这一点，请他们来联欢，并在联欢会上出其不意地将其就地解决。但也有一部分同志持反对意见。谭友林遂信心十足地分析认为，2团刚到这里，故应先开个联欢会彼此认识一下，以利于两支抗日部队将来互相照应、合作抗日；张振福虽是一个汉奸，但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会主动得罪新四军的，所以他一定会来。这样即可乘机一举将其拿下。该计划很快被上级批准。
第2团在驻地东仁台做好设伏的各项工作之后，即向张振福发出了邀请书。3月15日下午，张果然带着一支全副武装的3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前来赴会。见此情形，2团里原先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更加犹豫了，遂悄悄地建议谭友林放弃原行动方案，被他一口拒绝了。联欢会开始后，首先由谭友林和张振福分别讲了话。尔后他向张提议，让2团的随军记者为两支部队照张合影，张表示同意。
谭友林遂走到前台命令所有参加联欢的双方官兵，均将随身携带的武器集中到操场中央，尔后再分别列队准备“合影”。由此顺利完成了智取的头二个重要步骤。乘此机会，第2团的干部都悄悄地站到机枪旁边。列队是插花式的，即第一排是张振福的骨干，第二排是2团的干部，所以每一挺机枪旁边，都悄悄地站了游击队的一位连长。操场上已经列队完毕，可记者还未到，张显得有些不耐烦，他的手枪队则更像猎犬似的在操场四边转悠，似乎嗅出了什么危险。谭友林便命令部队架枪原地坐下休息。站在前面的部队坐下休息时。靠后的2团官兵未听清命令依然在持枪立正，2团有个广东籍的参谋遂操着方言大喊：“还不架枪!”张振福部手枪队有个保镖将此误听为“缴枪”，便转身飞快地向谭友林开了一枪，却打死了谭的警卫员。刹那间操场秩序大乱。早有准备的2团干部立即抢过架在会场上的张振福部的10多挺机枪，端起来就向敌方开火。谭友林从主席台上飞身跳下，举枪向敌军连连射击。张振福见状，拔出手枪就向谭友林射击，却被一位眼明手快的2团战士一梭子子弹给击毙了。2团隐蔽在会场外的另外3个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敌方，迫使其纷纷举手投降。事后才得知，张振福部原只有200多人，为了显示实力，张临时花钱雇佣了100多名矿工来充数。
在这场为时仅半个小时的战斗中，第2团缴获轻重机枪13挺，步枪200余支，驳壳枪50多支，追击炮2门，不仅大大改善了2团的武器装备，鼓舞了抗日群众，而且还震慑了那些暗中勾结日寇的杂牌部队，使其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2团遂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深入发动群众，从而在萧县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
1940年6月1日晨，集中在当地整训的新四军第6支队在新兴集北门外召开“五卅”运动15周年纪念大会，并举行了阅兵仪式。由谭友林担任总指挥的阅兵刚开始不久，因汉奸告密，上千人的日军快速部队便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分4路向会场袭来。按照彭雪枫司令员的部署，谭友林率第8团迅速钻进新兴集东门外的交通壕里隐蔽起来。由于8团大多数官兵第一次见到坦克，自然不知道该怎样对付它。’谭友林镇定自若地指挥官兵把坦克让过去，专打躲在后边的步兵。这样一来，日军的坦克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阵地上便失去了机动性，运动迟缓，只能在周围打转转，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而炮火也因距离太近，成了死角。在8团所有轻重机枪构成的强大火力网之下，日军一次次地扑上来，又一排排地倒下去。坚持到黄昏时分，新四军发起全线反击，其余日军最终被迫仓皇撤离了战场。
横扫东北到广西
1945年11月16日，谭友林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5个月后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59旅副旅长，率部投入剿匪作战。
次年9月，遵照以贺晋年为总指挥、谭友林为副总指挥的合江省军区剿匪指挥部在佳木斯会议上调整制定的作战部署，剿匪部队开始根据残余土匪的分散游击活动规律和特点，进入深山老林以小分队方式展开行动。我军先是在土匪经常出没之地安上“钉子”，以连为单位的小分队平行驻扎在重点地段，形成首尾呼应的长蛇阵，并在位处关键地段的牡丹江各渡口派重兵把守，堵死了土匪的各条出路，从根本上切断了土匪的一切给养与粮源，将其围困于林海之中。继之，谭友林便率部开进老爷岭，像梳头似的把山岭整个搜索了一遍，收效却不大。正当此时，剿匪部队俘获了两个小土匪，经谭友林连夜对其进行审讯后，终于从他们的口供中了解到了匪徒们在林海中的活动规律。针对谢文东股匪的推磨战术，谭友林等人遂决定重上老爷岭，杀个“回马枪”。根据谭友林的提议，总指挥部将剿匪部队化整为零组成精悍的小分队，把老爷岭东北部划成6个区域，每个区域由建制地方部队分头驻剿，第359旅的主力部队则采取“钉子”、“锥子”、“楔子”式的战术，插入老爷岭。同时他们还发动群众，配合剿匪部队切断了匪徒们与山外的一切联系。
时值隆冬季节，在谭友林的统一指挥下，各部开始分头行动，而由第359旅主力组成的若干小分队则带足了粮食，手持开山斧，一边走一边在周围的大树上刻下记号。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在老爷岭中搜索，一看见哪儿有乌鸦起飞或炊烟飘拂就立马出击，一发现匪徒们藏在树洞里的粮食就给悉数拿走。在包围圈越缩越小的情况下，土匪弹尽粮绝。陷入困境。想下山搞点粮食吧，可到处都驻有剿匪部队，土匪整日奔波，饥寒交迫之下只得杀马充饥，以致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出来投降自首者不断。
这时，剿匪部队抓到了谢文东派下山了解江面封冻情况的一个侦察员。经过一番感化，该土匪供出了谢文东企图下山抢粮，然后偷渡牡丹江逃往刁翎的计划。为此谭友林决定将这个侦察员放掉，让他将谢文东引下山来。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谢文东等一批匪徒被那个侦察员领到了四道河子和五道河子之间的一个村落，进入剿匪部队预先设下的伏击圈。此后不过10分钟的功夫，还未等这100多个匪徒回过神来，他们便被合江军区第8团和独立团的官兵们包围俘虏了。谢文东虽然一时得以逃脱，但在当地群众的引导协助 下，他最终还是被捉。因此贺晋年、谭友林还于1946年11月29日荣获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电报嘉奖。此后又经过数月的苦斗，至1947年4月初，合江境内的张雨新、李华堂、孙荣久等四大股匪被全部肃清，分三个时期的剿匪作战胜利结束，由此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与土匪里应外合夹击共产党、消灭东北解放区的罪恶阴谋，使我党我军获得了更加稳固的战略大后方。
9月，谭友林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2师(半年后整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34师)政委、党委书记。在辽沈战役中，第34师奉命随主攻部队挥师北上，执行东北野战军总指挥部制定的围点打援战略。因师长温玉成外出开会不在，谭友林直接领导指挥了这次行动。
当全副美式装备的廖耀湘兵团奉蒋介石之命在弛援锦州遭到我人民解放军重创的情况下，遂伺机准备出营口从海上逃走。1948年10月26日，其一部与我第34师正面遭遇。敌人在炮火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向34师阵地发起了持续10多个小时的攻击，均被击退：尔后敌军改变战术，发起了十分有序的冲锋，力图与我军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谭友林率部以死相搏，又一次打退了敌人，较好地完成了死死拖住廖耀湘兵团的任务。10月28日，34师在配合主力部队全歼了廖耀湘兵团之后，又随第12纵队由长春急行军南下直捣沈阳，相继占领了抚顺、铁岭、本溪等地，并会同第1、第2纵队消灭了沈阳守敌，解放了沈阳和营口。
1949年1月，时任东北野战军第49军145师政委、党委书记的谭友林率部参加了天津战役，担任主攻天津守敌重兵把守的前后尖山子的任务，于1月15日中午攻入城内。此役145师战果辉煌，共击毙、俘虏敌军5800余人，缴获加农炮6门、汽车110辆，各种枪支3300多支以及大量军用物资。
不久，谭友林被晋升为第39军副军长，同时兼第145师师长，并率部长驱南下，先后投入宜沙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在新中国成立两个多月之后的12月11日，他率部一举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祖国边境重镇镇南关。
云山大败王牌师
1950年10月19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的谭友林，率部入朝作战。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根据朝鲜战场的态势，决定集中我第38军和第40军的两个师、第42军一个师，首先向已进抵熙川的南朝鲜军第6师主力发起重点攻击；第39军在云山西北地区布防，以阻击南朝鲜军第1师北上。抗美援朝的首次大战拉开了帷幕。
10月28日，侵朝的美军第2集团军司令官顿·沃克已看出了志愿军的作战意图，遂将留在平壤作预备队用的机械化王牌军——美军骑兵第1师(简称美骑1师)调来投入云山战场。他命令该师第8团接替南朝鲜军第1师在云山的防守，美骑1师第5团进至云山以南的龙山洞，以便于两个团相互策应；南朝鲜军第1师主力则被撤到宁边，在云山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
11月1日下午，第39军已完成从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云山的合围，并做好了攻击前的一切准备。17时，突然接到我前方侦察部队关于敌军开始发动部分坦克、汽车，似有撤退迹象的报告。事后才得知，这是美骑1师第8团与南朝鲜军第1师12团在换防。此时距总攻还有两个半小时，而敌军想要逃跑，怎么办?谭友林立即返回指挥所，在与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等人紧急商量之后，决定将总攻时间提前至17时，该方案很快获得志愿军司令部的批准。接到总攻命令后，担负攻击任务的第39军116师遂以两个团的兵力迅速展开；我潜伏部队也在炮火掩护下，立即向云山之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至次日3时许，经过神速、大胆的迂回穿插，第116师之346团、347团和348团从东、西、北三面攻入云山街区，敌人大部被歼，余部夺路而逃。
在此情况下，美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奉沃克之命向所属各师师长下达了撤退令，其中命令美骑1师第8团从云山撤往龙山洞至宁边一线组织防御。第39军抓住该团立足未稳、匆匆撒出云山的大好战机，率先发动攻击，迅速切断了云山至龙山洞的道路，致使美骑师所部陷入被分割的境地：其第8团被困云山，第7团被阻于新安州，第5团3营在宁边东北侧，第1营被分派到龟城，而作为美骑1师师长的盖伊，此时身边仅有第5团2营了。为此，他向军长提出让第7团和第5团3营归建，将第8团赶快撤至骆驼头一带的要求，被军长否决。盖伊无奈，遂下决心集中可以使用的全部兵力，打开通往云山的道路，救出第8团。
美骑1师第8团得令后，只得从仅有的一条退路——云山东南侧经165高地，按第2营、第1营、团直分队和第3营的顺序，由立石撤往宁边。但在第39军的穿插分割下，秩序大乱，其中殿后的第3营更是陷入绝境。美骑1师第5团奉命派出一个营迂回到我军的右侧后，企图在占领喇叭高地之后，迅速进到骆驼头，救出被困部队，却毫无成效，遂放弃努力。11月5日，在第39军的最后攻势下，美骑1师第8团3营除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全部战死或被俘虏，连同8团其他营遭受的重创，该团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
与此同时，担负打援敌任务的第39军115师343团，也圆满完成了使命，其中第348团2营官兵在沿着三滩川东岸方向展开的攻击中，还创造了一项朝鲜战争中的新纪录——惟一的一次缴获了美军4架飞机。
云山战役打破了美骑1师不曾有过败绩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我志愿军广大官兵的士气。
老爷岭枪打敌机
1951年4月底，历经抗美援朝战争1～4次战役的谭友林，依依惜别了第39军，奉调回国任东北军区公安部队第一副司令员，一年多后晋升为司令员。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明确赋予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执行勤务的东北公安部队，担负从朝鲜北部东海岸及鸭绿江到“三八线”长达2000公里的主要公路和铁路运输线上的防空任务，以挫败侵朝美军妄想利用制空权，断绝志愿军前方作战部队的物资补给，切断志愿军前后方联系的图谋。为此，东北公安部将承担该项任务的部队按每6人一个小组、每组相距约2-3公里进行部署，在整个公路线上设了800多个哨所。官兵们日夜守护在公路旁，既防空又维护交通秩序。还要负责处理交通事故、解决路线堵塞、路面被炸等问题，遇有匪特进行袭扰破坏以及汽车、人员、物资因空袭遭受伤亡损失时，还要及时组织疏散，确保了抗美援朝后勤物资补给线的畅通。
1952年上半年，在朝鲜战场上连遭败绩的美军又盯上了东北。他们除了经常派飞机入侵东北领空进行骚扰外，还派遣了大批间谍、特务，以刺探中国国防设施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伺机对这个抗美援朝的大后方进行破坏。同时，他们还与蒋介：百集团相勾结，网罗残余的反动分子，拟在东北建立所谓的“敌后游击根据地”。为此，谭友林和政委汪金祥部署、指挥东北公安部队，一面紧密配合野战部队在：辽东沿海进行反登陆，一面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了“反骚乱、反 派遣、反空降”的对敌斗争。
10月，根据龙县公安局、延边地区公安局提供的敌情，东北公安部成立了由谭友林挂帅的“老爷岭反特联合指挥部”，在他亲自坐镇指挥下。公安部队一举全数捕获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的间谍机关“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先后两次空投在吉林省图县老爷岭山区的两队间谍(文队队长文世杰，沈队队长沈衡年，简称“文队”和“沈队”)。
审讯敌特之后，联合指挥部对所获情报进行了认真研究，谭友林分析认为：“空降下来的特务虽已被消灭，但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三十六计里不是有一计叫引蛇出洞吗?我看不妨拿来一试——设法让‘文队’报务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的间谍机关取得联系，谎报军情安排骗局，诱敌上钩，钓出更多的间谍分子，然后将其歼灭……”
该意见深为汪金祥所赞同，于是一个新的战斗行动开始了。已被活捉的“文队”报务员、美国间谍牛松林经我方大力争取，愿意担负起借“文队”名义给美国间谍机关发假电报恢复联系的使命，以便立功赎罪。其电文谎称：“广东边境防范甚严，无法去香港，李军英(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投诚的美国间谍、‘自由中国运动’重要成员)现在‘文队’待命。”经过数番联系，美间谍机关决定于11月29日晚23～24时之间，派飞机前来长白山老爷岭空取，并要求李军英等选好空取场，在此点燃三堆火为号。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谭友林亲任作战总指挥，并将指挥部由二道沟前移至“空取场”所在地的荒沟阵地。根据敌情他制定了周密的歼敌计划。部署组织了18挺高射机枪、10挺轻机枪和6挺重机枪，以“空取场”上空为射击中心，构成半圆形的强大火力网。11月29日晨，他带领有关领导及作战参谋人员又一次对各阵地、各枪位作了认真检查，并再次向全体参战官兵作了战前动员。
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指战员们在掩体内隐蔽等待了一天，至11月29日晚23时许，果然看见一架C-47型无国籍标志的美国间谍飞机飞抵老爷岭上空，先是围着空取场绕了一周，然后将空取架投下，并投下了一批香烟罐头和人民币等物品。我方在空取架放上假人，敌机盘旋了一圈，尔后由北向南缓缓地俯冲下来，当它距空取场地面仅有200公尺时，随着谭友林一声令下，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参战部队的几十挺机枪夹着步骑枪喷吐出密集的火舌，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弹网，从三面扑向敌机。中弹的敌机一头撞到空取场附近的山脚下，燃起了大火。官兵们一跃而上，生擒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和理查德·费克图二人。而驾驶员和领航员则当场毙命。
历浩劫七年炼狱
“文化大革命”伊始，时任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兼特种工程兵7169部队司令员、工程兵“文革”办公室主任等职的谭友林即横遭批斗，并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关押、迫害。
1966年11月的一天下午，工程兵部队中林彪的追随者来找谭友林谈话：“我这次是奉林副主席的指示来的，我们批斗关押你的目的，是要你揭发贺龙篡党夺权的罪行。只要你揭发了贺龙的罪行，林副主席说，你谭友林不仅是三类干部、二类干部，还可以成为一类干部。”
谭友林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只知道贺龙同志在战争年代率领部队出生入死，历尽艰险，战功卓著，受到全国军民的尊敬和爱戴。我只知道他始终忠于毛主席，不知道他篡党夺权。”
“1964年工程兵党委整风，就是贺龙和罗瑞卿亲自策划、指挥的，是他们让你谭友林夺取工程兵领导大权的一次猖狂进攻。”这位林彪的代言人试图诱导谭友林交待说那是假整风、真夺权，但他就是闭口不言。
“你中贺龙、罗瑞卿的毒太深了!”来人气急败坏地又试图勒令谭友林彻底交待贺龙在“文革”初期是如何指示他进行夺权的。
“我当工程兵‘文革’办公室主任，是工程兵党委常委选举产生的，跟贺龙根本不沾边。”
“老谭同志，只要你老老实实交待贺龙支持你在工程兵夺权的问题，一来我们可以马上放你回家与亲人团聚；二来我们给林副主席汇报一下，你个人就没有问题了。”
在威逼利诱面前，谭友林同志毫无所动：“你们把篡军夺权的罪名强加于贺龙同志，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你们想一想这么大的事，我又不是一个小孩，怎么能说假话呢?”
见谭友林软硬不吃，那人只好悻悻地走了。此后。谭友林被扣上了“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贺龙篡党篡军埋藏在工程兵的定时炸弹”等一顶顶大帽子，遭到更为残酷的折磨。1969年10月，他被转移到河南伊川工程兵技术总队农场，关押在一间仅有5平米大小，无卫生间、无水、无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的小房子里。一年多之后，他又被押往江苏徐州工程兵技术总队下属仓库，继续关押。期间，他的子女也因受到株连，7个孩子分别被下放到全国6个省、市农村劳动改造。
戍边卫国大西北
“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和督促下，谭友林恢复了人身自由，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1975年7月，他被重新分配工作，担任了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主管南疆铁路和天山独库公路的建设施工，旋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
刚到任不久，年逾六旬的谭友林便立即到天山指挥所长住下来，一头扎进“两路”施工现场，认真调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这天，他检查到天山独库公路哈希勒根冰大坂施工段，亲眼看到了此地经常发生的大雪崩现象。瞬间，10多根巨大的钢筋水泥防雪柱被打得东倒西歪。当他走到大风口，看到有的战士被正在肆虐的十级以上大风给刮走了，严寒给筑路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于是他就和干部战士一起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尽力创造条件提高施工质量和进度。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作为祖国西北重要门户的新疆，其边防建设一直不被重视。当时中国新疆与外国交界的3000公里边防线上仅有7个哨所，满编时真正在一线巡逻的战士也只有173人，而其条件之艰苦和装备之落后更让谭友林感到震撼。他和他的战友们遂将新疆边防的实际情况拍成录像，呈报给中央军委。几个老帅看后都说：“我们知道边防苦，但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不久，中央军委即下令加强边防建设，从十分拮据的经费中挤出2亿元用于这项工作。
1977年6月，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携同谭友林和另一位副司令员前往天山独库公路施工现场视察。6月30日，当他们一行乘车向着海拔3400米的冰大坂隧道施工现场进发时，因空气稀薄而感到呼吸很困难，再加之山石和路面被常年不化的坚冰所覆盖，吉普车爬行万分艰险，他们被迫弃车步行，从一号隧道北进洞，亲切看望了施工部队，并察看了施工进度，检查了工程质量。在下山的路上，他们又先后到111团5连、112团“硬骨头六连”调研，这一天里，他们跑了110多公里的地段。针对施工部队做不熟饭、洗不上澡、看不上电影以及伙食粮油超支等实际困难，经他们开会研究之后，决定逐条加以解决，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施工的正常进行。
由于谭友林的辛勤操劳和广大筑路官兵的艰苦奋斗，南疆铁路终于在建国30周年前夕胜利竣工：1985年，天山独库公路也全线贯通。这两条线路的开通，不仅使南北疆交通更为便捷，而且也有利于南疆与祖国内地的交往，并大大提高了国防战略的机动性。
谭友林于1980年1月被晋升为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同时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参与领导新疆的党政、经济、文化和法制等各项工作。
1982年5月下旬，谭友林和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带领军区工作组，驱车前往帕米尔高原看望边防官兵。在与驻守高原的某边防连战士们握手时，细心的谭友林发现炊事班战士的手指甲明显凹陷，他当即询问后始知，这是由于长期缺氧、缺维生素引起的高山反应的一种症状。回到军区之后，他专门就这种高原反应病症做了大量工作，由此改善了边防战士的健康状况。
谭友林于1983年10月升任兰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之后，尽管位高权重了，但他与基层官兵的心却贴得更近了。3年后，他退居二线，专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如今，年届93岁的谭友林将军，依然在时刻关注着祖国的边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狮子坪贺龙救命
1932年秋冬之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下。贺龙、关向应等人率领红三军被迫撤出洪湖苏区，开始了艰难曲折的7000里大转移。
即便在流动游击、处境险恶的不利形势下，时任红三军政委并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依然在大搞所谓的“火线肃反运动”，使军中的一大批干部、战士被强加上“改组派”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甚至连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创始人万涛、周小康、柳克明(柳直荀)、段德昌等人也惨遭杀害。红三军被搞得一团糟，战斗力大为削弱。所谓“改组派”，原本是对汪精卫、陈公博1928年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一派系的称呼。该派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主张恢复中华民国十三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国民党。其实质是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结果竟被夏曦风马牛不相及地结合到了红三军，演变为所谓的“改组派军事委员会”。凡对王明“左”倾路线及其执行者持反对态度或持有疑问的苏区党政干部，均被扣上了“改组派”的帽子。类似的大清洗也波及到其他革命根据地。
相继为红三军第9师的三任政治部主任担任过警卫员的谭友林，因其三任顶头上司均以“改组派”获罪，惨遭秘密杀害，故此他也无端地受到怀疑、牵连。1932年12月的一天，他突遭捆绑之后，不仅拒不承认罪名。而且还替其三任顶头上司打抱不平。结果招来更为严厉的酷刑。在雨点般的皮鞭抽打之下，他的衣服被打成了布条，浸水的麻索像捆粽子一样勒进他的皮肉，口中流出了鲜血，以致他最后昏死过去。此前已遇害的段德昌师长的警卫员花娃，也被当作“改组派”给抓了起来。
此后，每逢部队行动时，被捆绑着拴在同一根麻索上的面黄饥瘦的谭友林和花娃，便被专门担任看押任务的特务班战士拖着走。他们俩还要为看押的人背着两支枪、十几斤大米，而每天得到的食物仅只是两个生白薯。当部队行至巴东境内，翻越野山关时，已是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之中，仍然穿着破旧单衣的谭、花二人被冻得直发抖，他们身后是两对光脚丫子留下的鲜红脚印。上到半山腰时，饥饿、寒冷再加之非人的摧残，已使他们俩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夏曦最信任的人之一、红9师“肃反委员会”委员、政务科科长江器也见此情景，就决定杀掉他们卸包袱。
眼见得仍是花季少年的花娃被用石头活活砸死，谭友林在一瞬间突然觉得天旋地转，精神几乎要崩溃了。求生的本能使他想逃离这个地狱，但那腿说什么也迈不开，他只好闭上眼睛等死。生死关头。有个特务班的战士突然说：“现在杀了谭友林，就没有人替我背东西了，不如等翻过野山关再杀吧。”这一建议被江器也默认后，谭友林遂背上更多的粮食、枪支，继续艰难行进了。
这天早晨，走到湘鄂边区鹤峰县境内一个名叫狮子坪的地方时，忽然遇到从后面赶上来的一队人马。为首者是一位长方脸留着一字胡的首长，他一眼就认出了痛哭失声的谭友林：“谭娃，怎么是你呀?”
谭友林心头一震，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仅在去年夏天攻打郝穴时见过一面的贺龙军长，现在还认得自己，遂禁不住更加悲切地扑倒在雪地里放声大哭起来。在贺龙的怒视逼问下，特务班战士赶紧回答说：“谭友林是‘改组派”’。
“‘改组派’!他知道么子叫‘改组派’!他只是洪湖边的一个十几岁娃子，连爹娘都没有的娃子!”
此时一直站在贺龙身边的关向应政委也帮腔说道：“他当油印员的时候就是模范团员，鲁易(已被害的红9师政治部主任)要调他去当警卫员，人家还不放呢!”
贺龙冲着“肃反委员会”的人大吼道：“给我放了他，我作保!”
谭友林被放开后，见他伤势很重，贺龙遂让警卫员将他绑在马上，驮到山下一户农家疗养。直至1933年春，他伤愈后才赶到军部所在地桑植，与首长相会。一年多后，他担任了红3军政治部青年干事，并光荣入党。
长征中大难不死
因谭友林作战机智勇敢，至1935年11月，年仅2l岁的他就已升任红2军团第5师政委，成为一名高级指挥员。
1936年7月中旬，在甘孜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决定穿越草地北上。时已担任红32军第96师政委的谭友林在踏上草地的第二天即患了可怕的伤寒病。在当时，即使不行军打仗，一般患有此病者生存率也很低。没过几天，他便连日高烧、四肢无力、不能进食，仅靠喝点水维持生命。加之一年多以前他的右臂曾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塔卧战斗中负过重伤，一直未全愈，现伤口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逐步恶化，感染化脓，疼痛钻心。迫不得已，警卫员只好把他捆在马背上行军。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得知谭友林的严重病情后，即安排他到总部治疗。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看见刚被抬过来的瘦弱不堪的谭友林时，十分难过地叹息道：“可千万不能把谭娃儿丢在草地上啊!”老中医杨云阶遵照贺龙首长关于要想方没法救治谭友林的指示，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在草地四处寻找草药。经过精心治疗，谭友林在吃了50多副草药之后，病情逐渐减轻。
出了草地，到达包座时，病势好转的谭友林不忍心再让战士们抬着走，就要求骑马行军。但当他刚一跨上那匹新分配的骡子，就被掀了下来。任弼时政委见状，忙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他用。
10月，拟抢渡渭水北上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师的红二方面军，受到国民党胡宗南等部的围追堵截。这天，大病初愈的谭友林听说为掩护军部机关顺利北进，王尚荣师长率第96师正在武山一带与敌人激战时，便不顾指挥部首长的劝阻，按照参谋长李达提供的96师所在的大概方位，由红4师11团参谋长所带的一个连作掩护，带着两个警卫员就赶赴前线去寻找。走到一座土山时，却遇到了敌军部队。祸不单行，红4师11团的参谋长在此关头投敌叛变，其部属也全部被缴械了。从东边冲上来的敌军前卫连看见光秃秃的山头上仅有3个红军，其中那个穿“新军装”的腰挎手枪，背着文件包，断定是个指挥官，遂一面包抄紧逼上来，一面喊着要抓活的，以便回去领赏。谭友林和警卫员提着枪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往西退却，不想却来到了十多米高的悬崖峭壁边上。子弹打光了，敌人已近在咫尺，无路可走的谭友林等3人只得纵身跳下悬崖。由于崖下草木茂盛。他们3个人只被蹭破了点皮。怀着大难不死、万分庆幸的心情，他们勿勿起身继续赶路，很快就找到了96师。
游击华中歼日寇
1938年7月底，谭友林奉命来到驻扎在河南确山 竹沟镇的新四军留守处，负责筹办了第二期教导队，对全国各地党组织选送的优秀青年进行抗日游击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知识的培训，由此开始了他两年半的华中游击抗日生涯。
次年春，为了打破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军民实施的所谓囚笼战略，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游击支队第2团在团长滕海清和政委兼团党委书记谭友林的带领下，开赴处于敌占区与蒋管区结合部的萧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当地的形势极为复杂，东边宿迁驻扎着一支以张振福为首的鱼龙混杂的汉奸队伍，他们假抗日、真投降，当日军得势时是皇协军，日军退走后又成了忠义救国军，并在蒋管区打着抗日的旗号，向老百姓索粮要饷。该部经常在津浦路沿线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应老百姓的请求，2团决定奉命彻底消灭之。经过一番侦察，在开会研究策略时，谭友林及一部分同志提出了智取的方案，这就是利用张振福表面上抗日这一点，请他们来联欢，并在联欢会上出其不意地将其就地解决。但也有一部分同志持反对意见。谭友林遂信心十足地分析认为，2团刚到这里，故应先开个联欢会彼此认识一下，以利于两支抗日部队将来互相照应、合作抗日；张振福虽是一个汉奸，但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会主动得罪新四军的，所以他一定会来。这样即可乘机一举将其拿下。该计划很快被上级批准。
第2团在驻地东仁台做好设伏的各项工作之后，即向张振福发出了邀请书。3月15日下午，张果然带着一支全副武装的3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前来赴会。见此情形，2团里原先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更加犹豫了，遂悄悄地建议谭友林放弃原行动方案，被他一口拒绝了。联欢会开始后，首先由谭友林和张振福分别讲了话。尔后他向张提议，让2团的随军记者为两支部队照张合影，张表示同意。
谭友林遂走到前台命令所有参加联欢的双方官兵，均将随身携带的武器集中到操场中央，尔后再分别列队准备“合影”。由此顺利完成了智取的头二个重要步骤。乘此机会，第2团的干部都悄悄地站到机枪旁边。列队是插花式的，即第一排是张振福的骨干，第二排是2团的干部，所以每一挺机枪旁边，都悄悄地站了游击队的一位连长。操场上已经列队完毕，可记者还未到，张显得有些不耐烦，他的手枪队则更像猎犬似的在操场四边转悠，似乎嗅出了什么危险。谭友林便命令部队架枪原地坐下休息。站在前面的部队坐下休息时。靠后的2团官兵未听清命令依然在持枪立正，2团有个广东籍的参谋遂操着方言大喊：“还不架枪!”张振福部手枪队有个保镖将此误听为“缴枪”，便转身飞快地向谭友林开了一枪，却打死了谭的警卫员。刹那间操场秩序大乱。早有准备的2团干部立即抢过架在会场上的张振福部的10多挺机枪，端起来就向敌方开火。谭友林从主席台上飞身跳下，举枪向敌军连连射击。张振福见状，拔出手枪就向谭友林射击，却被一位眼明手快的2团战士一梭子子弹给击毙了。2团隐蔽在会场外的另外3个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敌方，迫使其纷纷举手投降。事后才得知，张振福部原只有200多人，为了显示实力，张临时花钱雇佣了100多名矿工来充数。
在这场为时仅半个小时的战斗中，第2团缴获轻重机枪13挺，步枪200余支，驳壳枪50多支，追击炮2门，不仅大大改善了2团的武器装备，鼓舞了抗日群众，而且还震慑了那些暗中勾结日寇的杂牌部队，使其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2团遂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深入发动群众，从而在萧县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
1940年6月1日晨，集中在当地整训的新四军第6支队在新兴集北门外召开“五卅”运动15周年纪念大会，并举行了阅兵仪式。由谭友林担任总指挥的阅兵刚开始不久，因汉奸告密，上千人的日军快速部队便在炮火、坦克的掩护下，分4路向会场袭来。按照彭雪枫司令员的部署，谭友林率第8团迅速钻进新兴集东门外的交通壕里隐蔽起来。由于8团大多数官兵第一次见到坦克，自然不知道该怎样对付它。’谭友林镇定自若地指挥官兵把坦克让过去，专打躲在后边的步兵。这样一来，日军的坦克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阵地上便失去了机动性，运动迟缓，只能在周围打转转，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而炮火也因距离太近，成了死角。在8团所有轻重机枪构成的强大火力网之下，日军一次次地扑上来，又一排排地倒下去。坚持到黄昏时分，新四军发起全线反击，其余日军最终被迫仓皇撤离了战场。
横扫东北到广西
1945年11月16日，谭友林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松江军区哈北军分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5个月后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59旅副旅长，率部投入剿匪作战。
次年9月，遵照以贺晋年为总指挥、谭友林为副总指挥的合江省军区剿匪指挥部在佳木斯会议上调整制定的作战部署，剿匪部队开始根据残余土匪的分散游击活动规律和特点，进入深山老林以小分队方式展开行动。我军先是在土匪经常出没之地安上“钉子”，以连为单位的小分队平行驻扎在重点地段，形成首尾呼应的长蛇阵，并在位处关键地段的牡丹江各渡口派重兵把守，堵死了土匪的各条出路，从根本上切断了土匪的一切给养与粮源，将其围困于林海之中。继之，谭友林便率部开进老爷岭，像梳头似的把山岭整个搜索了一遍，收效却不大。正当此时，剿匪部队俘获了两个小土匪，经谭友林连夜对其进行审讯后，终于从他们的口供中了解到了匪徒们在林海中的活动规律。针对谢文东股匪的推磨战术，谭友林等人遂决定重上老爷岭，杀个“回马枪”。根据谭友林的提议，总指挥部将剿匪部队化整为零组成精悍的小分队，把老爷岭东北部划成6个区域，每个区域由建制地方部队分头驻剿，第359旅的主力部队则采取“钉子”、“锥子”、“楔子”式的战术，插入老爷岭。同时他们还发动群众，配合剿匪部队切断了匪徒们与山外的一切联系。
时值隆冬季节，在谭友林的统一指挥下，各部开始分头行动，而由第359旅主力组成的若干小分队则带足了粮食，手持开山斧，一边走一边在周围的大树上刻下记号。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在老爷岭中搜索，一看见哪儿有乌鸦起飞或炊烟飘拂就立马出击，一发现匪徒们藏在树洞里的粮食就给悉数拿走。在包围圈越缩越小的情况下，土匪弹尽粮绝。陷入困境。想下山搞点粮食吧，可到处都驻有剿匪部队，土匪整日奔波，饥寒交迫之下只得杀马充饥，以致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出来投降自首者不断。
这时，剿匪部队抓到了谢文东派下山了解江面封冻情况的一个侦察员。经过一番感化，该土匪供出了谢文东企图下山抢粮，然后偷渡牡丹江逃往刁翎的计划。为此谭友林决定将这个侦察员放掉，让他将谢文东引下山来。几天后的一个夜晚，谢文东等一批匪徒被那个侦察员领到了四道河子和五道河子之间的一个村落，进入剿匪部队预先设下的伏击圈。此后不过10分钟的功夫，还未等这100多个匪徒回过神来，他们便被合江军区第8团和独立团的官兵们包围俘虏了。谢文东虽然一时得以逃脱，但在当地群众的引导协助 下，他最终还是被捉。因此贺晋年、谭友林还于1946年11月29日荣获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电报嘉奖。此后又经过数月的苦斗，至1947年4月初，合江境内的张雨新、李华堂、孙荣久等四大股匪被全部肃清，分三个时期的剿匪作战胜利结束，由此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与土匪里应外合夹击共产党、消灭东北解放区的罪恶阴谋，使我党我军获得了更加稳固的战略大后方。
9月，谭友林调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2师(半年后整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34师)政委、党委书记。在辽沈战役中，第34师奉命随主攻部队挥师北上，执行东北野战军总指挥部制定的围点打援战略。因师长温玉成外出开会不在，谭友林直接领导指挥了这次行动。
当全副美式装备的廖耀湘兵团奉蒋介石之命在弛援锦州遭到我人民解放军重创的情况下，遂伺机准备出营口从海上逃走。1948年10月26日，其一部与我第34师正面遭遇。敌人在炮火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向34师阵地发起了持续10多个小时的攻击，均被击退：尔后敌军改变战术，发起了十分有序的冲锋，力图与我军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谭友林率部以死相搏，又一次打退了敌人，较好地完成了死死拖住廖耀湘兵团的任务。10月28日，34师在配合主力部队全歼了廖耀湘兵团之后，又随第12纵队由长春急行军南下直捣沈阳，相继占领了抚顺、铁岭、本溪等地，并会同第1、第2纵队消灭了沈阳守敌，解放了沈阳和营口。
1949年1月，时任东北野战军第49军145师政委、党委书记的谭友林率部参加了天津战役，担任主攻天津守敌重兵把守的前后尖山子的任务，于1月15日中午攻入城内。此役145师战果辉煌，共击毙、俘虏敌军5800余人，缴获加农炮6门、汽车110辆，各种枪支3300多支以及大量军用物资。
不久，谭友林被晋升为第39军副军长，同时兼第145师师长，并率部长驱南下，先后投入宜沙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在新中国成立两个多月之后的12月11日，他率部一举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祖国边境重镇镇南关。
云山大败王牌师
1950年10月19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的谭友林，率部入朝作战。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根据朝鲜战场的态势，决定集中我第38军和第40军的两个师、第42军一个师，首先向已进抵熙川的南朝鲜军第6师主力发起重点攻击；第39军在云山西北地区布防，以阻击南朝鲜军第1师北上。抗美援朝的首次大战拉开了帷幕。
10月28日，侵朝的美军第2集团军司令官顿·沃克已看出了志愿军的作战意图，遂将留在平壤作预备队用的机械化王牌军——美军骑兵第1师(简称美骑1师)调来投入云山战场。他命令该师第8团接替南朝鲜军第1师在云山的防守，美骑1师第5团进至云山以南的龙山洞，以便于两个团相互策应；南朝鲜军第1师主力则被撤到宁边，在云山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
11月1日下午，第39军已完成从东北、西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云山的合围，并做好了攻击前的一切准备。17时，突然接到我前方侦察部队关于敌军开始发动部分坦克、汽车，似有撤退迹象的报告。事后才得知，这是美骑1师第8团与南朝鲜军第1师12团在换防。此时距总攻还有两个半小时，而敌军想要逃跑，怎么办?谭友林立即返回指挥所，在与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等人紧急商量之后，决定将总攻时间提前至17时，该方案很快获得志愿军司令部的批准。接到总攻命令后，担负攻击任务的第39军116师遂以两个团的兵力迅速展开；我潜伏部队也在炮火掩护下，立即向云山之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至次日3时许，经过神速、大胆的迂回穿插，第116师之346团、347团和348团从东、西、北三面攻入云山街区，敌人大部被歼，余部夺路而逃。
在此情况下，美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奉沃克之命向所属各师师长下达了撤退令，其中命令美骑1师第8团从云山撤往龙山洞至宁边一线组织防御。第39军抓住该团立足未稳、匆匆撒出云山的大好战机，率先发动攻击，迅速切断了云山至龙山洞的道路，致使美骑师所部陷入被分割的境地：其第8团被困云山，第7团被阻于新安州，第5团3营在宁边东北侧，第1营被分派到龟城，而作为美骑1师师长的盖伊，此时身边仅有第5团2营了。为此，他向军长提出让第7团和第5团3营归建，将第8团赶快撤至骆驼头一带的要求，被军长否决。盖伊无奈，遂下决心集中可以使用的全部兵力，打开通往云山的道路，救出第8团。
美骑1师第8团得令后，只得从仅有的一条退路——云山东南侧经165高地，按第2营、第1营、团直分队和第3营的顺序，由立石撤往宁边。但在第39军的穿插分割下，秩序大乱，其中殿后的第3营更是陷入绝境。美骑1师第5团奉命派出一个营迂回到我军的右侧后，企图在占领喇叭高地之后，迅速进到骆驼头，救出被困部队，却毫无成效，遂放弃努力。11月5日，在第39军的最后攻势下，美骑1师第8团3营除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全部战死或被俘虏，连同8团其他营遭受的重创，该团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
与此同时，担负打援敌任务的第39军115师343团，也圆满完成了使命，其中第348团2营官兵在沿着三滩川东岸方向展开的攻击中，还创造了一项朝鲜战争中的新纪录——惟一的一次缴获了美军4架飞机。
云山战役打破了美骑1师不曾有过败绩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我志愿军广大官兵的士气。
老爷岭枪打敌机
1951年4月底，历经抗美援朝战争1～4次战役的谭友林，依依惜别了第39军，奉调回国任东北军区公安部队第一副司令员，一年多后晋升为司令员。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明确赋予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执行勤务的东北公安部队，担负从朝鲜北部东海岸及鸭绿江到“三八线”长达2000公里的主要公路和铁路运输线上的防空任务，以挫败侵朝美军妄想利用制空权，断绝志愿军前方作战部队的物资补给，切断志愿军前后方联系的图谋。为此，东北公安部将承担该项任务的部队按每6人一个小组、每组相距约2-3公里进行部署，在整个公路线上设了800多个哨所。官兵们日夜守护在公路旁，既防空又维护交通秩序。还要负责处理交通事故、解决路线堵塞、路面被炸等问题，遇有匪特进行袭扰破坏以及汽车、人员、物资因空袭遭受伤亡损失时，还要及时组织疏散，确保了抗美援朝后勤物资补给线的畅通。
1952年上半年，在朝鲜战场上连遭败绩的美军又盯上了东北。他们除了经常派飞机入侵东北领空进行骚扰外，还派遣了大批间谍、特务，以刺探中国国防设施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伺机对这个抗美援朝的大后方进行破坏。同时，他们还与蒋介：百集团相勾结，网罗残余的反动分子，拟在东北建立所谓的“敌后游击根据地”。为此，谭友林和政委汪金祥部署、指挥东北公安部队，一面紧密配合野战部队在：辽东沿海进行反登陆，一面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了“反骚乱、反 派遣、反空降”的对敌斗争。
10月，根据龙县公安局、延边地区公安局提供的敌情，东北公安部成立了由谭友林挂帅的“老爷岭反特联合指挥部”，在他亲自坐镇指挥下。公安部队一举全数捕获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的间谍机关“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先后两次空投在吉林省图县老爷岭山区的两队间谍(文队队长文世杰，沈队队长沈衡年，简称“文队”和“沈队”)。
审讯敌特之后，联合指挥部对所获情报进行了认真研究，谭友林分析认为：“空降下来的特务虽已被消灭，但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三十六计里不是有一计叫引蛇出洞吗?我看不妨拿来一试——设法让‘文队’报务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的间谍机关取得联系，谎报军情安排骗局，诱敌上钩，钓出更多的间谍分子，然后将其歼灭……”
该意见深为汪金祥所赞同，于是一个新的战斗行动开始了。已被活捉的“文队”报务员、美国间谍牛松林经我方大力争取，愿意担负起借“文队”名义给美国间谍机关发假电报恢复联系的使命，以便立功赎罪。其电文谎称：“广东边境防范甚严，无法去香港，李军英(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投诚的美国间谍、‘自由中国运动’重要成员)现在‘文队’待命。”经过数番联系，美间谍机关决定于11月29日晚23～24时之间，派飞机前来长白山老爷岭空取，并要求李军英等选好空取场，在此点燃三堆火为号。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谭友林亲任作战总指挥，并将指挥部由二道沟前移至“空取场”所在地的荒沟阵地。根据敌情他制定了周密的歼敌计划。部署组织了18挺高射机枪、10挺轻机枪和6挺重机枪，以“空取场”上空为射击中心，构成半圆形的强大火力网。11月29日晨，他带领有关领导及作战参谋人员又一次对各阵地、各枪位作了认真检查，并再次向全体参战官兵作了战前动员。
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指战员们在掩体内隐蔽等待了一天，至11月29日晚23时许，果然看见一架C-47型无国籍标志的美国间谍飞机飞抵老爷岭上空，先是围着空取场绕了一周，然后将空取架投下，并投下了一批香烟罐头和人民币等物品。我方在空取架放上假人，敌机盘旋了一圈，尔后由北向南缓缓地俯冲下来，当它距空取场地面仅有200公尺时，随着谭友林一声令下，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参战部队的几十挺机枪夹着步骑枪喷吐出密集的火舌，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弹网，从三面扑向敌机。中弹的敌机一头撞到空取场附近的山脚下，燃起了大火。官兵们一跃而上，生擒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和理查德·费克图二人。而驾驶员和领航员则当场毙命。
历浩劫七年炼狱
“文化大革命”伊始，时任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兼特种工程兵7169部队司令员、工程兵“文革”办公室主任等职的谭友林即横遭批斗，并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关押、迫害。
1966年11月的一天下午，工程兵部队中林彪的追随者来找谭友林谈话：“我这次是奉林副主席的指示来的，我们批斗关押你的目的，是要你揭发贺龙篡党夺权的罪行。只要你揭发了贺龙的罪行，林副主席说，你谭友林不仅是三类干部、二类干部，还可以成为一类干部。”
谭友林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只知道贺龙同志在战争年代率领部队出生入死，历尽艰险，战功卓著，受到全国军民的尊敬和爱戴。我只知道他始终忠于毛主席，不知道他篡党夺权。”
“1964年工程兵党委整风，就是贺龙和罗瑞卿亲自策划、指挥的，是他们让你谭友林夺取工程兵领导大权的一次猖狂进攻。”这位林彪的代言人试图诱导谭友林交待说那是假整风、真夺权，但他就是闭口不言。
“你中贺龙、罗瑞卿的毒太深了!”来人气急败坏地又试图勒令谭友林彻底交待贺龙在“文革”初期是如何指示他进行夺权的。
“我当工程兵‘文革’办公室主任，是工程兵党委常委选举产生的，跟贺龙根本不沾边。”
“老谭同志，只要你老老实实交待贺龙支持你在工程兵夺权的问题，一来我们可以马上放你回家与亲人团聚；二来我们给林副主席汇报一下，你个人就没有问题了。”
在威逼利诱面前，谭友林同志毫无所动：“你们把篡军夺权的罪名强加于贺龙同志，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你们想一想这么大的事，我又不是一个小孩，怎么能说假话呢?”
见谭友林软硬不吃，那人只好悻悻地走了。此后。谭友林被扣上了“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贺龙篡党篡军埋藏在工程兵的定时炸弹”等一顶顶大帽子，遭到更为残酷的折磨。1969年10月，他被转移到河南伊川工程兵技术总队农场，关押在一间仅有5平米大小，无卫生间、无水、无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的小房子里。一年多之后，他又被押往江苏徐州工程兵技术总队下属仓库，继续关押。期间，他的子女也因受到株连，7个孩子分别被下放到全国6个省、市农村劳动改造。
戍边卫国大西北
“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和督促下，谭友林恢复了人身自由，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1975年7月，他被重新分配工作，担任了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主管南疆铁路和天山独库公路的建设施工，旋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
刚到任不久，年逾六旬的谭友林便立即到天山指挥所长住下来，一头扎进“两路”施工现场，认真调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这天，他检查到天山独库公路哈希勒根冰大坂施工段，亲眼看到了此地经常发生的大雪崩现象。瞬间，10多根巨大的钢筋水泥防雪柱被打得东倒西歪。当他走到大风口，看到有的战士被正在肆虐的十级以上大风给刮走了，严寒给筑路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于是他就和干部战士一起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尽力创造条件提高施工质量和进度。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作为祖国西北重要门户的新疆，其边防建设一直不被重视。当时中国新疆与外国交界的3000公里边防线上仅有7个哨所，满编时真正在一线巡逻的战士也只有173人，而其条件之艰苦和装备之落后更让谭友林感到震撼。他和他的战友们遂将新疆边防的实际情况拍成录像，呈报给中央军委。几个老帅看后都说：“我们知道边防苦，但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不久，中央军委即下令加强边防建设，从十分拮据的经费中挤出2亿元用于这项工作。
1977年6月，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携同谭友林和另一位副司令员前往天山独库公路施工现场视察。6月30日，当他们一行乘车向着海拔3400米的冰大坂隧道施工现场进发时，因空气稀薄而感到呼吸很困难，再加之山石和路面被常年不化的坚冰所覆盖，吉普车爬行万分艰险，他们被迫弃车步行，从一号隧道北进洞，亲切看望了施工部队，并察看了施工进度，检查了工程质量。在下山的路上，他们又先后到111团5连、112团“硬骨头六连”调研，这一天里，他们跑了110多公里的地段。针对施工部队做不熟饭、洗不上澡、看不上电影以及伙食粮油超支等实际困难，经他们开会研究之后，决定逐条加以解决，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施工的正常进行。
由于谭友林的辛勤操劳和广大筑路官兵的艰苦奋斗，南疆铁路终于在建国30周年前夕胜利竣工：1985年，天山独库公路也全线贯通。这两条线路的开通，不仅使南北疆交通更为便捷，而且也有利于南疆与祖国内地的交往，并大大提高了国防战略的机动性。
谭友林于1980年1月被晋升为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党委第二书记，同时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参与领导新疆的党政、经济、文化和法制等各项工作。
1982年5月下旬，谭友林和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带领军区工作组，驱车前往帕米尔高原看望边防官兵。在与驻守高原的某边防连战士们握手时，细心的谭友林发现炊事班战士的手指甲明显凹陷，他当即询问后始知，这是由于长期缺氧、缺维生素引起的高山反应的一种症状。回到军区之后，他专门就这种高原反应病症做了大量工作，由此改善了边防战士的健康状况。
谭友林于1983年10月升任兰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之后，尽管位高权重了，但他与基层官兵的心却贴得更近了。3年后，他退居二线，专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如今，年届93岁的谭友林将军，依然在时刻关注着祖国的边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