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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之后,我被派到空军的北京西郊机场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包括在军队高层机关工作的我也不知道。
1971年初秋,我当时在总政工作。在此之前,我先是在济南军区干部部当干事、副科长,1968年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办理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一年之后调总政干部部,继续做干部的任免工作。
1971年9月14日,我奉命前往中南海给周总理送一位大军区副政委的档案。
“证件!”中南海大门口的哨兵说出的两个字是冷中带硬的。当时,我明显地感到,今日与往日有较大的不同。原先,到中南海办事,车辆可停在中南海大门跟前,但今天不让停车了。门口的哨兵比以前也多了。原来看证件时,语气是平和的,但今天不仅语气急促,看完证件后,还要登记。后来听说,那几天,中央警卫团官兵晚上都是打着背包,守在中央领导同志驻地周围,荷枪实弹,以防有人冲击。
在经过严格的验证和登记之后,我走向中南海的文件收发室,将档案交妥后,便回到了总政。当时总政正在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战备电报,发布紧急战备令。当晚,在总政黄寺宿舍大院还进行了进入地下人防工事的防空演习。人们似乎感觉到出了事,但不知出了什么样的大事。
紧接着,我被派到空军的北京西郊机场,才知道发生了令人咋舌的情况和临时下达的特殊任务……
当时,我被通知有紧急任务。那年月,突发事件尽管很多,但像这样急的事也是少有的。
那天,因一位外地老战友到北京后住在米市大街,我晚饭后请假去看望。晚上9点多回来,孩子告诉我干部部任免二处陈述曾副处长已找我好几次,让我赶紧带上出差用的粮票、伙食费、洗漱用具和换洗的衣服到他家,待命出发。我去后,见一处的李清琨副处长和部里的徐太和秘书与陈副处长3个人正守在陈家电话机旁等候着。我问他们是什么任务,到哪里去。他们说总政干部部魏伯亭部长让先作好出发准备,听候电话通知再行动。
大家坐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待着,10点过了没来电话,11点过了还没有来电话。其间,我们4个人一直在猜测议论。首先想到的是战备,但从我们4个人的身份和所从事的专业看,又不像是下部队执行军事战备任务。议论来议论去,最后认定是去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为9月上旬全军干部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结束时,我们看到宾馆已经在给四届全国人大会议腾房子,干部部魏伯亭部长被确定为大会简报组负责人,他从干部部抽几个人随他去执行任务,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以往总政派到上面参加会议活动的工作人员,一般是白天上班时间去报到,这次怎么是晚间行动?我们认为同战备有关,可能是因战备关系大会拉到外地去开。11点过后,那时北京火车站开往外地的火车已经没有了,民航飞机也没有夜航班次,于是大家又估计是要乘军用飞机外出。
时针指到零点,电话铃响了。干部部值班室值班员周正炳通知我们:立即到总政旃坛寺办公大楼受领任务。车开到总政办公大楼前,全楼只有干部部值班室亮着灯。我们4个人一起来到四楼的值班室,周正炳才当面告知去向——西郊机场。
车开到西郊机场的大门口,被门口哨兵拦住。我们在车上看到,原来只有一位哨兵站岗的西郊机场门口,今天已是双岗了。带岗的哨兵手执手电筒打开车门,在我们脸上一个一个地照了一遍,又核对了姓名,确信无误后才放我们进去。
我们只是感到越来越神秘,但仍然没有往发生了什么事件上去想。
车开到候机室前的停车场。偌大的机场,漆黑一片,还特别静,静得叫人感到恐怖,根本没有飞机航班起飞的迹象。
我们4个人连同司机,一起走进了候机室,看见魏伯亭部长正在和空军驻西郊机场的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政委马兰藻谈话,表情非常严肃。时念堂、马兰藻一边听一边点头,异口同声地说:“您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魏部长见我们进来,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只是说了一句:“小顾(司机)回去吧,不要对别人说我们在这里。”
说完,继续他们的谈话。从他们谈话的语气和表情中,我们意识到是出了事,而且是出了大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当时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工作组的核心任务是防止林彪的党羽继续弄飞机外逃
魏部长同师长、政委谈了一阵后说,今天不早了,大家先休息,其余情况天亮后再谈。提到休息的事,师长、政委对魏部长说:“司机休息室太简陋,休息不好,还是到招待所住吧。”魏部长用坚定的语气说:“还是按我的意见办,支6个床就行了,住在这个房子里工作方便。”师长、政委无奈,立即派人去搬床、拿被褥。
我们4个人加魏部长的司机小王的床安排在大屋里,魏部长的床安排在大屋里面的一间小屋里。我们在空军三十四师工作期间,除了值班、参加师里的各种会议等活动外,住宿、研究问题、个别谈话等活动,就在这里进行。住的问题安排就绪后,魏部长让司机小王回避,给我们交代了进驻三十四师的任务。
他说:“13日凌晨三十四师跑了两架飞机,三叉戟飞外蒙古了,直升机迫降在怀柔,飞机上有空军司令部的一名副部长和党办的一名副主任,还有处长以及其他几个人。我们来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稳定部队,二是把好空中航线,防止再跑飞机。方法是陪师里的领导干部战备值班,并帮助他们搞好政治学习。值班由你们4人轮流,每人24小时,每天晚上8点交接班。”并要求我们不要同外面联系,不要给家里打电话,我们的活动和整个事件要绝对保密。因此,在总政机关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57号文件以前,干部部的同志和我们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
魏部长还告诉我们,守卫飞机的任务,由北京卫戍区仪仗营担任,必要时可以同他们取得联系。
魏部长交代完任务后,已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熄灯后躺在床上全然没有睡意,尽管谁也不吭声,但几张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互相听得清清楚楚。
天刚一放亮,我们便起床。吃罢早饭,我们和魏部长一起到候机室听师领导介绍情况。师领导介绍了三叉戟飞机什么时候从西郊机场起飞,飞机上坐了几个人,有多少机组人员去了山海关;直升机什么时间从沙河机场起飞,周总理什么时间发出禁空令;问题发生以后,他们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并介绍了参加师战备值班的人员名单、职务等。但是,由于我们对空军的情况不熟悉,对提到的一些名词术语听不懂,对提到的几个人的名字过去没有听说过,搞不清是什么人。所以,听了介绍以后脑子里还是不明白。但从师领导介绍的情况分析,我们猜出了一点眉目。我和徐秘书的眼神碰到一起,分别用手在桌子上画出了一个“林”字,猜到这事可能与林彪有关,但谁也不敢说出来,因为万一猜得不对,弄不好会被打成反革命的。
听完汇报回到住处后,魏部长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他似乎进行一阵思考后可能感到再不交底不行了,不交底我们很难开展工作。于是,他再次把司机小王支出去,对我们说,12日傍晚由西郊机场起飞的三叉戟,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私自开走的,飞机飞到山海关后,接上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等人往北飞去,13日凌晨2点半左右坠毁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13日凌晨3点多钟由沙河机场起飞的直升飞机,是周宇驰等几个人弄走的。由于战斗机的拦截,直升机没有飞出国境,13日上午迫降在怀柔,飞机上的人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我们工作组任务的核心是防止林彪的党羽继续弄飞机外逃(大约10天后,魏部长在向我们传达中央关于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隔离反省”的决定时说,咱们进驻西郊机场的中心任务就是防止黄、吴、李、邱外逃,那时我不好给你们讲他们的名字),但工作的基础是稳定好部队。有关案件的查处审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责任,估计会另外组织专案组负责。
准备在13日早晨起飞的4架飞机,是9月12日下午周宇驰和胡萍策划安排的。据胡萍事后交代,周宇驰12日下午4点以后对他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并具体交代了所谓飞机的架数、型号、航线和具体任务。胡萍根据周宇驰的交代,通知调度室申请了第二天的航线。
在调查中,有人反映,空勤服务队队长、林彪专机服务员孙××经常随林彪活动。有一次,她提个黑色手提箱乘专机去了上海,到机场后有人接应,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又被送回机场,飞回西郊机场后被毛家湾的汽车接走。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重要情况,需要搞清,便找她谈话。她交代:我是单独去过上海,是专机送去的,也是坐专机回来的。我手里拎的黑色手提箱,实际上没有秘密,里面是黄豆,专门到上海一家著名的炒货店去加工。因为林彪喜欢吃炒黄豆,上海那家炒黄豆店炒得特别地道,所以就让我去炒……
9月12日晚上,在西郊机场的候机楼外还有两名林家的积极追随者特别卖力,他们就是驻西郊机场大型飞机团的政委和副团长。当这名团政委傍晚把林立果送上256号三叉戟飞走后,没有回家同妻儿团聚,而是回到办公室里同那名副团长继续议论空军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晚上11点左右,他们得知吴法宪来到了候机楼后,非常恐慌,生怕周宇驰一伙来到后与吴在候机室撞上,于是两人就到候机室停车场外面的路口去望风、堵截。等了好一阵子,大约快到半夜的时候,来了一辆小汽车,他们赶快拦堵。汽车减速后,车上的人探出头来说:我是杨德中!两人一听感到大事不好,赶快躲回办公室去。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以后,这两人被隔离交代问题,对12日晚上的活动情况,说法一致。
中央57号文件传达后,西郊机场的干部还揭发出一件发生在12日夜里的事情,即那天夜里还安排过两架飞机准备去山海关。经我们核实确有其事,就马上向李德生主任报告。当我把反映这一情况的报告送到京西宾馆,李德生主任看后笑了笑,说不要查了,那是周总理计划亲自去北戴河劝阻林彪出走给他准备的飞机。
在稳定部队、把守空中航线及调查过程中,我们一直吃住在西郊机场。我除了担当魏伯亭部长与李德生主任的联络任务之外,几乎一天24小时都是在机场度过的。在弄清林彪逃跑前后西郊机场情况的同时,又奉魏部长指示,去沙河机场调查了周宇驰劫持直升机的情况。
我和陈述曾副处长到达沙河机场后,由王副师长安排找人谈话,完全是按照周宇驰劫持飞机时找人的先后顺序一个一个找来单独谈的。
找的几个人都是周宇驰动用3685号飞机必须到场的关键人物。因为根据空军飞行要求,缺少任何一个人飞机就不能起飞。所以,周利用林彪的手令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骗到场。然而,现场目击直升机起飞的还有两名不是周宇驰请来的同志,即一名警卫连连长和一名警卫连战士。
和几个关键人物谈完后,我们又把警卫连连长找来谈话。连长汇报了那天他所看到的现场情况:
那天夜里3点左右,团首长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人动3685号直升机,师部调度室说3685号直升机没有任务,你赶快派人去扣车扣人,不准起飞。
警卫连连长接电话的同时就听到了飞机的马达声,他感到情况紧急,来不及穿衣服和找人,穿着裤头背心独自冲出连部,抓了一辆自行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提着手枪,拼命往3685号直升机停机坪冲去。快到飞机跟前时,飞机已经开始滑动,眼看就要起飞了,于是他边蹬着自行车往前冲,边挥舞着手枪高喊:“3685没任务,扣车扣人!”“3685没任务,扣车扣人!”到跟前下了自行车一看,调度长、机械员、汽车连长都在,他重复喊着那句“扣车扣人”的话。
警卫连连长不无遗憾地对我们说:“我下了自行车后,调度长很严肃地用右手的食指向上方指着说:“‘知道什么?上头有命令!’‘命令’二字的发音很重。这一下就把我给镇住了,眼巴巴地看着飞机飞走了。不一会儿,团首长带着人从营区赶到停机坪,但是已经晚了。”
在现场目击3685号飞机飞走的另一名当事人,是警卫连看守这架飞机的值勤战士何祖军。我们到沙河机场后,驻在这里的王副师长把何祖军如何向团部电话报告有人动3685号飞机的情况作了介绍,情况已大体掌握,再加上同警卫连连长谈完话,时间已经不早了,就没有再找何祖军亲自谈。
我们把情况弄清楚之后,马上整理上报中央。
周恩来在京西宾馆的一段讲话
我们工作组的任务除了稳定部队、把守空中航线和调查了解情况以外,就是值班。值班时24小时在候机室里。晚上零点以后没有情况的话,可以在候机室的布帘后面支个行军床睡一会儿。
9月30日晚8点我开始值班,后半夜刚刚睡着,就被候机室内的嘈杂声吵醒。开始我瞌睡得厉害,实在不想起来,就又眯瞪着了。不一会儿,我又被吵醒,隐隐约约听到是谈三叉戟坠毁的事。这时我爬起来从布帘后面探头一看,见候机室内北面沙发上坐着李耀文和一位中年男子,对面沙发上坐着三十四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在茶几上堆放着许多放大了的黑白照片。
李耀文原是济南军区副政委,是我的老首长,所以我不好意思再睡了,就马上跑出来向他敬礼问候。他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问:你怎么来这儿了?我说是参加工作组来的,魏部长也来了。他向我介绍了那位中年男子后,便坐下继续讨论研究他们谈的问题。
李耀文是20世纪70年代初被调到外交部搞“三支两军”的,出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和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这次到西郊机场,是带着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和他所拍摄的飞机坠毁现场照片,来同三十四师的同志研究分析飞机坠毁原因的。
256号飞机到底是怎么坠毁的,坠毁现场情况是个什么样子,是我渴望知道的问题。他们的谈话我越听越感兴趣,就坐在李耀文旁边的沙发上,一边观看照片,一边听他们一问一答地分析研究。
谈话的方式基本上是孙一先提出问题,三十四师的同志进行分析、判断或直接回答。李耀文全神贯注地听着、看着,很少说话,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
外交官与空军人员之间,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地查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询问,一个疑点一个疑点地分析,如同学术讨论会一样,一连串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谈论,一直进行到早晨开饭时间,食堂送来早点后才停止讨论。
早饭后,三十四师的同志又陪同两位外交官带着照片坐车到机场跑道两端,察看了停在那里的一架完整的三叉戟飞机,拿照片同实物进行了对照。
从孙一先的介绍中,我知道256号飞机在蒙古共和国坠毁了,并搞清楚了256号三叉戟坠毁时的现场情形。
在外交官与空军专家之间几小时一问一答式的对话中,尽管没有人作结论,但在我脑子里留下一个明确的印象:256号三叉戟飞机是在迫降时机腹与地面摩擦起火爆炸的,不是被武器打掉的,也不是在空中爆炸后掉下来的。后来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发表文章,除了举出10月1日凌晨候机室里人们谈到的情况以外,例证中还有其他一些情况说明飞机是迫降时起火爆炸烧毁的。如:场地是经过选择的,前开缝翼已被驾驶员通过机械螺旋杆传动打开,起落架没有放下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为飞机迫降而作的准备。如果飞机是掉下来的,地面应该砸有大坑,但是现场没有。同时,飞机不会有滑行痕迹,飞机残骸的散布面不会呈800米长的狭长状,等等。
李耀文和孙一先察看完三叉戟走后,我继续值班。1971年国庆节,由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庆祝的方法改为分散游园活动,其中离西郊机场不远的颐和园是一个活动点。下午,我透过窗户玻璃突然看到从机场入口处开进一辆“吉斯”牌防弹轿车,马上意识到是周总理来了,便赶快向魏部长报告。
周总理下车后进入候机室,魏部长紧跟着来到候机室接待。我在室外等候待命。周总理在候机室里待了没多长时间,便由魏部长和空军三十四师领导陪同去现场视察三叉戟飞机,还去招待所平房看了林立果、周宇驰设在西郊机场搞阴谋活动的黑窝点。
周总理是陪西哈努克在颐和园游完园后来西郊机场的。工作组的同志估计,可能是外交部的同志回去向总理汇报了在这里分析研究的情况后,总理带着这些问题亲自来现场核查的。
后来有人说,林彪坐的飞机是周总理下令打下来的,这纯粹是缺乏军事常识的无稽之谈。当时我军的地空导弹还比较落后,即使现在提高了射程的地空导弹也难以从中国境内打到数百公里以外的温都尔汗上空(温都尔汗距北京的直线距离约900公里,距中国最近的边境也有300公里)。256号飞机起飞以后一直在雷达监视之下,但它飞出国境以后不久,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连雷达都探测不到的目标,怎么用导弹去打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汪东兴在一篇文章中早已回答得很清楚了。他说:
13日零点32分左右,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林彪等强行上飞机,已经起飞了。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楼到毛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去主席那里守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没有告诉他其他内容。
这时是9月13日凌晨1点12分。林彪专机从起飞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
1972年春,我奉命到京西宾馆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四川会议搞会务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召集四川、广东、广西、湖南四省区和广州军区、成都军区的主要领导人来京,宣布了刘兴元由广东调四川、赵紫阳由内蒙古调广东工作的决定。在此期间,有人提出:中央为什么不阻拦林彪的飞机而让他跑掉呢?周总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与会人员时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在天上转一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在这个情况下,你们哪一个(总理用右手食指指着与会人员)敢下决心把他拦截下来?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多少年后回忆往事,回忆周总理这段话,我认为他讲得是合乎实际的。
以上这些情况都是当时我亲身经历的,至于后来对三十四师各方面人员的处理情况、结论,我就无从得知了。(作者声明:未经作者授权,严禁转载。)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包括在军队高层机关工作的我也不知道。
1971年初秋,我当时在总政工作。在此之前,我先是在济南军区干部部当干事、副科长,1968年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办理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一年之后调总政干部部,继续做干部的任免工作。
1971年9月14日,我奉命前往中南海给周总理送一位大军区副政委的档案。
“证件!”中南海大门口的哨兵说出的两个字是冷中带硬的。当时,我明显地感到,今日与往日有较大的不同。原先,到中南海办事,车辆可停在中南海大门跟前,但今天不让停车了。门口的哨兵比以前也多了。原来看证件时,语气是平和的,但今天不仅语气急促,看完证件后,还要登记。后来听说,那几天,中央警卫团官兵晚上都是打着背包,守在中央领导同志驻地周围,荷枪实弹,以防有人冲击。
在经过严格的验证和登记之后,我走向中南海的文件收发室,将档案交妥后,便回到了总政。当时总政正在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战备电报,发布紧急战备令。当晚,在总政黄寺宿舍大院还进行了进入地下人防工事的防空演习。人们似乎感觉到出了事,但不知出了什么样的大事。
紧接着,我被派到空军的北京西郊机场,才知道发生了令人咋舌的情况和临时下达的特殊任务……
当时,我被通知有紧急任务。那年月,突发事件尽管很多,但像这样急的事也是少有的。
那天,因一位外地老战友到北京后住在米市大街,我晚饭后请假去看望。晚上9点多回来,孩子告诉我干部部任免二处陈述曾副处长已找我好几次,让我赶紧带上出差用的粮票、伙食费、洗漱用具和换洗的衣服到他家,待命出发。我去后,见一处的李清琨副处长和部里的徐太和秘书与陈副处长3个人正守在陈家电话机旁等候着。我问他们是什么任务,到哪里去。他们说总政干部部魏伯亭部长让先作好出发准备,听候电话通知再行动。
大家坐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待着,10点过了没来电话,11点过了还没有来电话。其间,我们4个人一直在猜测议论。首先想到的是战备,但从我们4个人的身份和所从事的专业看,又不像是下部队执行军事战备任务。议论来议论去,最后认定是去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为9月上旬全军干部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结束时,我们看到宾馆已经在给四届全国人大会议腾房子,干部部魏伯亭部长被确定为大会简报组负责人,他从干部部抽几个人随他去执行任务,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以往总政派到上面参加会议活动的工作人员,一般是白天上班时间去报到,这次怎么是晚间行动?我们认为同战备有关,可能是因战备关系大会拉到外地去开。11点过后,那时北京火车站开往外地的火车已经没有了,民航飞机也没有夜航班次,于是大家又估计是要乘军用飞机外出。
时针指到零点,电话铃响了。干部部值班室值班员周正炳通知我们:立即到总政旃坛寺办公大楼受领任务。车开到总政办公大楼前,全楼只有干部部值班室亮着灯。我们4个人一起来到四楼的值班室,周正炳才当面告知去向——西郊机场。
车开到西郊机场的大门口,被门口哨兵拦住。我们在车上看到,原来只有一位哨兵站岗的西郊机场门口,今天已是双岗了。带岗的哨兵手执手电筒打开车门,在我们脸上一个一个地照了一遍,又核对了姓名,确信无误后才放我们进去。
我们只是感到越来越神秘,但仍然没有往发生了什么事件上去想。
车开到候机室前的停车场。偌大的机场,漆黑一片,还特别静,静得叫人感到恐怖,根本没有飞机航班起飞的迹象。
我们4个人连同司机,一起走进了候机室,看见魏伯亭部长正在和空军驻西郊机场的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政委马兰藻谈话,表情非常严肃。时念堂、马兰藻一边听一边点头,异口同声地说:“您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魏部长见我们进来,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只是说了一句:“小顾(司机)回去吧,不要对别人说我们在这里。”
说完,继续他们的谈话。从他们谈话的语气和表情中,我们意识到是出了事,而且是出了大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当时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工作组的核心任务是防止林彪的党羽继续弄飞机外逃
魏部长同师长、政委谈了一阵后说,今天不早了,大家先休息,其余情况天亮后再谈。提到休息的事,师长、政委对魏部长说:“司机休息室太简陋,休息不好,还是到招待所住吧。”魏部长用坚定的语气说:“还是按我的意见办,支6个床就行了,住在这个房子里工作方便。”师长、政委无奈,立即派人去搬床、拿被褥。
我们4个人加魏部长的司机小王的床安排在大屋里,魏部长的床安排在大屋里面的一间小屋里。我们在空军三十四师工作期间,除了值班、参加师里的各种会议等活动外,住宿、研究问题、个别谈话等活动,就在这里进行。住的问题安排就绪后,魏部长让司机小王回避,给我们交代了进驻三十四师的任务。
他说:“13日凌晨三十四师跑了两架飞机,三叉戟飞外蒙古了,直升机迫降在怀柔,飞机上有空军司令部的一名副部长和党办的一名副主任,还有处长以及其他几个人。我们来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稳定部队,二是把好空中航线,防止再跑飞机。方法是陪师里的领导干部战备值班,并帮助他们搞好政治学习。值班由你们4人轮流,每人24小时,每天晚上8点交接班。”并要求我们不要同外面联系,不要给家里打电话,我们的活动和整个事件要绝对保密。因此,在总政机关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57号文件以前,干部部的同志和我们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
魏部长还告诉我们,守卫飞机的任务,由北京卫戍区仪仗营担任,必要时可以同他们取得联系。
魏部长交代完任务后,已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熄灯后躺在床上全然没有睡意,尽管谁也不吭声,但几张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互相听得清清楚楚。
天刚一放亮,我们便起床。吃罢早饭,我们和魏部长一起到候机室听师领导介绍情况。师领导介绍了三叉戟飞机什么时候从西郊机场起飞,飞机上坐了几个人,有多少机组人员去了山海关;直升机什么时间从沙河机场起飞,周总理什么时间发出禁空令;问题发生以后,他们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并介绍了参加师战备值班的人员名单、职务等。但是,由于我们对空军的情况不熟悉,对提到的一些名词术语听不懂,对提到的几个人的名字过去没有听说过,搞不清是什么人。所以,听了介绍以后脑子里还是不明白。但从师领导介绍的情况分析,我们猜出了一点眉目。我和徐秘书的眼神碰到一起,分别用手在桌子上画出了一个“林”字,猜到这事可能与林彪有关,但谁也不敢说出来,因为万一猜得不对,弄不好会被打成反革命的。
听完汇报回到住处后,魏部长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他似乎进行一阵思考后可能感到再不交底不行了,不交底我们很难开展工作。于是,他再次把司机小王支出去,对我们说,12日傍晚由西郊机场起飞的三叉戟,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私自开走的,飞机飞到山海关后,接上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等人往北飞去,13日凌晨2点半左右坠毁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13日凌晨3点多钟由沙河机场起飞的直升飞机,是周宇驰等几个人弄走的。由于战斗机的拦截,直升机没有飞出国境,13日上午迫降在怀柔,飞机上的人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我们工作组任务的核心是防止林彪的党羽继续弄飞机外逃(大约10天后,魏部长在向我们传达中央关于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隔离反省”的决定时说,咱们进驻西郊机场的中心任务就是防止黄、吴、李、邱外逃,那时我不好给你们讲他们的名字),但工作的基础是稳定好部队。有关案件的查处审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责任,估计会另外组织专案组负责。
准备在13日早晨起飞的4架飞机,是9月12日下午周宇驰和胡萍策划安排的。据胡萍事后交代,周宇驰12日下午4点以后对他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并具体交代了所谓飞机的架数、型号、航线和具体任务。胡萍根据周宇驰的交代,通知调度室申请了第二天的航线。
在调查中,有人反映,空勤服务队队长、林彪专机服务员孙××经常随林彪活动。有一次,她提个黑色手提箱乘专机去了上海,到机场后有人接应,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又被送回机场,飞回西郊机场后被毛家湾的汽车接走。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重要情况,需要搞清,便找她谈话。她交代:我是单独去过上海,是专机送去的,也是坐专机回来的。我手里拎的黑色手提箱,实际上没有秘密,里面是黄豆,专门到上海一家著名的炒货店去加工。因为林彪喜欢吃炒黄豆,上海那家炒黄豆店炒得特别地道,所以就让我去炒……
9月12日晚上,在西郊机场的候机楼外还有两名林家的积极追随者特别卖力,他们就是驻西郊机场大型飞机团的政委和副团长。当这名团政委傍晚把林立果送上256号三叉戟飞走后,没有回家同妻儿团聚,而是回到办公室里同那名副团长继续议论空军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晚上11点左右,他们得知吴法宪来到了候机楼后,非常恐慌,生怕周宇驰一伙来到后与吴在候机室撞上,于是两人就到候机室停车场外面的路口去望风、堵截。等了好一阵子,大约快到半夜的时候,来了一辆小汽车,他们赶快拦堵。汽车减速后,车上的人探出头来说:我是杨德中!两人一听感到大事不好,赶快躲回办公室去。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以后,这两人被隔离交代问题,对12日晚上的活动情况,说法一致。
中央57号文件传达后,西郊机场的干部还揭发出一件发生在12日夜里的事情,即那天夜里还安排过两架飞机准备去山海关。经我们核实确有其事,就马上向李德生主任报告。当我把反映这一情况的报告送到京西宾馆,李德生主任看后笑了笑,说不要查了,那是周总理计划亲自去北戴河劝阻林彪出走给他准备的飞机。
在稳定部队、把守空中航线及调查过程中,我们一直吃住在西郊机场。我除了担当魏伯亭部长与李德生主任的联络任务之外,几乎一天24小时都是在机场度过的。在弄清林彪逃跑前后西郊机场情况的同时,又奉魏部长指示,去沙河机场调查了周宇驰劫持直升机的情况。
我和陈述曾副处长到达沙河机场后,由王副师长安排找人谈话,完全是按照周宇驰劫持飞机时找人的先后顺序一个一个找来单独谈的。
找的几个人都是周宇驰动用3685号飞机必须到场的关键人物。因为根据空军飞行要求,缺少任何一个人飞机就不能起飞。所以,周利用林彪的手令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骗到场。然而,现场目击直升机起飞的还有两名不是周宇驰请来的同志,即一名警卫连连长和一名警卫连战士。
和几个关键人物谈完后,我们又把警卫连连长找来谈话。连长汇报了那天他所看到的现场情况:
那天夜里3点左右,团首长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人动3685号直升机,师部调度室说3685号直升机没有任务,你赶快派人去扣车扣人,不准起飞。
警卫连连长接电话的同时就听到了飞机的马达声,他感到情况紧急,来不及穿衣服和找人,穿着裤头背心独自冲出连部,抓了一辆自行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提着手枪,拼命往3685号直升机停机坪冲去。快到飞机跟前时,飞机已经开始滑动,眼看就要起飞了,于是他边蹬着自行车往前冲,边挥舞着手枪高喊:“3685没任务,扣车扣人!”“3685没任务,扣车扣人!”到跟前下了自行车一看,调度长、机械员、汽车连长都在,他重复喊着那句“扣车扣人”的话。
警卫连连长不无遗憾地对我们说:“我下了自行车后,调度长很严肃地用右手的食指向上方指着说:“‘知道什么?上头有命令!’‘命令’二字的发音很重。这一下就把我给镇住了,眼巴巴地看着飞机飞走了。不一会儿,团首长带着人从营区赶到停机坪,但是已经晚了。”
在现场目击3685号飞机飞走的另一名当事人,是警卫连看守这架飞机的值勤战士何祖军。我们到沙河机场后,驻在这里的王副师长把何祖军如何向团部电话报告有人动3685号飞机的情况作了介绍,情况已大体掌握,再加上同警卫连连长谈完话,时间已经不早了,就没有再找何祖军亲自谈。
我们把情况弄清楚之后,马上整理上报中央。
周恩来在京西宾馆的一段讲话
我们工作组的任务除了稳定部队、把守空中航线和调查了解情况以外,就是值班。值班时24小时在候机室里。晚上零点以后没有情况的话,可以在候机室的布帘后面支个行军床睡一会儿。
9月30日晚8点我开始值班,后半夜刚刚睡着,就被候机室内的嘈杂声吵醒。开始我瞌睡得厉害,实在不想起来,就又眯瞪着了。不一会儿,我又被吵醒,隐隐约约听到是谈三叉戟坠毁的事。这时我爬起来从布帘后面探头一看,见候机室内北面沙发上坐着李耀文和一位中年男子,对面沙发上坐着三十四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在茶几上堆放着许多放大了的黑白照片。
李耀文原是济南军区副政委,是我的老首长,所以我不好意思再睡了,就马上跑出来向他敬礼问候。他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问:你怎么来这儿了?我说是参加工作组来的,魏部长也来了。他向我介绍了那位中年男子后,便坐下继续讨论研究他们谈的问题。
李耀文是20世纪70年代初被调到外交部搞“三支两军”的,出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和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这次到西郊机场,是带着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和他所拍摄的飞机坠毁现场照片,来同三十四师的同志研究分析飞机坠毁原因的。
256号飞机到底是怎么坠毁的,坠毁现场情况是个什么样子,是我渴望知道的问题。他们的谈话我越听越感兴趣,就坐在李耀文旁边的沙发上,一边观看照片,一边听他们一问一答地分析研究。
谈话的方式基本上是孙一先提出问题,三十四师的同志进行分析、判断或直接回答。李耀文全神贯注地听着、看着,很少说话,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
外交官与空军人员之间,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地查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询问,一个疑点一个疑点地分析,如同学术讨论会一样,一连串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谈论,一直进行到早晨开饭时间,食堂送来早点后才停止讨论。
早饭后,三十四师的同志又陪同两位外交官带着照片坐车到机场跑道两端,察看了停在那里的一架完整的三叉戟飞机,拿照片同实物进行了对照。
从孙一先的介绍中,我知道256号飞机在蒙古共和国坠毁了,并搞清楚了256号三叉戟坠毁时的现场情形。
在外交官与空军专家之间几小时一问一答式的对话中,尽管没有人作结论,但在我脑子里留下一个明确的印象:256号三叉戟飞机是在迫降时机腹与地面摩擦起火爆炸的,不是被武器打掉的,也不是在空中爆炸后掉下来的。后来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发表文章,除了举出10月1日凌晨候机室里人们谈到的情况以外,例证中还有其他一些情况说明飞机是迫降时起火爆炸烧毁的。如:场地是经过选择的,前开缝翼已被驾驶员通过机械螺旋杆传动打开,起落架没有放下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为飞机迫降而作的准备。如果飞机是掉下来的,地面应该砸有大坑,但是现场没有。同时,飞机不会有滑行痕迹,飞机残骸的散布面不会呈800米长的狭长状,等等。
李耀文和孙一先察看完三叉戟走后,我继续值班。1971年国庆节,由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庆祝的方法改为分散游园活动,其中离西郊机场不远的颐和园是一个活动点。下午,我透过窗户玻璃突然看到从机场入口处开进一辆“吉斯”牌防弹轿车,马上意识到是周总理来了,便赶快向魏部长报告。
周总理下车后进入候机室,魏部长紧跟着来到候机室接待。我在室外等候待命。周总理在候机室里待了没多长时间,便由魏部长和空军三十四师领导陪同去现场视察三叉戟飞机,还去招待所平房看了林立果、周宇驰设在西郊机场搞阴谋活动的黑窝点。
周总理是陪西哈努克在颐和园游完园后来西郊机场的。工作组的同志估计,可能是外交部的同志回去向总理汇报了在这里分析研究的情况后,总理带着这些问题亲自来现场核查的。
后来有人说,林彪坐的飞机是周总理下令打下来的,这纯粹是缺乏军事常识的无稽之谈。当时我军的地空导弹还比较落后,即使现在提高了射程的地空导弹也难以从中国境内打到数百公里以外的温都尔汗上空(温都尔汗距北京的直线距离约900公里,距中国最近的边境也有300公里)。256号飞机起飞以后一直在雷达监视之下,但它飞出国境以后不久,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连雷达都探测不到的目标,怎么用导弹去打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汪东兴在一篇文章中早已回答得很清楚了。他说:
13日零点32分左右,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林彪等强行上飞机,已经起飞了。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楼到毛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去主席那里守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没有告诉他其他内容。
这时是9月13日凌晨1点12分。林彪专机从起飞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
1972年春,我奉命到京西宾馆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四川会议搞会务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召集四川、广东、广西、湖南四省区和广州军区、成都军区的主要领导人来京,宣布了刘兴元由广东调四川、赵紫阳由内蒙古调广东工作的决定。在此期间,有人提出:中央为什么不阻拦林彪的飞机而让他跑掉呢?周总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与会人员时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在天上转一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在这个情况下,你们哪一个(总理用右手食指指着与会人员)敢下决心把他拦截下来?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多少年后回忆往事,回忆周总理这段话,我认为他讲得是合乎实际的。
以上这些情况都是当时我亲身经历的,至于后来对三十四师各方面人员的处理情况、结论,我就无从得知了。(作者声明:未经作者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