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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成功可以归因于4大要素：改革、开放、新技术革命、创业。但如果更深入地追问中国经济发展更底层的内在动力，我们就会发现，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文化是4大成功要素的核心和纽带，新经济文化主要包括科学文化、民主文化及传统文化，其中科学文化及民主文化起到更为主导的作用，传统文化的作用排在此二者之后。但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自于传统文化的若干优良传统正在被重新激活，并转化成新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可能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道”“释”“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其中道家文化和新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道家的3部经典《易经》《道德经》《庄子》，都高度契合新经济的时代精神。其中，《易经》主张“化繁为简”，体现了适应于新经济的创造力；《道德经》里的“道生一”，与硅谷著名创业者、投资家彼得·蒂尔的《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视为中国新经济时代的创业哲学；《庄子》则体现了中国人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又是创造力的基础，是中国走向全球引领所不可或缺的能力。此外，“释”文化中“普度众生”的理念和“儒”文化中“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的理念，也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与其他国家如何进行平等互利地交往给予了重要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鼓励民营企业家创业发展经济，到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开展的“双创”活动，这种“劝创业”可以说沿袭了中国历代“劝农”“劝学”“劝业”的传统，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的导向作用和动员能力。禅宗是启发洞见力的佛教思想；而王阳明心学倡导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則对创业者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2派思想在创业者群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此外，战国时期催生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则给我们作为一家民间智库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发挥更大影响力以重要启示。
1 新经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1.1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总结
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是4大要素、一大核心。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从现象上看要归功于4条经验：改革、开放、新技术革命和创业，而从本质上看，还有一个核心要素——文化（见图1）。
第一，改革与开放让中国回归“正轨”，成为有秩序的国家，并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眼睛。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发达国家而不自知。改革开放解除了对中国人的思想束缚和经济管制，终于“睁开眼睛”看世界，发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于是奋起直追。第二，新技术革命和创业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能。如果说改革开放只是让中国人睁开了看世界的眼睛，那么新技术革命大讨论则是让中国意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并开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先进行研发，然后驱动创新，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发展依靠创业带动经济增长，然后再开始投入搞研发，走了一条“创业式创新”的道路。所以，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不是研发投入最多的北京，而是创业最活跃的深圳，这是典型的创业式创新道路。如果只有研发投入而没有创业，经济活力依然会下降。第三，创业是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5次创业高潮：乡镇企业创业、城市个体户创业、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留学生创业、现在的全民创业。如今，中国的创业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又进入了互有交叉的3个创业高潮：一是高科技创业高潮，二是数据驱动创业高潮，三是前沿科技创业高潮。
文化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表象，体现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发展，而其本质上还有一个以精神和文化为内核的自内而外的逻辑结构。因此，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崛起发挥底层作用的是文化，文化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过程，科学民主文化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帮助中国在发展工业经济的道路上取得了瞩目成绩。中国制造的全面崛起就是这一历史时期最大的成就，科学民主文化对这一成就的取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特点是以跟跑和并跑为主；最近这10年，中国的新经济成分越来越多，在世界竞争格局上也逐渐走向领跑的位置。随着新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灵敏、深沉、博大、纯朴的优点，将越来越突出地发挥重要作用。
1.2 科学文化、民主文化与传统文化
新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引领。在新经济背景下，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对于中国人而言，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精神起点，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诉求将越发强烈。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壮大，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中国人必然重新追问发展经济的精神根基；而唯有通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再创造，才能找到中国人个体的人生价值与世界观认同，才能实现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道家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助你做领导；佛家人与自身的和谐，助你做人；儒家讲究人与社会的和谐，助你做经理人。”
1.3 传统文化在新经济中的作用
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了新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经济重新激活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新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对新经济的价值可以归结为“3+4”。其中，“3”即3种价值观，包括道家，新经济的变化（《易经》）、新经济创业哲学（《道德经》）、新经济的率性（《庄子》）；释家（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儒家的推己及人、和而不同。“4”即4种方法，包括劝农、劝学、劝业、劝创业，禅宗与洞见力，阳明心学与创业，稷下学宫与智库。
2 传统价值观与新经济
2.1 道文化与新经济
《易经》为应对新经济变化提供智慧。《易经》主张“化繁为简”，体现了适合新经济的创造力。《周易》在新经济时代的“三易之意义”。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3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这3种含义分别对应了新经济发展的3个显著特征，就是释放人性创造力之“创新创业”，捕捉机会之“洞见”，稳固环境之“生态”。 《道德经》是新经济时代的创业哲学。两千多年前老子所作的《道德经》中，有很多思想仍可以对新经济时代的创业者提供价值观启发。“道生一”是新经济创业最高法则。“道生之”即道的体现之一即创业；“德蓄之”即创业环境为创业提供保障；“上善若水”则说明创业者才能改变世界；“大成若缺”阐述缺陷是创新的动力、也是创业的机会；“独立而不改”宣扬独立的思想、坚定的洞见，是创业的灵魂；“反者道之動”可以印证颠覆式创新、变革式创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中的“生—冲—和”可对应“创业—创新—生态”。诸如种种，不胜枚举。
《庄子》体现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庄子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善于用寓言的形式将很多艰深的哲理说得灵活生动、引人入胜。如在名篇《逍遥游》中，庄子通过大鹏与蜩、学鸠等小动物的对比，阐述了“小”与“大”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庄子指出，无论是不善飞翔的蜩与学鸠，还是能借风力飞到九万里高空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列子，它们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从而引出并阐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因此，《庄子》有助于我们超越推理和经验，通过发挥想象力来创立新业，在市场中抢占先机。
2.2 释文化与新经济
“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包括经济举措，也包括思想和文化上的追根溯源。不管到哪个国家，我们都重视当地的历史和地理，更关注当地的宗教信仰。第一，只有通过宗教，才能真正地交朋友；第二，只有理解了宗教，才能理解一个国家；第三，只有了解宗教，才能做到真正的相互尊重。
佛教对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影响。佛教诞生于古印度，大约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它对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方面：
一是大乘佛教在精神层面影响中国新经济发展。大乘佛教则追求普渡众生，以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即自度度人。正是大乘佛教这种既出世，又强调适应世间的风格，使其能与中国本土文化彼此吸收借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宗教。自古以来，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不追求“兼善天下”，因此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颗大乘佛教的心。
如今，出现了这样一类伟大的创业者，对他们来讲，创业的目的不是生存，也不是致富，而是希望能改变世界。在这些伟大的创业者看来，商业模式固然很有价值，但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价值观，是看能否改变世界。这种改变世界的梦想，就是佛教中的大乘精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乘佛教和伟大的创业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二是禅宗启发新经济主体的洞见力。伟大的创业者除了要有大乘精神，还必须有洞见力，即能够看到一个产业未来10年甚至更久远的发展。这是新一代创业者的必备素质，缺乏洞见力的创业者注定不可能成功。洞见力的主要方法是“顿悟”法，即一刹那的觉悟。这种方法来自禅宗，而禅宗正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大乘心理”为“一带一路”提供心理基础。最近几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很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大乘心理。但是这一倡议却被西方妖魔化为“新殖民主义”，这或许与西方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教士心理有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也和西方的殖民主义有很大不同。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动这些国家一起发展，这是典型的“兼善天下”，是毋庸置疑的“大乘精神”。或许就是这种大乘心理，是中国人参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
2.3 儒文化与新经济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文化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体系和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儒家“重农抑商”，是造成中国古代工商业弱小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个人、经济、社会的关系在新经济时代更加紧密，儒文化关于人和社会的若干思想在新经济时代开始彰显价值，其中“推己及人”与“和而不同”2种核心思想最为重要。
一是推己及人与新经济生态化。儒家认为君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有道义的担当和使命感，应积极主动地把自己和群体结合起来，也就是孔子讲的“修己以安百姓”。领导一个群体去完成一项目标，有暴力强迫、利益诱使等不同的方式，而儒家倡导推己及人，用平等互利的原则来团结和引领他人去完成安天下的使命。孔子曾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曾言“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又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强调用平等观念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要站在他人利益的角度思考决策的合理性。
新经济时代，企业发展规律相对于工业经济时代有了重要的变化，即生态化发展趋势越发显著。工业经济时代，通常是龙头企业主导产业链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和控制；在新经济时代，产业生态中各企业的关系更加扁平化，更强调对外开放与合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对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在这种形势下，一个企业必须放弃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思维，而是要多站在合作者的角度设计平等互利、共荣共赢的合作机制，才能团结更多的外部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
由此再延伸到国家间的合作，推己及人也是国际长久合作赖以维系的价值观基础。西方国家在与亚非等发展中国家合作时，经常不尊重当地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文化习俗，单方面推行西方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而中国在对外合作时，比较注意给当地带来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发展经验等实在的经济效益，在发展中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欢迎。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自己是从贫穷落后的状态走过来的，能充分理解落后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真正诉求。
二是全球化与和而不同。从汉至宋的一千余年时间里，中国社会与文化维系在一个统一的序列之中，并且构成了人类世界“文化均势”中的重要的一极（见图2）。一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中国文化仍保持自身发展的进程。“文化均势”被打破是近五百年西方扩张造成的，正如汤因比所言，以基督教为基本精神而统一世界的企图，造成了世界的分裂局面。奈斯比特认为，人类面对日益增长的同一性，大家都在竭力维护我们的个性，包括宗教、文化、国家、语言和种族的个性。
20世纪最后30年里，随着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经济起飞，西方学者开始提出，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三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2地区在组织上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大多数组织成员皆受儒家传统之熏陶而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人们至少承认，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提法可以视为一个合理的假设，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的基本准则。（未完待续）。
“道”“释”“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其中道家文化和新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道家的3部经典《易经》《道德经》《庄子》，都高度契合新经济的时代精神。其中，《易经》主张“化繁为简”，体现了适应于新经济的创造力；《道德经》里的“道生一”，与硅谷著名创业者、投资家彼得·蒂尔的《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视为中国新经济时代的创业哲学；《庄子》则体现了中国人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又是创造力的基础，是中国走向全球引领所不可或缺的能力。此外，“释”文化中“普度众生”的理念和“儒”文化中“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的理念，也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与其他国家如何进行平等互利地交往给予了重要启示。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鼓励民营企业家创业发展经济，到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开展的“双创”活动，这种“劝创业”可以说沿袭了中国历代“劝农”“劝学”“劝业”的传统，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的导向作用和动员能力。禅宗是启发洞见力的佛教思想；而王阳明心学倡导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則对创业者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2派思想在创业者群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此外，战国时期催生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则给我们作为一家民间智库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发挥更大影响力以重要启示。
1 新经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1.1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总结
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是4大要素、一大核心。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从现象上看要归功于4条经验：改革、开放、新技术革命和创业，而从本质上看，还有一个核心要素——文化（见图1）。
第一，改革与开放让中国回归“正轨”，成为有秩序的国家，并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眼睛。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当时的发达国家而不自知。改革开放解除了对中国人的思想束缚和经济管制，终于“睁开眼睛”看世界，发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于是奋起直追。第二，新技术革命和创业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能。如果说改革开放只是让中国人睁开了看世界的眼睛，那么新技术革命大讨论则是让中国意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并开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先进行研发，然后驱动创新，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发展依靠创业带动经济增长，然后再开始投入搞研发，走了一条“创业式创新”的道路。所以，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不是研发投入最多的北京，而是创业最活跃的深圳，这是典型的创业式创新道路。如果只有研发投入而没有创业，经济活力依然会下降。第三，创业是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5次创业高潮：乡镇企业创业、城市个体户创业、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留学生创业、现在的全民创业。如今，中国的创业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又进入了互有交叉的3个创业高潮：一是高科技创业高潮，二是数据驱动创业高潮，三是前沿科技创业高潮。
文化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表象，体现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发展，而其本质上还有一个以精神和文化为内核的自内而外的逻辑结构。因此，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崛起发挥底层作用的是文化，文化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过程，科学民主文化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帮助中国在发展工业经济的道路上取得了瞩目成绩。中国制造的全面崛起就是这一历史时期最大的成就，科学民主文化对这一成就的取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特点是以跟跑和并跑为主；最近这10年，中国的新经济成分越来越多，在世界竞争格局上也逐渐走向领跑的位置。随着新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灵敏、深沉、博大、纯朴的优点，将越来越突出地发挥重要作用。
1.2 科学文化、民主文化与传统文化
新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引领。在新经济背景下，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对于中国人而言，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精神起点，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诉求将越发强烈。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壮大，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中国人必然重新追问发展经济的精神根基；而唯有通过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再创造，才能找到中国人个体的人生价值与世界观认同，才能实现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道家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助你做领导；佛家人与自身的和谐，助你做人；儒家讲究人与社会的和谐，助你做经理人。”
1.3 传统文化在新经济中的作用
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了新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经济重新激活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新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文化对新经济的价值可以归结为“3+4”。其中，“3”即3种价值观，包括道家，新经济的变化（《易经》）、新经济创业哲学（《道德经》）、新经济的率性（《庄子》）；释家（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儒家的推己及人、和而不同。“4”即4种方法，包括劝农、劝学、劝业、劝创业，禅宗与洞见力，阳明心学与创业，稷下学宫与智库。
2 传统价值观与新经济
2.1 道文化与新经济
《易经》为应对新经济变化提供智慧。《易经》主张“化繁为简”，体现了适合新经济的创造力。《周易》在新经济时代的“三易之意义”。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3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这3种含义分别对应了新经济发展的3个显著特征，就是释放人性创造力之“创新创业”，捕捉机会之“洞见”，稳固环境之“生态”。 《道德经》是新经济时代的创业哲学。两千多年前老子所作的《道德经》中，有很多思想仍可以对新经济时代的创业者提供价值观启发。“道生一”是新经济创业最高法则。“道生之”即道的体现之一即创业；“德蓄之”即创业环境为创业提供保障；“上善若水”则说明创业者才能改变世界；“大成若缺”阐述缺陷是创新的动力、也是创业的机会；“独立而不改”宣扬独立的思想、坚定的洞见，是创业的灵魂；“反者道之動”可以印证颠覆式创新、变革式创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中的“生—冲—和”可对应“创业—创新—生态”。诸如种种，不胜枚举。
《庄子》体现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庄子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善于用寓言的形式将很多艰深的哲理说得灵活生动、引人入胜。如在名篇《逍遥游》中，庄子通过大鹏与蜩、学鸠等小动物的对比，阐述了“小”与“大”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庄子指出，无论是不善飞翔的蜩与学鸠，还是能借风力飞到九万里高空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列子，它们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从而引出并阐述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因此，《庄子》有助于我们超越推理和经验，通过发挥想象力来创立新业，在市场中抢占先机。
2.2 释文化与新经济
“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包括经济举措，也包括思想和文化上的追根溯源。不管到哪个国家，我们都重视当地的历史和地理，更关注当地的宗教信仰。第一，只有通过宗教，才能真正地交朋友；第二，只有理解了宗教，才能理解一个国家；第三，只有了解宗教，才能做到真正的相互尊重。
佛教对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影响。佛教诞生于古印度，大约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它对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方面：
一是大乘佛教在精神层面影响中国新经济发展。大乘佛教则追求普渡众生，以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即自度度人。正是大乘佛教这种既出世，又强调适应世间的风格，使其能与中国本土文化彼此吸收借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宗教。自古以来，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不追求“兼善天下”，因此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颗大乘佛教的心。
如今，出现了这样一类伟大的创业者，对他们来讲，创业的目的不是生存，也不是致富，而是希望能改变世界。在这些伟大的创业者看来，商业模式固然很有价值，但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价值观，是看能否改变世界。这种改变世界的梦想，就是佛教中的大乘精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乘佛教和伟大的创业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二是禅宗启发新经济主体的洞见力。伟大的创业者除了要有大乘精神，还必须有洞见力，即能够看到一个产业未来10年甚至更久远的发展。这是新一代创业者的必备素质，缺乏洞见力的创业者注定不可能成功。洞见力的主要方法是“顿悟”法，即一刹那的觉悟。这种方法来自禅宗，而禅宗正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大乘心理”为“一带一路”提供心理基础。最近几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很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大乘心理。但是这一倡议却被西方妖魔化为“新殖民主义”，这或许与西方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教士心理有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也和西方的殖民主义有很大不同。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动这些国家一起发展，这是典型的“兼善天下”，是毋庸置疑的“大乘精神”。或许就是这种大乘心理，是中国人参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基础。
2.3 儒文化与新经济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文化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体系和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对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儒家“重农抑商”，是造成中国古代工商业弱小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个人、经济、社会的关系在新经济时代更加紧密，儒文化关于人和社会的若干思想在新经济时代开始彰显价值，其中“推己及人”与“和而不同”2种核心思想最为重要。
一是推己及人与新经济生态化。儒家认为君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有道义的担当和使命感，应积极主动地把自己和群体结合起来，也就是孔子讲的“修己以安百姓”。领导一个群体去完成一项目标，有暴力强迫、利益诱使等不同的方式，而儒家倡导推己及人，用平等互利的原则来团结和引领他人去完成安天下的使命。孔子曾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曾言“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又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强调用平等观念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要站在他人利益的角度思考决策的合理性。
新经济时代，企业发展规律相对于工业经济时代有了重要的变化，即生态化发展趋势越发显著。工业经济时代，通常是龙头企业主导产业链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和控制；在新经济时代，产业生态中各企业的关系更加扁平化，更强调对外开放与合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对外部资源的整合能力。在这种形势下，一个企业必须放弃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思维，而是要多站在合作者的角度设计平等互利、共荣共赢的合作机制，才能团结更多的外部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
由此再延伸到国家间的合作，推己及人也是国际长久合作赖以维系的价值观基础。西方国家在与亚非等发展中国家合作时，经常不尊重当地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文化习俗，单方面推行西方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而中国在对外合作时，比较注意给当地带来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发展经验等实在的经济效益，在发展中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欢迎。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自己是从贫穷落后的状态走过来的，能充分理解落后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真正诉求。
二是全球化与和而不同。从汉至宋的一千余年时间里，中国社会与文化维系在一个统一的序列之中，并且构成了人类世界“文化均势”中的重要的一极（见图2）。一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中国文化仍保持自身发展的进程。“文化均势”被打破是近五百年西方扩张造成的，正如汤因比所言，以基督教为基本精神而统一世界的企图，造成了世界的分裂局面。奈斯比特认为，人类面对日益增长的同一性，大家都在竭力维护我们的个性，包括宗教、文化、国家、语言和种族的个性。
20世纪最后30年里，随着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经济起飞，西方学者开始提出，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三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2地区在组织上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大多数组织成员皆受儒家传统之熏陶而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人们至少承认，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提法可以视为一个合理的假设，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的基本准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