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阅读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著作，考察他创办和领导“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这一经典高等教育实践。研究发现，在弗莱克斯纳看来，“高等”与“专业”是大学存在的二重属性；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逻辑表现为“时尚”与“保守”的统一；学术自由的坚持与学术责任的担当是大学永恒的精神守望；认识论与政治论的交融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哲学趋势。据此反思现实，弗莱克斯纳高等教育哲学对于我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审视“大学何为”问题以及现时期我国大学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弗莱克斯纳；高等教育哲学；现代大学观；启示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6-0045-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6.009
一、引言
美国著名教育改革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866-1959）以颇具理想色彩的大学境界观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享誉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他对现代大学基本理念的诸多阐释至今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一方面，弗莱克斯纳曾以不同的身份对美英德三国的大学做过详细的调查，主要观点体现在其所著的颇有影响力的《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一书中；另一方面，1930年，就在弗莱克斯纳发表自己“現代大学理念”的当年，他得到资助，亲手创办了有“自由的研究中心”和“学人的乐园”之誉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当前，我国正处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转型期，从弗莱克斯纳的著述中细细品读其现代大学观，从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实践中仔细推敲其高等教育哲学理论，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二、“大学何为”的现代阐释：重读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哲学
（一）“高等”与“专业”：现代大学存在的二重属性
1.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之“高”的特有内涵
弗莱克斯纳对当时许多大学的教育“稀释”极其不满，据他观察，美国当时的许多大学，接受真正的大学教育的学生人数远远少于校方统计的学生人数。并剑指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报告，认为校方统计的1928-1929学年学生数，按照真正接受大学教育的标准，不是48722人，而应该仅为16123人，这个数字不应该包括在该校学习暑期课程、大学推广课程和自学课程的学生，在他看来，这些学生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能算是大学生；弗莱克斯纳还引用该研究生院伍德布里奇院长（Dean Woodbridgt）的看法，认为该大学的研究生中仅有四分之一可以被视为真正的研究生。[1] “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 [1]，这是弗莱克斯纳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也是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之“高”的特有内涵。
2.大学的“专业性”
弗莱克斯纳对哪些是属于大学的专业和哪些不属于大学的专业作了严格的区分，比如，法律和医学属于前者，宗教、教育、商业、新闻、家政等够不上专业教育标准，而不能列入专业科类。并给出解释，“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与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1]他主张，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课程不应有烹饪、理发一类的课程，这些课程应由职业学校提供。他提出，“毫无疑问，中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不属于大学” [1]。弗莱克斯纳并不否认这些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但这些工作不在大学工作的范围之内，大学不应该为了这些工作而分散精力，而是建议将这些工作从大学任务中剥离出去，由社会上的其他工作机构来承担。他甚至认为：“一所无学术成果的法学院或医学院既没有必要也无权进入大学” [1]。
（二）“时尚”与“保守”的统一：现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逻辑
1.大学：诗意地栖居？
一方面，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在弗莱克斯纳看来，大学不必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真正需要的（What it need but not what it want）。大学要成为时时警示社会的思想先驱，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决不能通过降低学术水准迎合社会或市场动向，而是秉持高标准的价值体系，对社会风尚持理性的批判，这才是现代大学与社会的正常关系逻辑。弗莱克斯纳不无担忧地写道：“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基于价值观念的批判性阻力，可使大学免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 [1]。
另一方面，弗莱克斯纳在他的《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中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的“现代大学的理念”，认为大学像教会、政府、慈善组织一样，处于现代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能通过远离社会来保护自己，既然大学是处在社会结构之中，就不能排除感情色彩、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1]据考察，弗莱克斯纳对美国大学当时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是认同而不是排斥的，大学并不是丧失了它的社会功能而孤芳自赏、诗意地栖居的象牙塔。
2.二者如何融合？
在弗莱克斯纳看来，大学既具有“时尚性”，更具有“保守性”，这两个特点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有机统一。没有“时尚”，为了不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大学需要保持“时尚”，而如果没有“保守”，大学必将趋于庸俗化。为了说明问题，弗莱克斯纳以法国著名学者巴斯德为例做了明确地论述。作为一名资深化学教授，巴斯德在他的专业生涯中，目睹法国的繁荣与人民的幸福遭受“蚕病、生产葡萄酒与啤酒的困难，鸡瘟和狂犬病等等”问题的威胁，于是放下手头的专业研究工作，去解决这些影响人们生活的实际问题。弗莱克斯纳认为，尽管巴斯德的课题是研究家禽、酿酒等实际问题的，但他的研究却具有学术性，因为“他没有给养蚕人、养鸡农户等当顾问；他没有开设养蚕、酿酒等方面的课程，他把问题解决了，他的兴趣和活动也就停止了。他的确提供了服务，但他是科学家式的提供服务，并且他的服务适可而止[1]”。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弗莱克斯纳并没有将大学与社会划出绝对地界限，而是提醒要把握好与社会的尺度，巴斯德用学术的思维解决完这些实际问题后，发表了研究结果，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通用办法，并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也即是意味着，大学可以对现象进行研究，但不能采取行动，研究工作要在不去满足社会欲望的情况下，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工作，大学工作正确的态度，既做到了“时尚”，也恪守于大学应有的“保守”。 （三）学术自由的坚持与学术责任的担当：现代大学精神的自觉守望
1.学术自由的理念
无疑，弗莱克斯纳是洪堡提倡的“学术自由”的忠实后继者，保障大学（研究所）的学术自由，他强调学者在研究中的自由空气，高等教育学者必须享有“学术自由”，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成为科学家、思想家的家园和绿荫，使他们免于俗务的纷扰，在最适宜的环境中，专心致志地研究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从他创办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所具有的几个特点可以领悟其对学术自由的主张。
一方面，“组织机构最简单、最不正规”[2]，主要由数学、人文科学及经济和政治学院组成，每个学院由一个长期聘任的相对固定的教授小组和一个成员不断更换的按学科分配的访问学者小组组成。学院并没有组建委员会，也不召开系的会议，将日常繁琐的行政工作减至最低。在成立大会上弗莱克斯纳指出，凡高级研究所的教授们开展学术活动时不必采取正式的讲课和考试形式，可将重点放在学者社团中成员间非正式的交流活动。
另一方面，管理松散、自由、独立，“各学院充分自主地管理各自的事物，每个人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展现自己的能力。访问学者享受与教授完全一样的自由，可以与不同教授一起研究，也可独自研究，不时地请教可能有所帮助的任何人。不需要遵循一些例行公事，教授與访问学者之间、访问者与访问者之间没有界限，自由交流学习，有时甚至师生难辨。这样的理念和如此的氛围使得有设想的人享有有利于产生设想、交流思想的条件。没有设想或没有设想能力的人在这个研究所里不会像在家里那样自在。”[2]他还强调，来研究院的学者享有完全的独立性，这是“一个自由港”。
2.学术责任的担当
弗莱克斯纳虽然大力提倡学术自由，认为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才能顺利开展学术活动、繁荣学术研究、大量涌现学术创新，进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但同时也主张，大学教师要对学术、学科和学生负有责任。一方面，他指出：大学教授应当“承担完全客观的责任—一种对待学问的责任，对待其学科的责任”[1]5，即追求真理的责任。弗莱克斯纳针对现代大学的种种问题向世人发问：“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除了大学，在哪里能够产生理论，在哪里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哪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在哪里能够传授真理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1]10”，在他看来，大学从学术上有责任去关注与思考、讨论与批判社会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大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教授不关心学生，或学生一开始就应独立地承担一项研究工作。相反，学生需经历一段艰难的学徒期后才能获得独立地位。”[1]即，教师应当承担起对学生成长、教授的学科和学习方式所应尽的责任。
由此可见，弗莱克斯纳意识到了自由与责任如影随形，不可分割，追求学术自由与承担学术责任同样是有机统一，而且应当成为一种自觉。正如斯坦福大学前任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对于学术责任进行反思，社会对大学的不满，主要在于“大学内部不能认真承担责任”。[3]。大学的工作者不断强调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应该承担的学术责任。学术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在追求一种不负责任的绝对自由。大学承担着育人的责任，知识教学的责任，科学研究的责任。由此看来，他们二人在关于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关系上，早已惺惺相惜了。
（四）认识论与政治论的交融：现代大学发展的哲学趋势
布鲁贝克认为，各种高等教育哲学可分为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两类[4]。布鲁贝克认为弗莱克斯纳主张的高教哲学以认识论为基础，他认为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4]。事实上，通过阅读弗莱克斯纳的有关高等教育思想的文献，并考察他创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这一经典高等教育实践，分析其中所反映的高等教育哲学。我们会发现，弗氏主张的现代高教哲学并非偏执一端。
1.认识论哲学主张
一是“知识”的职能。弗莱克斯纳肯定了“研究”对大学的重要性，主张“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他声称，“保存知识和观念过去和现在都被视为大学任务……不管大学如何变化，任何重建工作都不会剥夺大学这一职能[1]”。他认为，大学致力于保存和增加系统的知识，是探究学问的中心。真正的大学吸引着最真诚的学生来和最有能力的学者和科学家创造知识。他认为大学绝不能变成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声称如果这样的话，那一定不再是大学，尽管这种服务机构也许有用。
二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大学不能依赖于习惯去随波逐流、迎合时尚而犯荒唐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最典型的例证还是前文提到的他的经典叙述：“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这个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独特的理性价值。这种“社会良心”的理念要求大学成为学术思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中心。大学应坚持正确的学术价值趋向，在传播、探索知识的过程中追求真、善、美，寻求知识本身的美学意味，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作为“社会良心”代言人对这种精神的守卫是大学人的终身职责。
2.政治论哲学倾向
布鲁贝克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处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4]，事实上，弗莱克斯纳的观点不限于纽曼的“知识传播之地”和洪堡的“知识传播之地与知识产生之地”，而是赋与了一定的为社会服务的新功能，在富有浓烈的理想主义基础上，弗莱克斯纳也意识到了高等教育的现实性。
一是顺应社会的调整。大学其实具有服务社会的功能，他认为：大学必须在不影响其学术性、不玷污其崇高的学术理念以及不“稀释”其研究性功能的条件下，追求服务于社会的科学和学术。例如，但在他看来，大学这个机构与政府、教会、慈善机构一样，都与时代同行，需要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需要进行调整。但是，随着别的教育机构工作的改进和面临日益加大的困困难，弗莱克斯纳觉得，相比发展知识以及批判性地确立行为价值观的工作，保存知识的工作注定是从属性的[1]。尤其是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大学必将在开拓人类认知、推动社会的发展，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大学的“高级训练”功能。弗莱克斯纳并未忽视大学特定的“训练”职能，认为大学“训练”职能有其特殊意义，其真正含义在于：“我只是认为真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应该思维严密、知识丰富，具有批判精神而不是书呆子，因而这样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听任其自行其是。[1]”可见，弗莱克斯纳并不反对训练，在他看来，大学也有高层次的训练工作，且有确立行为价值观的工作，大学训练的目的是要有掌握技能的心智，其他机构训练的目的是掌握技能。
综上所述，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主张是认识论与政治论的交融，值得一提的是，布鲁贝克本人在划分流派时也不得不有言在先地指出：“表明自己高等教育哲学观点的大多数作者，本身是一个复合系统，因而难以将他们截然地划归这一流派或那一流派。”[1]
三、回归经典，反思现实：弗莱克斯纳高等教育哲学的现代启示
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方案，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在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懈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学者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2015-2016 世界大学排名和QS2015-2016 世界大学排名两组指标分析认为，“若按通行的综合排名来认定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强校数量相对较少，与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仍有不小距离。” [5]对照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仔细推敲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对于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具有借鉴价值。
（一）由于“高等”与“专业”是现代大学的二重属性，那么高等教育有着与职业教育不同的属性，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反观现实，前些年，我国大学普遍扩招，大部分高校的招生人数已经超出了自身的容纳能力，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有些大学盲目扩充专业类别，虽然规模上实现了向综合型大学的跨越，也只能起到职业教育的作用，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到职业学校回炉再造的现象。另有一些高专院校升级成本科院校，技术学校升级成高专院校等，大多数也都超出了自身的办学能力。这些情况严重“稀释”了大学教育的专业性，与弗兰克斯纳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之“高”的理念背道而驰。因而，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从“专业”上做文章，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真正从供给侧端为学生提供与大学称谓相匹配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实现名符其实的“高等教育”。
（二）根据前文分析的弗莱克斯纳的观点，“时尚”与“保守”的统一是现代大学与社会应有的关系逻辑。一方面，对于大学系统的重要参与者与建设者，学者们既需要研究高深学问，但也不能偏离社会，而要成为社会正确价值观的“时尚”与“引领者”，“声声入耳，事事关心”，潜心研究学问，而不关注社会，容易造成社会责任的缺失。另一方面，当前，我国一些大学学者与社会“紧密接轨”、经济意识增强。比如现在很多高校教师像社会名人一样会四处讲课、热衷于登上各种综艺舞台，这种过度的“时尚”价值观使得很多原本严肃的事物变得荒诞而功利，大学丢失了很多学术价值很高但经济回报很慢的学术成果，有些基础学科的研究被严重忽视；一些学者难以潜心研究学问，甚至出现学术造假等一些极端的事情，大学应自觉担当起社会风气和道德重塑的责任，加强自律。
（三）毫无疑问，现代大学应该既要坚持学术自由，更要承担学术责任，这是现代大学对于大学精神的自觉守望。前些年，学界对于学术自由的呼声此起彼伏，三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致力于对学术自由的保障，但事实上，我们也要看到，学术责任和担当应该先于学术自由，学术自由要以学术责任为基础，它是建立在学术责任之上的，任何学者均有良知反省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在没有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之前，无权要求自由，对于大学的精神亦如此。
（四）最后要谈到的是现代大学之根的问题。在弗莱克斯纳看来，一方面，现代大学是一个具有追求正义、捍卫理性的精神殿堂；另一方面，又必须是一个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个现实机构。近年来，对于大学的功能，除了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之外，我们提出了大学传承优秀文化的职能，这与弗莱克斯纳提出的大学要对社会有价值引领有相得益彰之处；我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战略、“新工科”行动计划等国家宏观战略，以及高校正在积极探索与企业、研究所等机构协同育人，都反映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逻辑。今天的大学，如果过分强调认识论哲学，则会陷入固守“象牙塔”的巢臼；而如果过分强调政治论哲学，则会导致大学办学庸俗化，偏离大学的本质，甚至会产生生存危机。大学应追求一种“诗意”的境界，但不是“栖居”于社会之外的一种姿态，大学应该为社会解决重要事务，从而共同推进人类的进步，这也是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哲学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 亚伯拉罕.弗萊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167
[2] Abraham Flexner，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J].阎凤桥，等.译.HarpersMagazine，October，1939.
[3] 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8.
[4] 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13-15.
[5] 林岚涛，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研究[J].教育文化论坛，2017（2）.
（责任编辑：赵广示）
关键词： 弗莱克斯纳；高等教育哲学；现代大学观；启示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6-0045-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6.009
一、引言
美国著名教育改革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866-1959）以颇具理想色彩的大学境界观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享誉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他对现代大学基本理念的诸多阐释至今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一方面，弗莱克斯纳曾以不同的身份对美英德三国的大学做过详细的调查，主要观点体现在其所著的颇有影响力的《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一书中；另一方面，1930年，就在弗莱克斯纳发表自己“現代大学理念”的当年，他得到资助，亲手创办了有“自由的研究中心”和“学人的乐园”之誉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当前，我国正处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转型期，从弗莱克斯纳的著述中细细品读其现代大学观，从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实践中仔细推敲其高等教育哲学理论，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二、“大学何为”的现代阐释：重读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哲学
（一）“高等”与“专业”：现代大学存在的二重属性
1.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之“高”的特有内涵
弗莱克斯纳对当时许多大学的教育“稀释”极其不满，据他观察，美国当时的许多大学，接受真正的大学教育的学生人数远远少于校方统计的学生人数。并剑指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报告，认为校方统计的1928-1929学年学生数，按照真正接受大学教育的标准，不是48722人，而应该仅为16123人，这个数字不应该包括在该校学习暑期课程、大学推广课程和自学课程的学生，在他看来，这些学生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能算是大学生；弗莱克斯纳还引用该研究生院伍德布里奇院长（Dean Woodbridgt）的看法，认为该大学的研究生中仅有四分之一可以被视为真正的研究生。[1] “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 [1]，这是弗莱克斯纳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也是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之“高”的特有内涵。
2.大学的“专业性”
弗莱克斯纳对哪些是属于大学的专业和哪些不属于大学的专业作了严格的区分，比如，法律和医学属于前者，宗教、教育、商业、新闻、家政等够不上专业教育标准，而不能列入专业科类。并给出解释，“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与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1]他主张，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课程不应有烹饪、理发一类的课程，这些课程应由职业学校提供。他提出，“毫无疑问，中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不属于大学” [1]。弗莱克斯纳并不否认这些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但这些工作不在大学工作的范围之内，大学不应该为了这些工作而分散精力，而是建议将这些工作从大学任务中剥离出去，由社会上的其他工作机构来承担。他甚至认为：“一所无学术成果的法学院或医学院既没有必要也无权进入大学” [1]。
（二）“时尚”与“保守”的统一：现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逻辑
1.大学：诗意地栖居？
一方面，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在弗莱克斯纳看来，大学不必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真正需要的（What it need but not what it want）。大学要成为时时警示社会的思想先驱，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决不能通过降低学术水准迎合社会或市场动向，而是秉持高标准的价值体系，对社会风尚持理性的批判，这才是现代大学与社会的正常关系逻辑。弗莱克斯纳不无担忧地写道：“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基于价值观念的批判性阻力，可使大学免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 [1]。
另一方面，弗莱克斯纳在他的《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中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的“现代大学的理念”，认为大学像教会、政府、慈善组织一样，处于现代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学不能通过远离社会来保护自己，既然大学是处在社会结构之中，就不能排除感情色彩、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1]据考察，弗莱克斯纳对美国大学当时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是认同而不是排斥的，大学并不是丧失了它的社会功能而孤芳自赏、诗意地栖居的象牙塔。
2.二者如何融合？
在弗莱克斯纳看来，大学既具有“时尚性”，更具有“保守性”，这两个特点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有机统一。没有“时尚”，为了不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大学需要保持“时尚”，而如果没有“保守”，大学必将趋于庸俗化。为了说明问题，弗莱克斯纳以法国著名学者巴斯德为例做了明确地论述。作为一名资深化学教授，巴斯德在他的专业生涯中，目睹法国的繁荣与人民的幸福遭受“蚕病、生产葡萄酒与啤酒的困难，鸡瘟和狂犬病等等”问题的威胁，于是放下手头的专业研究工作，去解决这些影响人们生活的实际问题。弗莱克斯纳认为，尽管巴斯德的课题是研究家禽、酿酒等实际问题的，但他的研究却具有学术性，因为“他没有给养蚕人、养鸡农户等当顾问；他没有开设养蚕、酿酒等方面的课程，他把问题解决了，他的兴趣和活动也就停止了。他的确提供了服务，但他是科学家式的提供服务，并且他的服务适可而止[1]”。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弗莱克斯纳并没有将大学与社会划出绝对地界限，而是提醒要把握好与社会的尺度，巴斯德用学术的思维解决完这些实际问题后，发表了研究结果，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通用办法，并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也即是意味着，大学可以对现象进行研究，但不能采取行动，研究工作要在不去满足社会欲望的情况下，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工作，大学工作正确的态度，既做到了“时尚”，也恪守于大学应有的“保守”。 （三）学术自由的坚持与学术责任的担当：现代大学精神的自觉守望
1.学术自由的理念
无疑，弗莱克斯纳是洪堡提倡的“学术自由”的忠实后继者，保障大学（研究所）的学术自由，他强调学者在研究中的自由空气，高等教育学者必须享有“学术自由”，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成为科学家、思想家的家园和绿荫，使他们免于俗务的纷扰，在最适宜的环境中，专心致志地研究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从他创办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所具有的几个特点可以领悟其对学术自由的主张。
一方面，“组织机构最简单、最不正规”[2]，主要由数学、人文科学及经济和政治学院组成，每个学院由一个长期聘任的相对固定的教授小组和一个成员不断更换的按学科分配的访问学者小组组成。学院并没有组建委员会，也不召开系的会议，将日常繁琐的行政工作减至最低。在成立大会上弗莱克斯纳指出，凡高级研究所的教授们开展学术活动时不必采取正式的讲课和考试形式，可将重点放在学者社团中成员间非正式的交流活动。
另一方面，管理松散、自由、独立，“各学院充分自主地管理各自的事物，每个人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展现自己的能力。访问学者享受与教授完全一样的自由，可以与不同教授一起研究，也可独自研究，不时地请教可能有所帮助的任何人。不需要遵循一些例行公事，教授與访问学者之间、访问者与访问者之间没有界限，自由交流学习，有时甚至师生难辨。这样的理念和如此的氛围使得有设想的人享有有利于产生设想、交流思想的条件。没有设想或没有设想能力的人在这个研究所里不会像在家里那样自在。”[2]他还强调，来研究院的学者享有完全的独立性，这是“一个自由港”。
2.学术责任的担当
弗莱克斯纳虽然大力提倡学术自由，认为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才能顺利开展学术活动、繁荣学术研究、大量涌现学术创新，进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但同时也主张，大学教师要对学术、学科和学生负有责任。一方面，他指出：大学教授应当“承担完全客观的责任—一种对待学问的责任，对待其学科的责任”[1]5，即追求真理的责任。弗莱克斯纳针对现代大学的种种问题向世人发问：“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除了大学，在哪里能够产生理论，在哪里能够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哪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在哪里能够传授真理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1]10”，在他看来，大学从学术上有责任去关注与思考、讨论与批判社会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大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教授不关心学生，或学生一开始就应独立地承担一项研究工作。相反，学生需经历一段艰难的学徒期后才能获得独立地位。”[1]即，教师应当承担起对学生成长、教授的学科和学习方式所应尽的责任。
由此可见，弗莱克斯纳意识到了自由与责任如影随形，不可分割，追求学术自由与承担学术责任同样是有机统一，而且应当成为一种自觉。正如斯坦福大学前任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对于学术责任进行反思，社会对大学的不满，主要在于“大学内部不能认真承担责任”。[3]。大学的工作者不断强调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应该承担的学术责任。学术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在追求一种不负责任的绝对自由。大学承担着育人的责任，知识教学的责任，科学研究的责任。由此看来，他们二人在关于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关系上，早已惺惺相惜了。
（四）认识论与政治论的交融：现代大学发展的哲学趋势
布鲁贝克认为，各种高等教育哲学可分为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两类[4]。布鲁贝克认为弗莱克斯纳主张的高教哲学以认识论为基础，他认为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4]。事实上，通过阅读弗莱克斯纳的有关高等教育思想的文献，并考察他创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这一经典高等教育实践，分析其中所反映的高等教育哲学。我们会发现，弗氏主张的现代高教哲学并非偏执一端。
1.认识论哲学主张
一是“知识”的职能。弗莱克斯纳肯定了“研究”对大学的重要性，主张“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他声称，“保存知识和观念过去和现在都被视为大学任务……不管大学如何变化，任何重建工作都不会剥夺大学这一职能[1]”。他认为，大学致力于保存和增加系统的知识，是探究学问的中心。真正的大学吸引着最真诚的学生来和最有能力的学者和科学家创造知识。他认为大学绝不能变成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声称如果这样的话，那一定不再是大学，尽管这种服务机构也许有用。
二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大学不能依赖于习惯去随波逐流、迎合时尚而犯荒唐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最典型的例证还是前文提到的他的经典叙述：“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这个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独特的理性价值。这种“社会良心”的理念要求大学成为学术思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中心。大学应坚持正确的学术价值趋向，在传播、探索知识的过程中追求真、善、美，寻求知识本身的美学意味，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作为“社会良心”代言人对这种精神的守卫是大学人的终身职责。
2.政治论哲学倾向
布鲁贝克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处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4]，事实上，弗莱克斯纳的观点不限于纽曼的“知识传播之地”和洪堡的“知识传播之地与知识产生之地”，而是赋与了一定的为社会服务的新功能，在富有浓烈的理想主义基础上，弗莱克斯纳也意识到了高等教育的现实性。
一是顺应社会的调整。大学其实具有服务社会的功能，他认为：大学必须在不影响其学术性、不玷污其崇高的学术理念以及不“稀释”其研究性功能的条件下，追求服务于社会的科学和学术。例如，但在他看来，大学这个机构与政府、教会、慈善机构一样，都与时代同行，需要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需要进行调整。但是，随着别的教育机构工作的改进和面临日益加大的困困难，弗莱克斯纳觉得，相比发展知识以及批判性地确立行为价值观的工作，保存知识的工作注定是从属性的[1]。尤其是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大学必将在开拓人类认知、推动社会的发展，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大学的“高级训练”功能。弗莱克斯纳并未忽视大学特定的“训练”职能，认为大学“训练”职能有其特殊意义，其真正含义在于：“我只是认为真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应该思维严密、知识丰富，具有批判精神而不是书呆子，因而这样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听任其自行其是。[1]”可见，弗莱克斯纳并不反对训练，在他看来，大学也有高层次的训练工作，且有确立行为价值观的工作，大学训练的目的是要有掌握技能的心智，其他机构训练的目的是掌握技能。
综上所述，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主张是认识论与政治论的交融，值得一提的是，布鲁贝克本人在划分流派时也不得不有言在先地指出：“表明自己高等教育哲学观点的大多数作者，本身是一个复合系统，因而难以将他们截然地划归这一流派或那一流派。”[1]
三、回归经典，反思现实：弗莱克斯纳高等教育哲学的现代启示
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方案，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在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懈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学者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2015-2016 世界大学排名和QS2015-2016 世界大学排名两组指标分析认为，“若按通行的综合排名来认定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强校数量相对较少，与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仍有不小距离。” [5]对照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仔细推敲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对于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具有借鉴价值。
（一）由于“高等”与“专业”是现代大学的二重属性，那么高等教育有着与职业教育不同的属性，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反观现实，前些年，我国大学普遍扩招，大部分高校的招生人数已经超出了自身的容纳能力，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有些大学盲目扩充专业类别，虽然规模上实现了向综合型大学的跨越，也只能起到职业教育的作用，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到职业学校回炉再造的现象。另有一些高专院校升级成本科院校，技术学校升级成高专院校等，大多数也都超出了自身的办学能力。这些情况严重“稀释”了大学教育的专业性，与弗兰克斯纳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之“高”的理念背道而驰。因而，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从“专业”上做文章，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真正从供给侧端为学生提供与大学称谓相匹配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实现名符其实的“高等教育”。
（二）根据前文分析的弗莱克斯纳的观点，“时尚”与“保守”的统一是现代大学与社会应有的关系逻辑。一方面，对于大学系统的重要参与者与建设者，学者们既需要研究高深学问，但也不能偏离社会，而要成为社会正确价值观的“时尚”与“引领者”，“声声入耳，事事关心”，潜心研究学问，而不关注社会，容易造成社会责任的缺失。另一方面，当前，我国一些大学学者与社会“紧密接轨”、经济意识增强。比如现在很多高校教师像社会名人一样会四处讲课、热衷于登上各种综艺舞台，这种过度的“时尚”价值观使得很多原本严肃的事物变得荒诞而功利，大学丢失了很多学术价值很高但经济回报很慢的学术成果，有些基础学科的研究被严重忽视；一些学者难以潜心研究学问，甚至出现学术造假等一些极端的事情，大学应自觉担当起社会风气和道德重塑的责任，加强自律。
（三）毫无疑问，现代大学应该既要坚持学术自由，更要承担学术责任，这是现代大学对于大学精神的自觉守望。前些年，学界对于学术自由的呼声此起彼伏，三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致力于对学术自由的保障，但事实上，我们也要看到，学术责任和担当应该先于学术自由，学术自由要以学术责任为基础，它是建立在学术责任之上的，任何学者均有良知反省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在没有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之前，无权要求自由，对于大学的精神亦如此。
（四）最后要谈到的是现代大学之根的问题。在弗莱克斯纳看来，一方面，现代大学是一个具有追求正义、捍卫理性的精神殿堂；另一方面，又必须是一个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个现实机构。近年来，对于大学的功能，除了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之外，我们提出了大学传承优秀文化的职能，这与弗莱克斯纳提出的大学要对社会有价值引领有相得益彰之处；我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战略、“新工科”行动计划等国家宏观战略，以及高校正在积极探索与企业、研究所等机构协同育人，都反映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逻辑。今天的大学，如果过分强调认识论哲学，则会陷入固守“象牙塔”的巢臼；而如果过分强调政治论哲学，则会导致大学办学庸俗化，偏离大学的本质，甚至会产生生存危机。大学应追求一种“诗意”的境界，但不是“栖居”于社会之外的一种姿态，大学应该为社会解决重要事务，从而共同推进人类的进步，这也是弗莱克斯纳的高等教育哲学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 亚伯拉罕.弗萊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167
[2] Abraham Flexner，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J].阎凤桥，等.译.HarpersMagazine，October，1939.
[3] 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8.
[4] 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13-15.
[5] 林岚涛，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指标研究[J].教育文化论坛，2017（2）.
（责任编辑：赵广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