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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作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①，具有来源广泛、内容丰富的特点，它自然地产生于每个组织或个人的活动中，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和非系统性。同时，档案又具有原始记录性，要求真实、系统地记录事物的原始特征。这就为档案的收集和管理带来了困难，这种困难的最直接表现就在于档案的分类和检索。
档案分类标准体系之窘境
档案分类总是依据一定的标准体系，分类标准体系是所有档案工作的基础。然而分类标准体系本身的类目确定是颇具争议的问题，因为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汇来涵盖所代表的档案的全部内涵和外延。在档案类别的划分中，粒度标准的确定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粒度划分过粗（即类目数量过少）、过浅（即类别层次过少），会使大量档案归为一类，达不到“分而治之”的效果②。而类别过细过深，又会使归类工作复杂化而影响效率。对于有限的枚举类目，总是不能完全地涵盖所有档案的归属范围，于是会用“综合”、“其他”之类的类目来弥补。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归于“综合”、“其他”类目中的档案实际上处于无以归类的境地。又有一些档案，既可归入此类，又可归入彼类，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最后根据个人的喜好和认识，随机地归入其中一类，造成了具有相似内容的档案的归类异构问题。
另一方面，分类标准体系是按照档案属性的重要程度形成一定的属性层次架构。不同的属性排列次序会产生不同的分类标准体系，而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体系来组织和管理档案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分类结果和管理效率。例如，建筑部门在进行桥梁档案的分类时有“用途”、“结构”和“材料”等多种属性依据。按照“用途”桥梁可分为人行桥、公路桥、铁路桥等；按照“结构”可分为梁式桥、拱式桥、斜拉桥、立交桥等；按照“材料”可分为木桥、石桥、混凝土桥、钢桥等。而任何一个具体的桥都分别属于上述三种属性中的某一类，于是就出现了三个属性在分类标准中的优先次序问题。不同的优先次序排列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分类结果。而对于分类后的档案检索，则根据检索的关注点不同会有不同的效率。按照用途、结构、材料的次序分类的档案，对于针对用途属性而进行的检索最有利，而对于针对材料属性进行的检索就明显效率低下。而不同人由于其兴趣点的不同，总是偏好其中的某种优先次序而排斥其他种类的优先次序。不同领域的人群对于属性优先次序一般来说也是不同的。作为统一的分类标准，最后只能选择折中的解决方案。中国档案分类法就是这种折中的结果。
中国档案分类法由于要顾及各方各面的需求，因此非常注重完整性、系统性和全局性。但对于局部需求，特别是机构规模较小的情况，其约束能力十分有限，或者说效率较低。因此在国家档案分类标准指南中，对辅助表——综合复分表的应用就特别说明：“本表适用于主表的任何一级类目，但各馆、室可结合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例如可规定到四级、五级，或在主表部分类目下重点使用，或选择本表的部分类目使用。”主表的统一性和辅表的灵活性为档案管理带来了方便，但也为档案的统一管理和广泛利用设置了障碍。特别是在信息化大趋势下，档案信息的整合和共享越来越成为档案管理的重要任务时，档案分类异构性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档案管理信息化使我们面临这种挑战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遇。
档案分类之历史主义方法与逻辑主义方法比较
档案分类曾出现过两种方法论倾向，即历史主义方法和逻辑主义方法。所谓历史主义的方法，是指从客观世界的现实存在状态出发，在承认和接受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全面、统一、综合地组织和管理档案。档案分类方法中的来源原则、历史时间原则就是历史主义方法的具体体现。所谓逻辑主义的方法，是从事物的抽象性质、特点、因果关系、必然联系等角度入手，运用归纳、概括、分类等逻辑手段对档案进行组织和管理。比较而言，历史主义更注重揭示事物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系统性，而逻辑主义则更注重剖析事物的细微特征。不论历史主义方法还是逻辑主义方法，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分类。而任何分类都会对普遍联系的客观事物的关系进行割裂，而这种割裂自然地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因此我们说历史主义方法和逻辑主义方法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是否揭示和维护客观事物的联系，而在于它们揭示和维护客观事物联系的性能。对于档案分类，很难说哪种分类方法更重要，但根据具体情况二者的应用效果确实存在区别。
档案管理可以归结为档案实体管理和档案内容管理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档案实体管理，就无从谈起档案内容的管理，因为档案内容承载于档案实体之上。档案实体消失了，档案内容将无从考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档案实体管理是维护档案“原始记录”属性的根本方法，档案实体管理要尽可能地保证档案实体及其关系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因此，历史主义方法对于档案实体分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档案工作领域的实体分类法，基本上遵循了历史主义方法论体系。其中的全宗原则、来源原则、历史时间原则等就是最直接的体现。这些原则使得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组织趋于简单化，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只要档案实体仍然出现，历史主义的方法体系就不会过时。
对于档案内容管理，逻辑主义的方法论体系明显具有优势。因为档案内容纷繁复杂，而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利用，如何高效地从复杂纷乱的海量档案内容中迅速提取出需要的片断，是对档案管理的挑战。特别是在信息膨胀、档案数量加速度增长的信息时代，档案内容的检索，成为档案管理领域最具挑战性的课题。逻辑主义方法从事物的抽象特征出发进行档案分类，分类体系本身就体现了档案内容间的关系，同时又赋予人们从多个角度把握档案的能力。逻辑主义方法可能肢解档案实体，但正是这种肢解，使得档案内容片断化和知识化，为档案的高效检索奠定了基础。我国档案领域的信息分类法，总体来说就是逻辑主义方法的具体应用。我国现行的《中国档案分类法》虽然更加倾向于逻辑主义方法，但也不乏历史主义方法的因素，比如其中的全宗原则、来源原则、历史时间原则等。当然基于科学分类法而构建的宏观架构，仍然体现了逻辑主义方法论的倾向。
档案实体分类法更能够维护档案的“原始记录”这一本质属性，而档案信息分类法则有利于提高档案内容的管理和利用效率。信息化的高速推进，无纸化办公的逐渐展开，使得档案实体的管理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档案信息化使得原来档案内容依附于档案实体的定式发生了变化，因为无纸化办公产生的档案本身就是数字形式的，这种数字形式的档案其载体变得更加不确定。我们已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档案载体的考证来求证档案内容的“原始记录”属性。假设人类社会能够进入无纸化办公的时代，那么档案实体管理还是那么必要或重要吗？我们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无纸化办公时代，历史上形成的纸质档案实体本身将会成为历史见证物被千方百计地保存下去，而且其价值会像文物一样迅速提升。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预言在无纸化办公的时代，谁能更有效地保护纸质档案实体使其更晚消失，将是档案管理能力的体现。当然，在无纸化办公的时代，档案本身的内涵是会发生变异，这里不做更多的猜想。但无论如何，这是对档案管理工作的一个巨大挑战。
当前我们处于一个纸质档案和数字形式档案并行的“双套制”时代。档案实体和档案内容的管理同等重要。我们既要保证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不被破坏，同时又要努力争取更高的效率。因此很难用任何单一的方法得到两个方面的效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档案分类方法进行深入的剖析，总结各种方法的优劣特征，以便重构一种全新的档案分类思路。
信息环境中的档案组织和管理
不论是实体分类还是信息分类，档案必须进行保存和管理。档案的保存和管理必须要有一定的空间。档案实体需要进行排架，而数字形式的档案也需要在特定载体中开辟一定的存储空间。数字形式档案所占据的存储空间一般来说被称为物理空间，但是物理空间对于数字形式档案的管理来说意义不是很直接。对数字形式档案管理更具意义的是逻辑空间的概念。所谓逻辑空间是一种以信息技术表达的虚拟空间。逻辑空间中数字形式的档案与物理空间中档案实体具有相似的处理形式。因此，从空间认知角度，可以将档案实体和数字形式档案置于统一的空间维度场中进行讨论。
所谓维度，是指决定档案实体排架位置、决定数字形式档案在逻辑空间中存放位置的各种要素。例如档案实体的排架位置主要是由档案的形成年代、归档单位、载体形式、所属类别等要素决定的。从认知空间角度考虑，我们可以将这些要素视做分类空间中的维度，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档案分类维度场③。任何档案都将置身于此维度场中并占据一定的位置点，而其分类也将受各维度的辐射和影响。综合分析档案的排架、分类、检索和知识管理等行为，可以从认知空间角度分别抽象为：排架空间、分类空间、检索空间和知识空间，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我们知道，不管档案以什么样的方案为分类依据，最后总要进行排架，而排架就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逐次上架，这样形成的档案实体存放空间，实际上是一个一维的线性空间。尽管在上架前要对档案进行总体分类，但上架后的档案仍然是按照这种一维线性方式排列。不同的分类属性均被压入这个一维的线性空间中。为了补卷、插卷的方便，人们在不同的分类队列后预留一定的物理空间，这似乎实现了档案的多维分类，但档案的实际排放形式仍然保持一维线性特征。相对于排架空间，档案的分类空间是一个多维虚拟空间，它是以许多分类属性为维度构成的维度空间，每一个分类属性就是该空间的一个维度。分类操作后进行排架的过程就是将多维的分类空间映射到一维的排架空间的过程，许多属性维被压缩为一维排架空间中的线段，整个一维线性排架空间就是由这些线段串联形成。理论上说，线段也可以无限切分，表现在排架空间中即是线段的预留空间可以无限增长，我们可以通过移架、插架等方式来体现这种无限切分特性。排架空间对档案组织的局限性在于某一具体的档案只能归于惟一的类进行排架，而它在排架空间中也有且仅有一个特定的位置。这对于那些既可归入此类又可归入彼类的档案，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不同的人进行分类和排架，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排架结果，而这种结果为传统检索方式带来了沉重负担。多维分类空间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虚拟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中，某一档案的逻辑位置将由多个属性来决定。这一特征解决了某一具体档案既可归入此类又可归入彼类的困难。因为在多维虚拟分类空间中该档案既受此属性维所控制，同时又受彼属性维所控制。档案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可以通过属性间的多种联系而得到体现。比如在分类空间中存在保管期限和密级两个维度，某一档案按保管期限划分属于永久类，而按密级划分属秘密类。如果该档案按这两个属性进行排架，只能将其归入其中一类上架占位。而如果在分类空间中，它可同时投影在保管期限和密级两个维度上，分别拥有一定的坐标值，相当于在两个属性类别中都占据相应的位置。除了分类空间外，检索空间是根据人们对档案检索需求的特征而形成的虚拟维度场，其中每个维度代表了人们检索档案时的关键要素，比如形成时间、载体类别等等。检索空间的特点在于它的维度不确定性。这是由于检索需求反映的是人类的主观意识，不同人检索档案的关注点不同，就意味着其所构建起的检索空间维度要素组成也不同。但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能相对准确地表达人类真正的极具个性的检索意图。很明显，检索空间对于档案的分类和组织没有太多的帮助，因为它主要是从档案的利用目的出发构建的检索模型，而档案利用和档案组织的原则是不同的。更加贴近利用目的的是知识空间。知识空间是在档案信息分类基础上，根据档案内容的知识特征而构建的概念空间，它具有更高的抽象性。我们可以将档案内容在知识空间中进行知识化，并随机地合理重组，形成新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以档案内容知识点为核心组成要素，它对于档案信息知识化管理和决策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档案信息的知识化管理，也是档案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档案的实体分类和信息分类，按照信息环境中档案组织和管理的特征，用属性维度场观点统一起来。对档案实体仍然按照一维线性空间方式进行组织，而对于档案内容，则可在保证其与档案实体的有机联系前提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的特征和优势，实现与档案实体管理的分离。档案内容还可以进一步实施知识化处理，以实现知识化管理，为决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档案信息知识化管理是信息环境下档案编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将档案实体分类和信息分类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可以简单而切实地保证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手段的优势，提高了档案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即便档案实体随着信息化推进而发生了变异（不以纸张为载体），但我们仍然可以按照来源原则、时间原则等进行整理、归类和排架，以保证档案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正好体现了淡化整理，细化检索的原则。
参考文献：
1、丁振宇：《档案管理工作标准与档案分类法操作指南》，吉林音像出版社，2003年7月版。
2、张辑哲：《档案管理中的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档案工作》1992年第8期。
3、李海军等：《高校档案信息化之维度空间讨论》，《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1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档案馆
档案分类标准体系之窘境
档案分类总是依据一定的标准体系，分类标准体系是所有档案工作的基础。然而分类标准体系本身的类目确定是颇具争议的问题，因为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汇来涵盖所代表的档案的全部内涵和外延。在档案类别的划分中，粒度标准的确定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粒度划分过粗（即类目数量过少）、过浅（即类别层次过少），会使大量档案归为一类，达不到“分而治之”的效果②。而类别过细过深，又会使归类工作复杂化而影响效率。对于有限的枚举类目，总是不能完全地涵盖所有档案的归属范围，于是会用“综合”、“其他”之类的类目来弥补。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归于“综合”、“其他”类目中的档案实际上处于无以归类的境地。又有一些档案，既可归入此类，又可归入彼类，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最后根据个人的喜好和认识，随机地归入其中一类，造成了具有相似内容的档案的归类异构问题。
另一方面，分类标准体系是按照档案属性的重要程度形成一定的属性层次架构。不同的属性排列次序会产生不同的分类标准体系，而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体系来组织和管理档案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分类结果和管理效率。例如，建筑部门在进行桥梁档案的分类时有“用途”、“结构”和“材料”等多种属性依据。按照“用途”桥梁可分为人行桥、公路桥、铁路桥等；按照“结构”可分为梁式桥、拱式桥、斜拉桥、立交桥等；按照“材料”可分为木桥、石桥、混凝土桥、钢桥等。而任何一个具体的桥都分别属于上述三种属性中的某一类，于是就出现了三个属性在分类标准中的优先次序问题。不同的优先次序排列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分类结果。而对于分类后的档案检索，则根据检索的关注点不同会有不同的效率。按照用途、结构、材料的次序分类的档案，对于针对用途属性而进行的检索最有利，而对于针对材料属性进行的检索就明显效率低下。而不同人由于其兴趣点的不同，总是偏好其中的某种优先次序而排斥其他种类的优先次序。不同领域的人群对于属性优先次序一般来说也是不同的。作为统一的分类标准，最后只能选择折中的解决方案。中国档案分类法就是这种折中的结果。
中国档案分类法由于要顾及各方各面的需求，因此非常注重完整性、系统性和全局性。但对于局部需求，特别是机构规模较小的情况，其约束能力十分有限，或者说效率较低。因此在国家档案分类标准指南中，对辅助表——综合复分表的应用就特别说明：“本表适用于主表的任何一级类目，但各馆、室可结合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例如可规定到四级、五级，或在主表部分类目下重点使用，或选择本表的部分类目使用。”主表的统一性和辅表的灵活性为档案管理带来了方便，但也为档案的统一管理和广泛利用设置了障碍。特别是在信息化大趋势下，档案信息的整合和共享越来越成为档案管理的重要任务时，档案分类异构性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档案管理信息化使我们面临这种挑战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遇。
档案分类之历史主义方法与逻辑主义方法比较
档案分类曾出现过两种方法论倾向，即历史主义方法和逻辑主义方法。所谓历史主义的方法，是指从客观世界的现实存在状态出发，在承认和接受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全面、统一、综合地组织和管理档案。档案分类方法中的来源原则、历史时间原则就是历史主义方法的具体体现。所谓逻辑主义的方法，是从事物的抽象性质、特点、因果关系、必然联系等角度入手，运用归纳、概括、分类等逻辑手段对档案进行组织和管理。比较而言，历史主义更注重揭示事物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系统性，而逻辑主义则更注重剖析事物的细微特征。不论历史主义方法还是逻辑主义方法，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分类。而任何分类都会对普遍联系的客观事物的关系进行割裂，而这种割裂自然地要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因此我们说历史主义方法和逻辑主义方法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是否揭示和维护客观事物的联系，而在于它们揭示和维护客观事物联系的性能。对于档案分类，很难说哪种分类方法更重要，但根据具体情况二者的应用效果确实存在区别。
档案管理可以归结为档案实体管理和档案内容管理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档案实体管理，就无从谈起档案内容的管理，因为档案内容承载于档案实体之上。档案实体消失了，档案内容将无从考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档案实体管理是维护档案“原始记录”属性的根本方法，档案实体管理要尽可能地保证档案实体及其关系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因此，历史主义方法对于档案实体分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档案工作领域的实体分类法，基本上遵循了历史主义方法论体系。其中的全宗原则、来源原则、历史时间原则等就是最直接的体现。这些原则使得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组织趋于简单化，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只要档案实体仍然出现，历史主义的方法体系就不会过时。
对于档案内容管理，逻辑主义的方法论体系明显具有优势。因为档案内容纷繁复杂，而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利用，如何高效地从复杂纷乱的海量档案内容中迅速提取出需要的片断，是对档案管理的挑战。特别是在信息膨胀、档案数量加速度增长的信息时代，档案内容的检索，成为档案管理领域最具挑战性的课题。逻辑主义方法从事物的抽象特征出发进行档案分类，分类体系本身就体现了档案内容间的关系，同时又赋予人们从多个角度把握档案的能力。逻辑主义方法可能肢解档案实体，但正是这种肢解，使得档案内容片断化和知识化，为档案的高效检索奠定了基础。我国档案领域的信息分类法，总体来说就是逻辑主义方法的具体应用。我国现行的《中国档案分类法》虽然更加倾向于逻辑主义方法，但也不乏历史主义方法的因素，比如其中的全宗原则、来源原则、历史时间原则等。当然基于科学分类法而构建的宏观架构，仍然体现了逻辑主义方法论的倾向。
档案实体分类法更能够维护档案的“原始记录”这一本质属性，而档案信息分类法则有利于提高档案内容的管理和利用效率。信息化的高速推进，无纸化办公的逐渐展开，使得档案实体的管理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档案信息化使得原来档案内容依附于档案实体的定式发生了变化，因为无纸化办公产生的档案本身就是数字形式的，这种数字形式的档案其载体变得更加不确定。我们已不能简单地通过对档案载体的考证来求证档案内容的“原始记录”属性。假设人类社会能够进入无纸化办公的时代，那么档案实体管理还是那么必要或重要吗？我们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无纸化办公时代，历史上形成的纸质档案实体本身将会成为历史见证物被千方百计地保存下去，而且其价值会像文物一样迅速提升。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预言在无纸化办公的时代，谁能更有效地保护纸质档案实体使其更晚消失，将是档案管理能力的体现。当然，在无纸化办公的时代，档案本身的内涵是会发生变异，这里不做更多的猜想。但无论如何，这是对档案管理工作的一个巨大挑战。
当前我们处于一个纸质档案和数字形式档案并行的“双套制”时代。档案实体和档案内容的管理同等重要。我们既要保证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不被破坏，同时又要努力争取更高的效率。因此很难用任何单一的方法得到两个方面的效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档案分类方法进行深入的剖析，总结各种方法的优劣特征，以便重构一种全新的档案分类思路。
信息环境中的档案组织和管理
不论是实体分类还是信息分类，档案必须进行保存和管理。档案的保存和管理必须要有一定的空间。档案实体需要进行排架，而数字形式的档案也需要在特定载体中开辟一定的存储空间。数字形式档案所占据的存储空间一般来说被称为物理空间，但是物理空间对于数字形式档案的管理来说意义不是很直接。对数字形式档案管理更具意义的是逻辑空间的概念。所谓逻辑空间是一种以信息技术表达的虚拟空间。逻辑空间中数字形式的档案与物理空间中档案实体具有相似的处理形式。因此，从空间认知角度，可以将档案实体和数字形式档案置于统一的空间维度场中进行讨论。
所谓维度，是指决定档案实体排架位置、决定数字形式档案在逻辑空间中存放位置的各种要素。例如档案实体的排架位置主要是由档案的形成年代、归档单位、载体形式、所属类别等要素决定的。从认知空间角度考虑，我们可以将这些要素视做分类空间中的维度，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档案分类维度场③。任何档案都将置身于此维度场中并占据一定的位置点，而其分类也将受各维度的辐射和影响。综合分析档案的排架、分类、检索和知识管理等行为，可以从认知空间角度分别抽象为：排架空间、分类空间、检索空间和知识空间，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我们知道，不管档案以什么样的方案为分类依据，最后总要进行排架，而排架就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逐次上架，这样形成的档案实体存放空间，实际上是一个一维的线性空间。尽管在上架前要对档案进行总体分类，但上架后的档案仍然是按照这种一维线性方式排列。不同的分类属性均被压入这个一维的线性空间中。为了补卷、插卷的方便，人们在不同的分类队列后预留一定的物理空间，这似乎实现了档案的多维分类，但档案的实际排放形式仍然保持一维线性特征。相对于排架空间，档案的分类空间是一个多维虚拟空间，它是以许多分类属性为维度构成的维度空间，每一个分类属性就是该空间的一个维度。分类操作后进行排架的过程就是将多维的分类空间映射到一维的排架空间的过程，许多属性维被压缩为一维排架空间中的线段，整个一维线性排架空间就是由这些线段串联形成。理论上说，线段也可以无限切分，表现在排架空间中即是线段的预留空间可以无限增长，我们可以通过移架、插架等方式来体现这种无限切分特性。排架空间对档案组织的局限性在于某一具体的档案只能归于惟一的类进行排架，而它在排架空间中也有且仅有一个特定的位置。这对于那些既可归入此类又可归入彼类的档案，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不同的人进行分类和排架，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排架结果，而这种结果为传统检索方式带来了沉重负担。多维分类空间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虚拟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中，某一档案的逻辑位置将由多个属性来决定。这一特征解决了某一具体档案既可归入此类又可归入彼类的困难。因为在多维虚拟分类空间中该档案既受此属性维所控制，同时又受彼属性维所控制。档案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可以通过属性间的多种联系而得到体现。比如在分类空间中存在保管期限和密级两个维度，某一档案按保管期限划分属于永久类，而按密级划分属秘密类。如果该档案按这两个属性进行排架，只能将其归入其中一类上架占位。而如果在分类空间中，它可同时投影在保管期限和密级两个维度上，分别拥有一定的坐标值，相当于在两个属性类别中都占据相应的位置。除了分类空间外，检索空间是根据人们对档案检索需求的特征而形成的虚拟维度场，其中每个维度代表了人们检索档案时的关键要素，比如形成时间、载体类别等等。检索空间的特点在于它的维度不确定性。这是由于检索需求反映的是人类的主观意识，不同人检索档案的关注点不同，就意味着其所构建起的检索空间维度要素组成也不同。但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能相对准确地表达人类真正的极具个性的检索意图。很明显，检索空间对于档案的分类和组织没有太多的帮助，因为它主要是从档案的利用目的出发构建的检索模型，而档案利用和档案组织的原则是不同的。更加贴近利用目的的是知识空间。知识空间是在档案信息分类基础上，根据档案内容的知识特征而构建的概念空间，它具有更高的抽象性。我们可以将档案内容在知识空间中进行知识化，并随机地合理重组，形成新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以档案内容知识点为核心组成要素，它对于档案信息知识化管理和决策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档案信息的知识化管理，也是档案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档案的实体分类和信息分类，按照信息环境中档案组织和管理的特征，用属性维度场观点统一起来。对档案实体仍然按照一维线性空间方式进行组织，而对于档案内容，则可在保证其与档案实体的有机联系前提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的特征和优势，实现与档案实体管理的分离。档案内容还可以进一步实施知识化处理，以实现知识化管理，为决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档案信息知识化管理是信息环境下档案编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将档案实体分类和信息分类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可以简单而切实地保证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手段的优势，提高了档案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即便档案实体随着信息化推进而发生了变异（不以纸张为载体），但我们仍然可以按照来源原则、时间原则等进行整理、归类和排架，以保证档案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正好体现了淡化整理，细化检索的原则。
参考文献：
1、丁振宇：《档案管理工作标准与档案分类法操作指南》，吉林音像出版社，2003年7月版。
2、张辑哲：《档案管理中的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档案工作》1992年第8期。
3、李海军等：《高校档案信息化之维度空间讨论》，《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1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