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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日记
王军胜为我们小心翼翼地翻开了一本本笔记本,和一叠叠订着的薄薄纸张。泛黄的纸页,蓝色的墨迹,偶尔端庄,偶尔潦草,打开了那一段封存于记忆中的浩劫。
王军胜,1948年生,曾经的老三届,在航运公司当过10年工人,现在是上海一所大学的老师。2005年,他把自己百万余字的“文革”日记整理,编撰为一部厚厚的《文革沉思录》。
1964年,16岁的王军胜还是一个内心敏感、喜欢思考的少年。怀着成为作家的美梦,他开始在纸上写下了自己对自我、对社会、对时代的理解和思考。
随后的10年,狂热而失去理智。年少的王军胜并没有随大流,他置身于各种运动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冷眼看“文革”,把自己所思所见写入日记。
这是一个耽于抽象思考、视精神至上的羸弱少年——他的日记很少涉及日常的琐碎生活,更多地是充满激情地探索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观察那个纷扰的外部世界。从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思索“文革”,旁及苏联问题、美国问题、台湾问题。
身边邻居、学校老师接二连三自杀,揪动了王军胜敏感的神经。日记本成了他惟一可以自由表达、自由倾诉的私家领地。
1970年代初期,身为革命干部的父亲偶然发现了他的日记,读后大为震惊,立刻要求儿子烧掉,以免招致横祸。在那个亲人同学互相检举揭发的年代,许多日记成为罪证,更多的手稿被作者付之一炬。王军胜的这些“文革”日记,即使有一本落到红卫兵、造反派手中,都足以令他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父亲虽然谨慎,却通情达理,对王军胜说:“我把决定权交给你自己。”同为革命干部的母亲却为这个“思想反动,不听毛主席的话”的儿子深深忧虑。最后,这百万字的资料被侥幸地保留,并被作者续写下来,成为一次勇敢的精神历险。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先知,有预言的本领,在写一本《圣经》。”
他惟一的小女儿生于1980后,爱吃羊肉火锅,喜欢日本漫画,爱打游戏。“我在她面前没有一点威信。她对这些日记一点都没有兴趣。”王军胜摸着日记本,有些无奈。
(本刊记者 徐琳玲发自上海)
1976年1月1日
看看江河日下的现状,打不起精神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可怕的,我坚信这一点。每当我在人山人海的街道上走过,听人叹购物之苦时,我便不由地不安,真想到深山老林去躲起来。
1976年1月11日
中国总理的去世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注意力,然而人们将会去注意更多的事情的,只是现在时候未到而已,希望中国的社会会成为一个理性的社会,但使人们普遍地成为理性人是不可能的,感情往往只会破坏,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但老百姓将永远难与感情分家。
周总理就是一个理性的人,人们尽管很推崇他,但我相信人们却一个也无法学习他。……
我在此时,为自己的懒散与无目的的生活态度而忧虑。世界正在寄予新的理性者以多么大的重担啊,理性者,正确的思想将解救他自己,也解救整个世界。
1976年1月21日
……在一二百年中,中国的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是那么烦杂、严重,以至一个主义接着一个主义,一种理论接着一种理论,都是为了适应现状而又改革现状的,变化到今天,问题仍是问题……
毛泽东……从事了两项中国人过去不曾达到过的改革,一个是建立了一个国家的躯壳,……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至少可像个人样可以开联大了。另外一个改革是破坏了民间长期以来所珍视的一切,这一种只有伟人才能做得出的事,……他不怕破坏,旧传统思想,旧习惯,旧风气,许许多多为人所珍视的东西与瞎扯蛋一齐都给砸碎了,接下来的课题是如何再创办新的内容来填补这被破坏了的旧的。……
1976年1月26日
关于总理去世的报告中,有二点比较印象深,一点是……另外一点,总理强调地指出,现今中国的一切观念几乎都是主席所提出的,他及任何人都是学习者与执行者,总理是一个承认事实的人。
我们中国人目前最重要的是学习,从事精神上的建设。物质上的建设已无任何可能了,一个处于崩溃中的整体,如使它再有所建树是徒劳的。……我总在预言灾难与劫数的到来,我有时的预言会应验,因此,我悲观的预言总使我的良心受责备,你难道不会为国家作一些乐观一点的预言吗?
1976年2月28日
三十年来,中国的领袖致力的目标完全是精神,这是世人所难理解的。精神上的成果是无法衡量的,因此,我也无法准确估计中国的力量。但我希望,他能早日吸取世界现代文明的精华,加上他历史文化精神的积累,能够成为昔者的秦国。
1976年3月8日
今天看了几篇文艺作品,……我感到它使人失去应有的理性而感到悲观与失望,要么煽动起虚幻的热情。与科学,历史,社会学、特别是与哲学相比,它显得那么肤浅,荒谬,杂乱无章,言中无物。
1976年4月1日
最近,上海都在搞工资评定工作,即我们这些已工作六年以上的人加五元还是加七元的问题,尽管只有二元之差,但已使上海较成熟了的青年们人心惶惶,非常不安,这一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
1976年5月15日
人们都在追求他们各自的最终的真理,人似乎都达不到这一点……简单的真理是站不住脚的,一旦被对立面所证明它有所欠缺,它便消失了。
1976年5月19日
杀鸡取蛋不是聪明的办法,而我们往往爱用此法,所有制变革以来,经济就成了死鸡,僵鸡肚里的蛋了……不断地杀鸡取蛋,不断地破坏了生产的基本结构与基础,这正是外国人所希望中国的啊!
现状使我忧虑的是,孩子一批批长大了,但他们没有可以任其施展的天地发挥,他们一批一批地涌到早已挤满了人的老辈的天地里,争夺与分享就那么点的东西,当然,不是那么狭义地单指饭碗,工资等,指的是青年人所需要的活动天地,机会、新事业的建树,然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已是无法想象的事了。
1976年7月20日
在经济崩溃的同时,便是政治的崩溃,目前就即将面临这种噩梦一般的现实,对它要有所准备。
1976年8月1日
唐山发生了地震,我就想了,这是不是对人们失德的警告。这年来,人们忘乎所以,一点不尊重理性与客观,干了不少令人费解的事,如果有鬼神的话,它们一定要发怒了,结果,地震就真的多了,这说明有鬼神吗?我又不太相信。
1976年8月22日
人们都在为上海会发生地震而担忧,唐山的惨剧震动了全国人的内心,人们不愿意这种突然的覆灭降临到自己的身上,但是,我更担忧的是人祸,天灾既是天灾,就是无可逃脱的,而人祸却是如瘟疫,会蔓延同时也可以限制的,这主要看人的觉悟水平。人处于蒙昧状态,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卷入人祸的洪流中,被吞掉,提醒一下人们,我把它看作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但现在还仅是一种空想而已。
我把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的过程,比作一座大厦(陈旧的,尚坚固),一次一次地抽去作为墙基的砖,直至轰隆一声倒塌。那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时刻,这是谁也不愿但必然会来的时刻。当然,希望新的生产可以尽快地重建一座更好一些的大厦,让人压抑的精神状态来一次更新,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
1976年9月9日
下午四点报道领袖毛泽东去世了。九月九日零点几分,一个人类史上典型的戏剧性的伟人,以他的去世结束了史剧的最后一幕。……由于我从内心理解主席,所以我会强烈地感觉,这壮烈宏伟的一幕终于结束了。世界在酝酿新的戏剧,让我们以期待的心情观望吧,愿上帝保佑他们演得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
1976年9月18日
今天的追悼会很简单,我若有所失,主席真是一个时代的灵魂啊,灵魂离开了,躯体便失生气。
1976年10月12日
“实践总是对理论进行修正的。”
——什捷缅科
1976年10月22日
“四人帮”以市侩的心理,玩群众于掌中,结果完全丧失了人们对他们的感情。他们大肆宣传,自认为群众相信,易受蒙蔽,……他们以为群众慑服于他们的权力,可是,他们根本不服。……孔子真伟大!提出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偏激肤浅的市侩既做不了救世主,也吓不倒群众,而被淹没于群众的波涛之中,为历史所唾弃。
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也就没有历史,这是我对时局一个最坚定不移的认识,其余都是次要的。中国险恶的形势与其它大国的相对安定、富足比较,更为好一些,因为它有利于逼迫它的人民,使他们之中终于能跃出一个超人,创造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这也是毛泽东的毕生愿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976年12月31日
天空是晴朗的,月光是皎洁的,一年以这样的美好的结尾也许是很值得庆幸的。……我对今年的展望曾怀有一种不祥之感,感到社会似有崩溃之兆……总理去世,委员长去世,党主席去世,像“三结义”似地在一年之中离开了世界,不可否认这是时代的创造者,他们去世意味着什么呢?
“四人帮”被去除了,十年的社会思想的主宰溃于一旦,这意味着什么呢?罕见的陨石雨,罕见的地震使几十万人死于一夜之间,这种自然现象意味着什么呢?
我企图展望未来,可是,我只能作十分虚幻的猜测。
也许经历相对的混乱,必有后来的安静,上帝永不厌弃人类,人类总可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