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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回溯到1995年。3月20日上午7时50分，东京地铁内发生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投毒事件。三线五列列车上，弥漫着沙林毒气，造成12人死亡，约5500人中毒。事件发生的当天，日本政府所在地及国会周围的几条地铁主干线被迫关闭，26个地铁站受影响，东京交通陷入一片混乱。
经查证，这是由奥姆真理教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历经十多年，依然常被提及。昆明物理所研究员郑为建近年来的工作就与有机化学中有毒气体的探测密切相关。他认为，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这完全是一出可以避免的悲剧。走近郑为建，笔者所要领略的不仅是他为扩展红外技术应用领域所做的不懈努力，还有他由衷而生的责任感。
始于科研，归于科研
郑为建是红外物理与技术科班出身，1979年～1983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光学系红外专业。大四那年，他人生中的第一篇科技论文“红外辐射调制”获得山东大学论文一等奖，开启了他与红外科学技术的不解之缘。
本科毕业后，郑为建进入昆明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从事红外探测器测试与性能分析研究，并参与了黑体红外辐射源的研制。而1988年起，为了弥补自己在学识上的不足，他积极“充电”，师从“国际噪声王”范德基尔亲传弟子朱惜辰教授，攻读昆明物理研究所半导体器件物理专业硕士学位。1991年8月，他被任命为测试组组长，在知名光电半导体专家朱惜辰教授、冯文清教授等指导下，主要参与了碲镉汞光导探测器的研制与分析研究。“经过实验研究，我们发现当代电子器件的噪声比以前国际上公认的要低三个数量级，这是当时国际上最低的噪声系数，也得到了国际噪声研究界的认可。”郑为建继而解释道，“实际意义上，现在电子器件的噪声即电子信号的起伏，比以前认为的要小1000倍。很多原本探测不到的，或者说本来可以探测到但囿于探测条件限制以为探测不到的信号，现在都可以被探测出来。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能力可以扩展1000倍！”因这项发现，郑为建获云南省科技论文一等奖。不仅如此，郑为建还悉心致力于对电子器件噪声及长波红外光电导探测器性能的研究，通过搭建检测分析材料微观参数和器件宏观性能的实验装置，对比来看出现在探测器件的灵敏度要比过去的传统的“背景限”高。“因为背景限中隐含着一个‘背景光生载流子数不变’的假设，这种假设在长波红外探测中不成立。”他的这部分主张，已形成多篇论文发表。这些创新性研究以及与同事们的工艺创新，也为昆明物理所在红外探测器领域取得国内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1994年3月，年仅32岁的郑为建出任昆明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继而发生了职业生涯的转折，暂时脱离了科研一线。1995年5月，他调任研究所科研机关，先后任科研处副处长、科技委秘书长（正处级）和发展计划部部长，分管过预研与规划工作，负责过发展规划与条件保障建设。“最初是基础研究，坐了多年机关后，一直到2005年3月任总体二部主任，才又重新回到科研岗位。这时就转到了应用研究。”
兜兜转转，郑为建到底还是回到了科研一线，回到了他的老本行。而为了在科研上有更好的发展，自2002年起，他就开始攻读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苏君红院士。三年的学习，为他在科研上的回归做好了准备。
做有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位红外遥测专家，至今为止，郑为建每次提到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依然不胜唏嘘。“由于没有探测手段，恐怖分子很容易就将包装好的沙林带上车厢，戳坏包装后，在列车到达下一站时若无其事地下车。毒气扩散和对人的影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大约十分钟，车厢里的人开始出现各种中毒症状。因原因不明，参与抢救的人员开始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也有不少入彀。尽管日本的科技非常先进，也是六个小时后才查明了元凶是沙林毒气，但如果早些发现就不会出现这种结局。”
或许是受到这次事件的触动，从1999年开始，郑为建就跟踪起红外遥测的相关资料。“所谓遥测就是远距离探测，在不接触被探测物质的情况下，进行红外光谱分析。这是国内前所未有的，或者说国内一直想做但未能实现的。”郑为建主持国家某军品型号研制，任常务副总设计师，现已完成国务院中央军委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的一级产品设计定型，开拓了红外气体遥测的工程化应用。“譬如说当年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用这个技术就可以在沙林被携带上车之前就探测出来，几公里范围内，几秒钟就可以得出结论，对防恐有很大的意义。”
当然，郑为建团队的红外遥测技术不单单针对某种毒气，而是能够做到对各波段的全方位覆盖，将有机化学中的上百种有毒气体全部暴露于“阳光”之下，“就连美国技术的覆盖率都没有这么高。”他自豪地说。这一点，就连他开始进行红外遥测研究时都没有预料到。那时，他肩上更多的是一种义不容辞。“早先，我国没有这种技术，但不代表国际上没有相关技术，至少美国德国都有，美国甚至还在海湾战争中应用过。由于涉及军用敏感技术，国外不可能卖给我们，即使是民用，其关键技术人家也不会给。我们做此研究，就是想争口气，自力更生，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显然，现在他做到了。他的成果，对于战时防护、平时环境检测与反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填补了我军甚至我国化学气体遥测技术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化学气体遥测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而昆明物理研究所，继苏君红院士开创红外热成像技术领域后，又成为国内第一家将红外技术用于化学气体遥测的单位，极大扩展了红外技术的应用领域。
而今的郑为建，经过岁月的洗礼后，更加成熟起来。他熟悉红外材料、探测器、红外整机和光电系统技术、管理、建设业务与流程；主持过国家军品型号的研发；组织过重点项目管理工作；曾主持编制“十五”、“十一五”期间单位总体发展规划、建设规划和兵器行业红外热成像技术发展规划，完成多项建设项目立项。他还担任过云南省光学学会秘书长、全国性学术社团的专业委员会组织召集人和总装防化口的评审专家，参加过兵器光电专业组的活动，以及云南省地方政府的多项规划制定和评审工作，为兵器夜视技术进步和我国光电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无论前路如何，他只向着自己的责任出发，正如他之前在红外领域所做的一切。“其实，红外技术还可以继续扩展其应用领域，现在我想做的就是红外干涉成像光谱探测技术的研究，努力寻求光谱技术与热成像技术的交叉扩展。一旦成功，将使红外遥测技术从‘点’式探测、‘线’式探测，发展到‘面面俱到’的新阶段。”
编外记：
郑为建，1962年6月生，昆明物理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北方夜视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兵器科技带头人。中国兵工学会夜视技术专业委员会总干事，中国光学学会高级会员。曾获国防科技二等奖两项，省科技三等奖一项，国防科技三等奖二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国防发明专利三项。
履历简明，郑为建的科研征程却满是繁忙的“不简单”。为了我国的红外事业，他没有节假日；为了外场试验，他的左手摔伤骨折过都未有抱怨。然而，在他心里最重要的一直是这一天——1990年10月11日，不仅因为他完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实验结果，更因为这一天他有了可爱的女儿。
“妈妈说，爸爸是一个‘不合格的爸爸’……夜深了，爸爸回来了，看着我眼前的数学难题，爸爸叹口气，拿起笔，细细地解说起来。”这是《春城晚报》的一篇小文，作者正是郑为建的女儿。作为一位父亲，他显然没有更多时间来关心女儿的学业，却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她。对这位科研中的“硬汉”来说，她是他心底的最柔软，也是他最大的成就。
经查证，这是由奥姆真理教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历经十多年，依然常被提及。昆明物理所研究员郑为建近年来的工作就与有机化学中有毒气体的探测密切相关。他认为，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这完全是一出可以避免的悲剧。走近郑为建，笔者所要领略的不仅是他为扩展红外技术应用领域所做的不懈努力，还有他由衷而生的责任感。
始于科研，归于科研
郑为建是红外物理与技术科班出身，1979年～1983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光学系红外专业。大四那年，他人生中的第一篇科技论文“红外辐射调制”获得山东大学论文一等奖，开启了他与红外科学技术的不解之缘。
本科毕业后，郑为建进入昆明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从事红外探测器测试与性能分析研究，并参与了黑体红外辐射源的研制。而1988年起，为了弥补自己在学识上的不足，他积极“充电”，师从“国际噪声王”范德基尔亲传弟子朱惜辰教授，攻读昆明物理研究所半导体器件物理专业硕士学位。1991年8月，他被任命为测试组组长，在知名光电半导体专家朱惜辰教授、冯文清教授等指导下，主要参与了碲镉汞光导探测器的研制与分析研究。“经过实验研究，我们发现当代电子器件的噪声比以前国际上公认的要低三个数量级，这是当时国际上最低的噪声系数，也得到了国际噪声研究界的认可。”郑为建继而解释道，“实际意义上，现在电子器件的噪声即电子信号的起伏，比以前认为的要小1000倍。很多原本探测不到的，或者说本来可以探测到但囿于探测条件限制以为探测不到的信号，现在都可以被探测出来。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能力可以扩展1000倍！”因这项发现，郑为建获云南省科技论文一等奖。不仅如此，郑为建还悉心致力于对电子器件噪声及长波红外光电导探测器性能的研究，通过搭建检测分析材料微观参数和器件宏观性能的实验装置，对比来看出现在探测器件的灵敏度要比过去的传统的“背景限”高。“因为背景限中隐含着一个‘背景光生载流子数不变’的假设，这种假设在长波红外探测中不成立。”他的这部分主张，已形成多篇论文发表。这些创新性研究以及与同事们的工艺创新，也为昆明物理所在红外探测器领域取得国内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1994年3月，年仅32岁的郑为建出任昆明物理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继而发生了职业生涯的转折，暂时脱离了科研一线。1995年5月，他调任研究所科研机关，先后任科研处副处长、科技委秘书长（正处级）和发展计划部部长，分管过预研与规划工作，负责过发展规划与条件保障建设。“最初是基础研究，坐了多年机关后，一直到2005年3月任总体二部主任，才又重新回到科研岗位。这时就转到了应用研究。”
兜兜转转，郑为建到底还是回到了科研一线，回到了他的老本行。而为了在科研上有更好的发展，自2002年起，他就开始攻读北京理工大学光学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苏君红院士。三年的学习，为他在科研上的回归做好了准备。
做有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位红外遥测专家，至今为止，郑为建每次提到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依然不胜唏嘘。“由于没有探测手段，恐怖分子很容易就将包装好的沙林带上车厢，戳坏包装后，在列车到达下一站时若无其事地下车。毒气扩散和对人的影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大约十分钟，车厢里的人开始出现各种中毒症状。因原因不明，参与抢救的人员开始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也有不少入彀。尽管日本的科技非常先进，也是六个小时后才查明了元凶是沙林毒气，但如果早些发现就不会出现这种结局。”
或许是受到这次事件的触动，从1999年开始，郑为建就跟踪起红外遥测的相关资料。“所谓遥测就是远距离探测，在不接触被探测物质的情况下，进行红外光谱分析。这是国内前所未有的，或者说国内一直想做但未能实现的。”郑为建主持国家某军品型号研制，任常务副总设计师，现已完成国务院中央军委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的一级产品设计定型，开拓了红外气体遥测的工程化应用。“譬如说当年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用这个技术就可以在沙林被携带上车之前就探测出来，几公里范围内，几秒钟就可以得出结论，对防恐有很大的意义。”
当然，郑为建团队的红外遥测技术不单单针对某种毒气，而是能够做到对各波段的全方位覆盖，将有机化学中的上百种有毒气体全部暴露于“阳光”之下，“就连美国技术的覆盖率都没有这么高。”他自豪地说。这一点，就连他开始进行红外遥测研究时都没有预料到。那时，他肩上更多的是一种义不容辞。“早先，我国没有这种技术，但不代表国际上没有相关技术，至少美国德国都有，美国甚至还在海湾战争中应用过。由于涉及军用敏感技术，国外不可能卖给我们，即使是民用，其关键技术人家也不会给。我们做此研究，就是想争口气，自力更生，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显然，现在他做到了。他的成果，对于战时防护、平时环境检测与反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填补了我军甚至我国化学气体遥测技术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化学气体遥测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而昆明物理研究所，继苏君红院士开创红外热成像技术领域后，又成为国内第一家将红外技术用于化学气体遥测的单位，极大扩展了红外技术的应用领域。
而今的郑为建，经过岁月的洗礼后，更加成熟起来。他熟悉红外材料、探测器、红外整机和光电系统技术、管理、建设业务与流程；主持过国家军品型号的研发；组织过重点项目管理工作；曾主持编制“十五”、“十一五”期间单位总体发展规划、建设规划和兵器行业红外热成像技术发展规划，完成多项建设项目立项。他还担任过云南省光学学会秘书长、全国性学术社团的专业委员会组织召集人和总装防化口的评审专家，参加过兵器光电专业组的活动，以及云南省地方政府的多项规划制定和评审工作，为兵器夜视技术进步和我国光电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无论前路如何，他只向着自己的责任出发，正如他之前在红外领域所做的一切。“其实，红外技术还可以继续扩展其应用领域，现在我想做的就是红外干涉成像光谱探测技术的研究，努力寻求光谱技术与热成像技术的交叉扩展。一旦成功，将使红外遥测技术从‘点’式探测、‘线’式探测，发展到‘面面俱到’的新阶段。”
编外记：
郑为建，1962年6月生，昆明物理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北方夜视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兵器科技带头人。中国兵工学会夜视技术专业委员会总干事，中国光学学会高级会员。曾获国防科技二等奖两项，省科技三等奖一项，国防科技三等奖二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国防发明专利三项。
履历简明，郑为建的科研征程却满是繁忙的“不简单”。为了我国的红外事业，他没有节假日；为了外场试验，他的左手摔伤骨折过都未有抱怨。然而，在他心里最重要的一直是这一天——1990年10月11日，不仅因为他完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实验结果，更因为这一天他有了可爱的女儿。
“妈妈说，爸爸是一个‘不合格的爸爸’……夜深了，爸爸回来了，看着我眼前的数学难题，爸爸叹口气，拿起笔，细细地解说起来。”这是《春城晚报》的一篇小文，作者正是郑为建的女儿。作为一位父亲，他显然没有更多时间来关心女儿的学业，却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她。对这位科研中的“硬汉”来说，她是他心底的最柔软，也是他最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