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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民国乡村运动史的陈序经在《乡村建设运动史略》（1949）一文中写道：“国人重视乡村的观念，本来很早，老子说，‘修之与乡，其德乃长’；孔子说‘吾观于乡，而王道易易’……至于孟子所谓‘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可以说是孔子、老子的理想乡村的注脚。此后，王阳明、吕新吾对于乡治不但重视，而且有具体的计划，并努力实行。”这里勾画出研究我国乡村建设思想渊源的线索。
在中国思想宝库中，乡村建设思想不仅源远流长且异常丰富。比如：以民为本思想中的民水君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思想。“鱼失水则死、水失鱼则犹为水也”（孔子），“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等，把民心所向概括得淋漓尽致；牧民思想中的富民、教民思想，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也”（孔子）；社会理想中大同、均平、保护商务、善待工匠、社会和谐的思想；中国农业经济思想史中蕴涵着大量农村发展管理的思想，如孔子“使民以时”、“敛从其薄”的思想，老子对统治者在经济管理上失于职守、导致农业凋敝的批评及其同情民苦的思想，孟苛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以及“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吕氏春秋》对重视农业意义、违反农业规律恶果的阐述，以及关于农业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思想……中国村社传统中的患难相恤、邻里互助思想与制度，比如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吕大钧（1031-1082）首创的《吕氏乡约》，把社会民众相互帮助的要求用契约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吕氏乡约》的做法后经南宋朱熹推行于全国，成为中国农村很多地方采用的一种社会制度。
而乡村建设实验可以上溯到晚清米氏父子的“村治”活动。光绪三十年（1904），河北定县米鉴三、米迪刚父子通过乡村教育和发展农业来推动乡村建设。在教育方面，创设国民初级小学校与女子学塾，又有农村识字班，后改为简易识字班，半日学校，乐贤会、宣讲所等；在农业方面，他们仿效《吕氏乡约》制定了看守禾稼、保护森林、禁止赌博等规约。
20年代初，晏阳初从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即提出“乡村建设”这一概念，并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逐渐把其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于1926年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试验。但这都属于乡村建设的萌芽状态。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救济乡村或社会改良运动，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乡村建设学派的理念及实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和实践宝贵的思想材料和历史经验。
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參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多达600多个，建立各种试验区1000多处。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运动，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以教育和学术团体、大中专院校、民众教育馆等构成的乡村建设主流派；二是教会组织、慈善机构、地方实力派人物开展的乡村建设；三是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国民政府参与或主办的实验县（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
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衡山和新都的实验，被称为定县模式或“青年会式”。晏阳初和他的“博士团”在定县认真进行社会调查，诊断出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然后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大方式，来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
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的实验，被称为邹平模式或孔家店式，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其办法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实验——北碚模式。卢作孚走的是实业救国的路子，他以民生公司为后盾，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北碚开展了乡村建设实验。十几年间，他带领村民修建铁路、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又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市。
黄炎培、江恒源等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黄墟、善人桥、沪郊的实验区——徐公桥模式。黄炎培等注重乡村改进，于1928年4月成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制定章程，使之成为改进乡村的唯一机关和主持改进事业的重要团体，然后在它的组织下，实施乡村的普及教育，推广合作，改良农事，提倡副业和推行新农具，建设道路、桥梁、卫生等公共事业等。
高践四等人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北夏、惠北）的实验——无锡模式。该模式首先从事乡村教育，包括设立民众学校、建设乡村小学、举办青年学园和训练班；其次，成立乡村自治协进会，开展地方自治，进行民众教育与保甲合一的实验；第三，指导农事和进行农业推广；第四，推进农民合作，发展家庭副业，建设农村公共卫生等。
陶行知和中华教育改进会创办的晓庄学校——晓庄模式。晓庄学校积极支持师生的民主革命活动，声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最终被国民党当局关闭。
革命时期，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讨论农村经济问题，并为此进行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1928年，陈翰笙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他邀请进步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尔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且编辑《中国农村》月刊，刊登研究会会员的农村调查报告。
195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该纲要的实施，为我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新兴起。新乡村建设的再次兴起，源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这一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可以看成是对二元体制和政策的一次矫正，是中国新乡村建设的第一波。它是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以提高农户和村集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为出发点，以发展农业、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为基本内容，并且与撤消人民公社三级体制、恢复和重建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等基层组织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的。随后40年的改革发展，奠定了我国农村总体小康的制度和物质基础，确立了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的起点。
习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声音振聋发聩，也给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要求、新起点。
早期的乡村建设
在中国思想宝库中，乡村建设思想不仅源远流长且异常丰富。比如：以民为本思想中的民水君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思想。“鱼失水则死、水失鱼则犹为水也”（孔子），“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等，把民心所向概括得淋漓尽致；牧民思想中的富民、教民思想，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也”（孔子）；社会理想中大同、均平、保护商务、善待工匠、社会和谐的思想；中国农业经济思想史中蕴涵着大量农村发展管理的思想，如孔子“使民以时”、“敛从其薄”的思想，老子对统治者在经济管理上失于职守、导致农业凋敝的批评及其同情民苦的思想，孟苛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以及“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吕氏春秋》对重视农业意义、违反农业规律恶果的阐述，以及关于农业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思想……中国村社传统中的患难相恤、邻里互助思想与制度，比如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吕大钧（1031-1082）首创的《吕氏乡约》，把社会民众相互帮助的要求用契约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吕氏乡约》的做法后经南宋朱熹推行于全国，成为中国农村很多地方采用的一种社会制度。
而乡村建设实验可以上溯到晚清米氏父子的“村治”活动。光绪三十年（1904），河北定县米鉴三、米迪刚父子通过乡村教育和发展农业来推动乡村建设。在教育方面，创设国民初级小学校与女子学塾，又有农村识字班，后改为简易识字班，半日学校，乐贤会、宣讲所等；在农业方面，他们仿效《吕氏乡约》制定了看守禾稼、保护森林、禁止赌博等规约。
20年代初，晏阳初从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即提出“乡村建设”这一概念，并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逐渐把其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于1926年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试验。但这都属于乡村建设的萌芽状态。
民国代表性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救济乡村或社会改良运动，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乡村建设学派的理念及实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和实践宝贵的思想材料和历史经验。
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參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多达600多个，建立各种试验区1000多处。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运动，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以教育和学术团体、大中专院校、民众教育馆等构成的乡村建设主流派；二是教会组织、慈善机构、地方实力派人物开展的乡村建设；三是国民党中央部门和国民政府参与或主办的实验县（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
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衡山和新都的实验，被称为定县模式或“青年会式”。晏阳初和他的“博士团”在定县认真进行社会调查，诊断出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然后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大方式，来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
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的实验，被称为邹平模式或孔家店式，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其办法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实验——北碚模式。卢作孚走的是实业救国的路子，他以民生公司为后盾，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北碚开展了乡村建设实验。十几年间，他带领村民修建铁路、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又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市。
黄炎培、江恒源等人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黄墟、善人桥、沪郊的实验区——徐公桥模式。黄炎培等注重乡村改进，于1928年4月成立了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制定章程，使之成为改进乡村的唯一机关和主持改进事业的重要团体，然后在它的组织下，实施乡村的普及教育，推广合作，改良农事，提倡副业和推行新农具，建设道路、桥梁、卫生等公共事业等。
高践四等人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黄巷、北夏、惠北）的实验——无锡模式。该模式首先从事乡村教育，包括设立民众学校、建设乡村小学、举办青年学园和训练班；其次，成立乡村自治协进会，开展地方自治，进行民众教育与保甲合一的实验；第三，指导农事和进行农业推广；第四，推进农民合作，发展家庭副业，建设农村公共卫生等。
陶行知和中华教育改进会创办的晓庄学校——晓庄模式。晓庄学校积极支持师生的民主革命活动，声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最终被国民党当局关闭。
中国共产党人的乡村建设思想
革命时期，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讨论农村经济问题，并为此进行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1928年，陈翰笙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他邀请进步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尔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且编辑《中国农村》月刊，刊登研究会会员的农村调查报告。
195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该纲要的实施，为我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新兴起。新乡村建设的再次兴起，源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这一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可以看成是对二元体制和政策的一次矫正，是中国新乡村建设的第一波。它是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以提高农户和村集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为出发点，以发展农业、乡镇企业和建设小城镇为基本内容，并且与撤消人民公社三级体制、恢复和重建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等基层组织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的。随后40年的改革发展，奠定了我国农村总体小康的制度和物质基础，确立了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的起点。
习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声音振聋发聩，也给我们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要求、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