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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自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主要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社会因素密切联动校园;二是思政课教学效果参差不齐，意识形态教育不到位;三是意识形态工作“言语”多于“实干”，遇事应付解决。其原因是客观上时代的变化，全球互联互动，自媒体深度嵌入社会;主观上决策层对意识形态认知不足，各项投入不足，工作隊伍不强，工作机制低效，对自媒体未能有效趋利避害，亟需多元主体协同应对，建立联动机制。
关键词：自媒体;高校;意识形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20）05-063-05
高校既是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阵地”[1]，事关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和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2]大学生处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拔节孕穗”期。当前，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在把握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其中既有传统因素，也有来自时代的冲击。自媒体在校园生活不断深度嵌入，其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和挑战更是加大。“低头族”随处可见，自媒体让大学生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与虚拟）中，因而自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问题成为一项重大的新课题。搜索国内外文献，方法上“管理”视角多于“治理”视角[3]，着重强调校方“管理论”;理论上思政与传播呈现“两张皮”，未能有机结合、深入分析，为此笔者尝试对这一课题深入探析。
一、意识形态与自媒体、治理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外来词，也叫观念形态，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法律、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它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4]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但不是一般的思想观念，它有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三个特征，其主要内容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集体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5]在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是一种“虚假的合意”，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意志。意识形态工作重点就是要避免、排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腐蚀，确保、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随着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媒体不断更新换代，社会迈向自媒体时代。自媒体（We Media）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6]。当下我国自媒体平台主要有抖音、今日头条、搜狐号、百家号、知乎、UC订阅号、大鱼号、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等，具有传播速度快、普及范围广、粘性程度高和互动性能强的特点。在自媒体时代，传统的信息传播权被打破，人人皆有麦克风，受传者也是传播者。传播者几乎可以低门槛、“零成本”、低风险传播。自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重要发源地和构建公共话语的重要平台，不仅深刻影响到社会舆论，而且也给高校的意识形态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当下“千禧一代”大学生是典型的网络原住民，更是使用自媒体的核心群体，能否在自媒体时代取得意识形态的“制脑权”，已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所在。
解释“治理”的概念，不得不提到其近义词“管理”。“管理”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界分，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通常是上下对立关系。“治理”往往指“协同治理”，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主体关系更为平等。“管理”是自上而下“纵向的、刚性的、单向的”[7]控制模式，而“治理”则是包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横向流动的多向复合型模式，更注重协调性、灵活性和互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8]高校意识形态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且属于人民群众的内部问题。开展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在主体层面不仅需要管理者，即校方、教育管理部门，还需要包括学生、家长以及其它社会各界的参与;在内容层面，既要梳理突出问题，治疗弊病恶疾，又要理清工作思路，防患于未然。
二、高校意识形态的突出问题
1. 社会因素密切联动校园，校园并不安宁
大学校园已非象牙塔。近些年来我国自媒体迅猛发展，根据《中国自媒体产业分析报告（2018）》，各类自媒体号总注册数约在3155万左右[10]。自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便利，多元文化在线上线下日益相互冲击与碰撞，有意无意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高校作为教育基地，是信息与知识的交汇之地，青年学生受社会环境和信息的影响更为激烈。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西方政治社会不确定性增加，多元、多样和多变的价值观念不断地投射和渗透进高校，速度之快几乎与社会同步。部分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内生结构不稳定，更容易了解和接受全球化过程中呈现的多元思想。诸如“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和价值观念在高校悄然增长，“三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以及鼓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西方新闻观、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或不良思潮通过自媒体在校园里不断渗透，制造思想混乱。比较突出的是历史虚无主义[12]。随着自媒体传播方式的日渐多样化，大学生越来越反感于刻板的政治说教，而更倾向于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大众化的视角来解读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热衷于以娱乐化的方式调侃戏说历史，甚至恶搞抹黑历史，矮化丑化英雄，解构崇高优美，消解模范意义。个别教师缺乏职业自律，不能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反而以学术自由为由，突破政治红线、法律准绳、道德底线，滥用课堂话语权，少数教师师德失范的现象如师生关系不纯等时有发生，这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建设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2.思政课教学效果不容乐观，意识形态教育不到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也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然而思政课教学效果参差不齐。笔者曾经走访福建省内外一些高校，发现思政课相似问题颇多，意识形态教育并不到位。一方面，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认知不足，部分学生上课仅仅是为了拿学分或沉迷于手机，“低头族”一片，在场却“离场”[13]。另一方面，校方对思政课建设虽然认知尚可，但缺乏足够的认同感，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离党中央的要求还相差较大距离，物质投入不能与时俱进，尤其是独立学院、民办院校即使面上有预算却实际扣支，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尚未有效激发。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相对不足。思政课出现“学生不愿听、教师不会讲、党员不敢讲、非党员敢乱讲”的乱象。学生不愿听，一方面是许多大学生在受到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普遍冲击之后，形成了相对多元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对思政课怀有抵触和抗拒情绪。另一方面是教师不会讲，主要表现为思政课教师偏向空洞的说教，教材话语直接输出为课堂话语，讲不出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和激发创造力的话语，难以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联系到具体实践中，缺乏说服力和感召力。党员不敢讲，是因为学生党员客观上对于党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学习不够、输入不足，难以做到意识形态输出。非党员敢乱讲是指在自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他们随意发声，刷存在感、发泄情绪的现象普遍存在，对此有关各方缺乏相应有效的规范机制。一般而言，思政课教学效果在于学生对思政内容是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包括三个层次的目标，即认知、态度、行为。独立学院的学生对思政内容输入增量有限，认知不足，导致既有的负面态度难以扭转，喜爱和偏好就难以产生和巩固，外化于行的实践就难上加难。
3.意识形态工作“言语”多于“实干”，遇事应付解决
我国高等院校发展水平不一，有的建校历史只有十来年，二级行政与教学的“硬性”机构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对于意识形态治理的“软性”机构还未列入重大议事日程。诚然，教育主要是“言语”教育，但落实“言语”教育还有许多实际工作。意识形态实际工作表面化、形式化和应付化程度较深。例如，在宣传思想方面，侧重一对多的大众传播，缺乏面对面推心置腹的人际传播。在教职工大会、学生大会等诸多场合也在传达中央、省市和高校党委的会议精神和强调意识形态之重要，然而“言语”往往多于“实干”，即出现了“写起来极端重要、说起来很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官僚现象。尽管党委与二级单位签订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但往往流于文本形式，少见实际运作。
遇事應付解决，治理机制尚不完善。遇事应付解决中的“事”，一是指日常工作之事，二是指突发危机之事。遇到意识形态日常事务并未认真对待，要么马虎大意大手一挥，要么过于小心缺乏担当。遇到突发危机事件临阵慌乱，不知如何有效面对。突发危机事件虽然预测难度系数高，但并非不可预测。许多高校要么只是搭建“委员会”或“工作小组”，要么预防机制尚未建立，事前防范不足。遇到突发事件却紧急救火，疲于应对，善后效果不容乐观。正所谓外伤好治、心病难医，意识形态之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和持续保健。一些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仍然不强，活在“过去时”和“现在时”，缺乏“未来时”意识，更遑论意识形态的培育机制了。
三、意识形态突出问题产生的原因
1. 时代变化，自媒体带来严峻挑战
自媒体时代，由于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外界传播信息和发表评论，可引起众人的广泛关注，甚至全球互联。技术赋权，导致网民在网络上传播平权。然而，自媒体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便利信息资源获取的同时，各种假新闻、伪新闻、有偿新闻、谣言等有害信息也通过自媒体裂变式传播混淆视听。自媒体存在着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一是新闻真实性存疑，二是媒体公信力较低，三是受众选择性困惑[14]。学生面对形形色色的信息盲目跟风;有些质疑国内主流媒体、教育主体，冲击传统意识形态;有些虽不认同，但经长时段全天候的传播，进入“沉默的螺旋”中，最后也“失声”了。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言：“媒介即信息”，他强调对社会真正产生影响的并非是具体的信息，而是承载信息的媒介。“正是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交往和行为的尺度和形式。”[15]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媒介，除了有限的社会规训之外，更多的是靠个人把关。而自媒体的硬件——手机可谓7x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促成多元化的信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泛在传播”了。自媒体信息良莠不齐，面对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只有一部分高校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或专题讲座，学生认识媒介、选择媒介和使用媒介能力较低。因此学生对手机依赖感更强，更容易接触、沉浸于自媒体信息，更难以辨别信息的真假善恶。自媒体信息传播具有“碎片化”特点，不利于正能量、主旋律的声音系统传播，学生们陷入“两个世界（现实与虚拟）”之中，容易把自媒体塑造的信息环境当成客观环境，并以此再环境化，造成认知与行为的错乱。
2.认同不足，工作机制低效
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由学校党委主要负责，党委宣传部门（党工部）主要落实。然而有些高校党委的作用存在被弱化或边缘化的现象，比如独立学院、民办学院，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具体管理而言，党委宣传部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做法主要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师德师风建设责任书的签订，控制校内报告、讲座、活动等的意识形态审核，收集网络群主信息，备案自媒体号，在校园媒体（官网、官微、校报、团刊、广播电台、电视等）上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做好优秀校园文化作品的培育和传播等。但是这些也导致意识形态工作抓细节难，做教师工作相对简单容易，做学生工作相对繁琐困难。高校的学生管理一般由学生处（学工部）负责，因此学校党委宣传部门难以直接跟学生建立日常联系，只能通过宣传部门掌握的网站、平台、媒体账号或客户端来与学生互动，但这种互动往往是单方面的。学生日常意识形态工作通常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是由学校思政课教师、学生处以及其所属辅导员来进行的，而学生充满个性，自律性弱，叛逆性强，“一对多”难以有效互动，宣传部与学生之间尚未建立紧密联系，意识形态工作低效。 3.队伍不强，意识形态工作乏力
意识形态工作好不好根本在于队伍强不强。涉及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主要有三支，一是思政课教师，二是辅导员，三是党政宣传人员。首先，思政教师缺编严重，教学工作量定额高，繁杂事务多，疲于应付，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大部分高校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思政专职专任教师人员未配齐全，明显低于教育部规定的1：350的师生比[16]。而且在结构上老中青比例不太协调，教学科研压力大，教学质量有待不断提升。尽管也有不少高校在努力发展，增加岗位编制，招收高层次人才，然而在全国思政教师紧缺的背景下，存在地域学校之差，所给待遇无法跟市场竞争，求才难成。再加上大学生充满个性，学习兴趣整体较低，进一步促使思政课教学效果不容乐观。其次，辅导员同样缺编较为严重，思想基础较为薄弱。教育部最新规定，高等学校应按总体上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17]，按照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原则，足额配备到位。然而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辅导员远未能达到应有比例。他们工作任务繁重，不少转岗、考公、读博、创业等，连贯性较低，1对1交流少，能效堪忧。再加上高校辅导员有思想政治学科背景的不多，普遍存在着缺乏专业培训、成果无从输出等问题。第三，党政宣传人员虽有较高的意识形态素养，然而人员紧缺，抓大放小，同样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少院校宣传部尚未从党工部分开设立，更枉谈内部业务的科室化、专业化。诸如一些院校的“网络管理科”“自媒体管理组”更是屈指可数，他们无法深入学生一线，通常是信息的“二传手”，只管上传下达任务，传播效果显然有限，学生的思想动态也无法在第一时间传达至党政宣传人员，信息具有滞后性。
在前自媒体时代，信息生产渠道有限，反馈处理相对从容。然而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不仅“碎片化”“多元化”，而且要求互动“即时化”，尤其针对突发的危机事件，要求第一时间互动回应，队伍不强成为危机善后处理最大的瓶颈。英国危机公关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MichaelRegester）提出，危机处理应坚持“3T”原则。如果队伍不强，试问信息发布地、发布人如何以“我”为主，牢牢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Tell you own tale”何以引导舆论？如果队伍不强，如何分工尽快不断地发布信息，“Tell it fast”何以迅速阻击负面信息？如果队伍不强，如何调查清楚事件的原委，发布全面、真實的信息，“Tell it all”何以满足师生的知情要求？人的问题最终还是靠人来解决，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强不强关键在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其产生绝非偶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外在方面是时代在变化，自媒体带来严峻挑战。这就需要自媒体本身担负起社会责任，加强自我净化功能;国家加强对自媒体和民众的政治引导、法律约束和道德引领。内在方面是高校决策层对意识形态认知不够，认同有限，投入不足，导致队伍不强，工作机制低效落后，意识形态工作乏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牵扯甚广，事关多方，必须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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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媒体;高校;意识形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20）05-063-05
高校既是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阵地”[1]，事关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和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2]大学生处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拔节孕穗”期。当前，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在把握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其中既有传统因素，也有来自时代的冲击。自媒体在校园生活不断深度嵌入，其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和挑战更是加大。“低头族”随处可见，自媒体让大学生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与虚拟）中，因而自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治理问题成为一项重大的新课题。搜索国内外文献，方法上“管理”视角多于“治理”视角[3]，着重强调校方“管理论”;理论上思政与传播呈现“两张皮”，未能有机结合、深入分析，为此笔者尝试对这一课题深入探析。
一、意识形态与自媒体、治理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外来词，也叫观念形态，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法律、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它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4]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但不是一般的思想观念，它有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三个特征，其主要内容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集体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5]在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是一种“虚假的合意”，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意志。意识形态工作重点就是要避免、排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腐蚀，确保、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随着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媒体不断更新换代，社会迈向自媒体时代。自媒体（We Media）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6]。当下我国自媒体平台主要有抖音、今日头条、搜狐号、百家号、知乎、UC订阅号、大鱼号、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等，具有传播速度快、普及范围广、粘性程度高和互动性能强的特点。在自媒体时代，传统的信息传播权被打破，人人皆有麦克风，受传者也是传播者。传播者几乎可以低门槛、“零成本”、低风险传播。自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重要发源地和构建公共话语的重要平台，不仅深刻影响到社会舆论，而且也给高校的意识形态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当下“千禧一代”大学生是典型的网络原住民，更是使用自媒体的核心群体，能否在自媒体时代取得意识形态的“制脑权”，已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所在。
解释“治理”的概念，不得不提到其近义词“管理”。“管理”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界分，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通常是上下对立关系。“治理”往往指“协同治理”，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主体关系更为平等。“管理”是自上而下“纵向的、刚性的、单向的”[7]控制模式，而“治理”则是包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横向流动的多向复合型模式，更注重协调性、灵活性和互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8]高校意识形态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且属于人民群众的内部问题。开展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在主体层面不仅需要管理者，即校方、教育管理部门，还需要包括学生、家长以及其它社会各界的参与;在内容层面，既要梳理突出问题，治疗弊病恶疾，又要理清工作思路，防患于未然。
二、高校意识形态的突出问题
1. 社会因素密切联动校园，校园并不安宁
大学校园已非象牙塔。近些年来我国自媒体迅猛发展，根据《中国自媒体产业分析报告（2018）》，各类自媒体号总注册数约在3155万左右[10]。自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便利，多元文化在线上线下日益相互冲击与碰撞，有意无意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高校作为教育基地，是信息与知识的交汇之地，青年学生受社会环境和信息的影响更为激烈。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西方政治社会不确定性增加，多元、多样和多变的价值观念不断地投射和渗透进高校，速度之快几乎与社会同步。部分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内生结构不稳定，更容易了解和接受全球化过程中呈现的多元思想。诸如“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和价值观念在高校悄然增长，“三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以及鼓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西方新闻观、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或不良思潮通过自媒体在校园里不断渗透，制造思想混乱。比较突出的是历史虚无主义[12]。随着自媒体传播方式的日渐多样化，大学生越来越反感于刻板的政治说教，而更倾向于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大众化的视角来解读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热衷于以娱乐化的方式调侃戏说历史，甚至恶搞抹黑历史，矮化丑化英雄，解构崇高优美，消解模范意义。个别教师缺乏职业自律，不能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反而以学术自由为由，突破政治红线、法律准绳、道德底线，滥用课堂话语权，少数教师师德失范的现象如师生关系不纯等时有发生，这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建设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2.思政课教学效果不容乐观，意识形态教育不到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也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然而思政课教学效果参差不齐。笔者曾经走访福建省内外一些高校，发现思政课相似问题颇多，意识形态教育并不到位。一方面，大学生对思政课的认知不足，部分学生上课仅仅是为了拿学分或沉迷于手机，“低头族”一片，在场却“离场”[13]。另一方面，校方对思政课建设虽然认知尚可，但缺乏足够的认同感，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离党中央的要求还相差较大距离，物质投入不能与时俱进，尤其是独立学院、民办院校即使面上有预算却实际扣支，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尚未有效激发。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相对不足。思政课出现“学生不愿听、教师不会讲、党员不敢讲、非党员敢乱讲”的乱象。学生不愿听，一方面是许多大学生在受到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普遍冲击之后，形成了相对多元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对思政课怀有抵触和抗拒情绪。另一方面是教师不会讲，主要表现为思政课教师偏向空洞的说教，教材话语直接输出为课堂话语，讲不出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和激发创造力的话语，难以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联系到具体实践中，缺乏说服力和感召力。党员不敢讲，是因为学生党员客观上对于党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学习不够、输入不足，难以做到意识形态输出。非党员敢乱讲是指在自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他们随意发声，刷存在感、发泄情绪的现象普遍存在，对此有关各方缺乏相应有效的规范机制。一般而言，思政课教学效果在于学生对思政内容是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包括三个层次的目标，即认知、态度、行为。独立学院的学生对思政内容输入增量有限，认知不足，导致既有的负面态度难以扭转，喜爱和偏好就难以产生和巩固，外化于行的实践就难上加难。
3.意识形态工作“言语”多于“实干”，遇事应付解决
我国高等院校发展水平不一，有的建校历史只有十来年，二级行政与教学的“硬性”机构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对于意识形态治理的“软性”机构还未列入重大议事日程。诚然，教育主要是“言语”教育，但落实“言语”教育还有许多实际工作。意识形态实际工作表面化、形式化和应付化程度较深。例如，在宣传思想方面，侧重一对多的大众传播，缺乏面对面推心置腹的人际传播。在教职工大会、学生大会等诸多场合也在传达中央、省市和高校党委的会议精神和强调意识形态之重要，然而“言语”往往多于“实干”，即出现了“写起来极端重要、说起来很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官僚现象。尽管党委与二级单位签订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但往往流于文本形式，少见实际运作。
遇事應付解决，治理机制尚不完善。遇事应付解决中的“事”，一是指日常工作之事，二是指突发危机之事。遇到意识形态日常事务并未认真对待，要么马虎大意大手一挥，要么过于小心缺乏担当。遇到突发危机事件临阵慌乱，不知如何有效面对。突发危机事件虽然预测难度系数高，但并非不可预测。许多高校要么只是搭建“委员会”或“工作小组”，要么预防机制尚未建立，事前防范不足。遇到突发事件却紧急救火，疲于应对，善后效果不容乐观。正所谓外伤好治、心病难医，意识形态之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和持续保健。一些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仍然不强，活在“过去时”和“现在时”，缺乏“未来时”意识，更遑论意识形态的培育机制了。
三、意识形态突出问题产生的原因
1. 时代变化，自媒体带来严峻挑战
自媒体时代，由于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外界传播信息和发表评论，可引起众人的广泛关注，甚至全球互联。技术赋权，导致网民在网络上传播平权。然而，自媒体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便利信息资源获取的同时，各种假新闻、伪新闻、有偿新闻、谣言等有害信息也通过自媒体裂变式传播混淆视听。自媒体存在着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一是新闻真实性存疑，二是媒体公信力较低，三是受众选择性困惑[14]。学生面对形形色色的信息盲目跟风;有些质疑国内主流媒体、教育主体，冲击传统意识形态;有些虽不认同，但经长时段全天候的传播，进入“沉默的螺旋”中，最后也“失声”了。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言：“媒介即信息”，他强调对社会真正产生影响的并非是具体的信息，而是承载信息的媒介。“正是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交往和行为的尺度和形式。”[15]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媒介，除了有限的社会规训之外，更多的是靠个人把关。而自媒体的硬件——手机可谓7x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促成多元化的信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泛在传播”了。自媒体信息良莠不齐，面对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只有一部分高校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或专题讲座，学生认识媒介、选择媒介和使用媒介能力较低。因此学生对手机依赖感更强，更容易接触、沉浸于自媒体信息，更难以辨别信息的真假善恶。自媒体信息传播具有“碎片化”特点，不利于正能量、主旋律的声音系统传播，学生们陷入“两个世界（现实与虚拟）”之中，容易把自媒体塑造的信息环境当成客观环境，并以此再环境化，造成认知与行为的错乱。
2.认同不足，工作机制低效
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由学校党委主要负责，党委宣传部门（党工部）主要落实。然而有些高校党委的作用存在被弱化或边缘化的现象，比如独立学院、民办学院，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具体管理而言，党委宣传部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做法主要是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师德师风建设责任书的签订，控制校内报告、讲座、活动等的意识形态审核，收集网络群主信息，备案自媒体号，在校园媒体（官网、官微、校报、团刊、广播电台、电视等）上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做好优秀校园文化作品的培育和传播等。但是这些也导致意识形态工作抓细节难，做教师工作相对简单容易，做学生工作相对繁琐困难。高校的学生管理一般由学生处（学工部）负责，因此学校党委宣传部门难以直接跟学生建立日常联系，只能通过宣传部门掌握的网站、平台、媒体账号或客户端来与学生互动，但这种互动往往是单方面的。学生日常意识形态工作通常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在一起，是由学校思政课教师、学生处以及其所属辅导员来进行的，而学生充满个性，自律性弱，叛逆性强，“一对多”难以有效互动，宣传部与学生之间尚未建立紧密联系，意识形态工作低效。 3.队伍不强，意识形态工作乏力
意识形态工作好不好根本在于队伍强不强。涉及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主要有三支，一是思政课教师，二是辅导员，三是党政宣传人员。首先，思政教师缺编严重，教学工作量定额高，繁杂事务多，疲于应付，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大部分高校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思政专职专任教师人员未配齐全，明显低于教育部规定的1：350的师生比[16]。而且在结构上老中青比例不太协调，教学科研压力大，教学质量有待不断提升。尽管也有不少高校在努力发展，增加岗位编制，招收高层次人才，然而在全国思政教师紧缺的背景下，存在地域学校之差，所给待遇无法跟市场竞争，求才难成。再加上大学生充满个性，学习兴趣整体较低，进一步促使思政课教学效果不容乐观。其次，辅导员同样缺编较为严重，思想基础较为薄弱。教育部最新规定，高等学校应按总体上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17]，按照专兼结合、以专为主的原则，足额配备到位。然而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辅导员远未能达到应有比例。他们工作任务繁重，不少转岗、考公、读博、创业等，连贯性较低，1对1交流少，能效堪忧。再加上高校辅导员有思想政治学科背景的不多，普遍存在着缺乏专业培训、成果无从输出等问题。第三，党政宣传人员虽有较高的意识形态素养，然而人员紧缺，抓大放小，同样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少院校宣传部尚未从党工部分开设立，更枉谈内部业务的科室化、专业化。诸如一些院校的“网络管理科”“自媒体管理组”更是屈指可数，他们无法深入学生一线，通常是信息的“二传手”，只管上传下达任务，传播效果显然有限，学生的思想动态也无法在第一时间传达至党政宣传人员，信息具有滞后性。
在前自媒体时代，信息生产渠道有限，反馈处理相对从容。然而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不仅“碎片化”“多元化”，而且要求互动“即时化”，尤其针对突发的危机事件，要求第一时间互动回应，队伍不强成为危机善后处理最大的瓶颈。英国危机公关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MichaelRegester）提出，危机处理应坚持“3T”原则。如果队伍不强，试问信息发布地、发布人如何以“我”为主，牢牢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Tell you own tale”何以引导舆论？如果队伍不强，如何分工尽快不断地发布信息，“Tell it fast”何以迅速阻击负面信息？如果队伍不强，如何调查清楚事件的原委，发布全面、真實的信息，“Tell it all”何以满足师生的知情要求？人的问题最终还是靠人来解决，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强不强关键在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其产生绝非偶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外在方面是时代在变化，自媒体带来严峻挑战。这就需要自媒体本身担负起社会责任，加强自我净化功能;国家加强对自媒体和民众的政治引导、法律约束和道德引领。内在方面是高校决策层对意识形态认知不够，认同有限，投入不足，导致队伍不强，工作机制低效落后，意识形态工作乏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牵扯甚广，事关多方，必须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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