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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先生对人说，他要做一个“摆渡人”，“为后来的人做块垫脚石”。那是他青年时，在四川江津县德威壩村渡河时，从所见摆渡人生涯萌发的念头。
金维诺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领导。我和美术界不少人正是搭乘金维诺先生的摆渡登上美术史之岸的。
早年经历
金维诺先生（1924-2018），笔名金子璧、若金、肖七，北京人，祖籍湖北。金维诺祖父学徒出身，后来致富成麻商，捐资兴学，修桥补路，为乡里称道。父亲金文浚曾任职内务部蒙藏委员会，于金维诺出生第二年病故。祖父也相继离世，家道从此中落。“七七事变”后，金维诺被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中。1941年到次岁，金维诺在银行做过练习生。
在2001年的《金维诺先生访谈录》中，他讲过早年的经历：“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是艺专毕业的，我小时候学画是受到他的影响，我上的中学是法国的天主教主持办的汉口法汉中学，教画老师就是法国人，利用的就是西洋教材。”
1942年，金维诺步行到四川江津报考武昌艺专。入学考试时，“唐一禾先生主考，听说我是从法汉中学来的，就用法语问我几个问题，我学过法文，想继续学下去，梦想着将来去法国学画。在校时，我既学油画，也学钢琴，后来唐先生说，要学好美术，又学好音乐是很困难的，要我舍一门，就不再弹钢琴了。”（郑岩、李清泉《金维诺先生访谈录》）
金维诺在武昌艺专人学时，生活困难，本来当时规定，凡是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在国立学校可以享受公费，在私立学校可以申请“贷金”，不巧在他入学那年贷金停办，他只得去教了两个月小学，校長和唐一禾得知后，让他回学校半工半读继续学业，主要是帮学校刻钢版印讲义和管理图书。这使他有机会读了不少书，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等。他后来学得一手漂亮的楷书，人们都说有写经体味道，我猜想这可能与当年刻钢版有关。学习期间，金维诺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勒令休学，期间就到江津窑业职业学校教授西方美术。
三赴敦煌
1957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建系之前，金维诺先生每年都到敦煌住两个月，为他日后成为美术史学者起了奠基作用。
起始是王逊先生要他接部分美术史课，管进修班。“我很为难，不想拿已有的教材照念……我希望有两年时间先熟悉。下材料，接触些实际的东西，那时看博物馆的东西很困难，我便提出到敦煌搞调查。”“当时副院长王曼硕同意我的请求。”“我们1955年去了一个考察组，有俞剑华、洪毅然等先生，也有画画的刘凌沧、丰江凡先生。第二年我单独去。去敦煌前，我先读了国内外有关文章，包括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和松本荣一的《敦煌画之研究》，作了准备。松本荣一没有去过敦煌，只是根据伯希和的图录就写了本书，很不容易。但他就是根据图片了解内容，有局限。我感觉搞经变或者其它题材的研究，不看实物不行。那时敦煌研究所常书鸿所长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可以自由参观、临摹、拍照，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由于对敦煌的洞窟比较熟悉，我开始写经变题材的时候，在松本的基础上突出了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我写的维摩变就注意了对这一题材演变过程的考察。”（郑岩、李清泉《金维诺先生访谈录》）由此形成金维诺对敦煌艺术研究的优势，并很快就有了学术成果。从1955年起，金维诺陆续在《美术》《美术研究》《文物参考资料》等刊物上撰文，介绍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壁画里的佛教故事。他在1958年发表的《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和《祈园记图与变文》被记入《敦煌学大辞典》之“敦煌学记年”（P.957）。
1952年，郑振铎视察莫高窟后，提出一个宏大的出版设想，出版180卷《敦煌石窟全集》。1956年，金维诺与翦伯赞、向达、夏鼐、周一良、常书鸿、吴作人、宿白等人均为编委会成员。当时，他年仅32岁。1959年，他曾和文物局张珩同去敦煌、麦积山，参与规划《敦煌石窟全集》和麦积山石窟的修复工程。
1959年，金维诺发表于《文物》第5期的《敦煌窟龛名数考》是关于敦煌石窟的重要著作。那本是敦煌唐代写经残页背后的一张衬裱纸，记着在腊八日遍窟注油燃灯的通知。1931年为吴曼公获得，1959年抄赠给《文物》杂志。金维诺见到，认为很有价值，应该进一步考订。而当时刊物已经发排，金维诺承诺第二天可以交稿。回家后，他对材料细加辨认，凭借几年来对敦煌石窟分布情况的了解和对造像、壁画内容特点的把握，并参考国内外保存的有关经卷、文书上的相关记载，以名数表中的南大像（130窟）、北大像（96窟）为坐标，推定相邻各窟早年的名称和沧桑变化，锁定名数表产生的年代要迟至五代时期而不可能是原先认定的唐代。他硬是用一昼夜功夫写出上万字的考证文章，没有耽误刊物发稿。后来他又进一步撰写了《<敦煌窟龛名数表>补》，收入他的《中国美术史论集》。
金维诺强调研究美术史一定要重视第一手资料。他说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是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有关的碑记、题记等。金维诺每次带学生去石窟寺、庙宇等地实习考察，都强调下去之前，尽可能地摸清有关资料，下去以后便要全力以赴地研究石窟实物及相关的环境背景，而不能一边看实物，一边翻书。在麦积山，我曾见他在第四窟（散花楼）附近专注地辨识上层崖面的一方漫漶的题记，不久便读到他的文章，原来那方题记中有关于麦积山建造崖阁年代的重要史料。
1993年，我们参加钱绍武组织的考察晋南寺观雕塑的活动，一路上金维诺先生非常注意建筑内的碑文资料，我感觉老师的文史研究，一方面是得力于他非凡的颖悟，另一方面与他认真研究那些“第一手资料”有关系。
临危受命
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之后，美学家蔡仪主持美术理论教研室和史论教学工作。1952年，王逊从清华大学调到美院接替蔡仪的工作，并开设中国美术史、艺术批评史等史论课程。
1956年，经文化部批准，由王逊、许幸之、王琦、金维诺等人成立美术史系筹备委员会，定于1957年正式建系并招生。 在美院建立美术史系的意见是由江丰提出的，这与外国的做法有所不同，国内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在美术学院建立美术史系有其不足，也有优长，那就是理论研究便于联系实际，江丰的主张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文化艺术道路的理念有关。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办学模式影响了全国各地的美术学院。按照江丰原先的安排，由王逊任美术史系主任，版画家王琦任系副主任。
1957年秋，我们入学时，在火车站买到《人民日报》，上面赫然登载着江丰成为美术界的“纵火头目”的报道，王逊则被称为“江丰反党集团的军师”。美术史系前程岌岌可危，是金维诺团结系里的老师艰难撑住局面，其实，他自己的处境也难，在运动风暴中，他背着党内的处分。
当时的美术史系是白手起家，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教材，师资不足，能开的课不多。清楚记得的是刘凌沧教绘画课，李斛教素描，杨伯达教博物馆学，吴作人讲过一次水彩课。刘凌沧带我们去故宫绘画馆逐幅讲解古代绘画作品，为我们对民族艺术的感情和日后从事美术史研究打下了基础。第二年，系停办，我们班的同学有的转到校内的绘画系，有的转到北京大学、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所幸，系里的教学班子没有打散，金维诺和老师们还在做着重建美术史系的准备。
首先要抓教材。以前教学用的美术史教材是王逊早先编写的《中国美术史讲义》，需要丰富、补充。“反右”后，王逊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做图书编目工作，回到系里以后，挑起编写美术史教材的重任。他充分研究、吸收当时美术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花一两年精力，写成原始社会和夏商周部分的美术教材，并排印成讲义，以后又写完春秋战国部分。1961年提交给文化部召开的全国美术教材会议。参加那次審稿的专家有夏鼐、苏秉琦、曾昭燏、唐兰、俞剑华、蔡若虹、王朝闻等人。
60年代初，留苏归来的邵大箴、程永江、李得春和常又明等人则着手编写外国美术史。其它课程的教学力量也陆续配齐。
1960年，美术史系（也称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再度正式招生，8月入学。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级体，他们的自治能力也强，之后，又陆续招收两三个班，其中出了不少杰出人材，说起来还得归功于金维诺和系里的老师们。
此刻办系的条件比1957年强多了，但实际上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开学后，金维诺和系里老师花尽心思，从校内外请来最好的老师来系兼课。从社科院近代史所请来刘桂五教中国历史，他上课从来不看教案，对历代史实如数家珍。请来文学家文怀沙、冯其庸教文学。在本校，仍由刘凌沧教绘画，韦启美教素描。王逊、金维诺主讲中国美术史和书画著录课。从北大历史系请来宿白、阎文儒、俞伟超等开的中国考古学成为重点课程。宿白、陈明达教中国古代建筑学和营造法式。
为使学生获得更深厚的文化根基，金维诺还从社会上请来不少权威学者做专题讲座，先后来系讲过课的有考古界的前辈贾兰坡、曹昭燏、郭宝钧，文史学者、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徐邦达、启功等人，有些人是他亲自面请的，例如到西安，他就曾带我去登门拜访过考古学家石兴邦，他也常到王府井文物出版社门市部与张珩约谈。这些教学安排使学生们终生受益。
1962年，金维诺安排美术史系学生到北京西郊法海寺临摹大雄宝殿后壁的二十诸天壁画。他在1959年的《美术研究》第3期发表过考证长文《法海寺壁画帝释梵天图》。临摹活动由刘凌沧指导。在临摹过程中，当时学生薛永年等人在寺外的楞严经幢的碑文上发现了壁画作者的名字。后来，系里举办“我们这一年”学习汇报展览，展出法海寺壁画白描临摹稿，占了好几面墙壁。
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自治能力和教学的初步成果，令金维诺受到鼓舞，他设想自己备一辆车子，利用假期，组织师生到各地石窟寺进行调查，这在当时倒也是应当做的好事，但是他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条件和可能性。正是在此前后，北大阎文儒教授，领受国家任务，率领石窟调查组，行程三万余里，先后三次对全国石窟寺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
1962年，金维诺先生听说北大宿白带学生用方格网测量石窟寺雕塑，就让我和汤池去取经。当年，金先生在带学生去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实习时，让我们用方格网测-@T部分洞窟，并集体对龙门石窟作了全面著录。
金维诺先生一直想去新疆考察石窟。1962年，他计划带我一同去，终未能实现。当时他的身体情况很差，有几次外出考察，都曾出现肠胃大出血，经抢救始转危为安。
两编学报
金维诺前后两次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美术研究》的编务工作。
1957年，中央美术学院与美院华东分院一同筹办学术性刊物《美术研究》季刊，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由于创刊号发出一些有学术份量的稿件，受到美术界重视，印数从9千份上升到1.6万份。
1958年6月，华东分院改为浙江美院后，《美术研究》归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研究室负责。9月，学校调我和同学奚传绩到编辑部工作。次年，调来章书画管行政，编辑事宜实际由金维诺先生负责。每期稿件主要是由他安排，有的是他直接约稿，有的是安排我和奚传绩去约，学院的王琦、常任侠、李桦、叶浅予、刘凌沧、王式廓等先生，院领导陈沛，院外学者唐兰、徐邦达、沈从文（上官碧）、俞剑华等都为刊物提供过稿件。王朝闻的《钟馗不丑》一文原是我记录的他的一次讲座，后来一改再改，其一丝不苟的严谨写作精神使我深受教育。
金维诺先生有次交我一篇来稿，是院内一位老教授执笔的，我稍作文字修改，准备发排。金先生看后对我说，文章没写出作者的水平，以不发为好，不发是对作者的保护，这些话使我永难忘记。
“反右”前江丰院长很重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编写工作，安排李树声到各地做调查研究、收集史料的工作。金维诺主持刊物工作时，很重视近现代美术史的文献资料，让奚传绩到上海等地登门约稿，由吴梦非、姜丹书、许幸之、李桦等写的一些有关美术教育、左翼美术活动等文章，片言只语都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1959年连载的《十年来美术活动年表》是美术史系和民族美术研究所的龚产兴、吴步乃、薄松年等多人辛勤编纂的成果。程永江、佟景韩、钟涵、张同霞、冯湘一等人为刊物提供了外国美术史的译文。 1960年，《美术研究》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转归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只出了一期，被文化部党组决定停刊，第2期稿件本已发排，封面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群雕，内容有《金衣年谱》和民间美术、希腊古代雕塑等，其时还预约了关山月、傅抱石、李可染等人的文章，只得作罢。从1957年创刊到1960年，前后共出了13期。
与《美术研究》同时，还办了一份四开报纸大小的《中央美术学院院刊》，参加过编辑工作的除我与奚传绩之外，还有于紫云、刘千等人。金维诺雄心勃勃地想自己解决印刷问题，调来一位多面手印刷工人徐炳仁，他能刻铅字，有些字典上没有的古字，他也能自己在铅坯上刻出来。购买了铅字、转盘机，开了一个小印刷车间，除排印院刊外，还印过美术史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美术研究》1960年停刊的第2期初版校样也是徐师傅排印的。
《美术研究》于1979年复刊，同时创办了《世界美术》，当时是由金维诺、佟景韩共同负责的。
2018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报刊记者报道纪念活动时，提及改革开放后美院两个刊物说：“《美术研究》复刊后第一期封面便发表了引人嘱目的人体美术作品，另一学报《世界美术》连续刊载了研究介绍西方美术的文章，率先闯AY30年来的艺术禁区”《（中国艺术报》2018年3月28日）。《世界美术》不属于美院学报，后来一度险被停刊。1989年文化部规定一个学校只许办一个刊物，佟景韩在回忆文章中说及当时的情况：金维诺先生急了，要佟景韩一定想办法把刊物保住，情急之下，佟景韩直接写信给文化部长，说明千万不要把《世界美术》这个观察外界、进行中外交流的窗口关闭掉，没想到第三天就有了回音，文化部直接通知佟景韩，部里同意保留《世界美术》。
海外讲学
1970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全体教师员工下放河北磁县东陈村，由1584部队领导。金维诺和大家一起平地、挖水沟、拔麦子、耘田、修稻场，连里把他分配到炊事班，和谭树桐、宋源文、毛凤德、王树村、张润凯等几个系的教师一起做炊事员。那时期，他身体依然不好，随身老带着一大包“表飞鸣”（亦即乳酶生），胃疼时，便抓一把吃。在磁县一直呆到1972年2月，大队转到石家庄，一部分人员被调往有关单位作画、办展览。
1974年，金维诺从干校回到北京，借调到故宫博物院，任绘画部顾问，同时从事绘画馆的重新筹建。
1972年至1973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现东汉大型壁画墓，有壁画46组以上，有很多墨书题榜，但搞不清墓主人是谁。正当人们感到迷茫之际，金维诺从《后汉书》等史传记载曾任护乌桓校尉的几十个人中，综合历史地理环境，运用排除法，推断墓主AN能是东汉末年的公綦（箕）稠，建墓年代约在中平五年（1897）前后。
1977年，中央美术学院各系科恢复原先的建置，金维诺重任美术史系主任，并主持硕士研究生班和师资进修班，他也终于有机会带领学生到新疆考察古代石窟寺遗迹，得偿夙愿。1978年他晋升教授，并由此进入学术盛期。
1978年，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编17卷本的《中国石窟》，金维诺与夏鼐、宿白等人担任此书的中国编委，金维诺为之撰写了《龟兹壁画的艺术成就》《敦煌石窟的艺术成就》《炳灵寺及其在佛教艺术交流中的地位》《麦积山石窟的兴建及其艺术成就》。
金维诺对中国石窟寺艺术、敦煌艺术和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成就，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首肯。到80年代以后，金维诺几番远涉重洋赴海外讲学，进行学术交流，那是他一生之中生活节奏最紧张的时刻。
1980年10月，金维诺应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邀请，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他先后去纽约、密西根、芝加哥、堪萨斯、华盛顿、波士顿、檀香山、洛杉矶等地，在哥伦比亚大學、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讲中国石窟寺艺术，在伯克利大学等校和博物馆讲敦煌艺术、中国早期绘画等，与当地美术史家、博物馆学者、收藏家进行学术交流，也帮助各地博物馆对馆藏中国古代绘画作品进行考察、鉴定。他尽情浏览各地博物馆的珍藏。在华盛顿，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佛利尔美术馆度过的。佛利尔美术馆以收藏东方艺术文物著称，他去的时候，正举办中国山水画专题陈列，馆长罗覃和东方部主任傅申热情接待了他，并得以在库房阅览了中国敦煌绢画等书画珍藏。
1981年2月，金维诺又去英国参观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等处。3月，转赴巴黎、德国法兰克福、海德堡等地参观，进行学术交流，中途去瑞典访问。5月以后回国，带外国留学生在河北省古代寺观遗址和响堂山等地参观考察，并参加国内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
1987年11月，金维诺又应邀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任路斯基金学者一年。在大型报告会上讲授《中国寺观壁画》。次年3月在旧金山参加亚洲学术讲座会提交《中国佛寺壁画》论文，同年在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讲授《石窟艺术》、《寺院壁画艺术》和《炳灵寺石窟》。后又去日本、韩国及台湾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和讲学。
20世纪80年代后期，金维诺主要精力转向编书和指导博士生治学、研究，在人材培养方面，他特别关注于对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美术史的研究，他着眼的是美术史研究的全局。
盛世修典
在穿梭域外艺术交流的间隙，金维诺先生以巨大精力投注于几项重大美术出版工程的策划、组织。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先后参加《中国美术全集》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是1978年胡乔木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党中央的批准，随即启动，全书共涉及73个学科，历时15年，于1993年全部出齐。其中美术卷共二卷，由艾中信任主任，副主任有金维诺和刘汝醴、邵大箴、华夏。共12分支，320Zi字，于1990年12月出版，有3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大型美术工具书……填补和纠正了以往工具书中的不足和错误”。 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约略同时，1984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四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国美术全集》，共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五个门类，计划出版60卷。如此浩大的出版工程从何着手？金维诺承担了为全集试写先行卷的重任。1988年5月，他完成全集第一卷·试刊本《隋唐五代美术卷》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邵宇等人同去深圳印刷，为全集60卷图书提供了规范。他又主编了《寺观壁画》与《原始社会至战国雕塑》等卷，和《中国壁画全集》中的藏传壁画古格王国壁画、扎塘寺与陀林寺、夏居寺与白居寺、永乐宫壁画等卷。
《中国美术全集》启动不久，学术界就策划一项更大规模的出版工程，编撰《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为了更全面、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中国历代优秀的美术传统，分类全集依然是分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篆刻、建筑艺术五大类，其中包括古代、现代两个部，每类分为若干全集。1986年开始启动，由启功任总编辑，邓力群任总顾问，预计总共300余册。金维诺主编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的以下各卷：（1）《中国藏传壁画全集》（全4卷），1989年至1993年出版。（2）《中国寺观壁画全集》（全7卷），2009年至2011年出版，金维诺主编其中的《元代寺观水陆法绘图》卷（与邵军合编）、《明代寺观水陆法会图》卷。（3）《中国墓室壁画全集》（全5卷），2011年出版。（4）《中国版画全集》（全6卷），2008年N2011年出版，金维诺主编其中《画谱》卷。（5）《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全6卷），2002年出版，金维诺主编《彩绘卷》。（6）《中国寺观雕塑全集》（全5卷），2003年至2006年出版，金维诺主编其中的《早期寺观造像》《辽金元寺观造像》《明清寺观造像》《金铜佛教造像》四卷。此外，他担任编委的還有《中国敦煌壁画全集》（全11卷）和《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全6卷）。
在世纪之交，由金维诺主编，邵大箴、佟景韩、薛永年任副主编，集中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20余位学者编撰完成了20卷本的《世界美术全集》。“这是第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出版的由中国学者编纂完成的《世界美术全集》，因此也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原创性和鲜明学术特色的观察和研究古今中外重大美术现象及美术发展概况的图文资料集成……可惜因为料想不到的困难，未能及时付梓。”《（出版说明》）最后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以在2004年10月出版。金维诺执笔撰写了20卷中的《中国美术·魏晋至隋唐卷》。
1995年，金维诺与罗世平合著《中国宗教美术史》，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未竟之业
进入新世纪，金维诺承担了《中华大典·艺术典》主编的任务。《中华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是对辛亥革命以前的文化典籍及其整理成果进行的一次带资料性的总结。1990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共922个典，95个分典，全书总字数约7亿。其中艺术典包括书法、音乐、绘画、工艺美术、建筑艺术、戏曲艺术、艺术综合七个分典，预计2200万字。
2003年7月公布的《中华大典实施方案》，指定王朝闻为艺术典主编，2010年完成出书。不幸，王朝闻于2004年11月逝世，大典总主编任继愈将这项工作委托给金维诺。
金维诺随即部署人力，让我做他的助手，邀请叶喆民等人为副主编，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位先生主持戏曲、音乐等分典，又新设了服饰等分典。惜由于各种原因，进展一直缓慢。目前由于岳麓书社编者和多位学者的通力合作，艺术典已完成四个分典，即：戏曲文艺分典、书法分典、陶瓷分典、服饰分典，而不可缺少的绘画、音乐等分典的编撰，却不能不俟诸来日了。
责任编辑：陈春晓
金维诺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领导。我和美术界不少人正是搭乘金维诺先生的摆渡登上美术史之岸的。
早年经历
金维诺先生（1924-2018），笔名金子璧、若金、肖七，北京人，祖籍湖北。金维诺祖父学徒出身，后来致富成麻商，捐资兴学，修桥补路，为乡里称道。父亲金文浚曾任职内务部蒙藏委员会，于金维诺出生第二年病故。祖父也相继离世，家道从此中落。“七七事变”后，金维诺被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中。1941年到次岁，金维诺在银行做过练习生。
在2001年的《金维诺先生访谈录》中，他讲过早年的经历：“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是艺专毕业的，我小时候学画是受到他的影响，我上的中学是法国的天主教主持办的汉口法汉中学，教画老师就是法国人，利用的就是西洋教材。”
1942年，金维诺步行到四川江津报考武昌艺专。入学考试时，“唐一禾先生主考，听说我是从法汉中学来的，就用法语问我几个问题，我学过法文，想继续学下去，梦想着将来去法国学画。在校时，我既学油画，也学钢琴，后来唐先生说，要学好美术，又学好音乐是很困难的，要我舍一门，就不再弹钢琴了。”（郑岩、李清泉《金维诺先生访谈录》）
金维诺在武昌艺专人学时，生活困难，本来当时规定，凡是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在国立学校可以享受公费，在私立学校可以申请“贷金”，不巧在他入学那年贷金停办，他只得去教了两个月小学，校長和唐一禾得知后，让他回学校半工半读继续学业，主要是帮学校刻钢版印讲义和管理图书。这使他有机会读了不少书，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等。他后来学得一手漂亮的楷书，人们都说有写经体味道，我猜想这可能与当年刻钢版有关。学习期间，金维诺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勒令休学，期间就到江津窑业职业学校教授西方美术。
三赴敦煌
1957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建系之前，金维诺先生每年都到敦煌住两个月，为他日后成为美术史学者起了奠基作用。
起始是王逊先生要他接部分美术史课，管进修班。“我很为难，不想拿已有的教材照念……我希望有两年时间先熟悉。下材料，接触些实际的东西，那时看博物馆的东西很困难，我便提出到敦煌搞调查。”“当时副院长王曼硕同意我的请求。”“我们1955年去了一个考察组，有俞剑华、洪毅然等先生，也有画画的刘凌沧、丰江凡先生。第二年我单独去。去敦煌前，我先读了国内外有关文章，包括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和松本荣一的《敦煌画之研究》，作了准备。松本荣一没有去过敦煌，只是根据伯希和的图录就写了本书，很不容易。但他就是根据图片了解内容，有局限。我感觉搞经变或者其它题材的研究，不看实物不行。那时敦煌研究所常书鸿所长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可以自由参观、临摹、拍照，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由于对敦煌的洞窟比较熟悉，我开始写经变题材的时候，在松本的基础上突出了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我写的维摩变就注意了对这一题材演变过程的考察。”（郑岩、李清泉《金维诺先生访谈录》）由此形成金维诺对敦煌艺术研究的优势，并很快就有了学术成果。从1955年起，金维诺陆续在《美术》《美术研究》《文物参考资料》等刊物上撰文，介绍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壁画里的佛教故事。他在1958年发表的《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和《祈园记图与变文》被记入《敦煌学大辞典》之“敦煌学记年”（P.957）。
1952年，郑振铎视察莫高窟后，提出一个宏大的出版设想，出版180卷《敦煌石窟全集》。1956年，金维诺与翦伯赞、向达、夏鼐、周一良、常书鸿、吴作人、宿白等人均为编委会成员。当时，他年仅32岁。1959年，他曾和文物局张珩同去敦煌、麦积山，参与规划《敦煌石窟全集》和麦积山石窟的修复工程。
1959年，金维诺发表于《文物》第5期的《敦煌窟龛名数考》是关于敦煌石窟的重要著作。那本是敦煌唐代写经残页背后的一张衬裱纸，记着在腊八日遍窟注油燃灯的通知。1931年为吴曼公获得，1959年抄赠给《文物》杂志。金维诺见到，认为很有价值，应该进一步考订。而当时刊物已经发排，金维诺承诺第二天可以交稿。回家后，他对材料细加辨认，凭借几年来对敦煌石窟分布情况的了解和对造像、壁画内容特点的把握，并参考国内外保存的有关经卷、文书上的相关记载，以名数表中的南大像（130窟）、北大像（96窟）为坐标，推定相邻各窟早年的名称和沧桑变化，锁定名数表产生的年代要迟至五代时期而不可能是原先认定的唐代。他硬是用一昼夜功夫写出上万字的考证文章，没有耽误刊物发稿。后来他又进一步撰写了《<敦煌窟龛名数表>补》，收入他的《中国美术史论集》。
金维诺强调研究美术史一定要重视第一手资料。他说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是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有关的碑记、题记等。金维诺每次带学生去石窟寺、庙宇等地实习考察，都强调下去之前，尽可能地摸清有关资料，下去以后便要全力以赴地研究石窟实物及相关的环境背景，而不能一边看实物，一边翻书。在麦积山，我曾见他在第四窟（散花楼）附近专注地辨识上层崖面的一方漫漶的题记，不久便读到他的文章，原来那方题记中有关于麦积山建造崖阁年代的重要史料。
1993年，我们参加钱绍武组织的考察晋南寺观雕塑的活动，一路上金维诺先生非常注意建筑内的碑文资料，我感觉老师的文史研究，一方面是得力于他非凡的颖悟，另一方面与他认真研究那些“第一手资料”有关系。
临危受命
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之后，美学家蔡仪主持美术理论教研室和史论教学工作。1952年，王逊从清华大学调到美院接替蔡仪的工作，并开设中国美术史、艺术批评史等史论课程。
1956年，经文化部批准，由王逊、许幸之、王琦、金维诺等人成立美术史系筹备委员会，定于1957年正式建系并招生。 在美院建立美术史系的意见是由江丰提出的，这与外国的做法有所不同，国内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在美术学院建立美术史系有其不足，也有优长，那就是理论研究便于联系实际，江丰的主张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文化艺术道路的理念有关。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办学模式影响了全国各地的美术学院。按照江丰原先的安排，由王逊任美术史系主任，版画家王琦任系副主任。
1957年秋，我们入学时，在火车站买到《人民日报》，上面赫然登载着江丰成为美术界的“纵火头目”的报道，王逊则被称为“江丰反党集团的军师”。美术史系前程岌岌可危，是金维诺团结系里的老师艰难撑住局面，其实，他自己的处境也难，在运动风暴中，他背着党内的处分。
当时的美术史系是白手起家，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教材，师资不足，能开的课不多。清楚记得的是刘凌沧教绘画课，李斛教素描，杨伯达教博物馆学，吴作人讲过一次水彩课。刘凌沧带我们去故宫绘画馆逐幅讲解古代绘画作品，为我们对民族艺术的感情和日后从事美术史研究打下了基础。第二年，系停办，我们班的同学有的转到校内的绘画系，有的转到北京大学、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所幸，系里的教学班子没有打散，金维诺和老师们还在做着重建美术史系的准备。
首先要抓教材。以前教学用的美术史教材是王逊早先编写的《中国美术史讲义》，需要丰富、补充。“反右”后，王逊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做图书编目工作，回到系里以后，挑起编写美术史教材的重任。他充分研究、吸收当时美术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花一两年精力，写成原始社会和夏商周部分的美术教材，并排印成讲义，以后又写完春秋战国部分。1961年提交给文化部召开的全国美术教材会议。参加那次審稿的专家有夏鼐、苏秉琦、曾昭燏、唐兰、俞剑华、蔡若虹、王朝闻等人。
60年代初，留苏归来的邵大箴、程永江、李得春和常又明等人则着手编写外国美术史。其它课程的教学力量也陆续配齐。
1960年，美术史系（也称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再度正式招生，8月入学。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级体，他们的自治能力也强，之后，又陆续招收两三个班，其中出了不少杰出人材，说起来还得归功于金维诺和系里的老师们。
此刻办系的条件比1957年强多了，但实际上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开学后，金维诺和系里老师花尽心思，从校内外请来最好的老师来系兼课。从社科院近代史所请来刘桂五教中国历史，他上课从来不看教案，对历代史实如数家珍。请来文学家文怀沙、冯其庸教文学。在本校，仍由刘凌沧教绘画，韦启美教素描。王逊、金维诺主讲中国美术史和书画著录课。从北大历史系请来宿白、阎文儒、俞伟超等开的中国考古学成为重点课程。宿白、陈明达教中国古代建筑学和营造法式。
为使学生获得更深厚的文化根基，金维诺还从社会上请来不少权威学者做专题讲座，先后来系讲过课的有考古界的前辈贾兰坡、曹昭燏、郭宝钧，文史学者、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徐邦达、启功等人，有些人是他亲自面请的，例如到西安，他就曾带我去登门拜访过考古学家石兴邦，他也常到王府井文物出版社门市部与张珩约谈。这些教学安排使学生们终生受益。
1962年，金维诺安排美术史系学生到北京西郊法海寺临摹大雄宝殿后壁的二十诸天壁画。他在1959年的《美术研究》第3期发表过考证长文《法海寺壁画帝释梵天图》。临摹活动由刘凌沧指导。在临摹过程中，当时学生薛永年等人在寺外的楞严经幢的碑文上发现了壁画作者的名字。后来，系里举办“我们这一年”学习汇报展览，展出法海寺壁画白描临摹稿，占了好几面墙壁。
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自治能力和教学的初步成果，令金维诺受到鼓舞，他设想自己备一辆车子，利用假期，组织师生到各地石窟寺进行调查，这在当时倒也是应当做的好事，但是他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条件和可能性。正是在此前后，北大阎文儒教授，领受国家任务，率领石窟调查组，行程三万余里，先后三次对全国石窟寺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
1962年，金维诺先生听说北大宿白带学生用方格网测量石窟寺雕塑，就让我和汤池去取经。当年，金先生在带学生去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实习时，让我们用方格网测-@T部分洞窟，并集体对龙门石窟作了全面著录。
金维诺先生一直想去新疆考察石窟。1962年，他计划带我一同去，终未能实现。当时他的身体情况很差，有几次外出考察，都曾出现肠胃大出血，经抢救始转危为安。
两编学报
金维诺前后两次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美术研究》的编务工作。
1957年，中央美术学院与美院华东分院一同筹办学术性刊物《美术研究》季刊，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由于创刊号发出一些有学术份量的稿件，受到美术界重视，印数从9千份上升到1.6万份。
1958年6月，华东分院改为浙江美院后，《美术研究》归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研究室负责。9月，学校调我和同学奚传绩到编辑部工作。次年，调来章书画管行政，编辑事宜实际由金维诺先生负责。每期稿件主要是由他安排，有的是他直接约稿，有的是安排我和奚传绩去约，学院的王琦、常任侠、李桦、叶浅予、刘凌沧、王式廓等先生，院领导陈沛，院外学者唐兰、徐邦达、沈从文（上官碧）、俞剑华等都为刊物提供过稿件。王朝闻的《钟馗不丑》一文原是我记录的他的一次讲座，后来一改再改，其一丝不苟的严谨写作精神使我深受教育。
金维诺先生有次交我一篇来稿，是院内一位老教授执笔的，我稍作文字修改，准备发排。金先生看后对我说，文章没写出作者的水平，以不发为好，不发是对作者的保护，这些话使我永难忘记。
“反右”前江丰院长很重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编写工作，安排李树声到各地做调查研究、收集史料的工作。金维诺主持刊物工作时，很重视近现代美术史的文献资料，让奚传绩到上海等地登门约稿，由吴梦非、姜丹书、许幸之、李桦等写的一些有关美术教育、左翼美术活动等文章，片言只语都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1959年连载的《十年来美术活动年表》是美术史系和民族美术研究所的龚产兴、吴步乃、薄松年等多人辛勤编纂的成果。程永江、佟景韩、钟涵、张同霞、冯湘一等人为刊物提供了外国美术史的译文。 1960年，《美术研究》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转归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只出了一期，被文化部党组决定停刊，第2期稿件本已发排，封面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群雕，内容有《金衣年谱》和民间美术、希腊古代雕塑等，其时还预约了关山月、傅抱石、李可染等人的文章，只得作罢。从1957年创刊到1960年，前后共出了13期。
与《美术研究》同时，还办了一份四开报纸大小的《中央美术学院院刊》，参加过编辑工作的除我与奚传绩之外，还有于紫云、刘千等人。金维诺雄心勃勃地想自己解决印刷问题，调来一位多面手印刷工人徐炳仁，他能刻铅字，有些字典上没有的古字，他也能自己在铅坯上刻出来。购买了铅字、转盘机，开了一个小印刷车间，除排印院刊外，还印过美术史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美术研究》1960年停刊的第2期初版校样也是徐师傅排印的。
《美术研究》于1979年复刊，同时创办了《世界美术》，当时是由金维诺、佟景韩共同负责的。
2018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报刊记者报道纪念活动时，提及改革开放后美院两个刊物说：“《美术研究》复刊后第一期封面便发表了引人嘱目的人体美术作品，另一学报《世界美术》连续刊载了研究介绍西方美术的文章，率先闯AY30年来的艺术禁区”《（中国艺术报》2018年3月28日）。《世界美术》不属于美院学报，后来一度险被停刊。1989年文化部规定一个学校只许办一个刊物，佟景韩在回忆文章中说及当时的情况：金维诺先生急了，要佟景韩一定想办法把刊物保住，情急之下，佟景韩直接写信给文化部长，说明千万不要把《世界美术》这个观察外界、进行中外交流的窗口关闭掉，没想到第三天就有了回音，文化部直接通知佟景韩，部里同意保留《世界美术》。
海外讲学
1970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全体教师员工下放河北磁县东陈村，由1584部队领导。金维诺和大家一起平地、挖水沟、拔麦子、耘田、修稻场，连里把他分配到炊事班，和谭树桐、宋源文、毛凤德、王树村、张润凯等几个系的教师一起做炊事员。那时期，他身体依然不好，随身老带着一大包“表飞鸣”（亦即乳酶生），胃疼时，便抓一把吃。在磁县一直呆到1972年2月，大队转到石家庄，一部分人员被调往有关单位作画、办展览。
1974年，金维诺从干校回到北京，借调到故宫博物院，任绘画部顾问，同时从事绘画馆的重新筹建。
1972年至1973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现东汉大型壁画墓，有壁画46组以上，有很多墨书题榜，但搞不清墓主人是谁。正当人们感到迷茫之际，金维诺从《后汉书》等史传记载曾任护乌桓校尉的几十个人中，综合历史地理环境，运用排除法，推断墓主AN能是东汉末年的公綦（箕）稠，建墓年代约在中平五年（1897）前后。
1977年，中央美术学院各系科恢复原先的建置，金维诺重任美术史系主任，并主持硕士研究生班和师资进修班，他也终于有机会带领学生到新疆考察古代石窟寺遗迹，得偿夙愿。1978年他晋升教授，并由此进入学术盛期。
1978年，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编17卷本的《中国石窟》，金维诺与夏鼐、宿白等人担任此书的中国编委，金维诺为之撰写了《龟兹壁画的艺术成就》《敦煌石窟的艺术成就》《炳灵寺及其在佛教艺术交流中的地位》《麦积山石窟的兴建及其艺术成就》。
金维诺对中国石窟寺艺术、敦煌艺术和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成就，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首肯。到80年代以后，金维诺几番远涉重洋赴海外讲学，进行学术交流，那是他一生之中生活节奏最紧张的时刻。
1980年10月，金维诺应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邀请，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他先后去纽约、密西根、芝加哥、堪萨斯、华盛顿、波士顿、檀香山、洛杉矶等地，在哥伦比亚大學、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讲中国石窟寺艺术，在伯克利大学等校和博物馆讲敦煌艺术、中国早期绘画等，与当地美术史家、博物馆学者、收藏家进行学术交流，也帮助各地博物馆对馆藏中国古代绘画作品进行考察、鉴定。他尽情浏览各地博物馆的珍藏。在华盛顿，他更多的时间是在佛利尔美术馆度过的。佛利尔美术馆以收藏东方艺术文物著称，他去的时候，正举办中国山水画专题陈列，馆长罗覃和东方部主任傅申热情接待了他，并得以在库房阅览了中国敦煌绢画等书画珍藏。
1981年2月，金维诺又去英国参观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等处。3月，转赴巴黎、德国法兰克福、海德堡等地参观，进行学术交流，中途去瑞典访问。5月以后回国，带外国留学生在河北省古代寺观遗址和响堂山等地参观考察，并参加国内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
1987年11月，金维诺又应邀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任路斯基金学者一年。在大型报告会上讲授《中国寺观壁画》。次年3月在旧金山参加亚洲学术讲座会提交《中国佛寺壁画》论文，同年在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讲授《石窟艺术》、《寺院壁画艺术》和《炳灵寺石窟》。后又去日本、韩国及台湾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和讲学。
20世纪80年代后期，金维诺主要精力转向编书和指导博士生治学、研究，在人材培养方面，他特别关注于对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美术史的研究，他着眼的是美术史研究的全局。
盛世修典
在穿梭域外艺术交流的间隙，金维诺先生以巨大精力投注于几项重大美术出版工程的策划、组织。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先后参加《中国美术全集》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是1978年胡乔木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党中央的批准，随即启动，全书共涉及73个学科，历时15年，于1993年全部出齐。其中美术卷共二卷，由艾中信任主任，副主任有金维诺和刘汝醴、邵大箴、华夏。共12分支，320Zi字，于1990年12月出版，有3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大型美术工具书……填补和纠正了以往工具书中的不足和错误”。 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约略同时，1984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四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国美术全集》，共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五个门类，计划出版60卷。如此浩大的出版工程从何着手？金维诺承担了为全集试写先行卷的重任。1988年5月，他完成全集第一卷·试刊本《隋唐五代美术卷》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邵宇等人同去深圳印刷，为全集60卷图书提供了规范。他又主编了《寺观壁画》与《原始社会至战国雕塑》等卷，和《中国壁画全集》中的藏传壁画古格王国壁画、扎塘寺与陀林寺、夏居寺与白居寺、永乐宫壁画等卷。
《中国美术全集》启动不久，学术界就策划一项更大规模的出版工程，编撰《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为了更全面、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中国历代优秀的美术传统，分类全集依然是分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篆刻、建筑艺术五大类，其中包括古代、现代两个部，每类分为若干全集。1986年开始启动，由启功任总编辑，邓力群任总顾问，预计总共300余册。金维诺主编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的以下各卷：（1）《中国藏传壁画全集》（全4卷），1989年至1993年出版。（2）《中国寺观壁画全集》（全7卷），2009年至2011年出版，金维诺主编其中的《元代寺观水陆法绘图》卷（与邵军合编）、《明代寺观水陆法会图》卷。（3）《中国墓室壁画全集》（全5卷），2011年出版。（4）《中国版画全集》（全6卷），2008年N2011年出版，金维诺主编其中《画谱》卷。（5）《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全6卷），2002年出版，金维诺主编《彩绘卷》。（6）《中国寺观雕塑全集》（全5卷），2003年至2006年出版，金维诺主编其中的《早期寺观造像》《辽金元寺观造像》《明清寺观造像》《金铜佛教造像》四卷。此外，他担任编委的還有《中国敦煌壁画全集》（全11卷）和《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全6卷）。
在世纪之交，由金维诺主编，邵大箴、佟景韩、薛永年任副主编，集中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20余位学者编撰完成了20卷本的《世界美术全集》。“这是第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出版的由中国学者编纂完成的《世界美术全集》，因此也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原创性和鲜明学术特色的观察和研究古今中外重大美术现象及美术发展概况的图文资料集成……可惜因为料想不到的困难，未能及时付梓。”《（出版说明》）最后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以在2004年10月出版。金维诺执笔撰写了20卷中的《中国美术·魏晋至隋唐卷》。
1995年，金维诺与罗世平合著《中国宗教美术史》，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未竟之业
进入新世纪，金维诺承担了《中华大典·艺术典》主编的任务。《中华大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是对辛亥革命以前的文化典籍及其整理成果进行的一次带资料性的总结。1990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共922个典，95个分典，全书总字数约7亿。其中艺术典包括书法、音乐、绘画、工艺美术、建筑艺术、戏曲艺术、艺术综合七个分典，预计2200万字。
2003年7月公布的《中华大典实施方案》，指定王朝闻为艺术典主编，2010年完成出书。不幸，王朝闻于2004年11月逝世，大典总主编任继愈将这项工作委托给金维诺。
金维诺随即部署人力，让我做他的助手，邀请叶喆民等人为副主编，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位先生主持戏曲、音乐等分典，又新设了服饰等分典。惜由于各种原因，进展一直缓慢。目前由于岳麓书社编者和多位学者的通力合作，艺术典已完成四个分典，即：戏曲文艺分典、书法分典、陶瓷分典、服饰分典，而不可缺少的绘画、音乐等分典的编撰，却不能不俟诸来日了。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