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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雁门关外的山西古城大同诞生了一位铁血男儿，他将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满腔热血兑现了自己的钢铁誓言：“为人民、社会、国家，就是牺牲了个人，能予社会有万分之一的利益也不枉此一生。”他就是大同城内最早的中共秘密党员，学运、兵运、工运先驱马仲。
传播马列主义，点燃革命火种
马仲，字绍宣，号幼雄，曾化名马俊、赵振江、赵革非、马革非等，1906年2月18日出生于大同一个回族进步家庭。他自幼刻苦向学，立有大志。考入师范学校后，得良师授业，成绩优异。学习之余，主动参与校内外各项进步活动，时刻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五四运动中，马仲和同学们走上大同街头，贴标语、绘漫画、印发传单。游行队伍中，他总是行进在队伍最前列，擎旗、司号、演讲，逐步成长为大同地区著名的学生领袖。1921年，大同筹建学生联合会，时任山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的马仲，被推选为学联籌委会主席暨第一届大同学生联合会主席。1924年，马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联络杨松青（杨德魁、杨秀峰）、曹汝谦、郑足、高应兰等志趣相投的同学，用学校的钢板蜡纸等油印设备，秘密翻印《新青年》《前锋》等红色书刊，并在同学中传阅，把校园和学生会营造成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阵地。
1925年6月初，党组织委派马仲牵头，组织发动大同地区的五卅援沪行动暨声援省港大罢工等革命行动，推举他担任“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总会主席兼对外联络组组长，成为大同地区爱国运动的总指挥。他和后援总会副主席王振翼（王仲一）、张树珊、王振节、王梦樵（王天马），以及杨松青、郑足、高应兰、尹裕仁等热血志士一道，分头联络，组织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多次在大同城内大有仓广场召开民众大会，展示血衣，散发宣言，通电全国，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卑鄙行径;在城内四街游行示威，举办募捐;派出宣讲队和剧团，深入城郊乡村进行宣传和义演，号召各阶层踊跃募捐款物，救济死难同胞家属，将成功募集到的6000多块银元及时汇到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学联，对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给予了有力支援。
在如火如荼的爱国行动中，马仲的胞弟马元和年仅8岁的胞妹马玉梅（马冰清）在他的引领带动下，也投身到爱国热潮中，呐喊助威，参与募捐活动。事后，马仲在日记中深有感触地回顾道：“民国十四年的今天，正是哀声遍野、呼叫连天的五卅惨案，我中华民众们轰轰烈烈举行着爱国运动呢！那时我刚二十岁，在三师校里四年级读书。当时在这个怒潮中，故乡的农、工、商、学、兵组织了一个‘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我以小有聪明及好动故，被选为总会主席。除综理一切会内事务外，还要接见各地来同的宣传委员和代表，早六点钟起，夜十二点钟为止，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顾不了其余的事，最可笑的连自己吃饭都弄的忘掉了。”
大同地区声势浩大的爱国援沪行动，直接促成了中共大同铁路工人党支部的创立，为日后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令统治当局怕得要命，1926年元旦前后，反动当局在全城张贴布告，密布警宪，缉捕马仲。
播撒红色火种
白色恐怖下，马仲被迫出走绥远。1926年初夏，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马仲先后奔赴萨拉齐、包头、归绥、五原、张垣、北平、天津、泰安、太原、平地泉、丰镇等北方10多个地区开展学运、兵运和工农运动。其间，他把握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唤醒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走上革命征途，曾多次组织革命暴动。
1927年，打入绥远军中的马仲，利用发放护照和路条之便，机智地掩护革命人士通过秘密红色交通线往来于中苏之间。1928年春，秘密策动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骑兵独立第二旅第三十团兵变。1931年夏秋，在太原酝酿策动山西军官教导团中下级军官举行革命暴动，因山西特委负责人丁楚源被捕变节，行动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成立抗日义勇军训练所，马仲被抽调担任军事及政治教官，主讲军事常识和时事政治。他鼓励学员们投笔从戎，参加反帝救国行动。冒着被捕的风险，他数次趁夜潜入太原华闻晚报社，将大量抗日宣传品投向报社舞池。他还多次以“汇川”“铁汉”“冷风”等笔名，向《大公报》《时代日报》《生活周刊》等报刊投寄稿件，撰文激励国人自尊、自强、自立。
翻览马仲在1932年5月8日始写的《语痕》第六册，有下面一段文字，言之凿凿、感人至深。对国情的剖析一针见血，就时局的展望可谓一叶知秋：
原来日本的对华侵略是很有步骤的，第一是攫夺朝鲜，第二是侵占满蒙，第三是把持华北各省及沿海一带，第四是择营中国南部。如今第一、第二两步在日俄战后就已达到目的，现在正做第三步。济南惨案，是他第三步工作的露骨的表现。可怜我们中国已经当着这样一个危险的时期了！至于日本侵占中国的方略，亦可分为两头说：第一是利用中国的分裂，第二是勾结中国军阀。中国内部分裂便不能一致对外，于是它便可应用诡计阴谋了。勾结了军阀以后则便可夺取中国权利了。因军阀势力行将崩溃时，一定是乞怜于帝国主义。这时它便可乘机诱胁，缔结不平等条约。军阀为保持自己地位计，便一一屈服甘心卖国！照过去的几十年历史看来，中日国交实在没有对等的可能。所谓“共存，并荣”完全是欺骗软化中国人民的高调。几乎可以武断地说：“如果他们生了，我们便免不了死！”
1933年，马仲利用给绥远警备司令兼陆军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充任副官和中校参谋的机会，策动驻防绥远的陆军七十师爱国兵士脱离反动阵营。10月，马仲遭通缉撤离绥远。是年底到次年春，他多次秘密搭乘列车往来于北京、张垣、包头、商都、平地泉等地，与各地同志秘密接头，开展工农运动和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此前后，曾多次与在晋绥一带从事商务活动的宁夏回族进步人士马怀蔺接触，引导其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走革命道路。1934年1月，他们扮成商人，以经营清真食品、火柴、布匹、蜡烛等生意为名，进到绥远平地泉、商都等地，收编散居的地方武装和出身贫苦家庭的散兵，顺势进到包头城北大仙庙梁31号附近，联络孙殿英部中共秘密党员韩致祥和进步兵士策反孙军，组建革命队伍。二三月间，马仲、韩致祥等人遭通缉，计划随之取消。 艰难的革命斗争使马仲愈挫愈奋，斗志更坚。他说：“只要心还在跳动，就不能终止奋斗。这个信念在我们心上是生了根的，现在不过是暴风雨，谁都知道暴风雨过后必有朗朗的晴空。我们相信总会有我们的时代到来，正如相信明早一定要出太阳那样坚确。”
1934年春，马仲改名换姓再度潜入绥远，在丰镇县立第三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组织丰镇等地师生及丰镇旅平同学会中的返丰人员闹学潮，传信息，出版油印宣传品。到次年秋，他再次遭到当局悬赏通缉，只好速速离绥。几经辗转，安抵山西五台县。他先后密宿于台怀镇和太原市的姑丈家。这一阶段，他经常不分昼夜地深入工矿、学校，宣传并动员工人和学生参加抗日团体。牺盟会成立后，他深入太原、忻县、朔县一带的县乡、工厂、学校，并在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9月，他参加筹组山西新軍工卫总队，兼任供给部主任，随军征战于岢岚、交城、岚县、文水、五寨、临县、汾阳、离石等地。所到之处，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输送扩充兵员。为强化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他运用所学军事知识，汲取并借鉴国外经验，土洋结合，潜心译编了《步兵德式操典》，用于部队的实战训练。战斗间隙，他还担任夜校和午校教员，培训驻地和邻近县乡贫苦出身的青年，选派他们充实基层干部队伍。据陕西省公安系统离休老干部任述英（旭枫）老人回忆：“我就是那个时期在他的启发引领下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工卫旅开办的夜校、午校里读书、识字，学到了许多知识，后来我还担任了晋绥干部子弟学校的教员。”
致力边区建设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马仲随军转战到晋西北兴县蔡家崖。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马仲担任行署总会计师。这一时期，他凭借丰富的财会知识，把行署财务工作做得可圈可点，得到续范亭主任的认可。1940年底到1941年初，行署举办财会干部快训班时，续范亭亲自指定马仲给大家授课。
财会班培训刚结束，他又兼任抗战学院干部班和师范班讲师，为根据地培养紧缺人才和后备干部。秋收季节里，白天他与学员们一道抢收粮食，防止敌人抢粮，夜里伏案编写教材和教案，为报刊撰写稿件。遇到日军偷袭和“扫荡”，则及时组织学员转移。与此同时，还悉心襄助西北农民银行行长刘少白经营边区农民银行，消灭杂币、肃清伪钞，提高西北农币使用率，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极大地满足了军事斗争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和晋西北抗日军民的供给。此外，他还为边区财政和民教工作制订和完善了一系列相应法规。马仲席不暇暖的工作作风，为战友和同志们所钦佩。抗战学院学生、曾任中共雁北师院党委书记的解凤喜回忆道：“赵老师（指马仲）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他经常和我们一起谈心，问寒问暖，说说笑笑，学员们一点也不拘束。一年冬季，赵老师见我冻得直流鼻涕，就把他的棉帽摘下给我戴在头上，还拍着我的肩膀一再叮嘱，现在条件这样艰苦，可一定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啊！以后，我回到家乡一带搞地下工作，还时时想着赵老师的模样……”
魂归雁北故地
1944年底至1945年春夏，根据革命斗争需要，马仲到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和晋绥中央分局城市工作部专事秘密工作。日本投降前夕，为夺取抗日战场的绝对主动权，捍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组织上考虑选派一名既有丰富敌区工作经验，又熟悉当地情况，且具备相当社会声望的边区高级干部赶赴待解放区指导开辟工作。这样，马仲按照中央安排，以晋绥分局国军工作部和晋绥军区回民司令部（晋绥回民支队）负责人的双重身份，率领一支轻骑队深入雁门、绥蒙地区，指导城市工作，兼做国民党高层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配合主力部队收复归绥、解放大同。
1945年10月，马仲亲往左云县城向分局和军区有关领导详细汇报大同的情况，并对大同的对敌斗争形势作了细致的分析和评估。是月中旬，在左云县召开的收复归绥、解放大同动员大会上，马仲在发言中进一步向与会指战员介绍了大同方面的具体情况。此后，他按照上级部署与中共雁门区党委、绥蒙区党委及城工部和五地委相关负责同志密切配合，开展对敌斗争;先后派出敌工干部马启禹、贺三连、许剑宝、李福元、李义等同志，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敌方内部，侦察敌情、分化敌军，为晋绥、晋察冀野战部队联合发起晋北战役、攻克大同创造条件，扫除障碍。
马仲在绥蒙、雁门及大同周边区域活动的近700个日日夜夜里，怀着对家乡的挚爱，充分利用人熟地熟、关系众多的优势，辗转奔波于白马城、龙探头、高山、鹅毛口、常流水、黑流水、盘道、上下窝寨、马家会、丰镇、平地泉、左云、右玉、怀仁、宁武、朔县（今朔城区）、井坪、窝窝会等方圆数百里地区，顽强奋战在收复归绥、解放大同的对敌斗争前沿。 1946年8月，马仲成功策反驻防大同城北的国民党海福龙将军率部起义。海福龙率部起义，对大同守军是严重打击，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1946年9月解放军撤围大同后，上级决定马仲继续留任晋绥分局国军工作部部长，在分局直接领导下负责做国民党高级俘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的思想感化和教育工作。他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说服、规劝被俘国民党高官瓦解和策反国民党守军工作。这一时期，他为此后和平解放大同做了大量铺垫工作。1947年冬，马仲蒙冤牺牲在他曾经工作和战斗的土地上，年仅41岁。
历史风云消散，情怀长存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深入人心。1984年，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各方通力协作，马仲冤案终得昭雪。
（责编 仲艳妮）
传播马列主义，点燃革命火种
马仲，字绍宣，号幼雄，曾化名马俊、赵振江、赵革非、马革非等，1906年2月18日出生于大同一个回族进步家庭。他自幼刻苦向学，立有大志。考入师范学校后，得良师授业，成绩优异。学习之余，主动参与校内外各项进步活动，时刻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五四运动中，马仲和同学们走上大同街头，贴标语、绘漫画、印发传单。游行队伍中，他总是行进在队伍最前列，擎旗、司号、演讲，逐步成长为大同地区著名的学生领袖。1921年，大同筹建学生联合会，时任山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的马仲，被推选为学联籌委会主席暨第一届大同学生联合会主席。1924年，马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联络杨松青（杨德魁、杨秀峰）、曹汝谦、郑足、高应兰等志趣相投的同学，用学校的钢板蜡纸等油印设备，秘密翻印《新青年》《前锋》等红色书刊，并在同学中传阅，把校园和学生会营造成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宣传阵地。
1925年6月初，党组织委派马仲牵头，组织发动大同地区的五卅援沪行动暨声援省港大罢工等革命行动，推举他担任“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总会主席兼对外联络组组长，成为大同地区爱国运动的总指挥。他和后援总会副主席王振翼（王仲一）、张树珊、王振节、王梦樵（王天马），以及杨松青、郑足、高应兰、尹裕仁等热血志士一道，分头联络，组织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多次在大同城内大有仓广场召开民众大会，展示血衣，散发宣言，通电全国，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卑鄙行径;在城内四街游行示威，举办募捐;派出宣讲队和剧团，深入城郊乡村进行宣传和义演，号召各阶层踊跃募捐款物，救济死难同胞家属，将成功募集到的6000多块银元及时汇到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学联，对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给予了有力支援。
在如火如荼的爱国行动中，马仲的胞弟马元和年仅8岁的胞妹马玉梅（马冰清）在他的引领带动下，也投身到爱国热潮中，呐喊助威，参与募捐活动。事后，马仲在日记中深有感触地回顾道：“民国十四年的今天，正是哀声遍野、呼叫连天的五卅惨案，我中华民众们轰轰烈烈举行着爱国运动呢！那时我刚二十岁，在三师校里四年级读书。当时在这个怒潮中，故乡的农、工、商、学、兵组织了一个‘大同各界沪案后援联合会’，我以小有聪明及好动故，被选为总会主席。除综理一切会内事务外，还要接见各地来同的宣传委员和代表，早六点钟起，夜十二点钟为止，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顾不了其余的事，最可笑的连自己吃饭都弄的忘掉了。”
大同地区声势浩大的爱国援沪行动，直接促成了中共大同铁路工人党支部的创立，为日后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令统治当局怕得要命，1926年元旦前后，反动当局在全城张贴布告，密布警宪，缉捕马仲。
播撒红色火种
白色恐怖下，马仲被迫出走绥远。1926年初夏，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马仲先后奔赴萨拉齐、包头、归绥、五原、张垣、北平、天津、泰安、太原、平地泉、丰镇等北方10多个地区开展学运、兵运和工农运动。其间，他把握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唤醒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走上革命征途，曾多次组织革命暴动。
1927年，打入绥远军中的马仲，利用发放护照和路条之便，机智地掩护革命人士通过秘密红色交通线往来于中苏之间。1928年春，秘密策动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骑兵独立第二旅第三十团兵变。1931年夏秋，在太原酝酿策动山西军官教导团中下级军官举行革命暴动，因山西特委负责人丁楚源被捕变节，行动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成立抗日义勇军训练所，马仲被抽调担任军事及政治教官，主讲军事常识和时事政治。他鼓励学员们投笔从戎，参加反帝救国行动。冒着被捕的风险，他数次趁夜潜入太原华闻晚报社，将大量抗日宣传品投向报社舞池。他还多次以“汇川”“铁汉”“冷风”等笔名，向《大公报》《时代日报》《生活周刊》等报刊投寄稿件，撰文激励国人自尊、自强、自立。
翻览马仲在1932年5月8日始写的《语痕》第六册，有下面一段文字，言之凿凿、感人至深。对国情的剖析一针见血，就时局的展望可谓一叶知秋：
原来日本的对华侵略是很有步骤的，第一是攫夺朝鲜，第二是侵占满蒙，第三是把持华北各省及沿海一带，第四是择营中国南部。如今第一、第二两步在日俄战后就已达到目的，现在正做第三步。济南惨案，是他第三步工作的露骨的表现。可怜我们中国已经当着这样一个危险的时期了！至于日本侵占中国的方略，亦可分为两头说：第一是利用中国的分裂，第二是勾结中国军阀。中国内部分裂便不能一致对外，于是它便可应用诡计阴谋了。勾结了军阀以后则便可夺取中国权利了。因军阀势力行将崩溃时，一定是乞怜于帝国主义。这时它便可乘机诱胁，缔结不平等条约。军阀为保持自己地位计，便一一屈服甘心卖国！照过去的几十年历史看来，中日国交实在没有对等的可能。所谓“共存，并荣”完全是欺骗软化中国人民的高调。几乎可以武断地说：“如果他们生了，我们便免不了死！”
1933年，马仲利用给绥远警备司令兼陆军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充任副官和中校参谋的机会，策动驻防绥远的陆军七十师爱国兵士脱离反动阵营。10月，马仲遭通缉撤离绥远。是年底到次年春，他多次秘密搭乘列车往来于北京、张垣、包头、商都、平地泉等地，与各地同志秘密接头，开展工农运动和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此前后，曾多次与在晋绥一带从事商务活动的宁夏回族进步人士马怀蔺接触，引导其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走革命道路。1934年1月，他们扮成商人，以经营清真食品、火柴、布匹、蜡烛等生意为名，进到绥远平地泉、商都等地，收编散居的地方武装和出身贫苦家庭的散兵，顺势进到包头城北大仙庙梁31号附近，联络孙殿英部中共秘密党员韩致祥和进步兵士策反孙军，组建革命队伍。二三月间，马仲、韩致祥等人遭通缉，计划随之取消。 艰难的革命斗争使马仲愈挫愈奋，斗志更坚。他说：“只要心还在跳动，就不能终止奋斗。这个信念在我们心上是生了根的，现在不过是暴风雨，谁都知道暴风雨过后必有朗朗的晴空。我们相信总会有我们的时代到来，正如相信明早一定要出太阳那样坚确。”
1934年春，马仲改名换姓再度潜入绥远，在丰镇县立第三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组织丰镇等地师生及丰镇旅平同学会中的返丰人员闹学潮，传信息，出版油印宣传品。到次年秋，他再次遭到当局悬赏通缉，只好速速离绥。几经辗转，安抵山西五台县。他先后密宿于台怀镇和太原市的姑丈家。这一阶段，他经常不分昼夜地深入工矿、学校，宣传并动员工人和学生参加抗日团体。牺盟会成立后，他深入太原、忻县、朔县一带的县乡、工厂、学校，并在冀（河北）台（五台）砂（砂河）公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9月，他参加筹组山西新軍工卫总队，兼任供给部主任，随军征战于岢岚、交城、岚县、文水、五寨、临县、汾阳、离石等地。所到之处，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输送扩充兵员。为强化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他运用所学军事知识，汲取并借鉴国外经验，土洋结合，潜心译编了《步兵德式操典》，用于部队的实战训练。战斗间隙，他还担任夜校和午校教员，培训驻地和邻近县乡贫苦出身的青年，选派他们充实基层干部队伍。据陕西省公安系统离休老干部任述英（旭枫）老人回忆：“我就是那个时期在他的启发引领下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工卫旅开办的夜校、午校里读书、识字，学到了许多知识，后来我还担任了晋绥干部子弟学校的教员。”
致力边区建设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发生，马仲随军转战到晋西北兴县蔡家崖。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马仲担任行署总会计师。这一时期，他凭借丰富的财会知识，把行署财务工作做得可圈可点，得到续范亭主任的认可。1940年底到1941年初，行署举办财会干部快训班时，续范亭亲自指定马仲给大家授课。
财会班培训刚结束，他又兼任抗战学院干部班和师范班讲师，为根据地培养紧缺人才和后备干部。秋收季节里，白天他与学员们一道抢收粮食，防止敌人抢粮，夜里伏案编写教材和教案，为报刊撰写稿件。遇到日军偷袭和“扫荡”，则及时组织学员转移。与此同时，还悉心襄助西北农民银行行长刘少白经营边区农民银行，消灭杂币、肃清伪钞，提高西北农币使用率，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将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极大地满足了军事斗争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和晋西北抗日军民的供给。此外，他还为边区财政和民教工作制订和完善了一系列相应法规。马仲席不暇暖的工作作风，为战友和同志们所钦佩。抗战学院学生、曾任中共雁北师院党委书记的解凤喜回忆道：“赵老师（指马仲）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他经常和我们一起谈心，问寒问暖，说说笑笑，学员们一点也不拘束。一年冬季，赵老师见我冻得直流鼻涕，就把他的棉帽摘下给我戴在头上，还拍着我的肩膀一再叮嘱，现在条件这样艰苦，可一定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啊！以后，我回到家乡一带搞地下工作，还时时想着赵老师的模样……”
魂归雁北故地
1944年底至1945年春夏，根据革命斗争需要，马仲到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和晋绥中央分局城市工作部专事秘密工作。日本投降前夕，为夺取抗日战场的绝对主动权，捍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组织上考虑选派一名既有丰富敌区工作经验，又熟悉当地情况，且具备相当社会声望的边区高级干部赶赴待解放区指导开辟工作。这样，马仲按照中央安排，以晋绥分局国军工作部和晋绥军区回民司令部（晋绥回民支队）负责人的双重身份，率领一支轻骑队深入雁门、绥蒙地区，指导城市工作，兼做国民党高层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配合主力部队收复归绥、解放大同。
1945年10月，马仲亲往左云县城向分局和军区有关领导详细汇报大同的情况，并对大同的对敌斗争形势作了细致的分析和评估。是月中旬，在左云县召开的收复归绥、解放大同动员大会上，马仲在发言中进一步向与会指战员介绍了大同方面的具体情况。此后，他按照上级部署与中共雁门区党委、绥蒙区党委及城工部和五地委相关负责同志密切配合，开展对敌斗争;先后派出敌工干部马启禹、贺三连、许剑宝、李福元、李义等同志，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敌方内部，侦察敌情、分化敌军，为晋绥、晋察冀野战部队联合发起晋北战役、攻克大同创造条件，扫除障碍。
马仲在绥蒙、雁门及大同周边区域活动的近700个日日夜夜里，怀着对家乡的挚爱，充分利用人熟地熟、关系众多的优势，辗转奔波于白马城、龙探头、高山、鹅毛口、常流水、黑流水、盘道、上下窝寨、马家会、丰镇、平地泉、左云、右玉、怀仁、宁武、朔县（今朔城区）、井坪、窝窝会等方圆数百里地区，顽强奋战在收复归绥、解放大同的对敌斗争前沿。 1946年8月，马仲成功策反驻防大同城北的国民党海福龙将军率部起义。海福龙率部起义，对大同守军是严重打击，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1946年9月解放军撤围大同后，上级决定马仲继续留任晋绥分局国军工作部部长，在分局直接领导下负责做国民党高级俘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的思想感化和教育工作。他一丝不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说服、规劝被俘国民党高官瓦解和策反国民党守军工作。这一时期，他为此后和平解放大同做了大量铺垫工作。1947年冬，马仲蒙冤牺牲在他曾经工作和战斗的土地上，年仅41岁。
历史风云消散，情怀长存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温暖千家万户，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深入人心。1984年，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各方通力协作，马仲冤案终得昭雪。
（责编 仲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