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去海边的路吗?”
　　“一直往东走就是了。”
　　虽然我是初次来到上海，但凭着那种对方位的简单信念，我依然成功地抵达了东海滨，并在翌日清晨赤足站在海水中，拍下了一张日出的照片，作为给自己18岁生日的礼物。
　　18岁也许是这些简单信念最集中的时候。所以，我喜欢独自离开校园，把脚泡在海水里。这时，我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忙着为第一次离开父母，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而兴奋。
　　学校里把我们这一级学生安排住在了大四女生的对面，两栋楼间距约30米，视力好的可以望个对穿。不过，我们这批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学生大多没那贼心，更没贼胆。每当夜幕降临，路灯亮起时，在师姐们的楼前，总围聚着着装、表情、动作各异的男性。有的显然还是学生，斜倚着自行车，焦急地左顾右盼，一俟恋人出现，立即点头哈腰，甜言蜜语地迎过去；有的应该是社会人士了，舒坦地坐在轿车里，把手伸出窗来掸烟灰。他们的恋人往往花枝招展，香气袭人，雀跃着跳上车，给车主献上一个热吻。这是我最早目睹的校园爱情模式，我的18岁的简单思维使我确信，爱情里存在着自行车与轿车这种阶级的区分。此前，我对于爱情的认识还停留于校园民谣的阶段。这种风格的歌曲盛行于90年代初、中期。其中有一首(流浪歌手的情人)，曲调优美，而词句更写得让人看了便有种莫名的冲动，尤其那一句：“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就几乎使人神往着要去做流浪歌手了。对于流浪歌手而言，除了音乐，他一无所有，然而这也满足了少不更事的人们对爱情的期望。人们不会幻想伟大、神圣的爱情，但至少爱情必须纯洁。爱得纯洁才能爱得浪漫。可是，在我真正进入大学，看了上述的一幕情场现形记后，由校园民谣编演的爱情剧便在我生命中退场了。
　　同时退场的还有从前我对于“大学”的梦想。中学时，我读到梅贻奇先生对“大学”二字的论述。先生以为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之“大”，而不在于校园外观建筑之大。我是以虔诚的姿态步入大学的，企盼着膜拜大师，并得到他们的教诲。入学的头几天里，忙着四处盖章、签到，办理各种手续，自然无法觐见大师。待一切处理顺当，额头还在汗涔涔时，又被安排去军训了。于是披上戎装，但又去不了沙场，整日地在学校那块寸草不生的运动场上走跑坐站。练了半月，军训结束，我们光荣退伍。这下可该见到大师了吧?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仰望讲台。上课铃声响过，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先生出现了。先生约40岁，讲课时最津津乐道之处是告诉我们昨天晚上他在家里边洗脚，边看晚报，然后若有所思，便提笔疾书，直至深夜方始入睡。其间，他的妻子给他搁了盘牛肉在书案头。这时，讲台下的学生们便哄笑起来。接下去的一堂课是书法。我仍然坐在前排。授课的先生同样穿着西装，30岁光景的样子。他的第一句话大意是以前他是只给来华留学的外国人上课的，现在给中国人上课了，感觉很不习惯。比如对于毛笔的称呼，叫惯了brush，现在要改回“毛笔”了，就有些困难。学生们都有些愕然。但是，这位先生却是中国人。诸如此类的课我上了1月，始终不曾瞻仰过一位大师。大学之“大”也只剩了面积之大，人数之多了。
　　我渴望更大的空间。于是我会想起去看海。尽管海水混浊不堪，不停地翻滚着，泛起白色的泡沫，尽管海面上既无嬉戏的海鸟，也无孤帆的远影，尽管我的身后是成片的发黄的芦苇，脚下是一滩烂泥，但它毕竟是大海，是一个连太阳都要从那儿升起的地方。我看到大海时，也会因为自己的信念得到验证而欣喜。一直往东走就能发现大海，尽管这是种极其简单的信念，但它却陪伴了我18岁。
　　我对空间的渴望延续到了上海以外的地方。寒假里，我去了北京。我相信那里可以白天赏雪，晚上围炉吃涮羊肉，喝二锅头。此前，我从不饮酒，内心里把第一次酒预留在了北京。天地冰冻之时，以涮羊肉佐二锅头，是我自认的男儿本色。后来，这一切都实现了。我在颐和园里结冰的昆明湖上走了一圈，想象着当年皇室成员在此游览的胜景，也想象着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此自沉的悲剧。我的18岁的空间穿梭在历史中。夜晚，我喝到了正宗的红星二锅头。烈酒下肚，血脉喷张，男儿的豪气被激发起来。那一刻，我获得了外在的空间和内在的生命力，感觉自己的18岁是完满的。
　　18岁时，我有很多信念在消逝。校园民谣、大学这些字眼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某种生活的内容，都失落在我的18岁，但我其实很想留住它们。在18岁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它们在支持着我。但我仍然有理由为我的18岁而欢呼。正是这一年，我有了验证自己的信念的机会，哪怕仅仅是想确认大海的方位和北国的风情，然而我可以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校对自己所走的道路。
　　[实习编辑•朱明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