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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被一部动画片改变
1958年，日本最大的动画制作公司“东映动画”，拍摄了时长75分钟的动画电影——日本第一部彩色动画片《白蛇传》。当时尚在准备高考的宫崎骏，在一家廉价影院看了《白蛇传》，他的一生被改变了。
“与他们的执着比赶来，我为自己感到非常地羞愧，哭了一整个晚上。”不管在宫崎骏的记忆中有多少支离破碎的无助与哀伤，这件事始终是最刻骨铭心的。他深深恋上了坚忍不拔、一心一意、为了生活跌跌撞撞向前的白蛇。
1963年，大学毕业的宫崎骏以最后一批正式雇佣社员的身份，进入了东映动画，开始了他的动画师生涯。两年后，宫崎骏结婚了，妻子恰恰是动画电影《白蛇传》的制作人大田朱美。从此，宫崎骏再也不必从异域的古老传说中虚拟“令人害臊”的暗恋对象了。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宫崎骏在东映的事业进展迟缓，妻子无论在资历还是收入上都比他高出一大截儿。很多人甚至认为前辈级的大田朱美在动画创作上显然更有实力也更有前途，为了丈夫辞职当主妇实在是断送前程。直至1970年离开东映，宫崎骏一直做着原画等初级工作，始终没能获得一次编剧或执导的机会。
宫崎骏在动画生涯的第17个年头，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动画长片《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之城》，并获得日本第一流动画大奖“大藤信郎奖”。然而，在评论界广受好评，并不一定意味着票房上的成功。事实上，《鲁邦三世》不只在影院留下了大片空座，还为宫崎骏“预留”了长达三年的“空窗期”。
那时候，科幻题材开始流行，宫崎骏的作品常因为与所谓的时尚格格不入，被人戏谑为带有“一股泥巴味儿”。好在日本第一本动画杂志《动画志》的时任总编铃木敏夫有一双慧眼，真心赏识并信任他，不辞辛劳为连载漫画《风之谷》搬上大银幕奔走游说，成为了让动画作品堂堂正正跨入电影大门的幕后功臣。这是在1984年。
第二年，日本著名电影人、德间书店首任社长德间康快为“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的创建解决了资金，从此，宫崎骏的时代开始了。
父母的缺席使得孩子“被需要”
宫崎骏从童年起便罹患肠胃病，孱弱的身体使他在跑不能跑、跳不能跳的生活中愈加自卑。那时候，每当想到这样的自己给父母添了多少麻烦，就有无尽的自责从心中生出来。为当一个“好孩子”，他不得不在与父母的相处中言听计从，以致在长大后为此深感悲哀。异常的亲子关系，让宫崎骏不断在动画作品中试图修复。
最明显的便是影片《借物少女艾莉缇》，主人公小翔作为宫崎骏对自身的某种投射，是一个患有心脏病、马上就要动手术却被寄养在乡下姨婆家的孤独少年。如果不是有“小小人”艾莉缇的意外出现，他大概要一辈子有气无力地沉默在忧伤里。然而，正是这“快要灭绝的物种”让病弱的小翔尝到了体型上的优势和种族上的优越感，并在成为“有用的人”的过程中获得巨大满足。可以说，正是处处担惊受怕、孤立无援、无以为家的“小小人”，给了小翔“被需要”的机会与可能，从而为内心深处无处释放的“保护欲”提供了出口。
如我们所见，在宫崎骏动画中，父母的缺席数见不鲜，小翔的妈妈因为忙于工作，连儿子的心脏手术也不能照看；《悬崖上的金鱼姬》中，少年宗介的父亲常年在海上航行。
童话世界中的家庭仿佛历来就是不完整的，父母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将孩子丢在一旁，小主人公们似乎注定要在精神世界里感受孤独，进而试图以一己之力，成为拯救危难的英雄。
当宫崎骏在影片中抱怨家庭关系的疏远，并为此一再塑造那些善良纯洁同时又有着超强决断力与行动力的少女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看待他那不快乐的童年和反思成人后的自己？
在《风之谷》中，娜乌西卡是英雄式的，虽然只是年少的公主，却有着惊人的本领和号召力，她不仅有着领袖式的襟怀，而且比最年长的智者、精通预言的大婆婆更加通灵。在腐海蔓延、虫族肆虐的家园，只有娜乌西卡知道该如何对待其他生命。在她看来，冒风险带迷路的玉虫回家跟忍下狐松鼠的一口撕咬以使对方感到爱与信任，同样值得，也同样自然。
在《霍尔的移动城堡》中，因咒语而变老的苏菲哪怕已满脸皱纹、直不起腰来，面对救命恩人霍尔的爱情，也从未自惭形秽。相反，较之在帽子店时的温吞顺从，苏菲有了更强的行动力。无论是对城堡自作主张的清洁打扫，还是对宫廷魔法师莎莉曼的勇敢控诉，都体现出她内心中逐渐苏醒的独立意识。而正是这份对真实自我的珍视与回归，使她重新掌握了生命的自主权，并最终让爱情有了回馈。
《千与千寻》更是在片名上点出了一字之差的重要意义：“不要忘记自己的名字，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千寻”不是“小千”，“琥珀川”也不是“小白”。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受之于父母的名字亦如一个完整的家庭结构，是不能被随便拆分或简化的。尽管作为天神浴场中唯一的人类，千寻颇为透明人和动物精怪们所不齿，可千寻却隐忍着，拼命地干活，只为救出因贪吃而变成猪的父母回家。
这样的少女，正是宫崎骏对这世界最温柔的奖赏，一如《红猪》中飞行员罗森对少女菲奥说的：“我看着你，就觉得人类还有救。”
忘却了动画的初心
宫崎骏曾多次感叹自己的创作之路布满荆棘。在那个年代，上了高中还在看漫画或者画漫画是一件颇为同龄人所不齿的事儿。但是，在准备高考的黑暗季节里宫崎骏始终“怀着对现实的满腔仇恨画着漫画”，并且坚定地认为是“身边这些人不明白漫画的潜力”。
他最终考入了东京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主攻日本产业论，与包括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内的皇亲国戚们做了同学。即便在大学期间，他也坚持不懈地练习绘画，并且加入了学生社团“儿童文学研究会”，直至毕业后才正式投入自己热爱的事业。
这样的经历和情绪，在《侧耳倾听》中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作为少年宫崎骏的写照，临近中考却茫然无措的月岛滴滴，整日泡在图书馆“看闲书”，除了写诗填词没有什么真正的作品。少年天泽圣司闯入她的生活，成为恋人后却突然要结束学业去意大利学做小提琴——这是他的个人理想，滴滴猛然发觉自己按部就班地混日子是多么无趣。于是她给自己一个期限，看自己到底能够在文学这条路上达到怎样的高度。尽管“第一读者”圣司爷爷给了她很多赞美和鼓励，滴滴还是深切感觉到自己高估了自己，从而选择了继续专心学业、复习中考，让家人放心。 在“万物有灵”的传统信仰下，日本人在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中有着相当的平等性和不加拘束的自觉，认为自然之美在于它本来的面目，不必加任何人为的改动；宫崎骏不仅以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山川草木、风雨雷电构成自己清新、质朴、自然、灵动的画风，更以未经世事的小孩子的梦想，重塑着人类的灵魂。
一如片中圣司爷爷对月岛滴滴所期望的，不必畏缩，不必雕琢，就像那含有翡翠的原石，虽然粗糙有裂隙，却因为未经研磨仍保持着天然的形状。而“滴滴和圣司都是与那石头一样的人”，若要实现梦想，首先要找到自己内心的“原石”，让动人的光哪怕从裂缝里也能发出来。这里面的道理，就是“自然”。它不仅指“大自然”，也是“自然而然”的“自然”。
在有序的文明社会中，生活被不断异化，哪怕“虚空的努力也可以被无条件接受”。现代人以停不下来的快节奏，或萎靡不振或乐此不疲地让“忙”字几乎填满了一切时空，忘记了本心，以致在压力下不断挤压年少时的梦想，直至变成粉末。因此，宫崎骏在作品中不断强调“初心”的重要。
可与此同时，更深的矛盾也在宫崎骏心中滋长，他曾对大众坦言：“虽然我们认为自己的作品都是有良知的，但影像作品的的确确在刺激儿童的视觉和听觉。我们剥夺了让儿童走出小天地，感受整个时代的权利。”在他看来，动漫产业的日益膨胀，正是日本发展现代化的脚步过于粗暴的结果，而他自己也恰恰在这糟糕的环境下，从“边缘”走向“流行”。
如此观之，病了、累了恐怕并非宫崎骏宣布退休的真正原因，而是看透世事、失去了“创作初心”，才是他决定收山的根源。
从倒影里拢到回家的路
《红猪》中的罗森，既不愿为法西斯效力，也不愿当夺人财物的飞贼，宁可将自己变成一头猪。即便身为一头猪，在和美国佬基斯的飞行决战中也始终坚守着“不开枪、不杀人”的原则，只在空手肉搏中与对方厮打一番。《风之谷》中的娜乌西卡，即便面对挑起战争的多鲁美奇亚公主库夏娜，也能在干钧一发之际救她的命，全然没有敌我之分。
不难发现，官崎骏笔下的人物并不以所谓的道德标准为行动指南，甚至也不能粗暴地以敌我善恶两分。即便是弱势的一方，在力求自身生存之道的过程中，也往往并不以报复为手段或目的。没有恒定的坏人，就算是坏人也有可取之处。没了汤婆婆，千寻就没有工作，就会变成怪物而失去自救与救父母的机会：没了人类，小小人的吃穿用度和所谓家园也将不复存在。
因为家族所从事的是专门制造飞机的军工企业，所以，经历过二战灾难的宫崎骏从小心里就有一道深不见底的伤痕。包括他的工作室的名字“吉卜力”，都是二战时意大利的一款侦察机，意为“撒哈拉的热风”。但是，作为一名公开讲故事的人，宫崎骏显然并不认为对和平的渴望，是在作品中以道德评判定结局的理由，他主张“不制作打倒坏人就能得到世界和平的电影”。
他肯以企业资金为吉卜力员工的孩子们建造有山有水的托儿所，却不愿在动画作品中为这些孩子虚构一个“邪不压正”、“人定胜天”的完美世界。《天空之城》中，不是也以海盗们乐呵呵地展示从拉比达夺来的战利品结尾么？如此欢快的大团圆气氛，代替了控诉、讽刺的笔调，而这种不粉饰、不遮掩的态度，事实上正是宫崎骏做童话的可贵之处。
面对众人对自己手绘风格的赞美——对于传统技艺的坚持，代表了日本乃至东方的品位，与好莱坞分庭抗礼——他总是平淡地说，“我们不是竞争对手，我们之间只有友谊。”在他的观念中，手绘并不因其传统，就承载了高人一等的艺术道德，也不因为看似具有文艺气质，就忽略对市场和票房的掌控。
之所以坚持手绘，只因为它是回归内心的一种方式。说起来，宫崎骏不仅拒绝别人为自己封上的“艺术家”名衔、给他的电影贴上“环保”标签，更拒绝以这样的“二分法”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他最欣赏的，不是阳春白雪的精英艺术，而恰恰是卓别林那种“笑中带泪”的喜剧风格，在看似粗鄙的、杂耍般的情节中，以普通人的视角与感知，蕴藏对生命莫大的关怀。
两年前，宫崎骏接受美国《纽约客》杂志采访时，半开玩笑地说：“我希望再活30年。我想看到大海淹没东京，日本电视广播网的电视塔成为孤岛。我想看到纽约的曼哈顿成为水下之城……我对这一切感到兴奋。金钱和欲望，所有这一切会走向崩溃，绿色的杂草将会接管世界。”我相信，他在“口出恶言”的同时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慈悲，一切都爱得不留痕迹。
童年，一段遥远且短暂的时光，却往往在人们的拾掇与反思中变得无孔不入、经久不息。宫崎骏因为那一段不可逆转的童年记忆，一次次在作品中修补着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
这样的修补没有尽头，大师已再次宣告离去，留下孤独的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去窥视他的内心，然后从那深邃的倒影中，去寻找到回家的路。
1958年，日本最大的动画制作公司“东映动画”，拍摄了时长75分钟的动画电影——日本第一部彩色动画片《白蛇传》。当时尚在准备高考的宫崎骏，在一家廉价影院看了《白蛇传》，他的一生被改变了。
“与他们的执着比赶来，我为自己感到非常地羞愧，哭了一整个晚上。”不管在宫崎骏的记忆中有多少支离破碎的无助与哀伤，这件事始终是最刻骨铭心的。他深深恋上了坚忍不拔、一心一意、为了生活跌跌撞撞向前的白蛇。
1963年，大学毕业的宫崎骏以最后一批正式雇佣社员的身份，进入了东映动画，开始了他的动画师生涯。两年后，宫崎骏结婚了，妻子恰恰是动画电影《白蛇传》的制作人大田朱美。从此，宫崎骏再也不必从异域的古老传说中虚拟“令人害臊”的暗恋对象了。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宫崎骏在东映的事业进展迟缓，妻子无论在资历还是收入上都比他高出一大截儿。很多人甚至认为前辈级的大田朱美在动画创作上显然更有实力也更有前途，为了丈夫辞职当主妇实在是断送前程。直至1970年离开东映，宫崎骏一直做着原画等初级工作，始终没能获得一次编剧或执导的机会。
宫崎骏在动画生涯的第17个年头，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动画长片《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之城》，并获得日本第一流动画大奖“大藤信郎奖”。然而，在评论界广受好评，并不一定意味着票房上的成功。事实上，《鲁邦三世》不只在影院留下了大片空座，还为宫崎骏“预留”了长达三年的“空窗期”。
那时候，科幻题材开始流行，宫崎骏的作品常因为与所谓的时尚格格不入，被人戏谑为带有“一股泥巴味儿”。好在日本第一本动画杂志《动画志》的时任总编铃木敏夫有一双慧眼，真心赏识并信任他，不辞辛劳为连载漫画《风之谷》搬上大银幕奔走游说，成为了让动画作品堂堂正正跨入电影大门的幕后功臣。这是在1984年。
第二年，日本著名电影人、德间书店首任社长德间康快为“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的创建解决了资金，从此，宫崎骏的时代开始了。
父母的缺席使得孩子“被需要”
宫崎骏从童年起便罹患肠胃病，孱弱的身体使他在跑不能跑、跳不能跳的生活中愈加自卑。那时候，每当想到这样的自己给父母添了多少麻烦，就有无尽的自责从心中生出来。为当一个“好孩子”，他不得不在与父母的相处中言听计从，以致在长大后为此深感悲哀。异常的亲子关系，让宫崎骏不断在动画作品中试图修复。
最明显的便是影片《借物少女艾莉缇》，主人公小翔作为宫崎骏对自身的某种投射，是一个患有心脏病、马上就要动手术却被寄养在乡下姨婆家的孤独少年。如果不是有“小小人”艾莉缇的意外出现，他大概要一辈子有气无力地沉默在忧伤里。然而，正是这“快要灭绝的物种”让病弱的小翔尝到了体型上的优势和种族上的优越感，并在成为“有用的人”的过程中获得巨大满足。可以说，正是处处担惊受怕、孤立无援、无以为家的“小小人”，给了小翔“被需要”的机会与可能，从而为内心深处无处释放的“保护欲”提供了出口。
如我们所见，在宫崎骏动画中，父母的缺席数见不鲜，小翔的妈妈因为忙于工作，连儿子的心脏手术也不能照看；《悬崖上的金鱼姬》中，少年宗介的父亲常年在海上航行。
童话世界中的家庭仿佛历来就是不完整的，父母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将孩子丢在一旁，小主人公们似乎注定要在精神世界里感受孤独，进而试图以一己之力，成为拯救危难的英雄。
当宫崎骏在影片中抱怨家庭关系的疏远，并为此一再塑造那些善良纯洁同时又有着超强决断力与行动力的少女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看待他那不快乐的童年和反思成人后的自己？
在《风之谷》中，娜乌西卡是英雄式的，虽然只是年少的公主，却有着惊人的本领和号召力，她不仅有着领袖式的襟怀，而且比最年长的智者、精通预言的大婆婆更加通灵。在腐海蔓延、虫族肆虐的家园，只有娜乌西卡知道该如何对待其他生命。在她看来，冒风险带迷路的玉虫回家跟忍下狐松鼠的一口撕咬以使对方感到爱与信任，同样值得，也同样自然。
在《霍尔的移动城堡》中，因咒语而变老的苏菲哪怕已满脸皱纹、直不起腰来，面对救命恩人霍尔的爱情，也从未自惭形秽。相反，较之在帽子店时的温吞顺从，苏菲有了更强的行动力。无论是对城堡自作主张的清洁打扫，还是对宫廷魔法师莎莉曼的勇敢控诉，都体现出她内心中逐渐苏醒的独立意识。而正是这份对真实自我的珍视与回归，使她重新掌握了生命的自主权，并最终让爱情有了回馈。
《千与千寻》更是在片名上点出了一字之差的重要意义：“不要忘记自己的名字，名字一旦被夺走，就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了。”所以，“千寻”不是“小千”，“琥珀川”也不是“小白”。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受之于父母的名字亦如一个完整的家庭结构，是不能被随便拆分或简化的。尽管作为天神浴场中唯一的人类，千寻颇为透明人和动物精怪们所不齿，可千寻却隐忍着，拼命地干活，只为救出因贪吃而变成猪的父母回家。
这样的少女，正是宫崎骏对这世界最温柔的奖赏，一如《红猪》中飞行员罗森对少女菲奥说的：“我看着你，就觉得人类还有救。”
忘却了动画的初心
宫崎骏曾多次感叹自己的创作之路布满荆棘。在那个年代，上了高中还在看漫画或者画漫画是一件颇为同龄人所不齿的事儿。但是，在准备高考的黑暗季节里宫崎骏始终“怀着对现实的满腔仇恨画着漫画”，并且坚定地认为是“身边这些人不明白漫画的潜力”。
他最终考入了东京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主攻日本产业论，与包括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内的皇亲国戚们做了同学。即便在大学期间，他也坚持不懈地练习绘画，并且加入了学生社团“儿童文学研究会”，直至毕业后才正式投入自己热爱的事业。
这样的经历和情绪，在《侧耳倾听》中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作为少年宫崎骏的写照，临近中考却茫然无措的月岛滴滴，整日泡在图书馆“看闲书”，除了写诗填词没有什么真正的作品。少年天泽圣司闯入她的生活，成为恋人后却突然要结束学业去意大利学做小提琴——这是他的个人理想，滴滴猛然发觉自己按部就班地混日子是多么无趣。于是她给自己一个期限，看自己到底能够在文学这条路上达到怎样的高度。尽管“第一读者”圣司爷爷给了她很多赞美和鼓励，滴滴还是深切感觉到自己高估了自己，从而选择了继续专心学业、复习中考，让家人放心。 在“万物有灵”的传统信仰下，日本人在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中有着相当的平等性和不加拘束的自觉，认为自然之美在于它本来的面目，不必加任何人为的改动；宫崎骏不仅以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山川草木、风雨雷电构成自己清新、质朴、自然、灵动的画风，更以未经世事的小孩子的梦想，重塑着人类的灵魂。
一如片中圣司爷爷对月岛滴滴所期望的，不必畏缩，不必雕琢，就像那含有翡翠的原石，虽然粗糙有裂隙，却因为未经研磨仍保持着天然的形状。而“滴滴和圣司都是与那石头一样的人”，若要实现梦想，首先要找到自己内心的“原石”，让动人的光哪怕从裂缝里也能发出来。这里面的道理，就是“自然”。它不仅指“大自然”，也是“自然而然”的“自然”。
在有序的文明社会中，生活被不断异化，哪怕“虚空的努力也可以被无条件接受”。现代人以停不下来的快节奏，或萎靡不振或乐此不疲地让“忙”字几乎填满了一切时空，忘记了本心，以致在压力下不断挤压年少时的梦想，直至变成粉末。因此，宫崎骏在作品中不断强调“初心”的重要。
可与此同时，更深的矛盾也在宫崎骏心中滋长，他曾对大众坦言：“虽然我们认为自己的作品都是有良知的，但影像作品的的确确在刺激儿童的视觉和听觉。我们剥夺了让儿童走出小天地，感受整个时代的权利。”在他看来，动漫产业的日益膨胀，正是日本发展现代化的脚步过于粗暴的结果，而他自己也恰恰在这糟糕的环境下，从“边缘”走向“流行”。
如此观之，病了、累了恐怕并非宫崎骏宣布退休的真正原因，而是看透世事、失去了“创作初心”，才是他决定收山的根源。
从倒影里拢到回家的路
《红猪》中的罗森，既不愿为法西斯效力，也不愿当夺人财物的飞贼，宁可将自己变成一头猪。即便身为一头猪，在和美国佬基斯的飞行决战中也始终坚守着“不开枪、不杀人”的原则，只在空手肉搏中与对方厮打一番。《风之谷》中的娜乌西卡，即便面对挑起战争的多鲁美奇亚公主库夏娜，也能在干钧一发之际救她的命，全然没有敌我之分。
不难发现，官崎骏笔下的人物并不以所谓的道德标准为行动指南，甚至也不能粗暴地以敌我善恶两分。即便是弱势的一方，在力求自身生存之道的过程中，也往往并不以报复为手段或目的。没有恒定的坏人，就算是坏人也有可取之处。没了汤婆婆，千寻就没有工作，就会变成怪物而失去自救与救父母的机会：没了人类，小小人的吃穿用度和所谓家园也将不复存在。
因为家族所从事的是专门制造飞机的军工企业，所以，经历过二战灾难的宫崎骏从小心里就有一道深不见底的伤痕。包括他的工作室的名字“吉卜力”，都是二战时意大利的一款侦察机，意为“撒哈拉的热风”。但是，作为一名公开讲故事的人，宫崎骏显然并不认为对和平的渴望，是在作品中以道德评判定结局的理由，他主张“不制作打倒坏人就能得到世界和平的电影”。
他肯以企业资金为吉卜力员工的孩子们建造有山有水的托儿所，却不愿在动画作品中为这些孩子虚构一个“邪不压正”、“人定胜天”的完美世界。《天空之城》中，不是也以海盗们乐呵呵地展示从拉比达夺来的战利品结尾么？如此欢快的大团圆气氛，代替了控诉、讽刺的笔调，而这种不粉饰、不遮掩的态度，事实上正是宫崎骏做童话的可贵之处。
面对众人对自己手绘风格的赞美——对于传统技艺的坚持，代表了日本乃至东方的品位，与好莱坞分庭抗礼——他总是平淡地说，“我们不是竞争对手，我们之间只有友谊。”在他的观念中，手绘并不因其传统，就承载了高人一等的艺术道德，也不因为看似具有文艺气质，就忽略对市场和票房的掌控。
之所以坚持手绘，只因为它是回归内心的一种方式。说起来，宫崎骏不仅拒绝别人为自己封上的“艺术家”名衔、给他的电影贴上“环保”标签，更拒绝以这样的“二分法”看待自己、看待世界。他最欣赏的，不是阳春白雪的精英艺术，而恰恰是卓别林那种“笑中带泪”的喜剧风格，在看似粗鄙的、杂耍般的情节中，以普通人的视角与感知，蕴藏对生命莫大的关怀。
两年前，宫崎骏接受美国《纽约客》杂志采访时，半开玩笑地说：“我希望再活30年。我想看到大海淹没东京，日本电视广播网的电视塔成为孤岛。我想看到纽约的曼哈顿成为水下之城……我对这一切感到兴奋。金钱和欲望，所有这一切会走向崩溃，绿色的杂草将会接管世界。”我相信，他在“口出恶言”的同时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慈悲，一切都爱得不留痕迹。
童年，一段遥远且短暂的时光，却往往在人们的拾掇与反思中变得无孔不入、经久不息。宫崎骏因为那一段不可逆转的童年记忆，一次次在作品中修补着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
这样的修补没有尽头，大师已再次宣告离去，留下孤独的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去窥视他的内心，然后从那深邃的倒影中，去寻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