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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元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早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到苏联学习，参加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当选为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聂荣臻于199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是共和国最后一位去世的元帅。
聂荣臻唯一的女儿聂力，是共和国第一位女中将。“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辆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个姿势……”至今在聂力眼里，父亲聂荣臻的跌宕人生清晰依旧。
一岁时的照片在父亲贴身衣袋里装了十四年
1930年9月，母亲生下了我。当时难产，只能剖腹。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才来到医院，他挠挠头皮，愧疚地说：“瑞华，这两天实在太忙。”
母亲反而安慰他说：“没事，你看我们娘俩不是挺好吗？”
父亲把目光投在我的小脸上。初为人父，面对陌生的孩子，他居然有一点羞涩。母亲把襁褓中的我递给他，他亲了亲我红红的小脸蛋。然后，他对母亲说：“你要注意身体，注意增加营养。”
可他是空着手来的，没带任何东西。并不是他粗心大意，而是他太忙了。
父亲去苏区，要穿过重重封锁线，考虑到我还小，党组织决定，母亲和我继续留在上海。
母亲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临走前，爸爸在家收拾东西，他的目光不停地落到我身上。妈妈知道，他牵挂孩子，就说：“荣臻，你放心走吧，我会带好丽丽的。”
爸爸说：“瑞华，你们多保重啊！”
妈妈扭过了脸，悄悄抹去眼角的泪珠。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住了感情的“闸门”，然后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神色平静地帮爸爸整理他唯一的那只箱子。妈妈是坚强的，勇敢的，这是她留给爸爸的最初印象，爸爸对她的这个印象一辈子没变。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你的妈妈很坚强。”
分别的时间到了，1931年12月中旬一个冷风萧瑟的清晨，妈妈抱着我，送爸爸出门。据说我的手里拿着爸爸的礼帽。到了巷子口，爸爸蹲下来，我帮他戴上帽子，爸爸—把抱住我，亲亲我的额头，站起来，整整帽子，理理长袍，提起箱子，坐进黄包车里。他冲我们招招手，远去了。
再见了，爸爸！
兵荒马乱，世事难料，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相见？爸爸后来对妈妈说，当初他是抱着“不一定再见面”的复杂心情，离开我们母女的。
父亲走了，母亲和我还得继续生活，而且更加困难。不懂事的我，每天都哭着要找爸爸，弄得母亲心烦意乱。房东也给惊动了，说：“李太太，你的孩子有病，你要送她去看看医生。”
母亲知道，她的孩子没有病。母亲把我抱到外面，到马路上去看汽车，到公园里去看小动物，慢慢地，我就忘记了爸爸。
我忘了爸爸，爸爸却不会忘记我。母亲想到。爸爸一定会牵挂我。一次在公园，遇到照相的，母亲灵机一动，就请人家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委托秘密交通员把照片捎往中央苏区。
三月初的一天，有个地下交通员从上海来到瑞金，交给父亲一个信封。父亲说：“什么东西呀？”
对方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父亲拆开信封，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露了出来。父亲惊喜不已。那便是我在公园里照的那张照片，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父亲看到。宽阔的草地上，我穿一件浅色连衣短裙，目光凝视着前方，眉头微微皱着，像在期盼什么……这张照片一定是唤起了父亲对母亲和我的强烈思念，他连连向那位秘密交通员表示感谢。
从那以后，父亲始终把那张照片珍藏在胸前贴身的上衣兜里，有空时，就拿出来看一眼。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照片陪伴父亲长达十四年之久，一直到我们重逢时，他还装在身上，早就发黄了，上面浸透了汗渍。
1932年春，母亲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机关，仍然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她外出送文件，大多带着我作掩护，这样也便于照顾我。1933年秋。母亲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开会碰头的机关，地址在上海西部的槟榔路，属于英租界。母亲当年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杨庆桂和她的孩子，同我们一起住在一栋房子里。
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母亲和我，杨庆桂和她的孩子被带到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
敌人见母亲就是不屈服，扬言要把我送到孤儿院。母亲一听急了，猛地抱住我，死不放手，说：“要死死一块！不许把我的孩子弄走！”正是由于母亲以死抗争，我才没有被送走，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我再也见不到母亲，当然也见不到父亲了。
那些日子，母亲格外小心，和我寸步不离。有时晚上提审，她一定带上我。母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不怕受苦受刑，就怕敌人残害我们唯一的女儿，否则我对不起战斗在中央苏区的荣臻啊！”
父亲临去世前，有一天，他突然动情地对我说：“丽丽，你在童年受了很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教育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啊！”
我眼含热泪，记下了父亲的话。
后来，母亲带我来到浦东，在一家地下党办的印刷厂里做工。那时候，我已经四岁多，开始懂事了。我有个存钱的小罐，只要有零钱，我就往里塞，不让母亲动，我说：“存钱给爸爸，将来买枪打反动派。”
1935年春天，机关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找到母亲，说：“张瑞华同志，组织上决定你离开上海。” 母亲问：“要去哪里？”
毛齐华说：“先去天津，再转往陕西或者山西，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自然就能见到你日夜思念的丈夫。”母亲那一刻高兴极了。但是，她立即想到什么，就问：“我女儿丽丽怎么办？”
毛齐华说“你孩子太小，这一路上不知会遇到什么事情……还是留下来吧……”
母亲的眼里霎时涌出了泪水。“孩子留下，我怎么放心？”
毛齐华说：“组织上就是这么定的。这也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安全。你女儿留下来跟我母亲、妻儿一块生活，你就放心走吧。”
母亲无话可说了，骨肉分离，让她心如刀绞。但是，她别无选择。
又是秋天，中秋节前后，本是团圆的季节，我和妈妈却要分别了。当年爸爸走的时候，我太小，不记事，现在，我已经记事了。爸爸走时，妈妈没掉泪；现在，她却沮如雨下。她紧紧地搂着我，泣不成声。
再见了，妈妈！
终于，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也逐渐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这时候，周恩来伯伯指示，无论如何要找到我。几经周折。党组织派毛齐华叔叔亲自到家乡接我，也包括他的家人。那天，我穿了件土布缝制的棉袍，提个小包袱，忐忑不安地跟毛叔叔到了上海。毛叔叔告诉我，这回一定要把我送到爸爸妈妈身边。他还问我，孩子，想不想爸爸妈妈？
我的眼泪马上掉了下来，谁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这么多年了，我连父母的点滴音讯都没有，人们都说我是野孩子。只要找到了爸爸妈妈，我就不是野孩子了。我抹去眼泪，兴奋地期待着见到父母的那一天。
地下交通员陪同我们坐上一艘小船，去寻找不知在何方的父母。小船到了江苏淮阴，我和毛齐华叔叔的儿子毛继祥、女儿毛月明告别了，他们留在了淮阴。叔叔们把我带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我见到了司令员张鼎丞叔叔一家。这位解放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和蔼的叔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把我叫到身边，拿出一张画报，指着画报上的一个穿军装的人说：“来来来，你看，这就是你的爸爸。”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的真名叫聂荣臻，母亲叫张瑞华。
在淮阴停留几天，我继续北上。不久，到达北平。党的交通员把我送到北平军调处。在这里，我见到了叶剑英伯伯。他算是我们家的老相识了，我很小的时候，在上海，他经常来我家，当然那时候我还不记事。叶剑英伯伯非常高兴地把我接到景山东街他的住处。给我弄来吃的喝的，然后他拿出一张照片，笑着说：“看看，这就是你的爸爸。你就拿着这个到张家口去，看谁像他，你就叫他爸爸！”
我接过爸爸的照片，欣喜地看了又看，小心地放在了衣袋里。
1946年4月16日，从北平开完会准备返回部队的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带着我一块乘军调处的值班飞机，飞临张家口。飞机落地了，父亲的秘书范济生前来接我。坐进吉普车里，范叔叔一路上和我说话。我说上海土话，范济生说带有河北味儿的普通话。我们说了一路话，有趣的是，他的话我没听懂几句，后来才知道，我说的话他也没听懂几句。
我们到了军区首长们的驻地东山坡，范叔叔指着一排平房的门说：“那就是你爸爸妈妈住的地方，赶快去吧！”
这句话我听懂了。我有些慌乱地走过去，推开一间平房的门。阳光照进屋里，我见到一个看上去身体瘦弱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大概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后来我得知，母亲是不久前，步行一个多月，才从延安赶到张家口的。
在我发愣的当儿，她猛地站起来，一下子认出了我，惊喜地说：“丽丽！是丽丽！”
母亲喊着我的名字，把我拉到怀里，哭出了声。我也忍不住哭起来。哭了一阵，心里踏实多了。我们母女二人说了一大堆互相思念的话。不多时，外面响起脚步声，妈妈抹一下眼泪，我也擦干眼泪。
一个高大的男人来到了屋门口，停住脚步，定定地打量我。母亲百感交集地说：“丽丽，你看，谁来了？”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来人，急忙掏出叶剑英伯伯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左对右看。那人明白了什么，哈哈笑着，说：“好好看看，像不像啊！”
没错，是我的爸爸！我叫了一声“爸爸”，泪水不可遏制地再度奔涌。爸爸笑着笑着，眼睛也湿润了，他走上来。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肩头，安慰我，劝我不要哭。他感慨地说：“14年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以后我再也不用看你小时候的那张照片了。”
是的，在与父亲分别14年后，我终于回家了。在父母身边生活，有家的感觉真好！我把1946年4月16日当成我的再生之日。
刚到家的那两天，我们倾诉着离别之苦，我听不懂父亲的四川话，父亲也听不懂我的上海土话，母亲就做我们两人的翻译。谈起我所受的苦，父母亲一次次掉下眼泪。有一次，我带着怨气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狠心，把我丢给人家不管？”
父亲正色道：“孩子，你不要怨恨爸爸和你的妈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才这么做的。要限，你就恨旧社会，恨国民党反动派。”
那段时间没有仗打，父亲相对轻松，他带着我到处串门，一次次地说：“我的女儿丽丽找到了。”大家都恭喜父亲，说聂司令员找到了女儿，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父亲限我十天学会说普通话。我问：“你怎么不说普通话？”父亲说，他的四川话好听，别人也能听懂，不像我的上海土话，谁也听不懂。
不久的一天，父亲安排我到张家口第一完小上课，还把一个日本制造的黑色皮包送给我。说这是我的书包。我都16岁了，还要上小学，有些难为情。父亲说：“只要是学习，哪怕年龄再大，也不丢人。学到了本领，才能为劳动人民做事情。”
我背起书包到张家口第一完小四年级上课，同我—起的有周扬的女儿周蜜，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在学校里，我仍然叫过去的名字李丽。北平解放后，我才改姓聂，叫聂丽。文化大革命时，改成现在的名字聂力。
父亲送给我的这个书包我保留了一辈子。一看到它，我就想起刚刚见到父母的情景，想起父亲鼓励我学好本领的那些话。 “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是我家的家风
每每谈起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赞扬过陈毅、陈赓两家，说他们两家家教好，孩子们懂礼貌，忠厚传家。意思是让我们学习人家。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唯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的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也是从小就受到我父母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周继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在新四军五师任职，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在陕南，他被叛徒出卖，在国民党匪徒趁夜围攻时牺牲，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他的头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政治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决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我记得母亲曾对他说：“你是烈士后代，永远不要做对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队要服从领导，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好好锻炼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三天，单位领导给了他七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三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门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三天，就提前归队了。这件事，继家一直记在心里，他牢牢记住了舅舅的话，不能当特殊兵。后来他在部队工作，作风正派，老实肯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
父亲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我们（包括母亲）随便用公家的车。我记得，五六十年代，母亲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还自己带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母亲被挤下来摔在马路上。
五十年代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着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范秘书看见了，决定派父亲的吉普车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了影响不好，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我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引起父亲注意，叫范秘书等人帮助把车推到街上。我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怕被同学发现，坚决要求下车，然后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去了学校。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他和母亲经常教育我，还有住在家里的孩子们，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常贴的就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
“厚”是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德”之一。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和孩子都说过，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么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才从内心里尊重他，服从他。
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同志，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是面对一个普通护士、一个普通战士，说话时他也非常注重礼貌，不管让别人做什么事，他都要说“请你”什么的，从不颐指气使，指责别人。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厚道人，他去世之后，才有那么多人怀念他，念叨他。人们怀念他，为他落泪，并不是因为他当多大的官。也不是因为他是个元帅，而是因为他具有让人感动的品格。
他活了93岁，是最后去世的一位元帅，而且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死前头脑一直清醒，极少犯糊涂。医生说他，脑子像是六七十岁的人。
晚年，他曾经念叨过，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福大命大之人。
有人说他是“仁者寿”，也有人说他是“福帅”。
著名文学家巴金说聂帅是个很有文化智慧的人。
聂荣臻唯一的女儿聂力，是共和国第一位女中将。“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辆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个姿势……”至今在聂力眼里，父亲聂荣臻的跌宕人生清晰依旧。
一岁时的照片在父亲贴身衣袋里装了十四年
1930年9月，母亲生下了我。当时难产，只能剖腹。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才来到医院，他挠挠头皮，愧疚地说：“瑞华，这两天实在太忙。”
母亲反而安慰他说：“没事，你看我们娘俩不是挺好吗？”
父亲把目光投在我的小脸上。初为人父，面对陌生的孩子，他居然有一点羞涩。母亲把襁褓中的我递给他，他亲了亲我红红的小脸蛋。然后，他对母亲说：“你要注意身体，注意增加营养。”
可他是空着手来的，没带任何东西。并不是他粗心大意，而是他太忙了。
父亲去苏区，要穿过重重封锁线，考虑到我还小，党组织决定，母亲和我继续留在上海。
母亲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临走前，爸爸在家收拾东西，他的目光不停地落到我身上。妈妈知道，他牵挂孩子，就说：“荣臻，你放心走吧，我会带好丽丽的。”
爸爸说：“瑞华，你们多保重啊！”
妈妈扭过了脸，悄悄抹去眼角的泪珠。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住了感情的“闸门”，然后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神色平静地帮爸爸整理他唯一的那只箱子。妈妈是坚强的，勇敢的，这是她留给爸爸的最初印象，爸爸对她的这个印象一辈子没变。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你的妈妈很坚强。”
分别的时间到了，1931年12月中旬一个冷风萧瑟的清晨，妈妈抱着我，送爸爸出门。据说我的手里拿着爸爸的礼帽。到了巷子口，爸爸蹲下来，我帮他戴上帽子，爸爸—把抱住我，亲亲我的额头，站起来，整整帽子，理理长袍，提起箱子，坐进黄包车里。他冲我们招招手，远去了。
再见了，爸爸！
兵荒马乱，世事难料，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相见？爸爸后来对妈妈说，当初他是抱着“不一定再见面”的复杂心情，离开我们母女的。
父亲走了，母亲和我还得继续生活，而且更加困难。不懂事的我，每天都哭着要找爸爸，弄得母亲心烦意乱。房东也给惊动了，说：“李太太，你的孩子有病，你要送她去看看医生。”
母亲知道，她的孩子没有病。母亲把我抱到外面，到马路上去看汽车，到公园里去看小动物，慢慢地，我就忘记了爸爸。
我忘了爸爸，爸爸却不会忘记我。母亲想到。爸爸一定会牵挂我。一次在公园，遇到照相的，母亲灵机一动，就请人家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委托秘密交通员把照片捎往中央苏区。
三月初的一天，有个地下交通员从上海来到瑞金，交给父亲一个信封。父亲说：“什么东西呀？”
对方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父亲拆开信封，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露了出来。父亲惊喜不已。那便是我在公园里照的那张照片，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父亲看到。宽阔的草地上，我穿一件浅色连衣短裙，目光凝视着前方，眉头微微皱着，像在期盼什么……这张照片一定是唤起了父亲对母亲和我的强烈思念，他连连向那位秘密交通员表示感谢。
从那以后，父亲始终把那张照片珍藏在胸前贴身的上衣兜里，有空时，就拿出来看一眼。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照片陪伴父亲长达十四年之久，一直到我们重逢时，他还装在身上，早就发黄了，上面浸透了汗渍。
1932年春，母亲调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机关，仍然从事机要交通工作，她外出送文件，大多带着我作掩护，这样也便于照顾我。1933年秋。母亲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开会碰头的机关，地址在上海西部的槟榔路，属于英租界。母亲当年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杨庆桂和她的孩子，同我们一起住在一栋房子里。
1934年春，由于叛徒告密，母亲和我，杨庆桂和她的孩子被带到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
敌人见母亲就是不屈服，扬言要把我送到孤儿院。母亲一听急了，猛地抱住我，死不放手，说：“要死死一块！不许把我的孩子弄走！”正是由于母亲以死抗争，我才没有被送走，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我再也见不到母亲，当然也见不到父亲了。
那些日子，母亲格外小心，和我寸步不离。有时晚上提审，她一定带上我。母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不怕受苦受刑，就怕敌人残害我们唯一的女儿，否则我对不起战斗在中央苏区的荣臻啊！”
父亲临去世前，有一天，他突然动情地对我说：“丽丽，你在童年受了很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教育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你的母亲啊！”
我眼含热泪，记下了父亲的话。
后来，母亲带我来到浦东，在一家地下党办的印刷厂里做工。那时候，我已经四岁多，开始懂事了。我有个存钱的小罐，只要有零钱，我就往里塞，不让母亲动，我说：“存钱给爸爸，将来买枪打反动派。”
1935年春天，机关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找到母亲，说：“张瑞华同志，组织上决定你离开上海。” 母亲问：“要去哪里？”
毛齐华说：“先去天津，再转往陕西或者山西，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自然就能见到你日夜思念的丈夫。”母亲那一刻高兴极了。但是，她立即想到什么，就问：“我女儿丽丽怎么办？”
毛齐华说“你孩子太小，这一路上不知会遇到什么事情……还是留下来吧……”
母亲的眼里霎时涌出了泪水。“孩子留下，我怎么放心？”
毛齐华说：“组织上就是这么定的。这也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安全。你女儿留下来跟我母亲、妻儿一块生活，你就放心走吧。”
母亲无话可说了，骨肉分离，让她心如刀绞。但是，她别无选择。
又是秋天，中秋节前后，本是团圆的季节，我和妈妈却要分别了。当年爸爸走的时候，我太小，不记事，现在，我已经记事了。爸爸走时，妈妈没掉泪；现在，她却沮如雨下。她紧紧地搂着我，泣不成声。
再见了，妈妈！
终于，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也逐渐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这时候，周恩来伯伯指示，无论如何要找到我。几经周折。党组织派毛齐华叔叔亲自到家乡接我，也包括他的家人。那天，我穿了件土布缝制的棉袍，提个小包袱，忐忑不安地跟毛叔叔到了上海。毛叔叔告诉我，这回一定要把我送到爸爸妈妈身边。他还问我，孩子，想不想爸爸妈妈？
我的眼泪马上掉了下来，谁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可是，这么多年了，我连父母的点滴音讯都没有，人们都说我是野孩子。只要找到了爸爸妈妈，我就不是野孩子了。我抹去眼泪，兴奋地期待着见到父母的那一天。
地下交通员陪同我们坐上一艘小船，去寻找不知在何方的父母。小船到了江苏淮阴，我和毛齐华叔叔的儿子毛继祥、女儿毛月明告别了，他们留在了淮阴。叔叔们把我带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我见到了司令员张鼎丞叔叔一家。这位解放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和蔼的叔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把我叫到身边，拿出一张画报，指着画报上的一个穿军装的人说：“来来来，你看，这就是你的爸爸。”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的真名叫聂荣臻，母亲叫张瑞华。
在淮阴停留几天，我继续北上。不久，到达北平。党的交通员把我送到北平军调处。在这里，我见到了叶剑英伯伯。他算是我们家的老相识了，我很小的时候，在上海，他经常来我家，当然那时候我还不记事。叶剑英伯伯非常高兴地把我接到景山东街他的住处。给我弄来吃的喝的，然后他拿出一张照片，笑着说：“看看，这就是你的爸爸。你就拿着这个到张家口去，看谁像他，你就叫他爸爸！”
我接过爸爸的照片，欣喜地看了又看，小心地放在了衣袋里。
1946年4月16日，从北平开完会准备返回部队的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带着我一块乘军调处的值班飞机，飞临张家口。飞机落地了，父亲的秘书范济生前来接我。坐进吉普车里，范叔叔一路上和我说话。我说上海土话，范济生说带有河北味儿的普通话。我们说了一路话，有趣的是，他的话我没听懂几句，后来才知道，我说的话他也没听懂几句。
我们到了军区首长们的驻地东山坡，范叔叔指着一排平房的门说：“那就是你爸爸妈妈住的地方，赶快去吧！”
这句话我听懂了。我有些慌乱地走过去，推开一间平房的门。阳光照进屋里，我见到一个看上去身体瘦弱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大概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后来我得知，母亲是不久前，步行一个多月，才从延安赶到张家口的。
在我发愣的当儿，她猛地站起来，一下子认出了我，惊喜地说：“丽丽！是丽丽！”
母亲喊着我的名字，把我拉到怀里，哭出了声。我也忍不住哭起来。哭了一阵，心里踏实多了。我们母女二人说了一大堆互相思念的话。不多时，外面响起脚步声，妈妈抹一下眼泪，我也擦干眼泪。
一个高大的男人来到了屋门口，停住脚步，定定地打量我。母亲百感交集地说：“丽丽，你看，谁来了？”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来人，急忙掏出叶剑英伯伯送给我的那张照片，左对右看。那人明白了什么，哈哈笑着，说：“好好看看，像不像啊！”
没错，是我的爸爸！我叫了一声“爸爸”，泪水不可遏制地再度奔涌。爸爸笑着笑着，眼睛也湿润了，他走上来。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肩头，安慰我，劝我不要哭。他感慨地说：“14年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以后我再也不用看你小时候的那张照片了。”
是的，在与父亲分别14年后，我终于回家了。在父母身边生活，有家的感觉真好！我把1946年4月16日当成我的再生之日。
刚到家的那两天，我们倾诉着离别之苦，我听不懂父亲的四川话，父亲也听不懂我的上海土话，母亲就做我们两人的翻译。谈起我所受的苦，父母亲一次次掉下眼泪。有一次，我带着怨气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狠心，把我丢给人家不管？”
父亲正色道：“孩子，你不要怨恨爸爸和你的妈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才这么做的。要限，你就恨旧社会，恨国民党反动派。”
那段时间没有仗打，父亲相对轻松，他带着我到处串门，一次次地说：“我的女儿丽丽找到了。”大家都恭喜父亲，说聂司令员找到了女儿，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父亲限我十天学会说普通话。我问：“你怎么不说普通话？”父亲说，他的四川话好听，别人也能听懂，不像我的上海土话，谁也听不懂。
不久的一天，父亲安排我到张家口第一完小上课，还把一个日本制造的黑色皮包送给我。说这是我的书包。我都16岁了，还要上小学，有些难为情。父亲说：“只要是学习，哪怕年龄再大，也不丢人。学到了本领，才能为劳动人民做事情。”
我背起书包到张家口第一完小四年级上课，同我—起的有周扬的女儿周蜜，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在学校里，我仍然叫过去的名字李丽。北平解放后，我才改姓聂，叫聂丽。文化大革命时，改成现在的名字聂力。
父亲送给我的这个书包我保留了一辈子。一看到它，我就想起刚刚见到父母的情景，想起父亲鼓励我学好本领的那些话。 “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是我家的家风
每每谈起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赞扬过陈毅、陈赓两家，说他们两家家教好，孩子们懂礼貌，忠厚传家。意思是让我们学习人家。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不给他添乱，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唯一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回来。她的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几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也是从小就受到我父母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周继强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个老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以后又在新四军五师任职，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在陕南，他被叛徒出卖，在国民党匪徒趁夜围攻时牺牲，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他的头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政治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决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我记得母亲曾对他说：“你是烈士后代，永远不要做对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队要服从领导，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好好锻炼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三天，单位领导给了他七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三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门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三天，就提前归队了。这件事，继家一直记在心里，他牢牢记住了舅舅的话，不能当特殊兵。后来他在部队工作，作风正派，老实肯干，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
父亲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我们（包括母亲）随便用公家的车。我记得，五六十年代，母亲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还自己带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母亲被挤下来摔在马路上。
五十年代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着自行车去学校赶早自习，范秘书看见了，决定派父亲的吉普车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了影响不好，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就对警卫员使个眼色，警卫员趁我不备，把自行车锁上，拿着钥匙跑开了。司机怕发动汽车引起父亲注意，叫范秘书等人帮助把车推到街上。我无奈只好上车。车到西单皮裤胡同口，离学校还有很远一段距离，我怕被同学发现，坚决要求下车，然后挽起裤脚，踏着没脚的雪去了学校。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作风。他和母亲经常教育我，还有住在家里的孩子们，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父亲曾说，旧社会过年，很多人家贴门联，其中常贴的就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
“厚”是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德”之一。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和孩子都说过，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谦虚谨慎。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么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才从内心里尊重他，服从他。
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同志，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是面对一个普通护士、一个普通战士，说话时他也非常注重礼貌，不管让别人做什么事，他都要说“请你”什么的，从不颐指气使，指责别人。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厚道人，他去世之后，才有那么多人怀念他，念叨他。人们怀念他，为他落泪，并不是因为他当多大的官。也不是因为他是个元帅，而是因为他具有让人感动的品格。
他活了93岁，是最后去世的一位元帅，而且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仙逝的，死前头脑一直清醒，极少犯糊涂。医生说他，脑子像是六七十岁的人。
晚年，他曾经念叨过，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没受过—次伤；搞过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算是福大命大之人。
有人说他是“仁者寿”，也有人说他是“福帅”。
著名文学家巴金说聂帅是个很有文化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