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那天，刚从外省采访回来，闺蜜约我去城边的茶馆聊天。不知怎的，她聊起她的母亲。说她母亲非常强势，从小到大，她只记得母亲经常在骂，不是骂父亲，就是骂邻居。春天耕种时，会因争夺耕牛而骂;夏天双抢时，为争晒谷坪而骂;秋天，端碗稀粥蹲在屋前坪里和邻居扯几句卵淡，扯出些麻纱，立即就会脸红脖子粗地开骂;冬天，明明是围炉烤火的好季节，母亲会守住父亲翻出些曾经的委屈，茶壶在炉灶上翻滚着冒出层层水汽，母亲骂父亲的样子也飘摇在水雾中成了永恒的记忆。
“五年前，母亲死于肝癌。”她说。
在闺蜜涣散迷离的眼神中，我想起我的母亲。用想起去说我活生生的母亲，好像不太准确，家乡人知道了，会骂我无情无义。可我只能用想起，我已经三年没有见过她了。
我的母亲叫田小藻，一九四九年生于湘西南一个叫小源的山村。那里曾是一片原始森林，现在盛产煤。许多有本事的人便开始私营煤窑。母亲的父亲把村里的男人分为三类，一类是只会在田里刨作的农民;第二类是有手艺的泥瓦匠、竹篾匠、铁匠、屠夫;第三类是吃得苦霸得蛮的窑工，收入也是最高的。我父亲的舅舅曾是小源一座叫八六煤矿的大工师傅，家里日子过得红火。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的舅舅认识了母亲的父亲，便许下媒约。父亲是个孤儿，十五岁起跟着舅舅在八六煤窑下井。母亲的父亲看我父亲修整的田土，整齐圆润。母亲的父亲就告诫母亲，勤劳的人哪朝哪代都不会饿死。
母亲十八岁那年嫁到离小源二十里路的小桂村。我十八岁那年，离开这里。从此，小桂这两个字像旧时藏在贴身衣袋里的护身符，成了我最后的庇护，也成了母亲最后的葬身之处。二零一五年七月，她病逝在此，离我和闺密谈及母亲的日子差了四载春秋。
2
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性别分别是：女、女、女、女、男。老大叫中匀，第一个是女儿不喜不忧;老二叫立贤，“贤”取“嫌”的谐音;老三叫再贤;老四叫火红，还生个女，心情急躁得像火一样红起来;老五叫庆宝，庆幸得了这么个宝贝。我是老二，叫立贤，一生下来就不讨父母喜欢。
那天也不知怎么了，母亲突然说想给我们五姐弟算命。瞎眼算命先生听母亲先后报了生辰八字，右手拇指轮番点落在其他手指上，口中念念有词。过了一阵，他一脸神秘地告诉母亲，老二的八字看过这回就不要再看，好好读书，将来必成大事。最后四个字，就像钉子入墙，锈进了母亲的骨头里。
母亲开始在我身上使些她够得着的力气。除了庆宝，我是唯一能常年吃到鸡蛋的人。三个姐妹只能在春天母鸡生育旺盛的时候才能吃到，至于秋冬两季，他们连鸡蛋壳都看不到。母亲以我爱学习为由，第一个叫我起床，经常是我还来不及系好裤带，她就将鸡蛋塞进了我嘴里。
并非每天都能处理得这么好。有一次，母亲刚将鸡蛋塞进我嘴里，我的背部就受到一阵猛烈的撞击，鸡蛋卡在喉咙深处进退两难。眼看眼珠子鼓得越来越大，她一时慌了，猛然将我反身提起，我在惊吓中喉咙扩张，鸡蛋顺势滑了出来。因为这样，母亲用荆条抽打肇事者三妹至遍身是血，而我得了吃蛋恐惧症。
再一次答应吃鸡蛋时，我有了不一样的心思。当着母亲的面会假装将鸡蛋往下吞咽，背过身立即吐出来。等姐妹们都起床了，我再把藏好的鸡蛋切成四瓣分给她们。我们暗地里结成了某种同盟，我们也不知道要对付谁。
算命先生告诉母亲，庆宝是个辛苦命，将来会继承父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地洞。自古至今，村里人都这么唱。我祖父是窑工，父亲又是，庆宝也会是。小桂村的人都这么认为。算命先生故意把我的八字留到最后说，前面四个姐弟不是婚姻不顺，就是财运不佳，三姐甚至是个寡妇命。他一定想把母亲口袋里的钱掏光才那样编排的。这样怀疑是因为我连普高都没有考上。
读书上大学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途径——不仅小桂村，周围其他村也这样——村里所有当道的墙壁，都用石灰刷成雪白，用红色的油漆写着“送孩子上学，穷一时;不送孩子上学，穷一世！”“一个跳不出农门的孩子谈何好命！”“知识不仅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更能改变家庭的命运！”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人，除了我，我的老师同学，还有我的母亲，而且最伤心的是我母亲。她没打我骂我，却当着全村人的面烧光了我所有的书。
“看那个八字，花了十五块钱呢。”母亲一边烧書一边说，“够买半头猪仔了。”
“我也只是一头猪。”这话在我嘴唇上跳动，却没有说出来。
“全是那些花花肠子把你的精气神给缠灭了。”母亲说的是我收到的那些信。
要怪就怪我的语文老师，要是他不帮我向县作文报投稿，就没人知道我的名字。我阻挡不了别人给我写信。语文老师成了母亲的帮凶。他们以爱的名义拆开每一封信，从里面读出些青涩的暧昧时，都会露出鄙视的神情;最初在他们还没有重视这些来信时，我也收到过几封，还一一回了。竟然也有落到他们手里的，逮住我写的错别字时，他们脸上呈现出蒙受奇耻大辱的表情。
母亲认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坚信祸害我的根源是那些从我笔端流淌出来的文字。她不准我看文学书，甚至连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也不准我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不懂什么是战术，可我与母亲之间展开的是货真价实的游击战。她来，我装作认真思考数学题的样子;她走，那本压在数学书下的文学读物就摆在最上面;白天她不准我写文章，我便夜里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我和母亲之间的这场战争，总是无声无息的，直到中考成绩出来，母亲才以烧书的形式昭告全村人。
三个姐妹用复杂的心情陪我在村外河堤边坐了一晚。那天的夜空没有月亮星星，天地黑成一片。大姐说她准备去南方打工，将来有钱了帮家里建大房子，独门独户，再也不用听隔壁那些摇晃床板的声音;三妹说父亲老了，当不了几年窑工;四妹说她将来要嫁个有钱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却突然发现，村里不知何时竖起了几幢漂亮的楼房。我家的土砖房夹在这些楼房里，像秋风裹挟的一片枯叶。 重读！去外地重读！那年九月，母亲像个重拾信心的将军，领着我返回“战场”。我以为，她并非格外关注我的成长，而是算命老倌在她心中下了迷魂药。
不顾我反对，母亲执意把我转到离家一百多里远的外县上学，那里有一个我称之为表姨的女人。在母亲承诺每个月挑五十斤大米、五十个鸡蛋送上门后，表姨答应收留我。表姨还说我可以一直住在他们家，直到考上大学。
父亲并不赞成母亲的做法。可他反对与支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想怎样。母亲并不直接反驳父亲，只是不动声色地说，我嫁给你，上无片瓦，下无立身之处，你人一个卵一条，我嫁过来帮你生下这一堆孩子，盘活了这个家，你还想让庆宝跟你一样光着身子去下窑？
母亲并没有直接表达出她重男轻女。小桂村所有人都认为母亲最爱我。可我们四个姐妹都知道，无论大姐，还是四妹，我们都是桥梁，所有一切只是为了抵达庆宝。
3
我读高二那年，庆宝十二岁。父亲遭遇矿难，左腿从矿石里掏出来时，失去知觉。医生说，神经损伤，得慢慢养。可大多数人都私传，我爹即便好了，也是半个废人，干不得体力活。家里所有的鸡蛋都得往父亲肚里赶。母亲并不想这样做，可家里还没建新房，没有房子庆宝将来就可能娶不到媳妇。
母亲生性好强，她将小桂村所有“有好戏看了”的心思踩在脚底。先是给大姐写信，要她每月按数寄钱回家，交待我在学校里只能吃两毛钱一份的菜。钱是固定的数目，假使我上餐多花了，下餐就得挨饿。
四妹不喜欢上学，她打小爱漂亮，大姐一条白底起碎花的连衣裙，二姐、三姐的汗渍先后浸染改变了它原本的模样，流经四妹身上时，却成了不一样的风景，下摆剪一圈成为超短裙，袖子拆掉改成无袖，多出的边角料被四妹改做彩带扎在头发上成了流动的风情。谁也没有想到，母亲竟然发现了四妹身上流动的光彩和那份崭露头角的天分，她亲自把她送到镇上的裁缝铺子，使她成了镇上最小的学徒。
三妹哪儿没去，也死活不上学了，她代替母亲喂养猪栏里的三头猪，鸡圈里的鸡群，牛栏里的耕牛，房前屋后守护那栋土砖房的老黄狗和未成年的庆宝。父亲亦成了她需要喂饱的人。
母亲不在家时，家里有父亲的声音，三妹的声音;她回来后，家里就只有她的声音。猪喂了吗？鸡喂了吗？牛喂了吗？庆宝回来了没，吃了吗？有些声音落在蒲公英身上，被风带去天涯海角。
村里人都以为母亲默默承受了一切，有人甚至把她作为道德楷模放在嘴边推崇。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时常在黑夜里启动嘴唇，用粗劣的声音诅咒她娘，诅咒她爹，更多的是诅咒我父亲。
与母亲一样，我也有藏在心里的暗影。
母亲把我送到表姨家当天就回了。表姨的小儿子，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男人，对我生出些让人感动的热情。他告诉我他在一家国企上班，是份不错的工作，福利好，发各种票，有干洗房的洗衣票，有食堂的饭票，停车票，公共澡堂的洗澡票。表哥说周末可以帶我去那泡澡时，一把拽过我，将磐石般的身子压在我的屁股上发出“啊啊”的声音。
是怎么逃脱表哥的魔爪的，我不想去回忆。可从那天起，我的世界变了。到了夜晚，就有一根又粗又重的绳索缠绕在我颈上，在我入睡前，那绳子勒得我几乎窒息，天天如此。我不再主动和任何一个对我表示热情的男人说话，我躲闪他们爬在我身上的目光。
母亲没看出我内心的变化，在我收到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她逢人就说，送我到表姨家寄读是个英明的举措。她甚至再一次用我命好来定义我现在拥有的一切，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在她看来，不管努力与否，我都能考上大学。
4
再见到庆宝，是在山坡下。18岁的他倒在一堆血泊里，身子软软的，好像骨头都碎了。离他不远处，躺着和他年龄相仿的三具尸体，同样是软软的。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连续一个月的大雨涝死了田里土里的庄稼，全村人都失去了他们这季的收成。让自己不饿着，是村里人最关心的事。骂街的声音尖刀般穿梭在天地间。
听说隔壁村的山里有人养了一池鱼，庆宝和村里另外两个青年决定去弄几条回来打打牙祭。养鱼人似乎早有防备，池塘四周全种上了荆棘，池塘入口处搭了一座草棚，成天有人值守，是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如果庆宝他们见好就收，如果养鱼人不去追赶他们，是否一切都不会发生？可无论养鱼人还是偷鱼人，都认定自己是这鱼的主人。悲剧也就在这样的执念中发生。养鱼人去追偷鱼人时，一直追出了三里路，他的执着挑起了庆宝的斗志，他趁养鱼人追上来时，从胸口掏出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养鱼人只顾往前跑，他像条鱼般，被庆宝手中的水果刀串起。
惊醒村里人的是山上老鸹频频发出的叫声。这是某种征兆，事后村里人都这么说。因为没过几天，庆宝就被逮捕了。
庆宝刚满十八岁。母亲夜夜大哭，嘶哑的声音让她成了另一只老鸹。她的哭声像是求饶，向所有掌握庆宝生死的人，也向那个被庆宝杀死的人。
同去偷鱼的三个人，一个从窂里出来了，一个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庆宝没有回来，也不用去牢房。
获知庆宝被判了死刑，母亲的身子像堆烂泥滑倒在地上。没有人同情她，摊在地上的母亲成了遭人唾弃的凶手。大家说是母亲的纵容害了庆宝。
我们四姐妹没有一个人从内心里真正喜欢庆宝，仿佛我们从来没有得到母亲的半点娇宠都是因为他。
庆宝比四妹小两岁。四妹出生时，母亲几乎绝望，心想这辈子注定要被小桂村的人喊一辈子“绝代户”了。母亲生性要强，可这事她做不了主。她迁怒于父亲阴气太重，招不来儿子。她甚至借钱去衡山送子观音那儿求子。从衡山回来不久，她就怀上了，生出来的儿子不像她，也不像父亲。村里老人说像马干部。我不认识马干部。村里老人还说是过去在村里蹲点的一个下乡干部。这些话我和其他姐妹都听说过，只要母亲不在的地方，人们就敢胡言乱语。一旦母亲出现，谁也不敢提及庆宝像谁。“马干部”三个字像他们从嘴里吐出的漱口水，瞬间没了踪影。 背地里，我经常骂庆宝是个“无所不为的人”;母亲当着父亲的面也经常骂父亲是个“无所不为的人”。前者是指没有什么不敢做、不能做;后者是指没有什么敢做、能做。
从开始记事起，我就知道母亲不喜欢父亲。她和别人谈及父亲时，通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屋里那个“无所不为的人”。小桂村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无所不为的人”特指我父亲。虽然大家认为庆宝是货真价实的“无所不为的人”——他偷鸡摸狗、猥亵幼童样样敢干，成了大家眼中十恶不赦的“混世魔王”。庆宝死的那天，小桂村稀稀拉拉炸响的鞭炮声，除了前来悼念的亲戚朋友燃放的几挂，还有几挂裹着难以辨识的欢愉。我和几个姐妹听出异样，没人敢告诉母亲，除了怕她挥舞菜刀找人拼命，更多的是我们已经不想再牵绊出罪恶——庆宝死了，那些可能随他离去而一同埋葬的罪恶。
隐隐约约能听见母亲在黑夜里哭泣，父亲应该也听到了。没有谁敢去劝慰母亲，仿佛一开口，就戳穿了母亲藏在心里不想让人窥见的心思。
5
大姐果然没有食言，她去南方不到五年，就帮家里建了新房。
四妹也学有所成，在镇上独立门户开起火红服装店。她特意订了时装杂志，依葫芦画瓢，学着做些时髦的款式。
三妹把家里的老土砖房拆了，用拆下的砖在山脚下垒了一排一米高的平房。这房子杵在那里，小桂村的人左看右看没看出个名堂。直到三妹把一车小猪仔赶进那排土砖房里，大家才恍然大悟。
我毕业那年，正好国家实行教育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再分配工作。村里人说考上大学不再分配工作，读了也是白读。“送孩子上学，穷一时;不送孩子上学，穷一世！”这句话是村干部写在我家当路墙上的宣传标语，母亲天天往上面吐口水。
我去广州，在那里谋到了小学语文老师的差事。我并不喜欢朝九晚五这般循规蹈矩的生活。没想到无意促成的几篇小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一家省级报纸的新闻部向我伸来了橄榄枝。我毫不犹豫地投怀送抱，仿佛那是我朝思暮想的归属。跑新闻会经常见证鲜血淋漓的场面，见多世间无情寡义之事，可我乐此不疲。直到我第五次独自去医院做人工流产，而我的户口本上依旧是单身时，我才突然厌倦一切。仿佛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卷走了我之前拥有的一切热情。
再次回到母亲身边，周围一切已变。山上没了树木，春天的绿色是杂草与灌木拢就的。秋风一吹，枯草遮不住泥土和山石。河水不再清澈。枯水时，河水几乎流不动，人们肆意倒进河滩的生活垃圾淤积了它;涨水时，河水成为流动的展示屏，漂浮着的，除了各种颜色的塑料袋还有花花绿绿的衣裳。
记忆中，母亲是不会打牌的。我再回村里时，母亲却有了固定的牌友。母亲并不真心喜欢打牌，可她需要拢些听众，听她吹嘘大姐、三妹、四妹带给她的荣光。我回家时，看着我手中扁塌的行李袋，母亲一脸寡淡，说，回来了，锅里有粥，碗柜里有凉菜，你先将就着吃吧。
我剛刚做过人流，需要些营养来恢复血气。父亲盯着我看时眼里有话，我有意回避，他没有说什么，就悄悄为我煮了两个荷包蛋。接过父亲递来的碗，他看我的眼神和我看他的眼神有着相似又相异的温暖。我低头吃蛋，泪水落在蛋上，瞬间没了形迹，却吃出些不一样的心思。
母亲和她的朋友说，我家立贤，都三十岁的人了，还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身之处，连个男人也带不回。我在她这个年纪都已经喂养过几个孩子。我想冲出去对着他们大吼，我都有过六个孩子了。可我的喉咙像干枯的农田，沟壑纵横，字词如同漏进沟壑的雨水，无论我怎么用力，穿梭在房间里的只有母亲和牌友们的声音。
我没有成为那个改变母亲命运的有着好八字的女儿。回到家里，像面讽刺的旗帜，高高地挂在我家的屋檐上。“读书有卵用”，母亲与牌友谈及我时，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母亲用声音拧成麻绳鞭打我、驱赶我，可我的身子像只掏空的麻袋，又如同一具僵尸。我白天睡到日上三竿，夜里喜欢去庆宝的坟前静坐。我并不喜欢庆宝，可我只有坐在他那堆隆起的小土堆旁，心才宁静。我对着土堆说出心中所想，不只是天黑的原因，更多的是，只有他才会这样安静地听我说。
大姐开口闭口就是，这房子是我建的，你干了什么？三妹一看见我就笑，啥也不说，仿佛我只是一个笑料。四妹整天待在猪栏里，同猪说话的兴趣胜过听我说话。
庆宝不一样，他躺在那儿，属于这片土地，属于我。
我知道父亲在担心什么。我摸黑走向庆宝的坟堆时，对着身后扔过石头，我不想他跟着我，偷听我说出的一切。
害怕的不只是父亲。我夹在手指间的烟火，如同某种征兆，村里的老人说，鬼火招魂，村里又要死人。
6
我不相信父亲会背叛母亲，可父亲自己提供了证据。父亲动手打母亲了。是的，是第一次，可出手的凶残让我心生恐惧，母亲的脸上、身上像被碾子碾过般，淤青铺展。
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父亲却把她的面子撕成碎片，扔在小桂村山间田野，任人践踏。小桂村的人都在等待一场更大的风暴。
我和三个姐妹，先后被母亲集结到她的四周。大姐夫要来，大姐死活不同意。看到母亲的样子，大姐舒了口气。四妹夫来了，看见母亲的样子，面部表情复杂，而我从他一闪而过的眼神里看出了他的心思——这女人就是欠揍。
父亲那些望向母亲的眼里流露出来的动人的光线，那是存在的事实还是一闪而过的虚无？我曾经问过父亲，你爱母亲吗？父亲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哪管什么爱不爱的，只要是个女人就行。
可你们生了我们五个啊。说这句话时，我想到那些从我身上流失的孩子，他们属于爱情吗？只是一次次没有采取措施的欢娱罢了。我和不同身高，不同体重，不同年龄的男人交往，可我无法爱上任何一个男人。谁将绳索套在我的颈上了？我？表哥？母亲？还是父亲？还是所见所听的一切？
“为什么打母亲？”大姐问父亲时，像在喝斥。我看着她的样子，仿佛看着年轻的母亲。 “为什么打母亲？”三妹问父亲，像她在猪圈里喝斥猪仔。
“为什么打母亲？”四妹问父亲时，四妹夫站在她的身后。
我不敢这样问了。可母亲在看着我，仿佛我什么也不说，就成了她与我的姐妹的叛徒。
“发生什么了？”我说这句话时，父亲坐在门坎上，头低至膝盖，我特意蹲下去。天啊，父亲在哭。可我不敢告诉姐妹们这个事实。
“我怎么会谋害她？”父亲只对我说这句话，可我听出了父亲不再委曲求全的决心和一些难得的轻松，仿佛终于移开了那些压在他身上的重物。
大姐走时，母亲将替她“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三妹身上;三妹走时，母亲将希望寄托在四妹身上;四妹走时，母亲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走时，母亲将怨恨全抛給我。
在我最后要离开母亲去省里上班时，母亲突然指着我说，你父亲打得我遍体鳞伤，你连重话都不肯说他一句。我辛辛苦苦送你读书，你没有考上高中，我还把你送到城里去读。为了让你住到表姨家，我每个月要往城里送粮食和果蔬。
母亲不应该提表姨家的。我的身子像遭到雷击，软软地倒下去。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只有我自己明白，一直以来，表哥将他磐石般的身子重重地撞击在我身上的事，像一根又长又重的绳索，入夜，便会缠结我颈，让我窒息。当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时，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再一次想到那些无辜的孩子，我的心像一只打碎的琉璃杯。一切都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到从前。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看懂母亲，有时觉得她好像也喜欢我。四岁那年，我从砖窑上摔下来，她跪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参加小学庆“六·一”的活动时，她带我去城里买最漂亮的裙子;出麻疹了，她陪在我身边茶饭不思……
回忆这些，我变得异常焦虑。一股不知来处的力量支配我像倒塌的木板扑倒在母亲脚下，头像小鸡啄米，一上一下，磕向冰冷的地面。母亲以为我扑倒过去是要打她，吓得双手掩面，发出惊叫。这声惊叫彻底扑灭我心中对她的乞求，我以为的母爱与我想乞求的温暖在这声惊叫中碾细成渣。
离开家时，迎着风，母亲的诅咒从背后飘来，我听到了我的名字。
7
不知过了多久，我把与母亲有关的一切都关在门外。而梦里，不管我情愿不情愿，那扇门总是开着。母亲赤裸身子在我身前身后走来走去，几个看不清面目的婴儿，和母亲排在一起，围在我四周，飞来飞去，他们都有着金色的翅膀，像天使，却又发出魔鬼的叫声。
我也在叫，那根绕在我颈上的绳子窒息了我的声音。她们继续行走或盘旋在我四周，却没有一个人留意到我的挣扎。醒来后，像有人把一些原本不属于我的意念植入我的灵魂，在我颈上缠绕的东西，熟睡前让我窒息的东西，开始松驰。我开始留意身旁的男人。在心里揣度他们对我的真心到底有几分的同时，又琢磨下次带哪个男人回家。
对我带回家的男人，父亲从不言语，母亲显然不安，除了交待她的牌友当我回家的时候不要上门，自己在穿戴言语上也讲究了些。后来，看我每次回家带的男人都不一样，母亲也就回到她熟悉的生活，看我的眼神也恢复到之前的嫌弃与不屑。其实，在他们面前，我对这些男人的态度相当谨慎，我特意要母亲安排我带回的男人睡在楼上东边母亲睡的房间的正上方，我睡楼下与母亲同房。夜里，我从不去楼上，也不允许男人进我的房间。我会把他带去田野，有时在山沟，有时在水渠边，更多的时候，是在庆宝的坟前。无论我们有多留恋对方的身体，我都会在十点前回到家里，然后各自回房。我知道母亲那时还没有入睡，她那近乎停止的鼻息出卖了她。我悄无声息地脱下衣衫……
“你明天回省城去上班吧。”母亲说，“以后少回来些。”
“为什么？”我知道母亲的意思，但我的声音里透出理直气壮的挑衅。
“丢脸！”母亲说得很干脆。
“那庆宝呢？”脖子上那根绳子又在勒紧我，仿佛不这样说，我就会窒息。
“庆宝。”母亲说出这两个字就不再出声，仿佛整个世界都沉寂了。
“谁没有年轻的时候。”母亲说这话时，带出我从没有听过的轻柔。我想象她说这话时的神情和心思。
“说说马干部吧？”这话像颗子弹，从我喉间蹦了出来。
正是初冬起风的时候，从山凹里吹过的风，落在我家屋顶上，带动瓦槽上的石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那时候还年轻，村里相貌出众的女人没几个，”母亲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马干部来村里蹲点。队里看“那个无所不为的人”成份好，我又勤快，就把马干部安排在我们家住。”
“你们好过吗？”
“他倒想。我不依。都有四个孩子了。”
从西边传来父亲的咳嗽声。去年冬天，一场重感冒，像锥子琢开他的身体——他得了肺结核。风咆哮着似乎要从我家屋檐上拽下些什么。父亲的咳嗽愈发猛烈，似乎也要从他身上拽下些什么。
“若庆宝是个女孩，你还会往下生吗？”
“不生不行啊，”母亲说，“不生个儿子，村里的口水也会淹死你。 ”
“父亲逼你生？”
“不！他有卵用。生下你三妹时对我说，是这命了。我不服，死活要生个儿子。”
“生了也白生。”这话我没说出口。
“无论如何，我也有过儿子！”母亲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说这话时声音里含着不屈。
“我明天就走。”在父亲的咳嗽声，风吹动窗框、穿过瓦槽的声音中，我的声音消失在黑夜里。
8
已经三年没回家了，我开始思念他们。奇怪，对母亲的思念要超过父亲。因为思念都是从疤痕里钻出来，牵绊出人生的苦痛与哀愁。
和朋友们坐在茶馆里聊天，聊到母亲时，我常抱怨她在乎的只是哪个女儿给钱更多一些，甚至抱怨她过于强势，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说到“强加”时，我的语气弱了，仿佛一根绳索在勒紧我的脖子。我从没与他人谈及过那根缠绕在我颈上的绳索。许多年过去，我依旧把这一切苦难都归结在母亲身上。 终于有一位朋友不再苟同，他用温和的声音斥责我，亲人总归是亲人。你母亲生养你，还送你读大学，这样的母亲怎么也胜过路人。农村有养儿防老的说法，你弟弟已经走了，她手里若没有积蓄，哪会有安全感？你说你母亲18岁就嫁给你父亲，她对你寄予厚望，那是否是因为她想让你摆脱某种她可能摆脱不了的命运？
她摆脱不了的命运？朋友说这话时，我想到我18岁时正在读高三，而母亲18岁呢，已经在外公和舅舅们的威逼下嫁给了不曾谋面的父亲。不曾预见的人性不是母亲可以去承受的负担，她无法预料到表哥会窥视我的身体，她不曾知晓我内心承担的一切。
我是多么想在此刻听到母亲的声音，听到她像从前那样，一接通电话就开始不停地数落父亲的种种不是。
打电话时，我才记起，半年前，我把老家的电话设置为拒接，甚至小桂村的一切都从我生命里切断。
我开始频繁地给家里打电话，也开始与一个固定的男人约会，在心中决定过年时正式带他回去拜见父母。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天，我刚拨通电话，那边就传来大姐的声音，快回来吧，母亲不行了。
回到老家才知道，我走后不到一个月，大姐就回来了。这一年里，家中发生了太多的事——大姐发现自己嫁给的是个有妻室的男人，男人遇车祸死了，她失去了一切;三妹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赌博，不仅输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回家去偷母亲的钱;四妹养的猪接连遭瘟病，她连续几日挖坑埋猪，最后也将自己埋了。
小桂村的人都知道，母亲是病在心里，她心中的骄傲没了，她所有的寄托与期待也都没了。
回家之前，我几乎没有犹豫，把母亲的情况告诉了一直陪在我身边的男人。他叫光，是我在一个旅游节上认识的。光只是个摄影发烧友，他拍的一组小桂村的照片，让我从这个熟悉而想逃离的山村里看出些陌生的神秘的光芒，甚至一些久违的情愫从我心底、从久远的空间里爬了出来。
“我陪你回去！”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从不同的男人嘴里说出来，我都没有觉得温暖。這次不同，触到了我的心尖。我决定带光回家。
母亲留了一口气，像是在刻意等我。回家的那个晚上，她要我留下来，陪她一会儿。我想要光也留下。母亲看了他一眼，他识趣地走了。
“以后要自己回，别带男人。”母亲的声音弱得像蚊鸣。我看着她如同看着一盏即将熄灭的油灯。
“这次是真的。” 我知道母亲在担心什么，“过了年，我就和他结婚。”
“你父亲是在报复我。”
“关于马干部？”我几乎脱口而出。
“你父亲受委屈了。”
“一个女人有人爱，是很正常的事。”我看着母亲灰暗的眼眸，感觉那里面的亮光在一点点地熄灭。
“我们那时和你们这时，不是一回事。”母亲说这话时，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神色。
“男女之事，不分哪朝哪代。”我不知道我怎么在这一刻和母亲聊得如此深入。
“有些时候，没有男人与有了男人，一样的，都是寡。”
“为什么这样说？”
“没男人，是孤寂;摊上不能指望的男人，是孤苦！”
“孤苦？”
母亲明明在说我，可我怎么感觉她在说自己。我的心突然跳得飞快。那根又沉又重的绳索呢，它去哪儿了，怎么不再缠绕我？
小桂村山坡上的乌鸦在盘旋，叫声凄厉，这是某种征兆。
第二天，母亲走了。几天后，村里的老人们又汇集一团，议论乌鸦与死人的事。
9
母亲走后，大姐代替母亲掌管这个家。我一直以为，母亲死了，父亲总算可以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父亲不再上山下水，每天痴痴地坐在厅屋前的门坎上。看着过路之人，起先，会搭讪一两句，会露出一丝笑容。慢慢地，他不再关注行人，行人也不再关注他。他依旧会说话，会笑，可他说些什么，笑什么，都与路人无关。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成了自己的主人。只是咳嗽依旧撕心裂肺。
大姐陪父亲来省里看病那天，我正好生出一个八斤重的男孩，父亲看着我和孩子，和他看着别人的表情没有两样。我在父亲的世界里已经消失，他唯独认得大姐，因为大姐无论长相还是声音，都愈发像母亲。在父亲眼里，她就是母亲的样子。
大姐告诉我，父亲得了肺癌，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
像是回光返照，父亲突然清醒，也认出了我。我想倾其所有，送父亲去省城最好的医院治病，父亲却拒绝我的好意，说，人活多久，阎王老子的生死薄上都记着，要早死的死不了， 想长活的也活不成。
等待离世的日子，父亲除了每天坐在堂屋前的门坎上，还径直去母亲的坟前。他坐在坟堆旁边，有时也躺着。有时一个字也不吐，有时会絮絮叨叨说上一箩筐。
父亲说到庆宝时，我的心跳得异常快，一些原本消失的感觉又爬上我的颈，仿佛父亲即将揭露的是一个原本存在于我身上的秘密。
“你这个婆娘，什么都要强，生个儿子也只想自己做主！”父亲说这话时声音里含着嘲讽与轻薄。“有些事强求不得，是你的，别人抢不走;不是你的，强夺不来。庆宝注定不是我们的，你把他捧在手心怕冻了，含在嘴里又怕化。王满汉的孙女才八岁，庆宝就去猥亵她。你这个婆娘，这哪是爱，这是害了他，阎王老子自然要收他。”
父亲的双手连续拍打在母亲的坟上。我回忆那年，母亲遍身淤青，正是王满汉和母亲为一只公鸡争吵扯出的往事。这是我们不想在庆宝死后再牵绊出的那些可能随着他的离去而一同埋葬的罪恶。父亲一直无法忍受母亲对庆宝包庇到这样无耻的境界，这伤害的不只是他作为父亲的名分，更多的是他身为四个女儿的父亲的那份由此及彼的心痛。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母亲对庆宝的感情，那就是“怕”。从怀着开始，她怕又是个女儿;生出来之后，是个男孩，她怕他养不活;长大后，她怕他翅膀硬了离开她;他去上学她怕同学欺侮他;他在她身旁，她怕自己亏待了他;他离开她，她怕全世界的人怠慢他。
庆宝在小桂村无所不为，作恶多端，唯独对母亲惟命是从。外人以为庆宝怕母亲，事实上是母亲怕庆宝。没办法，爱到极致，便是怕了。
原来，父亲早就知晓，母亲去找过马干部。
没有人知道，从庆宝出生那天起，一根又粗又重的绳索就会在夜里爬上父亲的颈，勒紧他，让他窒息。那些母亲怀疑他要谋害她的日子，他意外发现，只要他反抗母亲，夜里，那根绳索就会松开。
“你这个婆娘，老子让了你几十年，土埋脖颈了，还打了你一餐足的。”父亲哭了，那些带着怨恨的斥责分明是从心窝里流出来的痛惜。只有父亲知道，是母亲最后说出的那句话——你父亲受委屈了，解开了父亲颈上的绳索。原来这是他们那代人表达感情的方式。
母亲死后不到半年，父亲走了。大姐仿佛懂了父母之间的深情，大姐说，把父亲埋在母亲身边吧。
那天，刚从外省采访回来，闺蜜约我去城边的茶馆聊天。不知怎的，她聊起她的母亲。说她母亲非常强势，从小到大，她只记得母亲经常在骂，不是骂父亲，就是骂邻居。春天耕种时，会因争夺耕牛而骂;夏天双抢时，为争晒谷坪而骂;秋天，端碗稀粥蹲在屋前坪里和邻居扯几句卵淡，扯出些麻纱，立即就会脸红脖子粗地开骂;冬天，明明是围炉烤火的好季节，母亲会守住父亲翻出些曾经的委屈，茶壶在炉灶上翻滚着冒出层层水汽，母亲骂父亲的样子也飘摇在水雾中成了永恒的记忆。
“五年前，母亲死于肝癌。”她说。
在闺蜜涣散迷离的眼神中，我想起我的母亲。用想起去说我活生生的母亲，好像不太准确，家乡人知道了，会骂我无情无义。可我只能用想起，我已经三年没有见过她了。
我的母亲叫田小藻，一九四九年生于湘西南一个叫小源的山村。那里曾是一片原始森林，现在盛产煤。许多有本事的人便开始私营煤窑。母亲的父亲把村里的男人分为三类，一类是只会在田里刨作的农民;第二类是有手艺的泥瓦匠、竹篾匠、铁匠、屠夫;第三类是吃得苦霸得蛮的窑工，收入也是最高的。我父亲的舅舅曾是小源一座叫八六煤矿的大工师傅，家里日子过得红火。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的舅舅认识了母亲的父亲，便许下媒约。父亲是个孤儿，十五岁起跟着舅舅在八六煤窑下井。母亲的父亲看我父亲修整的田土，整齐圆润。母亲的父亲就告诫母亲，勤劳的人哪朝哪代都不会饿死。
母亲十八岁那年嫁到离小源二十里路的小桂村。我十八岁那年，离开这里。从此，小桂这两个字像旧时藏在贴身衣袋里的护身符，成了我最后的庇护，也成了母亲最后的葬身之处。二零一五年七月，她病逝在此，离我和闺密谈及母亲的日子差了四载春秋。
2
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性别分别是：女、女、女、女、男。老大叫中匀，第一个是女儿不喜不忧;老二叫立贤，“贤”取“嫌”的谐音;老三叫再贤;老四叫火红，还生个女，心情急躁得像火一样红起来;老五叫庆宝，庆幸得了这么个宝贝。我是老二，叫立贤，一生下来就不讨父母喜欢。
那天也不知怎么了，母亲突然说想给我们五姐弟算命。瞎眼算命先生听母亲先后报了生辰八字，右手拇指轮番点落在其他手指上，口中念念有词。过了一阵，他一脸神秘地告诉母亲，老二的八字看过这回就不要再看，好好读书，将来必成大事。最后四个字，就像钉子入墙，锈进了母亲的骨头里。
母亲开始在我身上使些她够得着的力气。除了庆宝，我是唯一能常年吃到鸡蛋的人。三个姐妹只能在春天母鸡生育旺盛的时候才能吃到，至于秋冬两季，他们连鸡蛋壳都看不到。母亲以我爱学习为由，第一个叫我起床，经常是我还来不及系好裤带，她就将鸡蛋塞进了我嘴里。
并非每天都能处理得这么好。有一次，母亲刚将鸡蛋塞进我嘴里，我的背部就受到一阵猛烈的撞击，鸡蛋卡在喉咙深处进退两难。眼看眼珠子鼓得越来越大，她一时慌了，猛然将我反身提起，我在惊吓中喉咙扩张，鸡蛋顺势滑了出来。因为这样，母亲用荆条抽打肇事者三妹至遍身是血，而我得了吃蛋恐惧症。
再一次答应吃鸡蛋时，我有了不一样的心思。当着母亲的面会假装将鸡蛋往下吞咽，背过身立即吐出来。等姐妹们都起床了，我再把藏好的鸡蛋切成四瓣分给她们。我们暗地里结成了某种同盟，我们也不知道要对付谁。
算命先生告诉母亲，庆宝是个辛苦命，将来会继承父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地洞。自古至今，村里人都这么唱。我祖父是窑工，父亲又是，庆宝也会是。小桂村的人都这么认为。算命先生故意把我的八字留到最后说，前面四个姐弟不是婚姻不顺，就是财运不佳，三姐甚至是个寡妇命。他一定想把母亲口袋里的钱掏光才那样编排的。这样怀疑是因为我连普高都没有考上。
读书上大学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途径——不仅小桂村，周围其他村也这样——村里所有当道的墙壁，都用石灰刷成雪白，用红色的油漆写着“送孩子上学，穷一时;不送孩子上学，穷一世！”“一个跳不出农门的孩子谈何好命！”“知识不仅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更能改变家庭的命运！”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人，除了我，我的老师同学，还有我的母亲，而且最伤心的是我母亲。她没打我骂我，却当着全村人的面烧光了我所有的书。
“看那个八字，花了十五块钱呢。”母亲一边烧書一边说，“够买半头猪仔了。”
“我也只是一头猪。”这话在我嘴唇上跳动，却没有说出来。
“全是那些花花肠子把你的精气神给缠灭了。”母亲说的是我收到的那些信。
要怪就怪我的语文老师，要是他不帮我向县作文报投稿，就没人知道我的名字。我阻挡不了别人给我写信。语文老师成了母亲的帮凶。他们以爱的名义拆开每一封信，从里面读出些青涩的暧昧时，都会露出鄙视的神情;最初在他们还没有重视这些来信时，我也收到过几封，还一一回了。竟然也有落到他们手里的，逮住我写的错别字时，他们脸上呈现出蒙受奇耻大辱的表情。
母亲认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坚信祸害我的根源是那些从我笔端流淌出来的文字。她不准我看文学书，甚至连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也不准我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不懂什么是战术，可我与母亲之间展开的是货真价实的游击战。她来，我装作认真思考数学题的样子;她走，那本压在数学书下的文学读物就摆在最上面;白天她不准我写文章，我便夜里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我和母亲之间的这场战争，总是无声无息的，直到中考成绩出来，母亲才以烧书的形式昭告全村人。
三个姐妹用复杂的心情陪我在村外河堤边坐了一晚。那天的夜空没有月亮星星，天地黑成一片。大姐说她准备去南方打工，将来有钱了帮家里建大房子，独门独户，再也不用听隔壁那些摇晃床板的声音;三妹说父亲老了，当不了几年窑工;四妹说她将来要嫁个有钱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却突然发现，村里不知何时竖起了几幢漂亮的楼房。我家的土砖房夹在这些楼房里，像秋风裹挟的一片枯叶。 重读！去外地重读！那年九月，母亲像个重拾信心的将军，领着我返回“战场”。我以为，她并非格外关注我的成长，而是算命老倌在她心中下了迷魂药。
不顾我反对，母亲执意把我转到离家一百多里远的外县上学，那里有一个我称之为表姨的女人。在母亲承诺每个月挑五十斤大米、五十个鸡蛋送上门后，表姨答应收留我。表姨还说我可以一直住在他们家，直到考上大学。
父亲并不赞成母亲的做法。可他反对与支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想怎样。母亲并不直接反驳父亲，只是不动声色地说，我嫁给你，上无片瓦，下无立身之处，你人一个卵一条，我嫁过来帮你生下这一堆孩子，盘活了这个家，你还想让庆宝跟你一样光着身子去下窑？
母亲并没有直接表达出她重男轻女。小桂村所有人都认为母亲最爱我。可我们四个姐妹都知道，无论大姐，还是四妹，我们都是桥梁，所有一切只是为了抵达庆宝。
3
我读高二那年，庆宝十二岁。父亲遭遇矿难，左腿从矿石里掏出来时，失去知觉。医生说，神经损伤，得慢慢养。可大多数人都私传，我爹即便好了，也是半个废人，干不得体力活。家里所有的鸡蛋都得往父亲肚里赶。母亲并不想这样做，可家里还没建新房，没有房子庆宝将来就可能娶不到媳妇。
母亲生性好强，她将小桂村所有“有好戏看了”的心思踩在脚底。先是给大姐写信，要她每月按数寄钱回家，交待我在学校里只能吃两毛钱一份的菜。钱是固定的数目，假使我上餐多花了，下餐就得挨饿。
四妹不喜欢上学，她打小爱漂亮，大姐一条白底起碎花的连衣裙，二姐、三姐的汗渍先后浸染改变了它原本的模样，流经四妹身上时，却成了不一样的风景，下摆剪一圈成为超短裙，袖子拆掉改成无袖，多出的边角料被四妹改做彩带扎在头发上成了流动的风情。谁也没有想到，母亲竟然发现了四妹身上流动的光彩和那份崭露头角的天分，她亲自把她送到镇上的裁缝铺子，使她成了镇上最小的学徒。
三妹哪儿没去，也死活不上学了，她代替母亲喂养猪栏里的三头猪，鸡圈里的鸡群，牛栏里的耕牛，房前屋后守护那栋土砖房的老黄狗和未成年的庆宝。父亲亦成了她需要喂饱的人。
母亲不在家时，家里有父亲的声音，三妹的声音;她回来后，家里就只有她的声音。猪喂了吗？鸡喂了吗？牛喂了吗？庆宝回来了没，吃了吗？有些声音落在蒲公英身上，被风带去天涯海角。
村里人都以为母亲默默承受了一切，有人甚至把她作为道德楷模放在嘴边推崇。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时常在黑夜里启动嘴唇，用粗劣的声音诅咒她娘，诅咒她爹，更多的是诅咒我父亲。
与母亲一样，我也有藏在心里的暗影。
母亲把我送到表姨家当天就回了。表姨的小儿子，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男人，对我生出些让人感动的热情。他告诉我他在一家国企上班，是份不错的工作，福利好，发各种票，有干洗房的洗衣票，有食堂的饭票，停车票，公共澡堂的洗澡票。表哥说周末可以帶我去那泡澡时，一把拽过我，将磐石般的身子压在我的屁股上发出“啊啊”的声音。
是怎么逃脱表哥的魔爪的，我不想去回忆。可从那天起，我的世界变了。到了夜晚，就有一根又粗又重的绳索缠绕在我颈上，在我入睡前，那绳子勒得我几乎窒息，天天如此。我不再主动和任何一个对我表示热情的男人说话，我躲闪他们爬在我身上的目光。
母亲没看出我内心的变化，在我收到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她逢人就说，送我到表姨家寄读是个英明的举措。她甚至再一次用我命好来定义我现在拥有的一切，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在她看来，不管努力与否，我都能考上大学。
4
再见到庆宝，是在山坡下。18岁的他倒在一堆血泊里，身子软软的，好像骨头都碎了。离他不远处，躺着和他年龄相仿的三具尸体，同样是软软的。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连续一个月的大雨涝死了田里土里的庄稼，全村人都失去了他们这季的收成。让自己不饿着，是村里人最关心的事。骂街的声音尖刀般穿梭在天地间。
听说隔壁村的山里有人养了一池鱼，庆宝和村里另外两个青年决定去弄几条回来打打牙祭。养鱼人似乎早有防备，池塘四周全种上了荆棘，池塘入口处搭了一座草棚，成天有人值守，是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如果庆宝他们见好就收，如果养鱼人不去追赶他们，是否一切都不会发生？可无论养鱼人还是偷鱼人，都认定自己是这鱼的主人。悲剧也就在这样的执念中发生。养鱼人去追偷鱼人时，一直追出了三里路，他的执着挑起了庆宝的斗志，他趁养鱼人追上来时，从胸口掏出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养鱼人只顾往前跑，他像条鱼般，被庆宝手中的水果刀串起。
惊醒村里人的是山上老鸹频频发出的叫声。这是某种征兆，事后村里人都这么说。因为没过几天，庆宝就被逮捕了。
庆宝刚满十八岁。母亲夜夜大哭，嘶哑的声音让她成了另一只老鸹。她的哭声像是求饶，向所有掌握庆宝生死的人，也向那个被庆宝杀死的人。
同去偷鱼的三个人，一个从窂里出来了，一个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庆宝没有回来，也不用去牢房。
获知庆宝被判了死刑，母亲的身子像堆烂泥滑倒在地上。没有人同情她，摊在地上的母亲成了遭人唾弃的凶手。大家说是母亲的纵容害了庆宝。
我们四姐妹没有一个人从内心里真正喜欢庆宝，仿佛我们从来没有得到母亲的半点娇宠都是因为他。
庆宝比四妹小两岁。四妹出生时，母亲几乎绝望，心想这辈子注定要被小桂村的人喊一辈子“绝代户”了。母亲生性要强，可这事她做不了主。她迁怒于父亲阴气太重，招不来儿子。她甚至借钱去衡山送子观音那儿求子。从衡山回来不久，她就怀上了，生出来的儿子不像她，也不像父亲。村里老人说像马干部。我不认识马干部。村里老人还说是过去在村里蹲点的一个下乡干部。这些话我和其他姐妹都听说过，只要母亲不在的地方，人们就敢胡言乱语。一旦母亲出现，谁也不敢提及庆宝像谁。“马干部”三个字像他们从嘴里吐出的漱口水，瞬间没了踪影。 背地里，我经常骂庆宝是个“无所不为的人”;母亲当着父亲的面也经常骂父亲是个“无所不为的人”。前者是指没有什么不敢做、不能做;后者是指没有什么敢做、能做。
从开始记事起，我就知道母亲不喜欢父亲。她和别人谈及父亲时，通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屋里那个“无所不为的人”。小桂村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无所不为的人”特指我父亲。虽然大家认为庆宝是货真价实的“无所不为的人”——他偷鸡摸狗、猥亵幼童样样敢干，成了大家眼中十恶不赦的“混世魔王”。庆宝死的那天，小桂村稀稀拉拉炸响的鞭炮声，除了前来悼念的亲戚朋友燃放的几挂，还有几挂裹着难以辨识的欢愉。我和几个姐妹听出异样，没人敢告诉母亲，除了怕她挥舞菜刀找人拼命，更多的是我们已经不想再牵绊出罪恶——庆宝死了，那些可能随他离去而一同埋葬的罪恶。
隐隐约约能听见母亲在黑夜里哭泣，父亲应该也听到了。没有谁敢去劝慰母亲，仿佛一开口，就戳穿了母亲藏在心里不想让人窥见的心思。
5
大姐果然没有食言，她去南方不到五年，就帮家里建了新房。
四妹也学有所成，在镇上独立门户开起火红服装店。她特意订了时装杂志，依葫芦画瓢，学着做些时髦的款式。
三妹把家里的老土砖房拆了，用拆下的砖在山脚下垒了一排一米高的平房。这房子杵在那里，小桂村的人左看右看没看出个名堂。直到三妹把一车小猪仔赶进那排土砖房里，大家才恍然大悟。
我毕业那年，正好国家实行教育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再分配工作。村里人说考上大学不再分配工作，读了也是白读。“送孩子上学，穷一时;不送孩子上学，穷一世！”这句话是村干部写在我家当路墙上的宣传标语，母亲天天往上面吐口水。
我去广州，在那里谋到了小学语文老师的差事。我并不喜欢朝九晚五这般循规蹈矩的生活。没想到无意促成的几篇小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一家省级报纸的新闻部向我伸来了橄榄枝。我毫不犹豫地投怀送抱，仿佛那是我朝思暮想的归属。跑新闻会经常见证鲜血淋漓的场面，见多世间无情寡义之事，可我乐此不疲。直到我第五次独自去医院做人工流产，而我的户口本上依旧是单身时，我才突然厌倦一切。仿佛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卷走了我之前拥有的一切热情。
再次回到母亲身边，周围一切已变。山上没了树木，春天的绿色是杂草与灌木拢就的。秋风一吹，枯草遮不住泥土和山石。河水不再清澈。枯水时，河水几乎流不动，人们肆意倒进河滩的生活垃圾淤积了它;涨水时，河水成为流动的展示屏，漂浮着的，除了各种颜色的塑料袋还有花花绿绿的衣裳。
记忆中，母亲是不会打牌的。我再回村里时，母亲却有了固定的牌友。母亲并不真心喜欢打牌，可她需要拢些听众，听她吹嘘大姐、三妹、四妹带给她的荣光。我回家时，看着我手中扁塌的行李袋，母亲一脸寡淡，说，回来了，锅里有粥，碗柜里有凉菜，你先将就着吃吧。
我剛刚做过人流，需要些营养来恢复血气。父亲盯着我看时眼里有话，我有意回避，他没有说什么，就悄悄为我煮了两个荷包蛋。接过父亲递来的碗，他看我的眼神和我看他的眼神有着相似又相异的温暖。我低头吃蛋，泪水落在蛋上，瞬间没了形迹，却吃出些不一样的心思。
母亲和她的朋友说，我家立贤，都三十岁的人了，还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身之处，连个男人也带不回。我在她这个年纪都已经喂养过几个孩子。我想冲出去对着他们大吼，我都有过六个孩子了。可我的喉咙像干枯的农田，沟壑纵横，字词如同漏进沟壑的雨水，无论我怎么用力，穿梭在房间里的只有母亲和牌友们的声音。
我没有成为那个改变母亲命运的有着好八字的女儿。回到家里，像面讽刺的旗帜，高高地挂在我家的屋檐上。“读书有卵用”，母亲与牌友谈及我时，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母亲用声音拧成麻绳鞭打我、驱赶我，可我的身子像只掏空的麻袋，又如同一具僵尸。我白天睡到日上三竿，夜里喜欢去庆宝的坟前静坐。我并不喜欢庆宝，可我只有坐在他那堆隆起的小土堆旁，心才宁静。我对着土堆说出心中所想，不只是天黑的原因，更多的是，只有他才会这样安静地听我说。
大姐开口闭口就是，这房子是我建的，你干了什么？三妹一看见我就笑，啥也不说，仿佛我只是一个笑料。四妹整天待在猪栏里，同猪说话的兴趣胜过听我说话。
庆宝不一样，他躺在那儿，属于这片土地，属于我。
我知道父亲在担心什么。我摸黑走向庆宝的坟堆时，对着身后扔过石头，我不想他跟着我，偷听我说出的一切。
害怕的不只是父亲。我夹在手指间的烟火，如同某种征兆，村里的老人说，鬼火招魂，村里又要死人。
6
我不相信父亲会背叛母亲，可父亲自己提供了证据。父亲动手打母亲了。是的，是第一次，可出手的凶残让我心生恐惧，母亲的脸上、身上像被碾子碾过般，淤青铺展。
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父亲却把她的面子撕成碎片，扔在小桂村山间田野，任人践踏。小桂村的人都在等待一场更大的风暴。
我和三个姐妹，先后被母亲集结到她的四周。大姐夫要来，大姐死活不同意。看到母亲的样子，大姐舒了口气。四妹夫来了，看见母亲的样子，面部表情复杂，而我从他一闪而过的眼神里看出了他的心思——这女人就是欠揍。
父亲那些望向母亲的眼里流露出来的动人的光线，那是存在的事实还是一闪而过的虚无？我曾经问过父亲，你爱母亲吗？父亲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哪管什么爱不爱的，只要是个女人就行。
可你们生了我们五个啊。说这句话时，我想到那些从我身上流失的孩子，他们属于爱情吗？只是一次次没有采取措施的欢娱罢了。我和不同身高，不同体重，不同年龄的男人交往，可我无法爱上任何一个男人。谁将绳索套在我的颈上了？我？表哥？母亲？还是父亲？还是所见所听的一切？
“为什么打母亲？”大姐问父亲时，像在喝斥。我看着她的样子，仿佛看着年轻的母亲。 “为什么打母亲？”三妹问父亲，像她在猪圈里喝斥猪仔。
“为什么打母亲？”四妹问父亲时，四妹夫站在她的身后。
我不敢这样问了。可母亲在看着我，仿佛我什么也不说，就成了她与我的姐妹的叛徒。
“发生什么了？”我说这句话时，父亲坐在门坎上，头低至膝盖，我特意蹲下去。天啊，父亲在哭。可我不敢告诉姐妹们这个事实。
“我怎么会谋害她？”父亲只对我说这句话，可我听出了父亲不再委曲求全的决心和一些难得的轻松，仿佛终于移开了那些压在他身上的重物。
大姐走时，母亲将替她“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三妹身上;三妹走时，母亲将希望寄托在四妹身上;四妹走时，母亲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走时，母亲将怨恨全抛給我。
在我最后要离开母亲去省里上班时，母亲突然指着我说，你父亲打得我遍体鳞伤，你连重话都不肯说他一句。我辛辛苦苦送你读书，你没有考上高中，我还把你送到城里去读。为了让你住到表姨家，我每个月要往城里送粮食和果蔬。
母亲不应该提表姨家的。我的身子像遭到雷击，软软地倒下去。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只有我自己明白，一直以来，表哥将他磐石般的身子重重地撞击在我身上的事，像一根又长又重的绳索，入夜，便会缠结我颈，让我窒息。当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时，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我再一次想到那些无辜的孩子，我的心像一只打碎的琉璃杯。一切都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到从前。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看懂母亲，有时觉得她好像也喜欢我。四岁那年，我从砖窑上摔下来，她跪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参加小学庆“六·一”的活动时，她带我去城里买最漂亮的裙子;出麻疹了，她陪在我身边茶饭不思……
回忆这些，我变得异常焦虑。一股不知来处的力量支配我像倒塌的木板扑倒在母亲脚下，头像小鸡啄米，一上一下，磕向冰冷的地面。母亲以为我扑倒过去是要打她，吓得双手掩面，发出惊叫。这声惊叫彻底扑灭我心中对她的乞求，我以为的母爱与我想乞求的温暖在这声惊叫中碾细成渣。
离开家时，迎着风，母亲的诅咒从背后飘来，我听到了我的名字。
7
不知过了多久，我把与母亲有关的一切都关在门外。而梦里，不管我情愿不情愿，那扇门总是开着。母亲赤裸身子在我身前身后走来走去，几个看不清面目的婴儿，和母亲排在一起，围在我四周，飞来飞去，他们都有着金色的翅膀，像天使，却又发出魔鬼的叫声。
我也在叫，那根绕在我颈上的绳子窒息了我的声音。她们继续行走或盘旋在我四周，却没有一个人留意到我的挣扎。醒来后，像有人把一些原本不属于我的意念植入我的灵魂，在我颈上缠绕的东西，熟睡前让我窒息的东西，开始松驰。我开始留意身旁的男人。在心里揣度他们对我的真心到底有几分的同时，又琢磨下次带哪个男人回家。
对我带回家的男人，父亲从不言语，母亲显然不安，除了交待她的牌友当我回家的时候不要上门，自己在穿戴言语上也讲究了些。后来，看我每次回家带的男人都不一样，母亲也就回到她熟悉的生活，看我的眼神也恢复到之前的嫌弃与不屑。其实，在他们面前，我对这些男人的态度相当谨慎，我特意要母亲安排我带回的男人睡在楼上东边母亲睡的房间的正上方，我睡楼下与母亲同房。夜里，我从不去楼上，也不允许男人进我的房间。我会把他带去田野，有时在山沟，有时在水渠边，更多的时候，是在庆宝的坟前。无论我们有多留恋对方的身体，我都会在十点前回到家里，然后各自回房。我知道母亲那时还没有入睡，她那近乎停止的鼻息出卖了她。我悄无声息地脱下衣衫……
“你明天回省城去上班吧。”母亲说，“以后少回来些。”
“为什么？”我知道母亲的意思，但我的声音里透出理直气壮的挑衅。
“丢脸！”母亲说得很干脆。
“那庆宝呢？”脖子上那根绳子又在勒紧我，仿佛不这样说，我就会窒息。
“庆宝。”母亲说出这两个字就不再出声，仿佛整个世界都沉寂了。
“谁没有年轻的时候。”母亲说这话时，带出我从没有听过的轻柔。我想象她说这话时的神情和心思。
“说说马干部吧？”这话像颗子弹，从我喉间蹦了出来。
正是初冬起风的时候，从山凹里吹过的风，落在我家屋顶上，带动瓦槽上的石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那时候还年轻，村里相貌出众的女人没几个，”母亲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马干部来村里蹲点。队里看“那个无所不为的人”成份好，我又勤快，就把马干部安排在我们家住。”
“你们好过吗？”
“他倒想。我不依。都有四个孩子了。”
从西边传来父亲的咳嗽声。去年冬天，一场重感冒，像锥子琢开他的身体——他得了肺结核。风咆哮着似乎要从我家屋檐上拽下些什么。父亲的咳嗽愈发猛烈，似乎也要从他身上拽下些什么。
“若庆宝是个女孩，你还会往下生吗？”
“不生不行啊，”母亲说，“不生个儿子，村里的口水也会淹死你。 ”
“父亲逼你生？”
“不！他有卵用。生下你三妹时对我说，是这命了。我不服，死活要生个儿子。”
“生了也白生。”这话我没说出口。
“无论如何，我也有过儿子！”母亲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说这话时声音里含着不屈。
“我明天就走。”在父亲的咳嗽声，风吹动窗框、穿过瓦槽的声音中，我的声音消失在黑夜里。
8
已经三年没回家了，我开始思念他们。奇怪，对母亲的思念要超过父亲。因为思念都是从疤痕里钻出来，牵绊出人生的苦痛与哀愁。
和朋友们坐在茶馆里聊天，聊到母亲时，我常抱怨她在乎的只是哪个女儿给钱更多一些，甚至抱怨她过于强势，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说到“强加”时，我的语气弱了，仿佛一根绳索在勒紧我的脖子。我从没与他人谈及过那根缠绕在我颈上的绳索。许多年过去，我依旧把这一切苦难都归结在母亲身上。 终于有一位朋友不再苟同，他用温和的声音斥责我，亲人总归是亲人。你母亲生养你，还送你读大学，这样的母亲怎么也胜过路人。农村有养儿防老的说法，你弟弟已经走了，她手里若没有积蓄，哪会有安全感？你说你母亲18岁就嫁给你父亲，她对你寄予厚望，那是否是因为她想让你摆脱某种她可能摆脱不了的命运？
她摆脱不了的命运？朋友说这话时，我想到我18岁时正在读高三，而母亲18岁呢，已经在外公和舅舅们的威逼下嫁给了不曾谋面的父亲。不曾预见的人性不是母亲可以去承受的负担，她无法预料到表哥会窥视我的身体，她不曾知晓我内心承担的一切。
我是多么想在此刻听到母亲的声音，听到她像从前那样，一接通电话就开始不停地数落父亲的种种不是。
打电话时，我才记起，半年前，我把老家的电话设置为拒接，甚至小桂村的一切都从我生命里切断。
我开始频繁地给家里打电话，也开始与一个固定的男人约会，在心中决定过年时正式带他回去拜见父母。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一天，我刚拨通电话，那边就传来大姐的声音，快回来吧，母亲不行了。
回到老家才知道，我走后不到一个月，大姐就回来了。这一年里，家中发生了太多的事——大姐发现自己嫁给的是个有妻室的男人，男人遇车祸死了，她失去了一切;三妹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赌博，不仅输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回家去偷母亲的钱;四妹养的猪接连遭瘟病，她连续几日挖坑埋猪，最后也将自己埋了。
小桂村的人都知道，母亲是病在心里，她心中的骄傲没了，她所有的寄托与期待也都没了。
回家之前，我几乎没有犹豫，把母亲的情况告诉了一直陪在我身边的男人。他叫光，是我在一个旅游节上认识的。光只是个摄影发烧友，他拍的一组小桂村的照片，让我从这个熟悉而想逃离的山村里看出些陌生的神秘的光芒，甚至一些久违的情愫从我心底、从久远的空间里爬了出来。
“我陪你回去！”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从不同的男人嘴里说出来，我都没有觉得温暖。這次不同，触到了我的心尖。我决定带光回家。
母亲留了一口气，像是在刻意等我。回家的那个晚上，她要我留下来，陪她一会儿。我想要光也留下。母亲看了他一眼，他识趣地走了。
“以后要自己回，别带男人。”母亲的声音弱得像蚊鸣。我看着她如同看着一盏即将熄灭的油灯。
“这次是真的。” 我知道母亲在担心什么，“过了年，我就和他结婚。”
“你父亲是在报复我。”
“关于马干部？”我几乎脱口而出。
“你父亲受委屈了。”
“一个女人有人爱，是很正常的事。”我看着母亲灰暗的眼眸，感觉那里面的亮光在一点点地熄灭。
“我们那时和你们这时，不是一回事。”母亲说这话时，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神色。
“男女之事，不分哪朝哪代。”我不知道我怎么在这一刻和母亲聊得如此深入。
“有些时候，没有男人与有了男人，一样的，都是寡。”
“为什么这样说？”
“没男人，是孤寂;摊上不能指望的男人，是孤苦！”
“孤苦？”
母亲明明在说我，可我怎么感觉她在说自己。我的心突然跳得飞快。那根又沉又重的绳索呢，它去哪儿了，怎么不再缠绕我？
小桂村山坡上的乌鸦在盘旋，叫声凄厉，这是某种征兆。
第二天，母亲走了。几天后，村里的老人们又汇集一团，议论乌鸦与死人的事。
9
母亲走后，大姐代替母亲掌管这个家。我一直以为，母亲死了，父亲总算可以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父亲不再上山下水，每天痴痴地坐在厅屋前的门坎上。看着过路之人，起先，会搭讪一两句，会露出一丝笑容。慢慢地，他不再关注行人，行人也不再关注他。他依旧会说话，会笑，可他说些什么，笑什么，都与路人无关。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成了自己的主人。只是咳嗽依旧撕心裂肺。
大姐陪父亲来省里看病那天，我正好生出一个八斤重的男孩，父亲看着我和孩子，和他看着别人的表情没有两样。我在父亲的世界里已经消失，他唯独认得大姐，因为大姐无论长相还是声音，都愈发像母亲。在父亲眼里，她就是母亲的样子。
大姐告诉我，父亲得了肺癌，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
像是回光返照，父亲突然清醒，也认出了我。我想倾其所有，送父亲去省城最好的医院治病，父亲却拒绝我的好意，说，人活多久，阎王老子的生死薄上都记着，要早死的死不了， 想长活的也活不成。
等待离世的日子，父亲除了每天坐在堂屋前的门坎上，还径直去母亲的坟前。他坐在坟堆旁边，有时也躺着。有时一个字也不吐，有时会絮絮叨叨说上一箩筐。
父亲说到庆宝时，我的心跳得异常快，一些原本消失的感觉又爬上我的颈，仿佛父亲即将揭露的是一个原本存在于我身上的秘密。
“你这个婆娘，什么都要强，生个儿子也只想自己做主！”父亲说这话时声音里含着嘲讽与轻薄。“有些事强求不得，是你的，别人抢不走;不是你的，强夺不来。庆宝注定不是我们的，你把他捧在手心怕冻了，含在嘴里又怕化。王满汉的孙女才八岁，庆宝就去猥亵她。你这个婆娘，这哪是爱，这是害了他，阎王老子自然要收他。”
父亲的双手连续拍打在母亲的坟上。我回忆那年，母亲遍身淤青，正是王满汉和母亲为一只公鸡争吵扯出的往事。这是我们不想在庆宝死后再牵绊出的那些可能随着他的离去而一同埋葬的罪恶。父亲一直无法忍受母亲对庆宝包庇到这样无耻的境界，这伤害的不只是他作为父亲的名分，更多的是他身为四个女儿的父亲的那份由此及彼的心痛。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母亲对庆宝的感情，那就是“怕”。从怀着开始，她怕又是个女儿;生出来之后，是个男孩，她怕他养不活;长大后，她怕他翅膀硬了离开她;他去上学她怕同学欺侮他;他在她身旁，她怕自己亏待了他;他离开她，她怕全世界的人怠慢他。
庆宝在小桂村无所不为，作恶多端，唯独对母亲惟命是从。外人以为庆宝怕母亲，事实上是母亲怕庆宝。没办法，爱到极致，便是怕了。
原来，父亲早就知晓，母亲去找过马干部。
没有人知道，从庆宝出生那天起，一根又粗又重的绳索就会在夜里爬上父亲的颈，勒紧他，让他窒息。那些母亲怀疑他要谋害她的日子，他意外发现，只要他反抗母亲，夜里，那根绳索就会松开。
“你这个婆娘，老子让了你几十年，土埋脖颈了，还打了你一餐足的。”父亲哭了，那些带着怨恨的斥责分明是从心窝里流出来的痛惜。只有父亲知道，是母亲最后说出的那句话——你父亲受委屈了，解开了父亲颈上的绳索。原来这是他们那代人表达感情的方式。
母亲死后不到半年，父亲走了。大姐仿佛懂了父母之间的深情，大姐说，把父亲埋在母亲身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