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下来，让自己的心在一潭澄澈的水中静影沉璧。
　　
　　我在华东师大学习期间，结识了来自日本的津野淑子。差不多总是这样——她夹在长长蠕动的打饭队伍中间，扎眼地举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像个临近大考的高三学生。她说，她是一名在读博士生，研究元曲。“您是第几年的博士生了？”我问。她兀自笑了，原来，她是一名“延迟毕业”的博士生。在以后的交谈中，我慢慢知道了她艰难的求学经历——她的丈夫反对她来中国读书，跟她离了婚，她索性卖掉了房子，死心塌地地钻进元曲中去了。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我十分好奇她在元曲研究中究竟走了多远，她能体悟得到“碧云天，黄花地”的妙处吗？她被“延迟”到何时才能拿到博士学位呢？津野淑子却笑笑地看着我，语出惊人：“你以为我愿意毕业吗？我才不愿意呢！我最愿意当学生了！”
　　在去武当山途中，上来了一家子老外。他们带了大小9件行李。车上帮着搭手的人大叫“这哥们儿贩卖石头的吧？”那金发碧眼的高大男子不停地向帮忙的人行拱手礼，用磕磕绊绊的汉语说：“书。都是书。哥们儿不贩卖石头！”大家笑起来。他来自俄罗斯，带妻子、儿子来武当山修道。“洋人也修道？”有人疑惑地发问。那俄罗斯哥们儿听了开心地说：“哈哈，洋人更需要修道！”
　　徐勇，是个极富天分的韩国画家，两次“东洋画展”使他功成名就，在众人羡妒的目光里，他居然疯狂地焚毁了自己所有的印象派画作，他说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画作中没有生命。他来到了中国，决定到敦煌壁画中去寻根。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煌沙”，意思是“敦煌的一粒沙”。徐勇忘情地摹拓一帧帧菩萨，在鸣沙山入口处，有他一个临时住处。风沙袭来，天地昏黄，停电之后，他点上蜡烛继续作画。终于，他成了第一个获得敦煌学博士的外国人。在韩国，“徐勇”成了“敦煌”的代名词。当他带着自己的韩国学生来敦煌朝圣，在车里，他指着遥遥在望的莫高窟，突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盘点这些来自异邦的温柔注视，我为自己的国度感到荣耀，同时，内心也禁不住泛起一股酸涩。跟他们比起来，我们跨向那些祖宗遗下的宝贝的途径更便捷，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目光变得喜欢在更实惠的物什上逡巡。面对这些外来“泊客”，我们会聪明地发问：元曲值得抛家舍业地研究吗？挈妇将雏地跑到武当山修道图个啥？把八年的青春时光扔到漆黑的石窟里是不是有点傻？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得失之间苦苦掂量；我们为一个毫不含糊的“目的”勤勉努力着，而我们的“目的”往往在心中量化为一个羞于启齿的数字……我们怎么了？我们民族的DNA中有那么多让外人眼红的东西，我们的遗传密码在复制时究竟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感谢这些可爱的“泊客”，他们提醒我安静下来，让自己的心在一潭澄澈的水中静影沉璧。——好了，就在此刻，让我跟津野淑子悄然吟哦“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让我随那个不知名的俄罗斯哥们儿在好山好水中静坐观心，体悟到“天地交泰万物生”的妙境；让我在徐勇摹拓过的飞天上拈得一缕千载不凋的微笑，别于鬓边，提我精神。
　　（方青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