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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创始人、被人们誉为“当代毕异”的王选(1937～2006)，研制出了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技术革命，使中国报业和印刷业从此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迈入了“电与光”的新纪元。
王选：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背后的调皮
王选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康之家，是家中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父亲正直严谨，母亲宽厚能干，在这样一个和谐亲密、开明进步的家庭中，王家的孩子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后来都考上了名牌大学。王选和哥哥姐姐们一样，从小学起就进入了有名的上海南洋模范学校，并在那里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王选：表面上看，我是一个规矩的好孩子，从不说脏话，从来不打架，可以说是品格优良。所以在初中毕业的时候，有些老师深情地给我写了评语，说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是他们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里比较少见的。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背后很调皮。上课时我比较认真，有时候下半节课就开始做作业，我做完作业以后就想办法捣乱了，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配合着来。老师在教室里来回转，他就问老师问题，把老师给缠住，然后我就开始解老师的衣服扣子。那个时候老师冬天穿的都是外边一件罩衫里面一件棉袍，扣子都在右侧，是布扣子。我先把他外头罩衫的扣子全解掉，再把棉袍的扣子全解掉，这时就暴露到里头了。最难解的就是腋下的扣子，同伴要把老师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回答问题上，我好趁机解腋下的扣子。实际上我还是比较调皮的。
这种责任感，让我有很强的事业心
在北大数学系的学习给王选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大学三年级开始分专业时，王选选择了计算数学。当时，世界上第一台商业计算机在美国投入实际应用才不过6年。在中国，不但没有计算机，也没有像样的教材，只有人们心中对这门新兴技术的想象和憧憬。就是这样一幅远景图画，让王选看到了无限的发展空间，从而选定了自己的学习方向。令他兴奋的是，从1958年起，他就开始参与计算机的具体设计工作了。尽管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反右倾”运动和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而对于王选而言，这段时间是他工作最狂热的时期。
王选：只要能够在晚上12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那就是最最幸福的事了，那一定是睡眠最多的一天了。通常都是干一个通宵，早晨才睡觉。记得我在1960年里睡得最好的一个觉是在去内蒙古出差的火车上睡的。在硬座车厢里趴在那个小桌子上睡得昏天黑地，我觉得那是睡得最长的一次。当时累到什么地步呢——我到餐车去吃饭，菜送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饭桌上睡着了。再有就是比如干了一个通宵，早晨回到宿舍后，已经困得、累得没有力气脱衣服了，坐在床上就睡着了，等到口水流下来，醒了，再起来脱衣服。
睡觉中间经常被叫起，因为工作中会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过去解决。叫我的人都被告知：你去叫王选时，一定要看到他全部穿好衣服走了，这才算着叫醒，否则你一走，他马上又睡着了。因为长时间缺乏睡眠，最后累到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语言：脑子里随便想到什么东西，比如想到小时候的一个什么事，嘴里马上就会说出来。
那时候精力非常好。一般人晚上容易打瞌睡，我从来不瞌睡，干活的时候精力非常旺盛。我想这是一种责任感，算是我的一个优点吧——一旦接到任务后，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就是因为这种责任感的驱使，当时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真是有点儿疯狂了。
结果后来大病了一场。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当然，假如你过分疯狂的话，就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要做出成就，往往要有一点狂热的劲头，在科学探索中，更要有这么一种狂热的劲头。中国的年轻人普遍都很勤奋，但是美国有一部分年轻人是十分的勤奋，甚至是狂热。这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我有很强的事业心。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价值
1975年春，王选开始着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
当时国内已有五家单位开始了这方面的研制工作，但采用的都是模拟存储的方式，王选最终选定了处于最前沿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方向。而对于汉字的超大信息处理这个最大的难题，却正是他认定凭自己在软硬件两方面的研究积累与实践经验，是能够很好地解决的。随着研究的逐步展开，王选惊喜地预见到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正在发生。
王选：这个项目如果搞成了生产效率会有极大的提高。我看过以前的铅排，工人每天捡铅字走的路加起来有十几里，非常累，劳动强度很大。而熔铅工人最苦整个车间里充满了含铅的蒸汽，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太大，工人们每过几年就要去打一次铅毒，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职业病，而且这种方式效率极低。
现在一份报纸，有时出到100版，这在当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每逢有重要会议召开，印刷厂的工人就特别紧张，因为晚上等着新闻最后的发布，长篇的政府报告，或者是公告，二十几个人就在那儿呆着，等着准备捡铅字。等新华社稿发来以后，连夜加班捡铅字，捡到最后，这个报往往还是不能按时出来。现在轻松极了，新华社的稿，直接通过数码方式传过来，组版只需20分钟，一个人就可以把工作全部解决，所以效率提高了，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责任编辑／梅 香
王选：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背后的调皮
王选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康之家，是家中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父亲正直严谨，母亲宽厚能干，在这样一个和谐亲密、开明进步的家庭中，王家的孩子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后来都考上了名牌大学。王选和哥哥姐姐们一样，从小学起就进入了有名的上海南洋模范学校，并在那里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王选：表面上看，我是一个规矩的好孩子，从不说脏话，从来不打架，可以说是品格优良。所以在初中毕业的时候，有些老师深情地给我写了评语，说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是他们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里比较少见的。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背后很调皮。上课时我比较认真，有时候下半节课就开始做作业，我做完作业以后就想办法捣乱了，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配合着来。老师在教室里来回转，他就问老师问题，把老师给缠住，然后我就开始解老师的衣服扣子。那个时候老师冬天穿的都是外边一件罩衫里面一件棉袍，扣子都在右侧，是布扣子。我先把他外头罩衫的扣子全解掉，再把棉袍的扣子全解掉，这时就暴露到里头了。最难解的就是腋下的扣子，同伴要把老师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回答问题上，我好趁机解腋下的扣子。实际上我还是比较调皮的。
这种责任感，让我有很强的事业心
在北大数学系的学习给王选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大学三年级开始分专业时，王选选择了计算数学。当时，世界上第一台商业计算机在美国投入实际应用才不过6年。在中国，不但没有计算机，也没有像样的教材，只有人们心中对这门新兴技术的想象和憧憬。就是这样一幅远景图画，让王选看到了无限的发展空间，从而选定了自己的学习方向。令他兴奋的是，从1958年起，他就开始参与计算机的具体设计工作了。尽管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反右倾”运动和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而对于王选而言，这段时间是他工作最狂热的时期。
王选：只要能够在晚上12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那就是最最幸福的事了，那一定是睡眠最多的一天了。通常都是干一个通宵，早晨才睡觉。记得我在1960年里睡得最好的一个觉是在去内蒙古出差的火车上睡的。在硬座车厢里趴在那个小桌子上睡得昏天黑地，我觉得那是睡得最长的一次。当时累到什么地步呢——我到餐车去吃饭，菜送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饭桌上睡着了。再有就是比如干了一个通宵，早晨回到宿舍后，已经困得、累得没有力气脱衣服了，坐在床上就睡着了，等到口水流下来，醒了，再起来脱衣服。
睡觉中间经常被叫起，因为工作中会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过去解决。叫我的人都被告知：你去叫王选时，一定要看到他全部穿好衣服走了，这才算着叫醒，否则你一走，他马上又睡着了。因为长时间缺乏睡眠，最后累到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语言：脑子里随便想到什么东西，比如想到小时候的一个什么事，嘴里马上就会说出来。
那时候精力非常好。一般人晚上容易打瞌睡，我从来不瞌睡，干活的时候精力非常旺盛。我想这是一种责任感，算是我的一个优点吧——一旦接到任务后，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就是因为这种责任感的驱使，当时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真是有点儿疯狂了。
结果后来大病了一场。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当然，假如你过分疯狂的话，就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要做出成就，往往要有一点狂热的劲头，在科学探索中，更要有这么一种狂热的劲头。中国的年轻人普遍都很勤奋，但是美国有一部分年轻人是十分的勤奋，甚至是狂热。这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我有很强的事业心。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价值
1975年春，王选开始着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
当时国内已有五家单位开始了这方面的研制工作，但采用的都是模拟存储的方式，王选最终选定了处于最前沿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方向。而对于汉字的超大信息处理这个最大的难题，却正是他认定凭自己在软硬件两方面的研究积累与实践经验，是能够很好地解决的。随着研究的逐步展开，王选惊喜地预见到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正在发生。
王选：这个项目如果搞成了生产效率会有极大的提高。我看过以前的铅排，工人每天捡铅字走的路加起来有十几里，非常累，劳动强度很大。而熔铅工人最苦整个车间里充满了含铅的蒸汽，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太大，工人们每过几年就要去打一次铅毒，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职业病，而且这种方式效率极低。
现在一份报纸，有时出到100版，这在当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每逢有重要会议召开，印刷厂的工人就特别紧张，因为晚上等着新闻最后的发布，长篇的政府报告，或者是公告，二十几个人就在那儿呆着，等着准备捡铅字。等新华社稿发来以后，连夜加班捡铅字，捡到最后，这个报往往还是不能按时出来。现在轻松极了，新华社的稿，直接通过数码方式传过来，组版只需20分钟，一个人就可以把工作全部解决，所以效率提高了，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责任编辑／梅 香